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迹

山东的神通寺

东晋竺僧朗之遗址

山东名刹神通寺的创建人是东晋的竺僧朗。说明寺院之前，应该先回顾一下僧朗其人。

僧朗是京兆人，得道之后一直关中讲学，前秦皇始元年（351年）移居泰山，与隐士张忠结林下之契。张忠被苻用西行后，僧朗在金舆谷的昆仑山上另立精舍并常住于此。对闻信而来的百余崇，循循善诱，孜孜不倦。西方前秦主公苻坚仰慕其德，派人前来邀请，僧朗以自事已高为由拒绝，但苻坚仍每月写信还赉赐资养。北方燕主慕容德也钦仰其德行及名望，封他为东齐王，并把两个县的租税都给了他。而僧朗只收下了租税，拿来充作了兴修福业的资金。南方晋主孝武帝致书僧朗，北方拓跋魏主珪也是又写信又送东西。连西方的后秦主姚兴也曾盛赞过他。由此可见僧朗的学德当时是感化了东西南北。苻坚在取缔僧侣时特意下诏曰：“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对泰山网开了一面。

金舆谷原本虎害颇多，不手持棍棒成群结伙就过不了谷，但自从僧朗来此地之后，无论晨行还是夜往都毫无危险。百姓感戴僧朗的德行，便把这个山谷称为朗公谷，从此以后朗公谷成了泰山南麓的一处名景。

泰山南麓有两处朗公的旧址，一处是神通寺，另一处是灵岩寺。两处都是僧传的金舆谷昆仑山的古刹，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互关系呢？查《泰山志》引证《岱览》，古金舆山就是今天的昆仑山。此山又有昆仑和金庐的别名。昆仑据说是昆嵛的误称。引证《水经》《山东通志》，说是朗公谷在金庐山下，旧名是琨瑞溪。向当地人打听，被告知，隔河耸立在神通寺南面的就是金庐山。那么，这就是别名叫琨瑞山，僧传的昆仑山了。如此来看，金舆谷就是指山与寺之间的这条溪水，溪名或许就是叫琨瑞溪了。不管怎样说，现在神通寺已经荒废，连住持也没有了，所以只能是以《泰山志》和当地住民所说为依据，别无办法。而灵岩寺现在不仅仍然是一座巨大的古刹，而且里面还有朗公之墓，东侧有朗公石，北侧有张忠的遗址野老庄。这些是否都应该认作是朗公最基本的道场，的确让人迷惑，不过，观察地势参照记录时必须以神通寺为基本道场。现在也还有保留着朗公谷之名的地点。如果把神通寺作为基本道场的话，那么灵岩寺是“时来此地讲法之地”的记录就得到了验证。两寺虽都有各自的说法，但目前应该考虑神通寺为基本道场的说法。

大正十年十月十一日记事：

由泰山向北方向下山，行约四十里，到达平地，再前行五里，到了牛山口庄。问了一下，说是到神通寺还要走四十五里。由于在条件艰苦之地连日辛劳，姓鲁的挑夫患了重感冒。他的身体本来强壮得应该能战胜恶魔，可却战胜不了病魔，声声诉说病痛难耐。行进前方仍是丘陵连绵，又找不到替代的挑夫，只好边鼓励他边前行。薄暮时分终于到了刘家庄，鲁的病好像更重了，说他一步也走不动了。还剩下二十多里，天马上就要黑了，又没有能够留宿的人家。因为没了扛行李的人，做向导的中国人主张就住在这里，但我还是主张，要住就住在神通寺，否则计划就会全被打乱。顾不得向导的脸色，我决意继续前行，拿出不菲的报酬又雇到了一名挑夫，把鲁托付给一家热心的农户，请他们帮助照看，然后趁着月色出发了。途中有一座名为九塔寺的古刹，很是让我心动，但时已夜半，只能徒过寺前，在柳铺庄这一小村处向右拐，说这里就是神通寺了。寺里有一个病恹恹、诉苦不已的八十三岁老僧，还有两三个农夫打扮的人。我觉得奇怪，问了一下，回答说这里号为涌泉庵，属临济宗，也是龙门派。那几个人都不识字，更别提佛教道教了。仅有的一点儿情况是从老僧处得来的，再问不出更多的东西。那些混在一起的白衣大士、泰山娘娘、斑疹娘娘，还有那些寺里人都身着世俗衣衫，这些都证明了中国北部各处可见的佛寺道教化的实情。所谓的龙门派大概是全真教的一个门派吧。九塔寺和神通寺里都没有住持，倒是这个小庵里有个八十三岁的老僧，虽然道教化了，还要搞形式，真是可怜。

