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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中国艺术史概论
目录
一、秦汉时代艺术
二、六朝时代艺术
1．两晋时代
2．南北朝与隋代（上）
3．南北朝与隋代（下）
三、唐代建筑雕刻与工艺品
四、五代与宋的艺术（附 辽与金）
五、元代建筑与雕刻
六、明代建筑雕刻与工艺品
1．城郭与宫阙
2．庙祀
3．佛寺
4．皇陵
5．雕刻
6．工艺品
七、清代建筑
一、秦汉时代艺术
于兹所谓秦汉时代，盖指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一统天下，经前、后汉而三国时代末期，至西晋武帝建国（265）此一时期。该时代艺术于祖述周代传统样式之同时与西域交流，或多或少接受该文化影响，体现出雄浑壮丽之技艺与精神。
秦始皇以豪迈气概一统海内，设置郡县，并举中央集权之力，大力营造咸阳宫，迁天下富豪十二万户，实施大规模都市计划。更有甚者建阿房宫于渭水之南，收天下兵器铸钟、金人各十二立于宫前，又使天下劳役七十二万众筑寿陵于骊山之麓，命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北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等等，其计划之宏大实旷古今，由此可想见当时建筑之发达。
然秦以二世而亡，汉高祖代之（前206）[1]，建国后奠都长安，大兴未央、长乐二宫。至武帝时更造建章宫，开太液池，修上林苑，凿昆明湖，起井干楼、神明台，立承露盘等，凌驾于宫阙中前二宫之壮丽，汉代艺术于此达至最高潮。
武帝驱逐匈奴，经略西域，越葱岭，通大月氏、安息，讨大宛而降之，东西交通于此大开，西方文化由此输入，予周秦以降传统艺术以相当影响。
前汉末有王莽乱，光武帝复兴汉室（25），迁都洛阳，营造宫阙。其后明帝时班超大力经略西域，与大秦（东罗马）、安息、大月氏等交通大开，佛教始经月氏国（犍陀罗）传入中国，此后佛教艺术与佛教一道渐次浸润中华。尤其后汉末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族竞相仿之，西域风俗、服饰、乐器由此大举入汉。
汉亡，魏、蜀、吴三国鼎立，其文化承续后汉时代，尤见佛教逐渐繁盛，佛寺、佛塔[2]动辄修造，输佛教于中国之月氏国、于阗地区文化，于当时有相当影响。
秦汉时代一如上述，咸阳、长安、洛阳均有规模宏大之宫阙，极尽美轮美奂，超出想象。此于文献虽为自明之事，然于遗物全部消失之今日，其具体已不可详。闻秦皇汉武供求神仙之道，汉武尤喜神仙楼居，起高耸宫阙，如井干楼，堆材积木，成“井干建筑”[3]，高达五十丈；如神明台，上有承露盘，铜仙人，舒掌捧盘，盘盛玉杯，承云表之露，求长生不老，高亦有五十丈，故可想象当时高层建筑如何发达。其他宫阙之上则置铜凤，以金碧彩绘装饰内外；上林苑设离宫七十所，内养百兽；昆明池中，作长三丈石鲸。凡此种种，皆显示宫殿苑囿营建发达异常。
陵墓制度亦大成于秦汉时代，永为后世楷模。其中尤以秦始皇陵规模最大，殉葬品之丰富冠绝古今。前汉武帝坟陇亦大，瘗藏之盛，不容他人追随。后汉之后厚葬之风益盛，一般臣民墓前亦置石室、石阙、石碑、石人、石兽、石床等，其表饰愈加富丽堂皇。
宫殿、庙祀建筑以木材为主，于今悉数消失，而石造建筑规模虽小，却往往遗存至今。此为立于庙前墓前石室、石阙之属。石室中以孝堂山石室（山东长清）保存最为完整，而武氏祠石室（山东嘉祥）、两城山石室（山东济宁）咸已解体，然雕刻画像之石壁犹多保存。
石阙立于庙前抑或墓前。其遗存中重要者如太室、少室与启母庙三石阙（均在河南登封）当属前者，武氏祠石阙、冯焕石阙（四川渠县）[4]、平阳石阙（四川绵阳）、高颐石阙（四川雅安）等属后者。其表面咸刻有诸多画像，以为装饰。
绘画于秦汉时代似显进步异常，然其遗物全然不见。唯有凭依施于庙、墓石阙、石室之画像雕刻可见一斑。据文献，前汉宣帝使人画十一功臣像于麒麟阁，后汉明帝使人画二十八将像于洛阳南宫云台。其他宫阙内壁则有三皇、五帝、忠臣、孝子或神灵怪异之像，绘画之发达超出想象。
雕刻分圆雕、阳刻、阴刻。立于庙、墓前石人、石兽往往遗存至今，作于石阙、石室壁面之画像雕刻遗存亦较丰富。石人有嵩岳庙石人（河南登封）、矍相圃石人（山东曲阜），石兽有置于武氏祠与高颐墓前之石狮，画像石有施于前述孝堂山、武氏祠、两城山石室之石刻件。太室、少室、启母庙、武氏祠、冯焕墓、高颐墓等石阙四面亦镌刻有画像，显示当时雕刻艺术之一端，然除石狮外皆失于简朴古拙。而且此石狮还保有后世不可企及之绝技，由此不难想象当时雕刻艺术异常发达。
工艺品，如文献记载其进步亦超出预想，又据遗物此情状愈见清晰。其遗物种类，于地面者不过碑碣之属而已，而葬于墓中被发现者数量极多，计有金属器、玉器、陶器、漆器、瓦砖、染织、刺绣等。
碑碣始于后汉时代，其形制有圭首、圆首两类。圆首头部刻有所谓“晕”物，“晕”端刻龙，为后世螭首之滥觞。亦有上下两侧刻四神图者。通称“穿”之圆孔由碑胸穿过，下方有长方形石台，即方趺。
金属器承继周代，其种类、意趣、手法别开几多生面。金属器有容器、利器、服饰、车具、马具、镜鉴等，于此无遑一一细说。其质地有铜有铁，动辄错金嵌银，或与宝石镶嵌。其表面又阳刻、阴刻诸种图案作为装饰。意趣流动雄健，技巧乃后世不可企及。
玉器上接周代，数量繁多。玉之产地著名者如陕西蓝田，新疆昆仑，后者即和田地区。玉器种类除圭、璧、琮、璋、琥、璜、珑、玦外尚有印章、带钩、玉豚与饰剑所用之璏、珌、琫，以及壅塞死者七窍之眼玉、琀、瑱、鼻塞等。此外还有诸种佩玉类别。其色泽之温润，技巧之洗练，可想见当时其异常发达之态貌。
陶器有本色与施以绿釉或黄釉者。其种类以瓮、壶、甑、杯、盘、案、匙等日常用具最多。作为殉葬品又有陶制阁楼、井栏、圂圊，以及人物、狗、猪、鹅、鸡等。此类陶器往往或描或刻雄劲图案。
文献记载漆器在汉代有异常发展。又据近年来于朝鲜发掘之诸多乐浪郡时代漆器，亦可作为明证。毋庸置疑，中国当时古墓中藏有众多精美漆器，然其木材部分早已腐朽，采集困难，故盗墓者仅取走其附属五金件。此类重要遗物于过去几无出土。
屋顶葺瓦始于周代，于秦汉时愈见发达。然其瓦当仅止于巴瓦[5]，唐草瓦[6]尚未出现。巴瓦图案以使用文字与蕨类纹样最为常见，但往往亦烧制成日象、月象及双兽、猿、鹿、鸿等动物图案，呈雄浑健雅气象。
砖亦始于周代，于秦汉时制作技巧大为进步。砖可分为中空砖（俗称圹砖）与普通砖两种。中空砖大体用于构筑墓阙、祠堂、墓椁等，其表面用模具制成人物、动植物、建筑物或几何等图案，极为精巧。普通砖比今人使用者稍大，分为方砖与长方砖，皆用于构筑墙壁与陵墓之玄室等。其表面有文字，亦有几何、人物、动植物、钱币等阳刻图案，以便于装饰墙面。其文字与图案有浑朴高雅、引人入胜者。
至于染织刺绣，秦汉时绫罗锦绣至为发达早已见诸文献，而其遗物过去全无发现。然而近年来于朝鲜乐浪郡古坟中动辄出现绢、麻布、绫、罗等物，俄国学者于蒙古库伦以北约112千米、诺彦乌拉山北腹古坟中发现之大量绫罗、锦绣、毛毡等物，其色彩亦较鲜丽，据此可窥见汉代染织与刺绣技术已达惊人之程度。
