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无法超越的陷阱

在代议制中，权力除了对数量求和操纵和利用，也需要对来自数量和的压力让步。代议制社会处处可以看到权力迎合数量多数造成的短视政治、空头支票、过度福利等；在权力操纵、煽动、许诺下形成的数量和，反过来又会以压力挟持权力。

虽然代议制已经发展出多种政治方法缓冲民粹主义的压力，但既然由选票数量决定输赢，归根结柢还是得给数量和让路。本来可以不必苛求代议制，至少相比眼下其他制度它是最不坏的。然而从展望未来的角度，有两种终将危及人类命运的数量和——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代议制不但无法克服，且正是其机制所助长。代议制因此不能成为终点。

消费主义

人的基本性质若是用消费满足，更好之上总有更好，有限的资源却不能支持无限的欲望，生态环境也不可无限透支。从这种逻辑看，消费主义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毁灭人类自身。

以往少数富人再奢侈，社会消费总量是有限的。民主化给了普通民众平等权利，一方面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生产力，一方面让多数人得以加入不断提高消费的行列。社会消费总量因此加速扩大，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随之剧增。

全球性的消费潮似乎反映人类贪图享受不考虑整体，更不顾及子孙后代。但那是数量求和的结果。前面说过，社会意志的“判断”在数量求和结构中可以自发体现（因为满意与否可简化为数量），然而“判断”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的现实，不具备预见未来的能力。当消费主义的危害尚未爆发为全面危机时，社会意志的“判断”主要还是感受消费的好处。当危害开始大于好处，每人都可以从吸进的污浊空气、漫天风沙、缺水、瘟疫中得到比较，“判断”也能精确地感知转折。问题在于，即使人们愿意在那时立刻停止无度消费，即使能把人们的转变马上付诸实行，也已为时太晚。二元结构的滞后仍将使恶果坠落。

预见未来不应由社会意志的“判断”承担，而是由社会意志的“目标”和“决定”把握。在没有向量求和的结构时，社会意志的“目标”和“决定”只能靠权力意志的“吻合”才能体现。代议制是由热衷当下消费的大众以数量求和选举当权者，因此注定了权力意志不能忤逆社会意志的“判断”。对社会意志“判断”的迎合便成为对社会意志“目标”与“决定”的违背。

对于消灭贫困，代议制功不可没。但温饱不会让人满足，消费提升和欲望膨胀相互刺激，不断攀升。只要缺乏节制，消费一定变成贪婪。在经济至上的社会，以物为核心的文化使多数人把“更好的生活”与消费等同。地球生态对个人远在天边，挣钱发财、买房置地、享乐生活却是立竿见影，因此必定成为数量求和的主体。由热衷消费的大众直接选举当权者，迎合消费主义的政客一定比提倡节制的智者得票多，从而促使权力意志在数量和压力下对消费主义亦步亦趋。

从这一点看，可以说代议制是一种纵容物欲的制度。

民族主义

作为当今另一个世界难题，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有连带关系。当资源不能满足时，往往以族群为阵营相互争夺。表面上的民族矛盾或国家冲突，追根溯源往往与资源（土地、水源、矿产等）争夺有关，且比其他因素更难化解。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即使是成熟的代议制国家，民族、种族、族群问题也麻烦不断。向代议制转型的社会更可能发生民族仇杀、国土分裂的悲剧；国家之间则经常处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紧张对立。

专制统治一般对外搞民族主义，打压国内的民族主义。代议制却给国内的民族冲突和分裂开放了空间。尤其在转型之时，民主与族群开始交织，专制时期制造积累的民族仇恨被代议制开放的政党政治、竞争型选举和言论自由释放出来，可能会导致民族主义的爆发。打开专制黑箱呈现真相不见得带来和解，而是进一步激发仇恨。力图赢得多数选票的政客和政党少不了以民族划分阵营，把民族矛盾当作吸引选民的炒作主题；相互竞争的意见领袖和媒体也会用煽动民族情感的方式争夺公众。

民族主义表面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其实在普通百姓的个人意志中，民族问题只是其中的个别意志，占的比例并不大，主权归属则离得更远。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自身和家庭幸福平安，对此进行向量求和，本不会为了统独之争开战或仇杀。完整的个人意志中包含着针对不同问题的诸多取向，对单一问题的回答只是其中一个取向。如赞成民族独立的取向在总体意志中可能被不愿战乱的取向抵消。而数量求和只能针对单一问题，精英对民意的主导和操纵就在这里——只问是否赞成民族独立，不问是否愿意承受战乱，回避或隐藏追求独立必须要付的代价。那时，民众赞成独立的表态即使发自内心甚表现至狂热，也是对其个别意志的抽取和迭加，等于是被操纵。

民族精英除了对民族有宏观关怀，也有个人和集团对权力的追求— —主体民族的精英反对少数民族独立或自治是不愿放弃权力；少数民族精英要求独立是希望把权力拿到手中。民族精英往往会利用数量求和的取舍，把民众向“是”、“否”两端驱赶，而将中间领域的多元与建设因素弃而不谈，由此形成的“民族意志”更多的只是精英意志。

民族主义一旦被精英煽动起来，又会反过来绑架精英。尤其在代议制转型初期，制衡机制尚未形成，每个政治运转的环节几乎都取决于数量求和，或受制于数量求和的压力。当民众以数量形式存在时，如同雅典城邦的广场，喝彩或起哄成了决定因素。那是善于表演的政客如鱼得水的舞台。民众爱看英雄，喜听豪言，为煽情欢呼，把理性嘘下台。这种“广场效应”只能鞭策各方政治势力向极端赛跑，以免因落后而失去数量多数，结果会刺激民族矛盾不断升级，直至流血冲突甚至种族清洗（有的种族清洗正是为了在代议制表决中保证本族的数量多数）。在代议制转型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中，民族冲突首当其冲。忽略民族主义风险的转型会付出沉重代价。

对内奉行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代议制国家，却可能在代议制的数量求和驱使下奉行对外霸权。“民主和平论”用统计数据宣称民主国家无战争，但是以往是民主阵营面对专制阵营，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超越民族主义。当专制阵营解体，实行代议制的各国之间陷入愈演愈烈的资源争夺时，“民主和平论”是否还能持续值得存疑。

为何不同族群的个体以个人身份交往可以和平、友好，以族群身份面对却陷入隔阂与憎恨。导致变化的原因就在是向量还是数量的分别。面对具体个人，对方是完整向量，面对族群，对方是单一数量。对方作为向量，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对方作为数量，是与自己不一样的民族。向量之间可以折中求和，数量之间只能是非加即减。代议制的数量求和结构决定了代议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反是制造民族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