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囚徒困境

卢梭设想，当权力背离人民时，“由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会，终止一切现有的行政权，让权力回到人民手中”。然而什么地方可以装得下一个国家的人民集会？而“权力回到人民手中”的人民之手又是什么？如果开会都难，何谈推翻政权？当年美国宪法给民众持枪权也许是出于让人民有能力推翻政权，但是民众的枪与今日国家的武器已完全无法匹敌，何况多数国家禁止民众持枪，甚至在某些国家买菜刀都要求实名。

从契约论的角度，人民推翻不履行契约的政府应是契约组成部分。其实无需用武器，只要人民共同拒绝服从，政权立刻就会垮台。问题在于人民如何做到共同不服从？那不是靠登高一呼或小道谣传可以做到，需要有能够覆盖全体人民的沟通结构，才能让人民协同行动。而政权恰是唯一能覆盖全体人民的沟通结构，它怎么会去协同人民推翻自己？人民推翻政权的权利因此只是契约论的一种道义表达。

有人认为今日的互联网提供了沟通民众的手段。的确，互联网的沟通能力前所未有。专制政权搭建防火长城就是惧怕其沟通民众。但即使能突破封锁，实现了民众的沟通，哪怕人人认为政权该被推翻，也明白同时拒绝服从政权立刻会垮，多数人还是会旁观，希望由他人推翻政权，自己搭便车。

所谓的纳什均衡，是指博弈局中的每个当事人选用的策略都能保证自身状况不会因其他当事人改变策略变得更坏。典型案例是所谓的“囚徒困境”——两个罪犯都不供认犯罪便只能被轻判。但二人被隔离审问，警方允诺一个供认而另一个不供认时，供认者释放，不供认者重判。二人在无法沟通的状况下都会担心对方供认使自己遭重判；若对方不供认，自己供认了则会被释放；即使对方也供认，自己供认至少免被重判。于是二人都会选择供认，结果共同得到次重判决。比起二人都不供认的轻判，次重判决显然不利，却是个人理性的精心选择后形成的集体非理性。这种纳什均衡的结果是共同受损。

合作的前提在于沟通，能打破囚徒困境的沟通须非常充分。两个囚犯哪怕刚刚定完攻守同盟，一旦被隔离两处，也会重复上述选择，因为他们谁也没有把握对方不会一转身就叛变。这要求沟通须达到两人能互相盯着对方同时进行表达的紧密程度，才可放心地都不供认，实现共同得益的集体理性。由此看到沟通充分与否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推翻政权成功，搭便车者一样享受成果，却不必付出代价；推翻政权失败，搭便车者则能避免惩罚。因此无论其他人怎么做，搭便车者的状况都不会更差，是在不能充分沟通状态下的最优策略。当这种状况不断趋向纳什均衡，搭便车的人越多，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越小，参与者支付的成本越高，失败受到的惩罚越重，最终会使所有人都放弃参与，推翻政权的人民起义就不会发生。

现实中搭便车的现象比比皆是，是对各种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如维权、环保、卫生等）的主要瓦解因素。规模有限的熟人圈子之所以容易发动并坚持群体抗争，原因就在于沟通充分，搭便车会被发现和受到谴责，积极参与者则会得到赞扬与奖励，搭便车从而不再是最优策略。

期望通过重复博弈改变搭便车的状况，前提需要参与者的行为能被他人了解和记住，以在下轮博弈做出回应，从而形成约束和激励。但群体规模过大则同样会失效。生活中可看到村内小店要讲信用，否则会在重复博弈中受到村民杯葛。但是旅游景点的商家对众多游客每人宰一次就够，不在乎回头客，就形不成重复博弈。

比搭便车更具破坏性的是“违约优势”。在普遍遵守契约的环境中，不守契约者往往会在竞争中占上风，其得到的好处正是守约者所失。无法充分沟通的群体不能有效约束违约者，竞争便会促使违约者不断增加，最终导致契约解体。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立足的原理——个人追求一己利益会自然促进社会利益，被这种纳什均衡颠覆。

霍布斯推崇利维坦，也是需要一个能沟通整个社会的强大政府，看管所有人不得违约，避免出现囚徒困境。这就进入一个怪圈——被赋予推翻违背契约政府之权利的人民，需要政府的看管才能遵守社会契约，也就排除了契约论给予人民推翻政府的权力。而政府不但不像霍布斯期待的那样单纯和中立，反会有意利用其对沟通的控制，充当囚徒困境中的警察，切断人民的沟通，制造猜忌，诱导背叛，让人民只能按照权力的沟通行事。

造成囚徒困境的关键是沟通。切断囚徒沟通的是警察，而切断人民沟通的，站在前面的是政权，站在后面的是规模。规模造成的无法沟通相当于天然隔离了人民的警察，使人民成为规模的囚徒。解决囚徒困境首先要解决大规模沟通的问题，其次才是解决政权的问题，因为政权切断人民沟通归根结底也是利用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