二、六朝时代艺术
中国六朝原指定都建康，即今南京之吴、东晋、宋、齐、梁、陈，但从艺术样式论，可视魏、吴、蜀三国鼎立时代为后汉时代之延续，故以两晋、宋、齐、梁、陈、隋为六朝时代。现以此见解概述六朝时代艺术。
统一三国后之西晋定都洛阳，不久五胡十六国之乱又起，晋室迁都建康，斯为东晋。北方匈奴、羯、鲜卑、鼎[7]、羌先后入主中国，建立王朝，兴亡盛衰轮替，终有南北两朝。南朝宋、齐、梁、陈相续，北朝先有北魏，后分东西魏，北齐、北周相继，终由隋文帝统一南北。此六朝时代大体可分为两晋时代与南北朝、隋代二期。
1．两晋时代
两晋时代在继承始于周汉时期汉民族固有传统文化之同时，或多或少接受波斯萨珊王朝[8]之艺术影响，亦吸收与佛教一道进入中国之犍陀罗艺术形式，并使之中国化。此外于两晋末期，虽不甚明显，然亦多少受到印度笈多王朝[9]艺术形式之影响。有晋一代，异族交替入主中国，建立王朝，兴亡隆替，旦夕不保，军阀势力极度盛行，文化事业逡巡不前，然唯佛教得以逐渐扩张势力，受到上自皇帝，下至庶民之尊敬与信任。由印度、西域来中国传经、译经之沙门颇多，想来犍陀罗佛教艺术必给过去传统艺术形式带来颇大变化。唯惜于当时遗物几不可见，故无法充分了解事实真相，可谓两晋时代乃遗物方面之黑暗时代。此前之汉代，无论建筑、绘画、雕刻，抑或工艺品皆有较多遗存。此后之南北朝，于建筑雕刻与工艺品方面亦有丰富之资料遗存，然介于此间之两晋时代遗物却寥若晨星。然而证之于文献，亦可知当时艺术相当发达，为此后南北朝艺术形式奠定基础。例如，石赵之石季龙，于邺城凤阳门上再造观楼，吊以涂金铜凤；于建春门石阶柱上，浮雕云气蟠螭，技艺精练；于太极殿前建楼，屋柱皆成龙凤百兽形状，雕镂众宝为饰。又如，恒温墓前立石兽石马，碑面刻当时车马衣冠，制作精妙，皆可见一斑。然该时建筑物一处未存，无法具体穷尽真相。
绘画继承于三国时代，发达异常。西晋卫协擅长道释人物画，人称“画圣”。东晋王廙尤为著名。尤其顾恺之于人物画居晋朝第一。谢安甚至为世人激赏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其遗作世界闻名者乃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10]。现存《女史箴图》坊间视为隋唐间摹作，然亦精确表达出其神来之笔。波士顿美术馆藏《洛神赋图》亦疑为谢安作品。[11]此亦乃后世摹写，然犹遗六朝时代风格。此外，戴逵及其子戴勃亦挥动巨腕于人物、山水、动植物等画中，尤其戴逵于雕刻一途显示出其崭新之鬼斧神工。
至于雕刻，因佛教兴隆，通过西域传来之犍陀罗艺术佛像势必给予当时雕刻界以相当影响。然于交通困难之际似乎其量未必多，大作亦少，多止于小品，故此影响并不深刻，反倒是借由当时中国艺术家之努力，使其传统雕刻获得发展。换言之，犍陀罗艺术形式未及风靡中国雕刻界即被中国化。及至东晋末期戴逵出现，以其创新天赋刻意求精，变既往古朴形式为精妙无比、划时代之大作，人称“振古未曾有”。其后不久法显巡游五天竺归来，带回经像。法显巡游之际正值印度笈多王朝全盛时期，其带回之精妙笈多样式雕刻势必给予当时雕刻界以相当冲击。
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僔于甘肃省敦煌鸣沙山断崖始开石窟，雕造佛像。此乃模仿印度阿旃陀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为中国石窟之嚆矢。其是否存今不得而知，然以此为契机引发南北朝时代石窟大规模之开凿确为事实。
该时期雕刻存世极少，余所知仅柴田极人[12]所藏“祁弥明画像石”[13]与大仓集古馆[14]新收藏之“木造普贤菩萨像”两件。该时期工艺品遗存亦甚少。石碑于后汉时代大肆制作，而自两晋时代起因薄葬禁止建碑，墓前罕有立碑，故其遗品亦少，往往墓中仅有砖瓦之属与铜镜出土。砖瓦与镜仅述汉代样式，未及别开生面。
2．南北朝与隋代（上）
五胡十六国之乱与东晋灭亡相始终，形成南北朝对立。南朝宋、齐、梁、陈相续，北朝由北魏而东西魏、北齐、北周，终为隋所统一。此南北朝时代文化，一方面系两晋时代之继续，一方面接受波斯萨珊王朝文化，进一步又引进犍陀罗文化系统中略带地域色彩之西域艺术，再吸收笈多王朝艺术形式，最终促进传统之发展，所谓南北朝艺术形式由此而大成，并传之于隋，又通过朝鲜，给予日本影响，形成飞鸟时代[15]艺术。
斯时南北两朝笃信佛教，建造伽蓝，开凿石窟，盛况空前。又共得小康[16]，文化事业异常发达。
据文献记载，建筑物于南北两朝皆有巨大进步。北魏皇兴元年，献文帝于其都城恒安北台（今大同）修造永宁寺七级浮屠，高三百余尺，其规模之宏大世称天下第一。又造天宫寺三级浮屠，高十丈，坚固精巧，为京畿之大观。此后北魏迁都洛阳，建造诸多伽蓝，其中永宁寺九级木浮屠，为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高九十丈，宝刹高十丈，人称其宏丽建造穷极世工，冠于世界。南朝伽蓝宏大亦不相让，因此建筑物异常发达。然而当时建筑物于今仅存河南登封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砖塔与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除石阙类，前者作为砖构建筑乃中国现存最古老建筑。
斯时陵墓制度大为完备。如文献记载，北魏诸陵雕饰壮丽，然其遗迹今不可寻。而南朝各代陵墓，石柱、石碑、石狮等石像犹存，仿佛当年景观。
斯时于艺术史上最应大书特书者乃石窟之开凿。北凉沮渠蒙逊[17]（在位时间：401—433）于敦煌鸣沙山以东三危山开凿石窟。此乃继前秦鸣沙山石窟之后中国之第二处石窟。北魏文成帝于其都城平城附近云冈开五大石窟，献文帝、孝文帝相继又于该处开凿石窟无数，呈现古今无比之奇观。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于洛阳附近龙门断崖开凿石窟无数，又于河南巩县石窟寺开凿数处石窟。此外还于山东历城黄石崖、龙洞开凿许多佛龛。北魏时代营建之石窟呈现出古今未有之大观。南朝佛事繁荣绝不在北朝之下，然或因缺乏适合开凿石窟之石山，开凿数量与北魏相比寥寥无几。即令如此，南齐、梁两朝亦皆于其都城建康附近栖霞山断崖开凿数十石窟，其中多刻佛像。幸有此类石窟遗存，故可充分了解南北朝时代雕刻真相。不仅如此，而且又因多次发现圆雕石佛与小铜佛，故其雕刻样式之轮廓得以进一步清晰。唯惜其资料北朝丰富，南朝贫乏。南朝制作雕像固然较少，然多少犹有遗存，在样式上与北朝无大差别。
此类石窟中往往有佛塔、斗拱、蟇股[18]、屋盖等雕刻，且雕饰图案精美，可见当时建筑手法与装饰之一斑。
