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强力更新

专制权力属于当权者私有，权力意志是否自我调整依赖当权者的明智。如果其昏聩或被佞臣包围，甚至可能感受不到社会意志的压力存在，或是宁愿镇压也不让步，那时不断积累的压力就可能逐步演化成强力，以更新权力的方式使社会意志得到体现。

首先社会意志的反扭力会促使人们寻找并发展权力之外的沟通。产生体现社会不满和要求变革的思想，为社会意志树立目标。那种思想通过权力结构外的其他沟通结构传播，如沙龙、读书社、传法布道、地下出版等，也可利用手机、互联网、卫星电视……人们对那些思想产生兴趣，甚至不畏镇压形成体制外的传播网络，正是因为反扭力，才会有这样做的热情与动力。

社会意志的目标是由思想者提出，为什么说思想者只是体现社会意志，而非塑造社会意志呢？这是因为能提出思想的人有成百上千，但是哪些思想会成为社会意志的目标取决于社会意志的选择。社会意志的“判断”部分对此起决定的作用，不被这种“判断”接受的思想也不会对现实发生影响。即使那些看似引导了社会意志的思想，也要先被社会意志的判断所接受。

将思想变成行动离不开组织。尤其对权力进行更新，需要建立新的沟通结构替代原有权力的沟通结构。一般而言，权力垄断武器和资源，占尽优势。民众不希望承担风险，更愿意以压力方式表达不满。只要权力意志能及时自我矫正，舒缓社会意志的扭曲，以强力更新权力便不会获得民众支持。但若权力意志坚持对社会意志的扭曲，社会意志的反扭力会成为产生新沟通结构（革命党、起义军、权力分裂另立山头）的土壤。说到底，强力是通过组织起来的人实现，反叛者组织起来就有了强力，开始弱小，但是只要与社会意志相吻合，民众支持或参与造反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使其发展壮大。在山头林立的地下组织或揭竿而起的队伍中，最终哪个能脱颖而出，浮在上面的看似种种偶然的或个人的因素，究其深处也有社会意志的选择。社会意志以提供追随者的方式发挥作用。追随者增加意味着新的沟通结构——也是新的权力结构的不断壮大。旧权力则处处受反扭力的抵触，日趋没落，众叛亲离。最终得民心者得天下，至少是失民心者失天下——即使足以颠覆政权的力量无法形成，政权也可能在受到外敌入侵或巨大天灾时，因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覆灭。

冷兵器时代的武力差距有限，政权控制下有诸多盲区可以让新沟通结构生长。然而现代极权国家政权的力量有压倒性优势，可以彻底封杀体制外的组织空间。民众唯一的优势是人多，但沟通被严密限制，人多只是散沙。这时表面看似稳定，社会意志的反扭力若始终得不到舒缓，往往会在突然之间被意料不到的事引爆。偶然事件、谣言传闻、天灾人祸、甚至迷信征兆（彗星、日食）或政治人物去世，都可能成为总攻信号，瞬时掀起社会动乱。简单口号在最短时间成为沟通社会意志的目标，同时以 “墙倒众人推”的数量方式实现社会意志的行动决定，原本分散的群体反抗一旦集中于一个时间点，形成不服从的连锁扩大，一呼百应，百呼万应，权力原本靠集中兵力分头镇压的优势就会变成首尾难顾，杯水车薪，往往措手不及便陷入瘫痪乃至崩溃。

尤其在有了新的沟通科技后，民众可以用这种集中反抗的方式直接推翻政权。类似的突变发生在伊朗、菲律宾、罗马尼亚、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乌克兰。当政权的强力组织不再听从指挥，甚至可能掉转枪口，原本的当权者就只好投降或逃亡，让位给新的当权者。在民主意识普及和传播技术发达的今天，这种大规模不服从的“颜色革命”已经成为更新政权的主要形式。

社会意志在权力更新中拥戴与自身吻合的新沟通结构及当权者，追随其树立的目标，按其决定行动，使得新沟通结构取代旧政权，再由新政权实施吻合社会意志的目标和决定。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单纯。只要社会仍是权民分离的二元结构，就不会存在与社会意志完全一致的权力意志。新政权是新的权组织，新的当权者也是为了自身权力和利益。但是其既然打着为民旗号上台，在掌权初始总是要有所兑现，哪怕打了折扣，也会使社会意志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