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古贤之迹

写在出发之前

一

佛教的理想，当时是要改造印度，其次改造中国，进而改造日本。佛教对于东洋文化的功绩多数在于，不管是哪一种文化现象还是哪一种主义精神，其中都有佛教的渗入。如果从东洋文化中抽去佛教，恐怕就会所剩无几。佛教的理想和信仰蓬勃兴旺时的东洋，看不到因民族不同而出现的龌龊，方圆上下左右都环罩在法幢之光下，诺守着平等同时发挥着各自的不同。但是，正像一个守着将倾大厦的名士之家的老人，动辄会拿出祖宗的功名吹嘘，从而获取一点点快乐。这绝不是吾辈的本意。我相信，能够真正为人类带来和平的指导原理，必须要包含在以佛教为代表的东洋精神之中。至少东洋的各民族要超越民族间的差异，真正从心底里能够相互沟通的媒介，无论从精神方面还是从历史方面，如果离开佛教的理想和信仰，则别无可求。

被佛教重新教化的印度和日本，现在没有问题。但于唐宋时代共同完成了修行的当时的新中国是怎样、又是通过何人来具体实现的？对那些通过典籍调查得到的有关资料，我长期以来一直期盼着自己能够在现实得以亲见。去年有幸开了一次踏察的先河，但那就好像是面前置有万斛却只能饮其中一滴之感。对那么广袤的四百余州土地，跋涉所到之处正如文字所表现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愿望的干柴上好像被浇上了油燃起了火，而且火越燃越旺。现得到启明会的同情，使我能够在此踏上古贤们的足迹，实在是幸甚之至。借此机会，想就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一题简略陈述一些自己的浅见。

中国佛教史十分简洁地划分为传译、研究、建设、统一、继承五个时期。自东汉经三国、西晋到东晋末为传译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或被视为与黄老同道，或者被认为是老庄思想的翻版，还不能认作就是佛教本身。因此佛教还未能发挥出其作为指导原理的生机勃勃的作用。当时，作为形式主义儒教的反动，老庄流派的清谈代表了时代的潮流，佛教徒们也未能幸免。隐遁式的游戏情趣和其生活方式的放任是清谈者们的弊端。从这类流派之中完全看不到光明。接着，中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到来了。在称为五胡十六国之乱的动乱之地有了胡汉民族的接触，同时以此为契机，印度和中国的两种文化也进入了真挚接触的境界。可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汉民族死活的时期。不愧是大国民汉族，面对此等难关，终于于万死之中求得一生。就是这一生之路改变了以往的文化。东晋末期正是中国文化转变的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经历了南北朝，最终完成了隋唐宋新文化。对此，东晋末期的胡民族文化有不容忽略的功绩。前后两赵时的佛图澄、苻坚时的道安、后秦时的鸠摩罗什，他们都在新文化中发现了指导原理并要将国家的基础放置于新理想之上。两赵时期恐怕很多尚属迷信分子，但僧界内第一次进行了淘汰，第一次向朝鲜派出了传道僧，派出十万大军前往襄阳迎接道安，又派出六万大军迢迢万里去西域接回鸠摩罗什。苻坚的这些努力，有他的真挚，也有他的紧迫。苻坚之后的姚兴，继承苻坚之志，为了能够迎接已在凉州居住了十四年之久的鸠摩罗什，付出了与苻坚相同程度的努力和牺牲。姚兴著有关于“三世”的论文，有对“一切空”的见解，还有和同族姚暠关于“无为至极”的论争。此外姚兴还亲临鸠摩罗什那个秀才云集的翻译现场当了一个校对员。姚兴正是有了这种理解和热情，才有了对新思想的洞察，才有了与新信仰的共鸣。前后两秦作为国家的寿命都不长，但是，想必二者对于自己在中国文明的转化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定都感到了极大的满足。鸠摩罗什和道安的弟子庐山慧远是这个转换时期的两个伟人。

二

鸠摩罗什所译的经卷，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佛教界的权威。其翻译的畅达程度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仰慕鸠摩罗什的庐山慧远凭借自己的人格，向追随老庄流派风潮而已流于隐遁情趣的佛教注入了实践、活动型的精神。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是从庐山慧远开始的。由于这两大伟人的尽力，佛教史得以进入第二阶段即研究时期。