绘画承继两晋时代，进步尤为巨大。南朝有宋时期陆探微，系可与顾恺之比肩之六朝巨擘。其门下除其子陆绥外还有顾宝光、袁倩，皆著名。南齐以谢赫最为著名，于人物画有所创新。其著《古画品录》成古今画论之金科玉律，其画“六法”被视为千古不变之典范。所谓“六法”即指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将气韵生动置为第一，可知当时绘画于写实之外，还重视作者人格之神韵气力，以及其发达进步有如此优异者。梁以张僧繇最为杰出，佛祖、菩萨、道释人物皆能之，据传其画龙点睛，龙立即飞去，人称六法备精，万类皆妙。北朝比之南朝，多少有些逊色，然犹有相当著名者。南北朝时代绘画如此发达，使人有凌驾雕刻之联想，唯惜者此仅见于文献，其遗作今已不存，实可叹息。
至于工艺品，其中亦有相当石碑遗存。南北两朝略有差异。两晋时代几近绝迹之石碑于当期复活，南朝碑下必有龟趺，碑身有“穿”，即圆孔，系汉代遗制。头部半圆形，绕其轮廓左右刻龙，碑额外空白处与侧面阳刻天人、龙、忍冬图案等作为装饰。北朝碑多立方趺之上，碑身无“穿”，头部左右刻龙，成为所谓螭首滥觞，但不似南朝碑施以华美雕饰。
金属器有铜镜，犹追汉代形式。
陶器有近来出土于坟墓中之瓦俑男女像与瓦俑骆驼、家畜，浑朴中尽得写实之妙。
3．南北朝与隋代（下）
东魏建都于邺（河南省彰德附近），北齐亦以邺为都。文宣王将国家财政一分为三，一分国用，一分自用，一分供养三宝。如此大力尊崇佛教，务使兴隆，故佛教以帝王为中心一路兴旺发达。当时仿北魏云冈、龙门之例，于其国都附近大力开凿石窟。即在宝山灵泉寺凿有大住圣窟，在北响堂山凿有刻经洞、释迦洞、大佛洞三窟，在南响堂山凿有华严、般若等七窟。又，山西省太原古为晋阳，东魏骁将高欢居于此。其子文宣帝建国，称北齐，奠都于邺，然仍以晋阳为别都，屡次行幸。晋阳在政治、文化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故其附近有许多石窟、石佛。其最重要者乃天龙山石窟。
北周建国之初亦尊佛教，然而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废释、道二教，毁经像，使沙门道士二百余万还俗。宣政元年（578）灭北齐，悉毁齐境佛寺经像，使僧尼二百余万还俗。此所谓“三武灭法”之一，佛教艺术为此大受打击。不久隋文帝一统天下，大力复兴佛教，佛教由此进一步兴盛。隋祚不长，然于云冈、龙门新凿石窟，且又于天龙山、北响堂山、宝山开凿重要石窟，更于山东历城龙洞、玉函山、佛峪建造大小佛龛，及于青州云门山、驼山开凿最精致之石窟。此类石窟及其内外佛像遗存至今，显示北齐、隋代样式之真相。文帝又进一步于仁寿年间使天下各州建舍利塔，北齐、隋二代又多建著名大伽蓝，然当时此类建筑悉归毁灭，无一遗存。
隋文帝合并南北，统一海内，数百年间落入外来异族之手之中原大部治权得以恢复，使中国地域再成汉土，且促进汉族自我觉醒，并逐渐整顿制度文物，至唐代臻于完备。隋文帝于开皇年间大力营造长安都城，名长安为大兴城。世称规模宏大，制度完备，振古以来未曾有。此大兴城即此后之唐长安城，为日本平城[19]、平安[20]两京制度蓝本。又，隋炀帝追慕秦皇汉武故事，喜自夸，大兴土木。其建造之洛阳城挟洛水，颇壮丽，然与前者相比，规模性质多少有异。
绘画于南北朝皆异常发达。北齐之曹仲达、杨子华，陈之顾野生，隋之展子虔、郑法士为其巨擘，皆擅长佛画。据传描龙画马，山水人物，无不可往，达至妙境。然当时绘画一无遗存，唯从近来于朝鲜高句丽古坟出土之同时代壁画可略见一斑。
该时期工艺品遗存亦罕。镜鉴有海兽葡萄镜，镜背或做瑞兽，或现忍冬图案。唐镜基础毕竟始于隋代。北魏后之陶俑多有发现，而该陶俑何属北魏东魏，何属北齐与隋？于今日研究范围内难以确定。
此外，其他工艺品于各方面皆有异常进步，然几无遗物，故难以详述。
要而言之，北魏文化于周汉以来传统样式基础上摄取犍陀罗艺术手法，最终使其两相合并，达至中国化，而犍陀罗样式痕迹则几不可寻。而其间又略有波斯萨珊与印度笈多样式之影响。北齐与隋文化毕竟为其继续，萨珊、笈多手法较前略多。入唐后其影响进一步增加，终于显现一大变化。
三、唐代建筑雕刻与工艺品
唐代为汉民族复兴时期，又为六朝艺术革命时代。唐版图兼有西域，西接波斯，以西藏为附庸，直通印度，输入萨珊末期成熟文化与笈多优秀艺术，并将此与南北朝及隋代继承之样式巧妙协调，使其进一步融入该自觉性时代之精神熔炉，可谓空前绝后，初唐艺术由此大成。
其建筑大体以周汉时期兴起之传统样式为基础，或多或少摄取波斯与印度之细部装饰，以此创出雄浑壮丽之初唐样式。然其雕刻略与之有异，因有玄奘三藏、义净三藏之往返五天竺，又有王玄策等使臣之来往，故于引进佛教之同时又引进当时戒日王[21]治下异常发达之笈多手法，以此完成与过去南北朝时代性质颇异之样式。反之工艺品却多受波斯影响。唐初与波斯交通大开，所谓之胡乐、胡服、胡帽、胡食为上下所欢迎，风俗习惯为之一变。此“胡”即指波斯。伴随胡乐流行，波斯乐器进入中国。于采用胡帽、胡服同时亦输入染织品、服饰品。由于胡食，波斯食具亦频繁使用。该时期工艺品遗物之大部于中国已不知所踪，幸好于日本正仓院尚保留大量当时输入与仿制之工艺品，见此可知当时波斯器物与受其影响而仿造之工艺品何其多也。要而言之，除却唐初工艺品外，该时期工艺品受到波斯巨大影响，其发展近乎革命性。雕刻方面主要有赖于印度中部地区之影响，而工艺品方面似乎较少交流。
唐代木构建筑毋庸置疑有大发展，但遗物今已全无。唯通过用于砖塔之建筑手法与阴刻于慈恩寺大雁塔入口上方之佛殿画，以及受彼影响之日本宁乐时代[22]建筑，可知其建筑样式之一斑。而砖构佛塔规模大者往往犹存，石筑佛塔规模较小，然亦有雕饰极精者。陵墓皆筑于山上，神道左右并列石柱、石兽、石翁仲等，制度严整瑰丽，永为后世楷模。
雕刻当时有木造、石造、铜造、塑造、干漆造等，既可见之于文献，亦可证之于受其影响而出现于日本宁乐时代之雕刻。易朽腐之木造、塑造、干漆造者今几不可寻。遗存最多者乃石刻者与阳刻于石窟内外者。铜造小佛各地皆有出土，等身大以上者几无遗存。盖后世悉数砸毁浇注钱币之故也。
石窟自唐初至开元天宝年间开凿最盛，其重要者多凿于河南洛阳龙门及山西太原天龙山、山东历城神通寺千佛崖、青州驼山、四川广元千佛崖，尤于甘肃敦煌鸣沙山等地，之后迅速衰颓。此类石窟内部皆以浮雕法雕出本尊、罗汉、四天王、仁王等，内外壁面又凿小佛无数。其中规模最大、最杰出者乃高宗建造之卢舍那佛大像。
石窟之外石制圆雕者有相当遗存，近年来多走私海外，保存于英美法德等博物馆，属于个人收藏者亦不在少数。铜像大者后世悉数被毁，留存至今者多为土中发掘之小佛像也。又，木雕佛像与干漆造佛像极少，然亦并非付诸阙如。
此类佛菩萨像受笈多样式影响，面容轮廓丰满，眼细长，鼻梁高耸连额，口唇灵活，嘴角深沉，重颐，颈部四周有三四条括线，耳大形好，耳垂长悬有孔，发型卷发、螺发相半，躯体四肢匀称，衣纹线条流畅，薄衣，肉体外显。佛座有莲座与方座，背光处浮雕莲花、宝相花[23]、火焰、化佛[24]，气象最为富丽。此中既有笈多文化之影响，亦为前一时代于增加部分新意后之继续。
陵墓神道左右有石翁仲、石凤、石马、石狮等石像生，在佛教雕刻之外开创一新世界，成为后世楷模。其技术工艺颇可观，如太宗昭陵六骏，系古今无可比俦之杰作。工艺品一如前述，由于萨珊文化影响异常发达。唯惜除石碑、铜钟外如今于地面不知所踪。幸日本正仓院藏有大量属于当时之木工、革工、玉工、漆工、染织工、陶工、金工等各种最为优秀之遗留物品，循此可知当时工艺品之进步及性质。又，中国近年来通过挖掘古墓，发现不少殉葬之陶器、陶俑、铜钟等，长安大明宫遗址与历代陵墓内又有当时瓦砖残片出土，其种类不少，可知唐代工艺品之真相。
