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译稿提交后，我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打开书中他的照片，静静地望着他温厚端正的相貌：合体而精致的西装，一如他严谨、内敛的性格，神情中流露出几丝清苦和寂寥。俗人若我，难免会如此慨叹：上天给了他那么丰饶的才情，怎么就不肯稍微多给他一点儿时间呢？

木下杢太郎，原名太田正雄，1885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伊东市的一个米商家庭，曾用笔名有堀花村、地下一尺生、葱南等，他是一位跨越科学与文学艺术领域的多元化奇才：皮肤科医生、医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教授、日本近代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美术评论家、天主教史研究家，等等。皮肤科里的“太田母斑”这一疾病名称，就是1938年时任东京大学医学系教授的杢太郎首先将“眼上颚部青色母斑”确定为一种独立疾患而以他的姓氏命名（太田正雄）的。作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和魂洋才”的典型代表，杢太郎既怀有诗人的真挚情感与浪漫精神，又具有医生的清醒理性和人道主义情怀，不仅为创建日本的“中国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在中西文化格局之下构建出融汇东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日本文化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杢太郎曾于1921年到1924年在法国留学过三年，在进行医学研究的同时，掌握了法语，并且搜集了大量西方文化（日本时称“南蛮文化”）文献和天主教（日本时称“切支丹”）文献，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客观体验。而对一水相隔的中国，木下杢太郎的渊源其实更深。早在1916年，他就作为南满洲医学堂教授兼奉天医院皮肤科部长被派往奉天（如今的沈阳）工作，在那里工作了四年，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熟悉和理解也因此加深。辞去奉天的工作后，他便开始游历北京、青岛、济南、徐州、开发、洛阳、郑州等地，并一路撰文发往日本国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佛教美术。经过北京之行，他的故国观念产生了变化，自此开始把“从中国以及中亚到印度一带的亚洲地区视为自己精神上的故国”。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工作和游历期间，他对当时日本的寺内正毅内阁一步一步走向侵略的危险预兆也感到忧虑：他看到并承认寺内内阁“侵犯他国主权的殖民”行径这一重大事实。这一点，他曾在1916年给好友、著名伦理学者和辻哲郎的信函中写过，字字句句，黑白分明。

1920年9月，木下杢太郎与画家、随笔作家木村庄八（1893—1958）远赴大同研究云冈石窟的石刻佛像。在大同的十几天里，他们每日写生、复制拓本以及平面图，并详细记录了每天的工作情况。1922年，二人把大同之行的文字记录整理出来后配上摄影师山本明拍摄的三十幅石佛寺照片由日本中央美术社出版后，在日本美术界以及佛教研究等领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令更多的日本读者第一次知晓云冈石窟这座佛教艺术宝库的璀璨与神奇。1938年，木下杢太郎对初版文稿加以修订，同时补充了当时能收集到的关于云冈石窟研究的绝大部分资料，由座右宝刊行会再版发行。杢太郎在本书《初版序言》和《再版序言》中对此皆有详实记述，不复赘言。

本书是按1938年的再版版本翻译的，也是《大同石佛寺》⁽¹⁾的第一本中文版全译本。

《大同石佛寺》再版发行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无论是大同还是杢太郎所长眠的东京都发生了沧桑变化。而《大同石佛寺》在绝版之后依然有众多的普通读者和研究者在反复阅读。著名评论家、医学博士加藤周一曾指出：“木下杢太郎的杰作，当属《大同石佛寺》和《皮肤科学讲义》，并非那些带有古色陈风却反而投一部分喜好风雅奇趣者所好的诗句之类。”

《大同石佛寺》的杰出，在于它宝贵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其中的图谱以及照片在云冈石窟历经近百年风霜后的今天来看，尤其珍贵；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不免慨叹。

除了上述价值之外，作为读者和译者，我尤其珍视《云冈日录》这一部分，不仅因为其恬淡雅致的文笔，更因为那一页页细腻的描述让我管窥到了当年大同城乡的景致和当时普通百姓从容的日常生活与张张笑颜。忍不住，摘出了几段：

在北京时，许多人都打保票说山西省的乡下治安方面一点儿也不危险（指土匪之类），所以我们也没有怎么戒备。……眼前便展现出了一座虽有几分土气却令人心情舒适的、纷繁错杂的大城市。街上行人看起来个个面目和善，用来当作挽马桩的石狮子也和北京的不同，别具一番雅韵。

清晨的大同真是景致美妙，我们下榻于第一处旅店的心情也很愉悦。

对面的丘陵顶部，尚有模糊的绿色隐约可见。收获高粱颗粒的人们，几乎在田野上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实在是一个和平而宁静的地方。这里啊。我想，仅仅是为了品味抒情诗一般的风景这一单纯的目的也值得来这里走一趟啊。