南北朝时，处于研究时期的佛教具有充分的活力。受其影响，道教也出现了一些杰出人物。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魏太武帝实施了过激的废佛事件。虽然为一时的反动，但我们必须了解在这种反动的背后存在着满天下几乎都变成了追随新文化的奴隶的事实。正在中岳修道的道士寇谦之认为不能不阻止这种风潮，于是给迷信的道教加上新的戒律，使其具备了作为宗教的形式，又注入了清新的精神，并通过司徒崔浩说动武帝，终于达到了在魏境内废除佛寺的目的。本来道教是从东汉的三张发源，而三张本身又是从佛教得到的启示。但是，当时已经出现了老子浮屠说，把佛教和道教等同而视，二者的特质并未判明。时至西晋，僧人白法祖对二者之异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并攻击道教之非，事情由此而起，道士王符也写成了一本《老子化胡经》。从那以后，两教之间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论争爆发，并成了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纠纷。北魏的寇谦之没有停留在先后优劣的论争之上，而是把鸠摩罗什翻译的戒律活用于属于自己的道教教界，进而发展成王侯亦可应用的宗教，也曾一度顺利地实施了废佛之举，但是仅仅靠从外部施加压力并未能把佛教灭除。

武帝夭折之后，文成帝继之登上帝位。佛教以成倍的势头卷土重来，并因废佛得福，建起了有名的大同云冈石佛寺。如果没有那一次废佛，现在这座在中国佛教史上千古大放异彩的石佛寺也不可能得以兴建。石佛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废佛甚烈的见证，同时它也证明，宗教只要有内在的生力，就不会被任何来自外部的压迫所动摇，反之还能以更大的能量再次复活。

北方之地经常存在要使国家统一的需要，所以北魏废佛的背后应该说存在着想利用道教作为统一基础的意图。果然，这个时期最后一个落幕的北周的武帝继承了这个意图。他为了建立一个稳定安泰的国家，首先着手解决思想统一的问题，以他壮年的坚定意志，大胆地用以老庄思想为中枢的道教观念统一了三教，并尝试道化人生的一切。于形式上废了佛道两教，却又置通道观以实现自己的精神理想，为此佛教教会又一次遭到毁弃。但这时的佛教教会与北魏时期相比更加充实了，所以非但没有灭亡，反而以比北魏时更强劲的力量得以恢复。第二次的武帝废佛，不仅没能使佛教灭亡，相反却促进了佛教的蓬勃复兴。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两位武帝所做的努力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隋代的佛教经过北周废佛洗礼而得以蓬勃复兴，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精华。当时的中心人物都是经过废佛洗礼而被灵化了的人物。另外京兆房山县的石经虽然不能与人物的灵化并论，却是废佛事件的附属产物。把大藏经刻在岩石上使之流芳百世，如此的宏愿竟是源于那样一个惨烈的原因，如此的宏愿背后竟会有那样惨烈的事件存在。没有那个事件也就不会有如此的宏愿产生。与云冈的石佛寺是北魏废佛的证据一样，房山的石经就是北周废佛的证据。而且这一石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它是从隋代开始经过唐代一直到辽代，经过数百年不断努力的结果。

三

周武帝的法难，甚至逼出了以绝食、割心等形式来殉教的伟大僧人，实在令人惊骇令人激愤。而受到了那些伴有残酷生死事件的启示从而唤起了自己内心觉醒的学者们，实际上都成了隋唐时代佛教的建设者。在政治上完成了南北统一伟业的隋代，不久开始了宗教上的南北整理并从此发展成了一种组织，如天台大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随着这个建设时代出现的重要事件是世亲法门的传入。龙树法门是鸠摩罗什的传译所，从南北朝初期时开始向各处普及，在摒弃偏执、培养论理性头脑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了解自我、认知生命的命题方面则肯定会有一种空漠之感。经过龙树法门锻炼的心灵，遇到世亲法门阿赖耶识说传来的事实，就像是久旱之渴得到了滋润。最初是后魏的菩提流支，接着是陈朝真谛之传的“地”“摄”“唯识”“起信”“净土”等诸论使教界的色彩为之一变。特别是禅宗、净土中生存的鲜活生灵更为活跃。建立了隋代的人其实就是这些鲜活生灵的所有者。这些生灵不仅没有屈服于周武的法难，反而光辉倍增，进而整理了南北的宗教，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精华组织。当时，禅宗的慧可为维护惨遭废除的佛法而竭力，地论的慧远与武帝谔谔争辩，摄论的云迁不堪还俗之苦而避祸江南，天台的智顗于法难之年离开建康远赴天台山，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当时法难的残酷。以上的诸位都是佛教教理史上的重要人物。