石碑始于汉代，经六朝至唐代其形式臻于完美。碑身上冠有螭首，下方设方趺或龟趺，边框与侧面往往雕饰精美图案。其创意之良好，技工之精练，非其他时代可比俦。亦有脱离常态、呈现豪华奇异之特别者。中国人自古对文字多有兴趣，爱护保存如石碑一类文物，故其遗存不少。而如铜钟则多为后世砸毁浇铸成钱币，故遗物极罕，余所知仅西安府景龙观铜钟与山东青州真武庙铜钟两件。前者因官民迷信而不可见，后者与日本宁乐时代铜钟形制完全一致，显示日本学于彼之历史情状。
铜镜如汉式者今不知所踪，始于六朝末期之海兽葡萄镜制作广泛，除过去之圆镜外，方镜、八棱镜、八花镜、十二棱镜于此兴起，镜背图案以瑞禽、瑞兽、宝相花等为最多，往往施以七宝、螺钿、平脱[25]等。
陶俑乃藏于墓中之明器，有模仿死者生前生活制作之各种男女人物、鞍马、骆驼、狗、猪、鸡、鹅及神荼、郁垒等像。或于本色陶俑之上施以彩色，或上黄、绿、碧等釉药，皆工艺精湛，极其写实。如人物像，系考证当时风俗之绝好资料。
陶器有壶、瓮、瓶、碗等，本色烧制，呈黄褐色，质软，或浮雕图案，以表面施黄、绿、碧等釉药最为普遍。白瓷、青瓷于当时已见端倪。
以上主要就中国现存与出土之工艺品进行阐述，未论及藏于日本正仓院及其他古老神社、寺庙之唐代遗物。
四、五代与宋的艺术（附 辽与金）
五代 唐末纲纪紊乱，国势衰颓，盗贼起于四方，继而天下大乱。唐亡而代之兴起者，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最终为宋所统一。其间仅存五十三年，兴亡盛衰，如走马灯，几无余裕开展文化活动。当时遗物可观者稀，其间唯后周之柴窑瓷器，但亦寥若晨星。五代中唯后唐定都洛阳[26]，他国悉奠都于汴（今开封），其势力范围不出黄河流域。斯时北有契丹（辽），黄河以南、四川地区有所谓十国，割据纷纷。此类国家中相对得以小康、其文化遗产保存至今者亦不在少数。如奠都杭州之吴越王于西湖附近建有砖塔，石幢、石窟等；定都金陵（今南京）之南唐于栖霞寺造有最富丽之石佛塔；辽于东北、河北、山东[27]筑有砖塔与中国最古老之木构建筑（编者注一：大同上华严寺、下华严寺之佛殿、藏经楼与应州佛光寺木塔等），足以大书特书。
北宋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定都汴京后经太宗、真宗至仁宗，四海晏平，文化事业大为发展。神宗之后外有辽、金压迫，内有朋党争斗，积弱至极，汴京终为金国所占，以至偏安南方临安（今杭州）。一般称宋定都汴京时期为北宋，迁都临安后为南宋。
南宋 高宗南迁，至孝宗时北与金国和亲得以苟且偷安，然屡为金国所苦，之后又逢崛起于北方之蒙古灭金后侵掠宋领土，国势日益凌夷，最终覆亡。
宋文化大体继承于唐，其间虽有所发挥自身特色，然而毕竟缺乏唐文化之雄浑阔大气势，不免有纤弱之弊。不过于绘画与陶瓷方面则凌驾于唐，有异常之发展。
辽与金 契丹于五代之初灭渤海国，称国号为辽。宋之后由东北出发，盘踞河北、山西北方，宋常仰其鼻息。而女真则起于东北，国号为金，终灭辽，并顺势攻陷汴京，使宋不得已南渡。之后于世宗时达臻全盛。其领有黄河流域固不必详说，且南及汉水、淮水，西越陕西达甘肃。此后国力渐衰，终为蒙古所灭。
辽、金皆崛起于东北，几乎未有自身文化，制度文物皆仿于宋，其艺术作品不过蹈袭于宋而已。
建筑 宋建筑起初蹈袭唐朝样式，但之后逐渐显示自身特色。都城汴京大体仿唐制度，宫殿建造宏伟壮丽。佛寺、道观亦祖述唐式，然其建筑细部逐渐发达，既发明斗拱，又多运用装饰雕刻与镂空技术。辽、金亦同。唐木构建筑今无一存，而北宋与辽代木构建筑尚存少许，砖塔亦遗存较多。唐塔平面多方形，而宋、辽塔毋宁普遍为八角形，且罕有铁造。
北宋历代帝陵皆营造于河南巩县。其制度出自唐陵，尤为依凭建于河南偃师县唐高宗太子孝敬皇帝之恭陵，并增添石翁仲、石怪鸟、石羊等，成为此后明清陵墓蓝本。此类陵墓于宋南渡后悉为金人挖掘，然幸有较多石柱、石翁仲、石兽之属安然存今。
宋南迁后建都临安，于该地营造都城、宫阙，并以此为核心营建禅宗五山伽蓝（万寿寺、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以及天目山、天台山等诸多重要伽蓝，然该时期建筑除极少砖塔外几无遗存。根据镰仓时代[28]从南宋输入之所谓“唐样”[29]“天竺样”[30]建筑形式推断，中国南北朝时代应有相当不同之建筑样式存在。宋南渡时将北方发达之建筑技术带至长江流域，又多少吸收一些南方建筑手法，此后出现之建筑样式，即日本所谓“唐样”。而此前主要发育于中国南方之传统样式依然行其道者，即日本所谓之“天竺样”。镰仓时代输入之中国南方系统与北方系统之建筑样式引发日本建筑界产生巨大变化。
金完全蹈袭北方系统宋代样式，于其都城即今北京大力营造宫阙时，先遣画工至汴京，摹写其制度，以此为范本。之后又毁坏汴京宫阙，拉回屏扆窗牖为北京所用，其规模制度与宋无大差别。当时木构建筑存世者唯曲阜文庙碑阁［编者注二］。石塔、石砖往往遗存，然皆祖述宋、辽样式而已。
南宋陵墓历代营造于浙江绍兴，或有他日回归汴京后使其归葬之意，故仅称“攒宫”，不称陵，制度、陈设亦简单素朴。而其亡后悉为元人挖掘破坏，至明时重新修筑，但唯存形式耳。
金于北京市房山区云峰山下卜地构筑宏大陵墓，然明天启年间辽阳为后金所陷时，明人惑于“形冢”之说，恐断地脉，故悉数毁却。至清时重修，然全失当年风貌。
雕刻 盛行于北魏、隋唐时代之石窟入宋后全然废绝，石佛制作亦稀。余所知北方唯山东历城开元寺有一大佛头。南方唯有杭州灵隐寺为延续五代风气而将石佛刻于岩窟内或岩壁上，技巧与唐相比则明显衰退。又或制作诸多木佛、塑像、铜像，然多归湮灭，今唯存少量实物。阳刻于河北正定隆兴寺佛殿壁之塑佛即其最负盛名者。置于该佛殿内铜造观音大立像体量巨大，令人惊羡，然多为后世修补，已失当年风貌。要而言之，宋、辽、金时代雕刻全依唐代样式，虽增添些许优雅与自由手法，然已失唐之雄浑与崇高之气，逐步萌发卑俗纤弱之弊。
工艺品 此时工艺品存世者主要有金属器与陶器，漆器极少。金属器有铁钟、铁桶、铜镜类。铁钟已离唐制，创出特有形式，而形态、工艺已然退化。铜钟固然有之，自不待言，然为后世熔毁，存世稀罕。铁桶有存泰岳庙者，为唯一一例，然其手法极雄浑富丽。宋、金铜镜皆多有实物存世，然相较于前代，背纹、工艺皆粗砺稚拙。陶器遗物较丰，显示当年其发达异常。北方有定窑、汝窑、钧窑、磁窑，南方有南定窑、哥窑、龙泉窑、饶州窑、建窑等，除青瓷、白瓷、天目釉外，当年还有陶器或描绘或篦雕（刻花）或印花最雄劲大胆之图案于自身表面，其釉色之美，技巧之精，空前绝后，不容后世追随。
染织以锦绣、金襕、缎子等技艺尤为发达，然相较存于中国者，携入并保存于日本者为多。
五、元代建筑与雕刻
