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序^[1]

关野贞（1867—1935）是与伊东忠太齐名的建筑史学者。他在涉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驱，一生来华十余次。将伊东忠太与关野贞两人的建筑调查与研究对照着看，更富有意义。伊东重视建筑史，尤其是建筑美术与工艺的研究，擅长建筑史宏观建构。而关野则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做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可以说，两者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综合来看，则可得到较为客观全面的中国建筑的印象。

关野贞初次来华调查是1906年，此前他主要从事日本及朝鲜的古建筑、古寺社调查或修复工作。关野与东京大学同事塚本靖以及帝室博物馆平子铎岭三人于1906年9月至翌年初，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从而探明了中日韩三国在建筑及艺术上的部分渊源关系。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的课题。

为弥补初次来华未能于山东境内考察之遗憾，1907年秋，关野贞又专程奔赴齐鲁大地，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还从嘉祥县和济南府各获得一方汉代画像石，千里迢迢运回日本，成为当时东京大学的珍贵藏品^[2]。此次考察后，发表《中国的陵墓》（1908）、《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1916）、《山东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论文，为其探讨中国雕刻艺术和陵墓及碑碣变迁夯实了基础。

1913年对中朝边境考察之后，1918年初，关野贞又受文部省派遣，对中国、印度及欧美古建筑及其保存情况进行调查。这次他经朝鲜陆路进入我国东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开封、巩县、洛阳、郑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后不久，又南下历访济南、青州、青岛等地，从青岛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苏等地考察。此次在华考察长达7个月，大有收获，其中最得意的当属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为众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弃当天离开的原定计划，在天龙山上住了一宿，翌日又接着攀登浏览，并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摄，事后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国华》，1921）。他的这一所谓“发现”与伊东忠太十余年前找到云冈石窟一样，在学界亦引起不小轰动。也许正缘于此，日本至今仍流行着伊东忠太发现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说。其实，这些石窟遗迹并非什么隐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献多有记载，且当地也并非无人知晓，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国人曾经踏访过，^[3]根本不存在发现之说。伊东、关野等人的这类探察活动，之所以被盛传或渲染，与近代日本日趋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从规模来看，天龙山石窟虽远不及敦煌、云冈和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几乎涵盖了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各时代的经典之作，故备受学界关注。继关野贞之后，又有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田中俊逸、常盘大定等学者，以及美术商山中定次郎等先后来此考察或拍摄。这一艺术宝库本应得到珍惜或妥善保护，然而，自关野贞“发现”之后，仅七八年时间，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与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行为有直接关系。

关野贞多次来华调查，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于各地拍摄并制作了大量图片、拓本等，为此后的研究与著述奠定了基础。他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6册，附评解，1925—1931）以及遗稿《中国碑碣形式之变迁》（1935）等，即实地考察成果之体现。尤其是前者六卷本图集可谓中国佛教建筑与佛教美术调查研究之集大成者，至今仍为学界所推崇。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东亚考古学会（1927）和东方文化学院（1929）等涉华重要调查机构的设立，^[4]日本学界的对华考察步入频繁化、规模化、综合化阶段。从1930年开始，关野贞又先后六七次来华从事古迹调查或保存工作，地区多集中于东北以及热河，调查对象主要是辽金时期的建筑、陵墓以及热河古迹等。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国策需要，日本方面主动协助伪满政府保护热河遗迹。关野贞、竹岛卓一等受日方委托，对热河进行了多次详细考察，后结晶为五卷本《热河》，除其中一卷为解说之外，其余四巨册均是相关图集，收录图版300余张，600余幅。^[5]这是日本人最早对热河进行的全面系统的考察，其图版资料等为日后热河遗迹的修复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在对东北、华北等地的辽金时期建筑进行多次考察之后，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又编辑出版了《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6]直到去世前一个月的1935年6月，关野贞还曾来华调查辽金建筑。

关野贞在先后十余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并编辑了大量有影响力的论著和图录资料集。图集除上述几种之外，还有与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12辑，各辑均附解说，1939—1941）。遗憾的是，这套大型系列图集尚未完成，关野不幸病逝，编辑出版工作只好由常盘大定继续下去。

关野贞生前有关中国的论考等，后汇编为《中国的建筑与艺术》（1938），由岩波书店出版。可以说，这部书是其在中国古建筑与美术研究方面所获成果之集大成者，与伊东忠太所著《中国建筑装饰》一起，一直被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领域的杰作。^[7]

本卷主编　张明杰

初稿于2015年夏秋之交

小改于2017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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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丛书的整体总序，请参考张明杰《越境的学术——中国艺文图志总序》（北京大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三、十四合辑　2016年12月）

[2] 参见关野贞撰、姚振华译《后汉画像石说》、《考古学零简》（东方文库第七十一种，东方杂志社编，1923年12月），第55～56页。

[3] 如早在1910年，美国人C．弗利尔就曾到过天龙山，并对石窟做过考察。参见Harry Vanderstappen and Marylin Rhie，The sculpture of T'ien Lung Shan：Reconstruction and Dating，ARTIBUS ASIAE，Vol．XXVⅡ，1965．

[4] 东方文化学院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对华调查研究机构，属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之一部分，分别于东京和京都设有研究所。其评议员、研究员等主要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全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或骨干，如池内宏、市村瓒次郎、伊东忠太、关野贞、白鸟库吉、宇野哲人、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鸟居龙藏、泷精一、服部宇之吉、原田淑人、羽田亨、滨田耕作、小川琢治、梅原末治、矢野仁一、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塚本善隆、江上波夫、竹岛卓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日比野丈夫，等等，其中也包括东亚考古学会成员。若列举受该组织派遣或委托赴华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仅其名单，一两页恐亦难以列尽。他们的涉华考察及其文献资料为数众多，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仅东亚考古学会以“东亚考古学丛刊”形式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就有甲种6巨册（如《貔子窝》《南山里》《营城子》《赤峰红山后》等）、乙种8册（如《上都》《内蒙古、长城地带》等）。东方文化学院东京和京都两研究所，后分别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之名存续下来。

[5] 关野贞、竹岛卓一编《热河》（图版4册，座右宝刊行会，1934年。解说1册，1937年）。

[6] 关野贞、竹岛卓一编《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图集上下两册，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4—1935年）。文字篇在关野去世后，由竹岛负责完成，于1944年出版。

[7] 关于伊东忠太和关野贞等人的中国建筑调查和研究，中日两国均有不少论著。其中，我国学者徐苏斌教授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其《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尤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