其后的唐代，由智首创建基础、道宣成就的律宗，由道绰开拓地盘、善导树立的净土宗，由法朗成立、击藏完善的三论宗，由新近归国的玄奘传播的唯识宗，由智俨组织、法藏完成的华严宗，由神秀慧能在南北两地筑起不动根基的禅宗，这些都是时至唐代中叶兴起的。玄宗时代是中国佛教教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后几乎再没有什么发展了。恐怕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最光荣的时代。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印度中国两大文明接触的结果，其渊源可以远溯到东汉，准确说东晋末年应该是这一光荣的新文化的起点。

唐初的思想界与印度相比不但不逊色，而且几乎发展到了能够雁行^[1]的程度。玄奘三藏在天竺求法期间，与其有过论争的学者最终无一不为三藏的深远学识所折服，甘居下座以示尊重。即使置此不提，在本土印度，师傅戒贤作为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败在三藏的雄辩面前。从南印度的小乘教的学徒到那烂陀寺的大乘教学者前来挑战时，戒贤在弟子中选出四个学者，最少壮的就是玄奘。不仅如此，当其他三个人不知所措时，唯独玄奘泰然处之并敢于请命担纲。后来因三藏要求与师子光就其学说展开辩论，师子光不予应战并离开那烂陀寺去了大菩提寺。这个师子光是戒贤选出的四人中最优秀的。这也证明了中国的思想界不仅不比印度逊色，而且完全达到了能够齐头并行的水平。由此可见唐代中叶的佛教界已经进步到了不用指望从印度吸取新要素的程度。从印度得不到新要素，又于内部具备了发展的组织能力，必然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转化，即向整理、组织、建设方面集中力量，并以此来向体现自身的方向努力。理论的终极之处就是向现实问题的转化。恰在此时遭遇了武宗的废佛。魏武的法难促发了研究的时代，周武的法难成了组织时代的缘起，同样，唐武的法难造成了实行统一的机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缘。

四

由于唐武的废佛，堪称绚丽灿烂的教界精华难免一时呈现出枯死状态。而这个时代独自超然于废佛影响之外的是禅宗，并且摆脱了文字这一羁绊，把正要进入践行期的佛教作为自己的独占，根据观察自己的心灵来考虑是否掺入佛心的是禅家。摒弃文字一事，对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家来说非但没有成为障碍，反而因此获得了发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一宗义的机会。而其他宗派经过苦心惨淡的努力，刚刚才得到一些恢复，不久就又遭遇了后周世宗的废佛。为此，天下渐渐地就成了禅宗的独树一帜。五家即临济、沩仰、云门、曹洞、法眼五宗，都是唐末至五代的动乱时期成立的。另外像马祖、百丈、黄蘗、临济、德山、沩山、仰山、洞山、曹山等，禅门不出世的伟大僧人悉数都是这个时代诞生的。教界似乎就应该被禅家独占。这个时代的教宗没有值得提及的人物。也难怪，典籍已散佚，想搞学问也得不到应有的资料。

五代晚期，吴越王钱氏为恢复锐志佛典而致力，其力甚至远及朝鲜和日本。当时，就连天台山的《法华玄义》都失佚，以致要到四百余州去搜寻，足以表明教界出现了怎样的严冬枯景。在中国这个大国里，石窟寺、石经等大规模的东西多得令我邦之人难以想象。而动乱之后的惨状也完全超出我日本人想象的范围。当时由于吴越王家的努力，到了赵宋初期，敕令雕刻大藏经，首先具备了佛典，然后又次第走上了恢复的轨道。恰逢此时，儒教徒以及儒教主义人士在思想方面以朝野呼应的态势掀起了排佛的声浪。魏周的两次废佛，不仅没有给佛学界带来损失，反而带来了成倍速复活的机会。在唐、周两次废佛给佛学界带来几乎是致命打击的同时，思想上的排佛对佛教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事件。佛教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失坠正是源于此时。排佛声浪朝暮充耳，再看佛教界，仅剩下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家，匮乏从思想领域到能进行抗衡的人才。只有契嵩的《辅教篇》还算小有名气，但究其内容则与刘宋初期的《理惑论》颇为相近。