元系黑龙江上游蒙古族之一支，崛起后其势渐炽，如燎原之火向四方扩展版图：向南则灭金国、降高丽、吞并宋，之后达至西藏、云南、印度支那，向西则由中亚、波斯、俄罗斯侵略波兰、匈牙利，建立起横跨欧亚、前所未有之庞大帝国。蒙古人系游牧民族，战争时骁勇剽悍，打遍四邻无敌手，然缺乏自身文化，见金、宋文化繁盛即仿效之，制度典章皆以金、宋为宗师，故元文化仅为金，尤为宋文化之继续。太祖一方面大力提倡儒教，另一方面作为怀柔吐蕃（西藏）政策之一又以喇嘛教为国教，历代笃信不移，故喇嘛教势力极其强盛，道教、佛教为此衰颓。与喇嘛教一道，西藏文化大量进入元代，给予当时建筑、雕刻、绘画（尤其佛画）、工艺品以极大影响。元引进印度中部地区颓废性佛教喇嘛教，且承其艺术，形成特有之发达文化，其艺术性质与唐宋以来传统样式颇相异，故元艺术受此喇嘛教文化感化后面目为之一新，样式上可称划时代。
建筑 太祖仿宋汴京制度，于燕京（今北京）营造规模宏大之宫阙，然相较于唐、宋，其为适应传统习惯颇有斟酌变更之处。而变动多体现于平面与设施，建筑物主要结构样式则全部蹈袭宋、金。喇嘛教强盛之结果，导致起源于印度中部地区之藏式佛塔首次进入中国。北京妙应寺白塔即其代表。而属宋、辽、金样式的砖构层塔亦多有建造。木构建筑遗存不多。余所知者唯嵩山少林寺钟鼓楼与曲阜文庙元碑阁。此类样式、手法大体属宋、辽、金系统，唯细部略作变更。石构代表遗物有著名之居庸关，其雕刻实乃当代艺术之白眉。
雕刻 元雕刻继承宋代样式，同时又引进西藏喇嘛式手法，性质为之一变。其遗存不多，唯北方太原龙山道教石窟遗存值得一书；南方杭州飞来峰许多石龛佛像亦引人注目。前者可视为宋代遗法，后者喇嘛式手法甚浓厚。
元代雕刻遗存除上述外石刻物稀少。木造、塑造者并非阙如，然世间所知有代表性者极少。
六、明代建筑雕刻与工艺品
元崛起于蒙古，吞并中国后建立横跨欧亚之大帝国，其制度文物多仿效汉民族，然因其以喇嘛教为国教，输入大量西藏文化，且又固守传统习俗，故带有与唐、宋时代传统文化略异之性质。明太祖灭元，再建汉族国家，奠都金陵（今南京），营造大规模都城与壮丽宏伟的宫阙，兴郊祀宗庙之礼，禁胡俗，复衣冠为唐之旧，其驾崩后后人即依唐宋制度，建造更大规模陵墓，大力发扬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至永乐帝时迁都顺天（今北京），改元代大都名，建更大都城。其陵建于北京北部昌平县，相较太祖陵更为宏大壮丽，可称古今无比之大工程，汉民族为之扬眉吐气。
太祖还大力提倡儒教，于南北两京设国子监，[31]令州县建立学校、文庙。太祖、成祖次递崇信佛教，诏南北两京印刻《大藏经》，着力兴建伽蓝。而世宗则信奉道教，排斥佛教，佛教逐渐衰颓。
太祖、成祖又信奉喇嘛教，历代予以保护，故西藏艺术继于前代给予中国以相当影响。
道教自太祖以来亦历代受到保护，世宗尤其大力鼓励兴建道观。而后道教日益兴盛，道观建筑相当发达。
要而言之，该时代乃汉民族传统文化之复兴时代，都城、宫阙、佛寺、道观、陵墓等皆极尽宏伟壮丽，然而于今南京宫阙唯留遗址，北京都城、宫殿多为后世改建，保留当年模样遗存者少。寺观庙祀中据推测属于该朝者有相当数量，然于余等调查范围内无法确证其正确时间并充分说明其特质，实为遗憾。
1．城郭与宫阙
南京都城与宫阙 南京初为吴孙权都城，其后经东晋而宋、齐、梁、陈皆置都于此。隋唐以后首都北迁，然此地犹为中国南部重要城市。明太祖灭元统一中国后，即于过去都城之东南方构筑皇城，设内外城廓。内廓周长九十六里，开朝阳、正阳等十三个城门；外廓周长一百八十里，开上方、夹冈等十六个城门，规模宏大，古今无比。然因山谷湖沼之故，地失于广，有缺乏整齐紧凑之憾。
皇城正门位于内廓正阳门内，号洪武门，经承天门、端门达内城正门午门。午门内有汉白玉五龙桥架于沟渠上。继而奉天门内有正殿奉天殿，再有华盖、谨身、奉先、武英、文华诸殿与乾清宫、坤宁宫等。四周环绕城壁，除奉天门外，其他三面还开有东安门、西安门与北安门。
正阳门外有山川坛、大祀坛。端门右立社稷坛，左立太庙，规模颇宏伟壮丽。然于永乐十五年（1417）迁都北京后逐渐衰颓，至清后益发荒废，今唯存午门、五龙桥遗址，奉天殿遗址现为古物陈列馆。
北京都城 北京最早为辽、金、元都城，明永乐十五年于此建成都城后政权由南京迁入。其周长四十里，四面开九门，中央营建皇城。其后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扩张都城南侧，筑外城，即瓮城。其制度雄伟壮丽，可与唐代长安城比肩。瓮城南门称永定门，内城南门称丽正门（正阳门），皇城南门称大清门。继而经天安门、端门达紫禁城。皇城北门称地安门。紫禁城西面有苑囿，内挖有太液池，北面筑景山。永定门内东有天坛，西有先农坛，遥相对立。紫禁城前左右各建有太庙和社稷坛。地安门后面次第建有鼓楼、钟楼。都城外东有日坛，西有月坛，与南北两面所建之天坛、地坛相对。皇城东北建有国子监与文庙。此等都城规制规模宏大，制度严整，远在南京之上，为隋唐长安城后之大都城。
清北京城，蹈袭明制度，各类建筑殆咸为清时再建，其规模亦全部继承明制，以此可推测明代规模与制度。
紫禁城位于皇城中央，四周护城河环绕，南北东西各开有午门、神武门、东安门、西华门。紫禁城大体按纵向分为三区，中央部为最主要殿宇所在，此外分外朝、内廷两区。
紫禁城正面午门内即外朝，有汉白玉栏杆之五座金水桥架于沟渠上，正面有皇极门（今太和门）。过皇极门，汉白玉三层塔基上绕有三匝汉白玉栏杆，于其上皇极殿（太和殿）、中极殿（中和殿）、建极殿（保和殿）递次耸立，其景观庄严宏伟至极。
内廷一廓位于其后，其正门为乾清门。内部相继矗立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过此可达坤宁门。此内外诸宫殿左右附设各种门庑殿宇，更显壮观。
中央部主要建筑左右，密集建有无数宫殿、门庑、官署、祠堂等。
明代建筑仅存皇极殿后中极殿、建极殿二栋，其余咸为清代再建或改建。而再建、改建时则依据旧朝平面制度，以此可推见明代宫阙制度。
外朝皇极殿、建极殿所立之塔基有三层，各层皆有汉白玉栏杆环绕，前后铺有壮丽无比之大石阶。
中极殿与建极殿疑为天启七年重建。中极殿立于石基上，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单层，四面各开放一间供人通行。四角攒尖顶，正中冠鎏金圆宝顶。内部为格子藻井，中央设宝座，内外皆饰以华丽彩饰。
建极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前面开放一间供人通行。重檐歇山顶，内部为格子藻井，中央设华丽宝座，内外皆施以金碧辉煌之彩绘。
大通城门（山西省） 明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徐达增筑大同城，四面城门建门楼，东称和阳，南称永泰，西称清远，北称武定。前面造瓮城，上筑三层楼阁，显示出宏伟壮丽之精神。可惜近年极度颓圮，呈危险状态。
2．庙祀
西安文庙大成殿（陕西省） 明洪武二年（1369）创建。据传大成殿于成化年间文庙增修时以渭水泛滥漂来之木料所建。双层，四角攒尖顶，其宏大建筑立于石基上，前面有月台。中殿面阔九间，进深六间，内外施以藻彩，以黄釉瓦葺屋顶。内部中央龛内安放孔子牌位，左右设四配（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两侧放置十二哲牌位。
