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沟通的异化

从权力向前追溯，进入沟通领域，可以看到权与民分离并非是天然，在那里本是一体。早期人类的小规模氏族，首领出自氏族成员推举。可以相互充分沟通的氏族成员看得到权力实施的细节，随时发现不公。首领须得到多数成员认可，决策和分配要被群体接受，所作所为要征询成员同意……也即在权力沟通成员时，成员也能沟通权力，权力只是作为沟通工具履行功能。

随社会规模扩大出现间接沟通结构，氏族联合为胞族，推举负责调节氏族纠纷和主持共同活动的胞族长；胞族联合成部落，由氏族首领和胞族长推选部落头人，氏族首领和胞族长共同议事；形成的部落联盟则是由部落头人选举产生军事首领或酋长，并设议事会——人类学家描述的这种早期图景，和本文将谈的“递进自组织”颇为类似。

直到这种间接沟通结构成为日常状态，沟通枢纽便成为固定角色。当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命运越来越取决于对外战争时，有军事天赋和功绩的首领就很难再被选举罢免，日益成为被崇拜的卡里斯马（Charisma） ——“魅力型权威”。在普通部落成员不能参加联盟会议的情况下，当首领告诉他们需要打仗或者需要交易时，他们无从参与意见。在部落命运越来越取决对外关系时，能替代去世老首领的，除了常年陪同其参与对外活动的首领之子，谁还有足够经验和人脉足以担起部落命运呢？于是有特权且世袭的阶层就这样脱颖而出。

当间接沟通结构上的枢纽不仅成为固定职位且被固定的人把持时，沟通结构就开始与民众分离。那些把持沟通枢纽的人会有意把间接沟通的层次和不断细化的专业分支当作藏身壁垒，制造复杂，不让民众搞懂，以切断民众对自身的沟通，不受民众制约，其上位不再通过民众，权力则用于为个人和家族谋利。

当沟通随着规模扩大和层次增加越来越复杂时，民众日益失去把握能力。不再像氏族分配猎物那般一目了然。当社会分配沿着无数环节的链条千回万转地通向金融系统、银行机构、法律体系、国际贸易、市场起落……不知哪个环节的哪个官吏躲在天书般的法典或成吨账本后面舞弊，有谁看得见，又有谁能查明？门路繁复，文牍浩瀚，叠床架屋的机构、互相虚与推诿、办一事盖上百个章的官僚程序……纵向隔层与横向机构的交错使复杂又加复杂，圈外人只能望洋兴叹。

在沟通结构与民一体时，沟通是为满足民众需要；当沟通结构与民分离后，沟通变为满足权力的需要。原本是社会工具的沟通结构成了社会主宰。沟通结构与民众的分离，根本标志就是民众失去对沟通结构进行沟通的可能，只剩权力对民众的单向沟通，即自上而下的统治。

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权力，除了政治权力，还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力。那些权力分散于不同的企业、媒体、社团。本文对权力的讨论虽然对其也适用，但不是本文重点所在。本文主要讨论覆盖整个社会的沟通结构——国家权力。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将国家从上帝那里还原为人造的权力组织，到霍布斯、洛克（ John Locke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形成契约之说，近代政治解释国家起源的主流观念一直是契约论。但除了少数国家的立宪汲取了契约论因素，历史上的国家起源如果真有契约，也是权力之间的契约，而非民众之间的契约。国家的产生与其说是为公，不如说出自当权者的私营和共谋；不是为了防止恶，而正是恶的产物；不是服务民众，而是控制民众；不是为维护和平，更是为战争和征服。

从沟通角度解释国家性质可以包容其他理论，因为不管国家以何种方式产生和运作——即使是以契约，也离不开沟通。国家产生的过程是权力与民众分离的过程，是形成权组织和被组织的过程，当民众只能被组织，而组织民众的权组织覆盖在相对固定的领土上，即成为国家，该权组织即是政府。

政府是最大的权组织，在登峰造极的专制国家，政府统治一切。即使是自由国家，其他权组织也无法与政府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