在思想方面，到底是不能和隋唐相比，但是在修道体验方面，自唐末至宋，值得王侯仰为师表的禅僧辈出。某宰相说：“弟子是否应该出家？”僧人答道：“出家为大丈夫所为，非宰相之分。”儒生们亦叹儒门寂寞，某儒生叹曰：“儒门中何故无人？”另一儒生则答：“并非无人，出孔孟之上者辈出。”问：“此为何许人也？”答曰：“皆甚轻儒门，难与世人为伍而远遁僧界之士。曰云门，曰严头，余多如此。”由此可知当时有气魄的禅师确实不少。而且禅师们已在内心将老庄与佛教融和，又在寺门的戒律仪礼中融入了儒教视为终极点的礼乐，所以禅宗才正是三教之统一体，才是中国佛教的结晶。正因为是自禅宗而来得以成立的纯中国佛教，所以宋代的禅宗流行才会超出预想，从而形成了不具禅机禅风之人便无谈禅资格的风气。这从西湖舟中与东坡的几句问答就能使十八妙龄红颜琴操当夜落发为尼的事中可见一斑。更何况为人师表的大儒。周子、程子、朱子、陆子都在静坐，于静坐内观中产生的新儒教即所谓的宋儒，在其组织中巧妙地摄取了佛教的教理。

五

宋儒身体力行地静坐，并巧妙地把佛教教理翻译成儒教本来的用语，几乎是料理得没留下任何佛教的痕迹。与其说是通过其组织系统，不如说是通过自身的实践认识了这个新形式的价值。不管资料来自何处，只要是引进自身并加以改造从而使之演变成新形式，就应该承认是那个人的独创。一个一个地分析，一个一个地溯本清源，即使留下的东西不多，也不能诋毁并减弱那个人的实践能力和组织的力量。当时，作为禅家的金科玉律，“经”不过只有“楞严”和“维摩”，“论”不过只是“起信”之类而已。“唯识论”等或许因为太麻烦而无人问津。然而，自周子经明道至陆子系统的思想中存有“起信论”的影子，自张子经伊川至朱子的思想中存有“唯识论”的影子。对陆子一方思想有所共鸣的禅师似乎未能对朱子思想有更深的理解。“唯识论”真如赖耶的关系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成了朱子理气的关系，可以说如果没有“唯识论”，朱子学说就不可能成立。但是当时的教界似乎连辨别如此事情的学力都十分欠缺。于是乎，对于来自张子、程子、朱子的堂堂宣战式的攻击，没有人能以对等的地位进行回应。正因为如此，南北朝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思想界独行的佛教，不得不让位于新儒教，并渐渐远离了思想界。排佛的论难之中，虽浅薄但打击最为沉重的是“不弃佛门一法的佛教徒不知缘何取用违背伦常的生活”。于是，看上去理应在戒律礼仪上与儒教调和的佛教，竟然与老庄思想完全调和，却最终没能与儒教取得完全的调和。换句话说，纵贯整个中国佛教史，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归根结底仍分别为两大潮流。

回顾一下三国时代的康僧铠，他认为佛儒之间不存在乖离，试图以儒浅佛深来调和两教。这大概是议论儒佛关系的最早尝试。东晋末的慧远讲解儒典时阐述出自己独特见解，当时在场侍讲的雷次宗于刘宋代时被聘为国学，一面秉承慧远之说，一面却又在论述中标出“雷氏云”，以致遭到同学宗炳的抨击。同时代的谢灵运高调宣扬佛为渐教，儒为顿教，齐的范缜反对“灵魂不灭论”。各朝各代佛儒之间都有一些小论争，但倡导调和的主张没有能超过刘宋初期“理惑论”的，佛教徒对儒教的评论则没有能超过吉藏“三论玄义”的。当时没有人能够应对吉藏的深刻批评，但后来的韩退之却以异常之势高唱排佛之调，其理由本身并无价值，只是其气魄形成了一股潮流直至赵宋，为作为敌对思想进行反击的新儒所用，从而使佛教在思想界遭到了不应出现的沉重打击，到了明代虽然稍稍有所恢复，但又未能出现可与王阳明匹敌的人才，直至清代也毫无动静。学问方面成了朱子学派的一家独尊，佛教徒们远遁到听不到排佛之声的山间寺门，完全失去了与社会的交往。自元代以后，对于佛教而言始终是持续退化的时代。