中岳庙峻极殿（河南登封） 中岳庙，即嵩山中岳庙，祀中国五岳之嵩岳神。创始于汉代之前，受历代崇敬，屡经修建。现正殿峻极殿乃顺治十年［编者注三］重修，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双层，四角攒尖顶，其宏大建筑立于石基上，内外施以装饰，葺黄釉瓦。
3．佛寺
大正觉寺（五塔寺）大正觉塔（北平西郊） 明成祖时班迪达由西藏来，奉金佛五尊与金刚宝座仪轨。所谓金刚宝座仪轨即释尊成道圣地、佛陀伽倻大塔制度之记述。成化九年（1473）成祖下诏，命按此仪轨修建大正觉塔。
塔由大理石修造，五尊宝塔立于方形塔基之上，大体类于今佛陀伽倻之大塔，而中央塔与彼相比明显较小。十五世纪时彼仪轨经西藏传入中国后立此金刚宝座，实为有趣之事。
塔基方五十尺六寸，由五层构成，各层雕刻大量佛龛，图案颇具喇嘛式。塔基上方正中立十三层、四隅立十一层方塔，刻有大量佛龛，施以各种雕饰。
五台山塔院寺大塔[32]（山西省） 乃五台山最高大喇嘛式塔，高约二十一丈，塔基为双层，有二层斗拱星形平面，塔身较小而相轮异常大，上戴大宝盖，顶上冠以小宝塔。系明万历十年重建。
永祚寺（双塔寺）伽蓝（山西太原） 永祚寺乃原太原府城东南门外之伽蓝，其大雄宝殿、庑廊、前门各立有两尊浮屠，悉以砖筑，不加一木。系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慈圣太后捐助，释福登所建。其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顶，以瓦铺葺，内外皆以砖巧妙构出斗拱、穹隆顶棚。环绕前门、前庭之庑廊亦为砖筑。
双塔皆为八角十三层，亦悉以砖筑墙壁、斗拱、屋檐，外观颇显高大陡峻。
慈寿寺八角十三层砖塔（河北省） 位于北平阜城门外八里之八里庄。系明万历四年（1576）神宗为慈圣太后所建，仿辽式塔。其塔基施以富丽雕饰，一层塔身四面皆作拱门，四隅各设花头窗[33]，壁面阳刻菩萨、天部[34]像，隅柱浮雕蟠龙，头贯[35]各面阳刻十二坐佛。二层以上塔身极低，皆使用柱间斗拱，塔顶葺瓦，顶上有宝珠、露盘，形态完好，雕饰最为富丽堂皇，系明代佛塔代表性杰作。
黄檗山万福寺法堂（福建省） 万福寺乃位于福清县西面二十里处之伽蓝，唐代创建。其后兴衰不一，明初复建，嘉靖遇火，万历再建。其大雄宝殿、天王殿因民国十七年（1928）溪水陡涨遭冲毁，唯法堂幸免于难。法堂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建，双层重檐歇山顶，屋顶坡缓，有轻快之风。斗拱及其他细部带有南部中国地方特色。明末该寺住持隐元禅师于江户时代初到日本，按该寺制度于宇治[36]开辟黄檗山万福寺，故该寺样式与上述法堂颇为相似。
4．皇陵
太祖孝陵（南京） 元代无皇陵，明后为复兴传统文化，特别参酌唐宋陵墓制度营造出规模更大之皇陵。
太祖孝陵位于南京东面钟山山麓，形制极为庄严华丽。先进大门，过碑亭，左折后右折，过桥可见挟石像生之神道，卧狮、立狮、卧獬豸、立獬豸、卧驼、立驼、卧象、立象、卧麟、立麟、卧马、立马各一对递次站立。其次还有石柱一对、武将石翁仲两对、文官石翁仲两对依次站立。之后乃五间石牌坊。由此右转至灵台前。先渡石桥三座，次经稜恩门、碑亭至稜恩殿。以上建筑悉遭破坏，唯留塔基。于稜恩殿后过一门，有石桥。其次有明楼遗址，上部楼阁已毁，唯空留塔基。之后有大规模之坟丘，即灵台。圆形土坟，坟上杂树丛生，其外部环绕砖壁与沟渠。
石像生自唐宋时代已有，然如孝陵卧像、立像交替站立者无。又，碑亭、明楼制度亦以此为嚆矢。盖参酌唐宋时代陵墓后进一步创建之崭新制度。
明十三陵 成祖由南京迁都北京后，历代皇陵悉数筑于昌平县北面天寿山下，共有十三处，俗称“十三陵”。永乐七年（1409）成祖筑寿陵（后称“长陵”）于天寿山下，于永乐十三年落成。其后宣宗至宣德十年（1435）始于神道两侧设石像生等。之后历代皇陵皆以此长陵为中心，于其左右铺开营建，故此类石像生自然成为各陵皆有之陈设。其规模宏大远在唐宋陵墓之上，古今无比。由神道入口至长陵前门约十六里，营造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神道入口有汉白玉造五间石牌坊，雄伟壮丽。经牌坊过石桥、大红门、多层碑亭、耸立于其四隅之四座石柱，再行几步可见石柱一对、石翁仲十八对三十六躯夹神道次第排列，其景象实为壮观。此类石像生相较于孝陵数量更多，有卧立之石狮、石獬豸、石骆驼、石象、石麒麟、石马各一对，其次有武臣、文臣、勋臣立像各两对。
此类石像生所终之处为棂星楼。过三座石桥达长陵前门。长陵后靠天寿山，坐北朝南。前门之后有稜恩门。稜恩门内规模宏大之稜恩殿耸立于三层汉白玉塔基上。稜恩殿乃宏大建筑，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双层，四角攒尖顶，葺黄色琉璃瓦，内外施有彩绘，气魄宏伟壮丽。
稜恩殿后汉白玉牌坊、汉白玉香案依次而立，其次为砖构高台，台上有明楼，其后乃宝城即大坟丘。殿及其他建筑四周环绕墙垣，接后方宝城。
唐宋时代皇陵陈设中今唯存石像生。明太祖孝陵木构殿阁门庑悉归乌有，亦仅存遗址。此长陵保留当年规模，遗存较完好，系明陵中唯一代表建筑。
其他十二陵大抵皆仿长陵制度，然皆破败不堪，濒于毁灭。
5．雕刻
中国雕刻于唐代已登峰造极。宋代为唐之继续，然而显示出部分退化现象。入元后与喇嘛教一道，西藏样式进入中国，予雕刻界以大变化。明代大体为元之继续，其样式、工艺流于纤巧，不免略带俗气。今举两个年代确切、有代表性之例子。
大同上华严寺佛殿五尊佛（山西省） 上华严寺佛殿乃辽代修建，其内殿中央安置毗卢舍那佛，左右排列阿閦、成就、弥陀、宝生四佛。此五尊佛之样式与台座、背光之手法颇具喇嘛教文化特色。据明成化元年（1465）之重修碑文，可知宣德二年（1427）造中央三佛，宣德四年造左右两佛，当时犹依元制，系喇嘛教样式。
明永乐释迦如来坐像（早崎粳吉氏藏） 台座有“大明永乐年施”铭刻。面相、头发、姿势及台座之莲花等手法颇受喇嘛教文化影响。
明太祖孝陵与成祖长陵神道左右有石像生队列，其雕刻技法颇有可观之处，可以说已然凌驾宋陵石像生。关于此，建筑部分“明皇陵”条目已有说明。
6．工艺品
明工艺品中最有特色且最发达者乃陶瓷器。于此余不涉及陶瓷器，而专门记述其他工艺品。且余对工艺品之研究不充分，因而有失精确、遗漏之处不在少数，以此为憾。
将工艺品分类，除陶瓷器外可分为金工器、漆器、石器、砖瓦器、木器、染织物等。今仅概述如下。
明初府库充盈，开设官办局、厂。在官府保护之下各种工艺品异常发达，然于明晚期始随国势衰退，逐渐陷入纤弱之态。
金工器 宣德年间设陶冶局，其所铸造之铜炉及其他铜器颇精巧，名宣德炉。景泰年间由阿拉伯传来时称“佛郎嵌”之珐琅器，即我所谓之“七宝”，其技术已颇发达。且当时铜钟、铁钟制造技术亦发达，然遗存者少。北京天宁寺明嘉靖四年（1525）所铸之铜钟最为优秀。又，大仓集古馆收藏之明成化元年（1465）铜钟，其样式、工艺皆有颇可观之处。