景色如此，更有那些生动的人：

我们从大同的旅店带上了一个小厮和一名伙夫出发了。小厮名叫白玉堂，伙夫名叫方喜。小白今年二十五六岁，干净利索而且聪明机灵，所以，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

夜晚，旧历八月初八的月亮洒下了皎洁的清光，我们与小白和寺僧相伴，沿着静寂的山道散步，在走到丘陵南边尽头时，小白放开嗓子起头儿唱起了不知是什么戏曲中的某个唱段。虽然是一段适合配上“叮叮咣咣”这样的唱词的曲子，但是那唱腔却无限悲愁。也许，今后每当唱起这首歌，我们就会忆起今夜的情景吧。

我们和村民们渐渐熟悉亲密起来，尤其对村里那些体格健美的青年和眉目可爱的小女孩产生了怜爱之心……

不能忘记，行笔至此时，我甚至暗自祈望着三晋大地上这两位勤快、喜兴的年轻人“白玉堂”和“方喜”的后人们能看到这篇文字——哪怕就是这几段也好啊。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在那个他们全家族几代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居然有一个外国人清晰地记下了他们的祖父抑或是曾祖父年轻时代在东华客栈做工时曾有过那么欢快的时日。这些记述虽非浓墨重彩，却自然写实，所以，弥足珍贵。

日本人资料意识强、长于搜集信息、全民性地日常性习惯做记录，普通百姓大多如此，而奇才杢太郎在与石窟佛像相关的所观所感之外的日常细节中都这样详实细致地做了描述，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时代里，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的记录与描述，同样具有宝贵的人文史料价值。这一部分，让我们看到的，是作为一名学者的杢太郎的温和目光——他的描述，即使会有些许认知性误解，但看不到歧视或者同时代各色访华日本人中有意无意的居高临下。非但如此，他还一次次地讲到了有幸一睹云冈石佛是他最大的“幸福”：

我们渐渐习惯了在此地的生活。舍弃了诸如每日沐浴、每晚更衣这一类生活习惯，并且觉得这些生活习惯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膳食总是令人心满意足，特别是在这片景色宜人、民风淳良的乡间，没有丝毫的危险。除了焦虑于每日的作业进展以外，我们忘却了俗世间的诸般欲望，恬然地过着每一天。我想，在我的一生中，这或许是最美好、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

不是悲哀，亦非欢喜，只是泪流难止一般的、无边无底的宗教式虔诚的情感一齐涌上我们的心头，并且，被深深地包围在“永远”这种情境里。

在一生的岁月里，能够看到这样的艺术作品，说它不是幸福又是什么呢！

杢太郎尽管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提到了他的“幸福”，但不能忽视的是，他和木村由于衣裳单薄、“被褥短缺，所以，睡眠常常会受到影响，早晨偶尔会感到关节疼”，但二人依旧日出而作日落方息，乐此不疲。杢太郎乃至众多日本人身上吃苦耐劳、认真严谨的坚韧，常让人对这个民族做出更多的联想和思考。同样是给和辻哲郎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W君啊，我们俩每天都在竭尽全力地刻苦学习着，这是一种那些正在承受着考试蹂躏的学生们所体会不到的、毫无倦意的学习啊。我们总是这样想——许久以后，回想起这段日子的经历，我们一定会说，那真是一段实实在在的体会到生而为人的生存价值的一段时光啊。

译罢此作，似乎向杢太郎走近了一小步，他的诗句他的《百花谱》，在引着我进一步迈向他的世界。

2010年4月，对译稿做了第一次修改之后，我又一次来到了位于静冈县伊东市的木下杢太郎纪念馆。参观后，我踱到马路对面，望着这座他出生和长大的木结构房屋，久久没有移动脚步。

耳畔、身旁，是时远时近的海浪声，还有淡淡的樱花雨。

倏忽间，六易春秋，《大同石佛寺》随整套丛书终于问世了。深深地感谢主编张明杰老师！首先感谢张老师的信任和勇气，肯把这部杰出的作品交给学养薄浅的我来翻译；更感谢张老师多年来为这套丛书奔波于东京—北京之间所付出的种种辛劳。

初次见到张老师，是在2003年的早春，东京湾畔的一所大学里。彼时我是一介新任教师，懵懂无知。所以，与张老师虽名为“同事”，但我却一直视他为老师而深深敬重。依稀记得初次见面时，在场的还有其后也常一起聚餐的C老师、H老师、W老师、Y老师等几位同样温厚同样博学的师友。几位师友，于我，是在异乡风雨路上时刻都能望见的——校园灯盏。想到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词：温暖。

译稿最后的校改阶段，偶然发现我受到了无数关照与指教的责编老师，原来是我的校友——甚至，偌大的母校校园，我们读书时竟然是在同一座教学楼。

这是《大同石佛寺》一书带给我的又一份温暖。

该说的，只有这一句了：感谢！

赵晖　2016年早春　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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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同石佛寺》是本书日文版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