3.商业和公共利益的博弈

怎么才能做好城市服务的智慧管理？

梁文谦说，服务能力封装、开放合作和公众参与是破题之道。

要求政府部门完全开放数据，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广州政务办现实的解决方案是把政务服务能力进行封装，然后再与社会力量、参与者结合。

政府服务能力封装好后，通过有效的授权管理，在统一的平台上形成开放的机制，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城市服务。

在智慧城市服务中，开放的平台和开放的信息都很重要。

梁文谦说：“你跟不跟大家一起玩，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体制改革就是换脑子，不要老想着这是权力。现在我的感觉都是工作，都是压力。”

政府数据共享是开放和合作的前提，单纯的数据共享没有价值。

从IT的角度，数据共享并不是把信息拷贝给对方或者放在一起这样简单，关键在于数据是活的。

怎样才能让数据变活，实现共享和业务的协同？

“设计一套业务关系逻辑，让所有的数据按业务流程去流转，在流转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共享起来了。”梁文谦举例说，当12345市长热线接到市民投诉某企业的电话时，有关企业的基本情况、诚信信息是分布在不同系统中的。

当群众对企业的投诉是有效投诉时，就需要把数据反馈给企业信用记录部门，在企业基本信息和信用信息之间存在业务逻辑关系，由此在12345热线平台、工商企业信息平台和企业信用平台之间实现了业务逻辑的有效连接。“有了业务逻辑后，每项数据都是活的，而且不会断，每天都会产生。”用这种方式来构架新兴服务平台的生态，产生信息的共享和业务的协同，也是广州政务办正在积极推动建设的社会治理和政务服务平台的目标。

但一个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城市信息服务运营主体是政府还是互联网公司？

公共服务与盈利性服务平衡以及信息安全的问题，背后是政务公共服务能力在信息化领域的创新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服务质量是否有保障的问题。

“我们都在思考，还没有具体的方案。”但以社区体系为例，通过与商业化运营共同建立可信任的社区体系，配合网上服务渠道的延伸，逐渐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向独立商业化运营转变，将能产生更大的价值，这种价值反过来又可以支撑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

梁文谦说，以政府为主体的智慧城市还不够，需要作为政府服务对象的公众和机构也能成为城市服务的提供者。

他举例说，现有的专车可以成为残联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如果城市管理者授权专车向弱势群体提供特殊或定向公共服务，当残疾人需要服务时呼叫特殊车辆，专车即成为面向残疾人出行服务的配套提供者，“把我们的服务跟参与者结合起来，参与者获得稳定的客源。”

数据是流动的，把不同的政务服务系统通过业务逻辑设计连接起来将是未来城市服务发展的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