漆器 漆器于宋元时期已然采用“沉金[37]”“堆黑[38]”等技法。明继承之，技巧日益精湛，尤以“堆朱[39]”“堆黑”器施以精细底纹，运用各色漆之“存星[40]”技法最为发达。
石器 在此时期石器亦有显著进步。附属于建筑物之塔基、栏杆、须弥座等雕饰极为精致，置于陵墓香案之石香炉、石花瓶、石烛台亦有可观之物。石碑一方面为元代继续，另一方面又远接唐代样式，螭首之作颇为雄浑壮丽。砚台之雕饰与玉器亦颇精巧。
砖瓦器 斯时最显著之现象乃琉璃瓦即施涂黄绿釉及其他杂釉之瓦之兴起。皇室宫阙与陵墓之建筑铺葺黄釉瓦，瓦当雕刻龙凤纹自此开始盛行。绿釉瓦尤多使用。
明南京故宫出土之黄釉瓦当（巴瓦与唐草瓦）有龙纹。明崇祯四年（1631）作品鸱吻施白、青、黄褐、紫褐等杂釉，颇为美丽。
砖中亦有施黄釉、绿釉等其他各色釉者，以此造墙壁、斗拱、檐栏，外观颇富丽堂皇。南京报恩寺琉璃瓦最为著名。
木器与染织物 木器于建筑物雕饰、家具制作，染织物于蜀江锦、缀锦、刺绣、金襕、印金等技术，在明代皆有异常之发展。因余实例所知不多，故从略。
七、清代建筑
清太祖发祥于东北兴京[41]，乘明衰弱占沈阳，陷辽阳后以此定都，不久后迁都沈阳，即原奉天。太宗继太祖位称帝，于奉天构筑宫阙，即原奉天宫殿。顺治帝时乘李自成起兵而进入北京，以此为都，终灭明而统一中国。
继而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治世凡一百三十年，实为清朝文化最盛期，四海渐平，国力殷富，朝廷一面于北京大力改建明宫阙，再兴太和殿，一面修建或重建天下庙祀寺观。因此建筑技术与工艺品一道大为兴隆。
清朝崛起于东北，然于文化方面则全部继承明代文化，尤于上述三帝奖励之下盛行古代文化之研究、考证、编辑，怀古之传统精神风靡上下。建筑技术亦如此，几乎未见创意，原样蹈袭明代样式。无论其规模如何之大，装饰如何之美，终不免有缺乏清新纯真气象、一味玩弄夸张富丽手法之讥。嘉庆、道光后内忧外患并起，与国势凌夷相共，建筑艺术亦陷入纤弱颓唐之弊。
该时代宫殿如前述，于其“满洲时代”有奉天宫殿，而康熙年间则有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嘉庆年间有午门[42]与乾清宫，光绪年间有重修之太和门，此外还有清末西太后大力建造之万寿山离宫。尤为引人入胜者乃乾隆帝时意大利人郎世宁等参与北京西北方向圆明园离宫之修建计划，与运用法国路易十四建筑样式之细部建造该殿宇一事。斯为欧洲近代建筑影响东方之滥觞，惜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惨遭战火，今仅留废墟。
儒教作为笼络汉人手段之一于此时尤为受到重视，但毋庸置疑此做法乃明代之延续。北京有成均馆，各府、州、县必设学校，且建孔庙。孔庙建筑用意特专，故颇为重要。北京、曲阜、南京、西安之文庙尤为壮观。曲阜文庙大成殿于中国殿庙中最为宏伟壮丽。
道教亦为上下所信奉，除五岳庙、五镇庙规模宏大者外，各州县关帝庙、城隍庙及娘娘庙等淫祀建筑亦于各地大力修建。
佛教以崇信临济禅宗为主。北方有正定之隆兴寺，嵩山之少林寺、房山之云居寺与五台山之诸伽蓝，南方如天童、育王、净慈、灵隐、万寿各寺，亦即宋代以降之五山犹盛，更有普陀山、天台山等名刹。四川则有峨眉山。总而言之，北方佛寺趋于颓圮，南方伽蓝犹呈盛况，然南方伽蓝多因长发贼[43]乱毁于战火，之后重建者多，足以观者少。
康熙帝为笼络西藏、蒙古，尊奉喇嘛教为国教，并大力鼓励之。之后其势力极盛，四处建有如北京雍和宫，东、西黄寺，奉天黄寺[44]，热河普陀宗乘庙[45]等壮丽伽蓝，西藏艺术之影响亦颇浓厚。然其与清朝覆亡一道迅速遭遇衰颓命运。
伊斯兰教几乎流行整个中国，尤于甘肃、陕西、云南地区最盛。其寺称清真寺或礼拜寺。其制度大体与佛寺建筑相同，唯内殿后壁有礼拜龛，往往以阿拉伯式花拱、文字、唐草图案为装饰，引人注目。
陵墓于兴京筑有先祖以下四祖之永陵，于奉天筑有太祖之福陵、太宗之昭陵，迁都北京后历代陵墓分建于北京东面之东陵与西南面之西陵。大体参酌明代陵制，规模稍小，然宝城、方城[46]等手法与石像生等陈设多少有些新意。
此外，非宗教建筑者有城堡建筑、官衙建筑、会馆、戏台、住宅、牌楼等建筑，今无暇一一细述。
要而言之，清代建筑虽蹈袭明代式样，然南北性质多少有异，与其说与气候风土有关，毋宁说乃南北居民性格、趣味显著不同之反映。北方黄河流域建筑厚重，多用砖石，屋脊少有上翘，主要运用色彩装饰，显示绚烂富丽之性质。南方长江流域建筑轻巧，木构部分多，屋脊上翘明显，主要使用镂空和雕刻方式装饰，呈现浮华奇拔之外观。概言之，南北虽有异，然清初蹈袭明代样式者于康熙、乾隆时代臻于烂熟发达之顶峰，之后随时代变化缺乏创意之张力，失于手法之洗练，引发颓唐鄙俗之风气，想必乃国运衰亡带来之无奈结果。
编者注一 本篇编辑后又有许多辽代遗物被发现。其中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山西省大同县善化寺大雄宝殿与鼓楼、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皆为（关野贞）博士发现。有关此类建筑本书另有文字详述。
编者注二 此外，1931年于山西省大同县城内善化寺又发现该寺天王殿与三圣殿皆为金代遗物。
编者注三 顺治十年（1653）系清世祖年号，相当于明永明王永历七年。当时此地已属清朝管辖，故此建筑事实上为清代初期产物。然清代完全蹈袭明代式样，此建筑于式样上几无差异，故作为明代实例于此举出。
本篇辑自《世界美术全集》第三、五、六、七、十三、十四、二十二各卷与《世界文化史大系》第十八卷《明兴亡与西方势力东渐》分别采写之时代概述。即使标题冠以《中国艺术史概论》，但《世界美术全集》第六卷之《南北朝末期北齐与隋代》也与第五卷之《六朝时代艺术》一道收入第二章“六朝时代艺术”之中。第十八卷之《明代建筑与雕刻》与第十九卷之《明代末期建筑》因过于简略，故以《世界文化史大系》中相关部分代替。又，《世界文化史大系》第七卷《隋唐盛世》之隋唐《建筑与雕刻艺术》一文，以及《世界美术全集》几乎所有卷中刊出之诸多画面与解说词于此全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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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入关中，秦王子婴出降，秦朝灭亡。刘邦正式称帝是在公元前202年。——译注
[2] 原文为“塔婆”，也称“卒塔婆”，梵文st pa音译。原指为标识死者埋葬处或为供养而立、形似塔状的细长木板或石板，上记梵字、经文、戒名等。引申义为佛塔。以下按“佛塔”译出。下同。——译注
[3] 指不用柱子，而用木材堆积成井字形状、以成屋壁的建筑样式。如今在日本的东大寺、正仓院及唐招提寺藏经楼等均可看到这种建筑样式。——译注
[4] 原文称该石阙位于四川歙县，不确，应位于四川渠县北赵家坪。——译注
[5] 屋檐圆瓦。因多施以巴纹，故名。——译注
[6] 屋檐平瓦。因饰板多有唐草图案，如忍冬唐草、葡萄唐草等图案，故名。——译注