于此佛教退化的时代，道教又是何种状况呢？从金到元代之间一种新道教得以形成。这就是由王重阳倡导，马丹阳继承，邱长春大成的全真教。全真教所期目标是头陀观行，即现身，不游法身无相之域，在绝对否认不死成仙的迷信方面是为道教史中少有的健全之处。当然，这是由禅宗改造成的道教，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有前后无法相比的思想和精神。这些思想和精神多源于始祖王重阳个人的学力与人格之力，动摇政界，稳固教界，对当时不知所从的普通百姓则是至上的福音。其势力转瞬即风靡了整个北清^[2]。这自然有元太祖保护的一层政事关系，但其中也不乏大成道教的邱长春的胆识以及其弟子宋披云初纂《道藏》的学力。在全真教获得地位的同时，以江南龙虎山为根据地蜗居四十余年之久的张天师也开始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扩展其旗下的正一教势力，天下宗教渐次归于道教一家，以致佛教也非要多少实行一些道化不可。特别是清代以后，思想为儒教、宗教为道教的事实定格，更是大大地消减了佛教的社会生存价值。

六

胡汉两大民族、印度中国两大文明的接触，经过南北朝活跃的葛藤时期之后不久，创立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荣的隋唐时代新文化。其间，虽有过企图抛弃自国文明，甚至表现出奴隶态势的时期，但是与自国文明相比，是对同等的或同等以上水平的其他文明并未形成固陋的结果。隋唐新文化既不固陋也不奴性，只是古代文明的转化而已。从赵宋时代的新儒教、金代的新道教方面观察，转化这一事实就十分明确了。转化之上成就的隋唐精华中，作为必然条件的是胡汉两大民族的接触。同时也不能忘记世界人类引以为荣的印度中国两大文明的接触。隋唐文化的根底里有理想，也有健全的信仰。共同的信仰和相同的理想使得全亚洲的民族得以超越国界，得到平安、自由和幸福。玄奘、义净的大旅行中，只存在他们对大法的理解，这就足以实现以一衣一钵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阔步与研究。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游历肯定也可以感受到不限时日的爽快。

时代下行至南宋，契丹和金人之间有了接触，继而蒙古族的铁骑踏遍了四百余州。这又是胡汉两大民族的接触，但此时没有相应的两大文明的接触。此时汉民族的理想暂时地被破坏，只剩下了人类对动物性怪力的畏服。理想处于人力之下，那么无论国土有多么广大也会失去作为大国产生文化的资格。处于蒙古人支配下的中国，从版图上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其文化价值既无法与隋唐时期的精华相比，也远不及赵宋时期。因为这个民族精神的根基里不存在理想和信仰。到了明代，自中叶以后，向古的理想和信仰逐渐恢复，但为时不久即又被满洲族人的铁血侵染，此时，理想被毁，人类不得不更要向动物性威力低头。仅靠人力难免在眼前的世界里只见钱币，只见权势，以致享乐成了人生的目的。在现代中国最为欠缺的恐怕就是始终如一的理想和健全的信仰吧。这不仅在中国，也是全世界面临文明转化时的共同缺陷。对此，我们不可期待隋唐时代能够再现，期待也是徒劳的。期待贯通于当时时代精神中的大理想、大信仰，期待东洋人基于自觉的生存，应该说这是一种不当的言辞。面对泰西文明的青年因为对自国状况的过度激愤而采取了完全奴隶式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持有令世界人类引以自豪的先秦文化和隋唐文化的汉民族，归根结底不会奴性到底的，对自国历史产生自觉的一天一定会来到。事实上，在去年秋季访华之际就已经在各处听到了儒教复活之声，青年们忘我地奔走应该说是一种反动，一种对那种禁锢于古来习俗、不负责任地对他国文化不闻不问的固陋之徒仍然众多的现实的反动。发生在地球某一端的事情当天即可传到另一端的今天，那种固陋是时代的错误。同时，忘记自国而充当奴隶的做法既不可以也不可能，这一点也不应忽略。留下可取的只剩下转化这第三条路径，即：尽可能地给原有的文化提供资料，以寻求基于其上的转化。民族是不灭的，理想也是不灭的。无论现状如何，汉民族一定会有向古代理想觉醒的一天。可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再去探访古代文化之迹，年年残毁掉的遗迹遗物又会是何等状况呢？或者等同于唐末五代之乱以后的状态？渴求隋唐文化精华的我们，离开军事，离开政治，离开事业，唯独想为了文化而行踏勘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

文学博士　常盘大定

[1]　并驾齐驱之意。

[2]　今华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