[7] 原文如此，何族不详。——译注
[8] 萨珊王朝（Sasanid Empire，226—650），古代伊朗王朝，又译为萨桑王朝，系古代波斯最后一个王朝，因其创建者阿尔达希尔的祖父萨珊而得名。——译注
[9] 笈多王朝（Gupta），中世纪陀罗笈多一世（正勤日王）统一印度后所创建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约320—540），疆域包括印度北部、中部及西部部分地区，首都为华氏城（今巴特那）。笈多王朝是中世纪印度的黄金时代。——译注
[10] 原文有误。《女史箴图》乃顾恺之所画。
[11] 《洛神赋图》为顾恺之作品，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12] 经查日本所有大型百科全书和日本网络的“词汇银行”皆未见收有此人事迹，疑为明治时代普通日本人。——译注
[13] 发现于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元嘉元年，151年），作者乃东汉雕刻家卫改，1786年由清代研究古代铭刻的著名学者黄易发掘，明治时期流落至日本。——译注
[14] 大仓集古馆，位于东京都港区赤坂的美术馆，于1917年（大正六）由明治、大正时期实业家和军部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1837—1928）设立，藏品以东洋美术品为主，藏有中国“木造普贤菩萨像”等。——译注
[15] 指以奈良盆地南部飞鸟地区为首都的推古王朝前后时代。原为日本美术史时代区分，包括以推古王朝为中心，自佛教东传至迁都奈良这一广泛时期。现据日本政治史与文化史来区分，一般认为时间在6世纪末至7世纪前半期。也称推古时代。——译注
[16] 原文为“少康”。疑著者将日文“小康”与“少康”相混。“少康”指中国佛教净土宗七高僧之一。而“小康”指时局、疾病等获得稳定状态。此处取“小康”意。下同。——译注
[17] 沮渠蒙逊（366—433），临松卢水（今甘肃张掖）人，匈奴族，十六国时期北凉的建立者，公元401—433年在位。其祖先为匈奴左沮渠（官名），后来便以沮渠为姓。沮渠蒙逊虽为北方蛮族，却博览史书，颇晓天文。史书赞其“才智出众有雄才大略，滑稽善于权变”。天玺三年（401）建立北凉。义和三年（433）沮渠蒙逊去世，时年六十六岁，葬于元陵，庙号太祖，谥号武宣王。
[18] 蟇股，建筑物承重部件，下方呈开口状，如青蛙之大腿撑开。后也用于装饰。——译注
[19] 今奈良市。日本于公元710年至784年建都于此。——译注
[20] 今京都府。日本于公元794年至1192年建都于此。——译注
[21] 戒日王（Siladitya，约590—647），印度塔内萨尔王国普湿婆提王族第六代国王，属笈多王族旁系后裔，音译易利沙、曷利沙伐弹那，意译为喜增王。中国玄奘访印期间正值戒日王治世，颇受礼遇。有人将戒日王朝视为笈多王朝的延续。——译注
[22] 奈良时代之异称。——译注
[23] 宝相花，中国传统装饰图纹之一，系综合牡丹、菊花、石榴、荷花的不同特点，重新组合成花朵的形式，又称“宝仙花”“宝花花”。盛行于隋唐时期，在金银器、敦煌图案、石刻、织物、刺绣等各方面常见有宝相花纹饰。——译注
[24] 有两种解释：一指如来对地前菩萨等所应现的种种化身，又称“应化佛”“变化佛”。与“应身”或“变化身”为同义词。参见《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一与《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七；二指应机随宜而突然化现之佛形。参见《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三五。——译注
[25] 漆工艺技法之一，即将金银薄片剪成图案，贴于漆面，上面再涂漆，之后磨去该处油漆的技法。——译注
[26] 五代时李存勖败后梁兵，攻占幽（今北京）、魏（今河北大名北）等州，取得河北，于龙德三年（923）四月称帝于魏州，改元同光，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十月灭后梁，十二月才迁都洛阳。——译注
[27] 大同、应州均在山西省。疑著者将山西误写为山东。——译注
[28] 源赖朝于关东地区镰仓建幕府至北条氏灭亡的时代（1192—1333）。——译注
[29] 镰仓时代与禅宗一道传入日本的宋建筑样式。——译注
[30] 镰仓时代由僧人重源从南宋传入的佛寺建筑样式。——译注
[31] 原文有误。太祖时尚无“北京”地名，故无“北京国子监”之说。待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才在北京设国子监。——译注
[32] 此塔即大白塔，系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皇太后李氏令太监范江和李友重建。
[33] 上部成曲线形状的窗子。此形式曾与禅宗建筑一道传入日本。——译注
[34] 佛教用语。乃居住天界诸神，特别是被配置于胎藏界曼荼罗外金刚部院的天龙八部众、十二天、天文神的总称。也有解释是欲界六天之上，色界、无色界诸天以及日月星宿、龙、阿修罗、阎魔王或药师十二将等的总称。——译注
[35] 系于建筑物上方为连接柱与柱而在柱头使用的横木。——译注
[36] 现为日本京都府南部的一个市，位于宇治川河口，名茶产地。平安时代为贵族别墅区和游乐胜地。除黄檗宗本山万福寺外，还有著名寺庙“平等院”。——译注
[37] 于漆器中细刻图案，施以金粉之技法。——译注
[38] 雕漆技法之一种，以黑漆为主体。也称“堆乌”。——译注
[39] 雕漆技法之一种。内外涂朱漆百遍，在漆层刻画出山水、花鸟、人物等。盛行于宋代之后。——译注
[40] 涂漆技法之一种。以“枪金法”或“描金法”，区分出图案外形，用色漆等着色内部或将色漆镶嵌于刻纹后打磨。——译注
[41] 位于辽宁省东北部抚顺以东，原满洲语为“赫图阿拉”。清太祖于此建都，太宗八年（1633）改称兴京。——译注
[42] 午门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清顺治四年（1647）重修，嘉庆六年（1801）又修。——译注
[43] 指太平天国太平军。——译注
[44] 又称皇寺，在今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为清入关前盛京最大的喇嘛寺院。——译注
[45] 在今河北省承德市狮子沟北侧。——译注
[46] 明清陵墓之制，前建戟门享殿，后筑宝城宝顶，立方城明楼，皆为前代所无之特殊制度。明代宝城，如南京孝陵及昌平长陵，其平面均为圆形，而清代则有正圆形和椭圆形各种。——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