第二天十月十三日早上，来到神通寺遗址（图七）。因遭到数次破坏，只剩下形式上的一座小坊，没有人。前后左右丛生的荆棘之中还有不少石碑石塔。石碑中有大元至治年间所建的祖师兴公碑，见此足以。如同惯例，碑立在龟背上，戴有龙冠，正面叙述此寺之兴衰，背面题有宗派分行之图，刻着兴公法系。在众多弟子之中，有一人士日后颇为荣贵，学德十分了得，却迄今尚未为世人所知，其宋末人士也。石碑上刻有法系的甚为珍奇，但遗憾的是，石碑下半部被土埋住，没能看到全文。中国的寺庙里，每个时代都有祖师。遇有土崩瓦解后再重建之时都会加上祖师的名字，所以古刹里会有几个祖师。兴公大概是最后的一位祖师吧，其墓塔完好地保存在后面的塔群之中。

图七：神通寺全景

塔的数量很多。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西北方的龙虎塔和隔着青龙溪与此相望的东南方的四门塔。两塔呼应，仿佛可见巨刹当年的风貌。两塔以外还有两座形状与四门塔相似的石塔，其中一座是前面提到过的祖师兴公之物。与龙虎塔同形的有十五座。以上十九座碑，除了四门塔之外的十八座都是砖塔。另外还有二十八座石塔。仅这些数字就足以知晓神通寺是何等的名刹，自六朝到明代的漫长岁月中，这里又是有过何等的繁荣。

“龙虎塔”恐怕是从朗公塔演变而来的俗称（图八），中心呈四角形，四面刻着四尊佛像，佛像上下都刻有雕塑。里面的佛像是唐代之物，外部的塔身听说是元代所建，就是说仅仅就外部进行过修建。四尊佛像的面容与在我国常见的完全不同，表现出了一种中华民族的超然和随意，十分有趣。

图八：龙虎塔

听说四门塔上面有武定二年杨显叔的造像，还有景龙二年僧无畏的造像记。但登不上去未能亲眼所见。不过此为魏晚期所建，唐代加以重修之实毋庸置疑（图九）。这种形式的石塔灵岩寺里有两座，宝山有两座，嵩山有一座，都是唐代以前之物。塔本身也好，里面的四佛八罗汉也好都是石造，佛像用石灰石做成，稍加打磨即可出光，但遗憾的是这些石造像全部经过涂抹，没有一尊具有古色。

图九：四门塔

神通寺里有一个西方千佛山的唐代佛龛，让人喜出望外。黄色石灰岩制，石质尚好，没有后来加上的涂色、修缮的痕迹，缺损之处也比较少。寺院本身虽早就衰微了，但正因为没有经过明清时代的修缮，再加上此地是远离人迹的偏僻之地，所以古色才得以如此良好的保存。中心处有三个大洞，其他的小龛小佛数目众多，虽没能一个一个地数，但至少也要以百计。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伸手即触，实在令人垂涎不已。三个大洞依次如下：

显庆二年赵王福造坐像界定印一丈

贞观十八年僧明德造并坐二佛法界定印两手膝八尺（图十）

显庆二年僧明德造坐像法界定印约一丈

图十：第五区左本尊半身像

外面还有武德年间有邻禅师造、显庆二年马都尉刘元意造、显庆三年长公主造、永淳二年王万元等造、文明元年赵旰等造，等等。三个洞内的佛像，二佛并坐的是多宝和释迦，其他的都是释迦。我想大概是因为中国的佛像不一定都要毗卢遮那如来的缘故。唐武宗年间，这个神通寺也曾被废止，但这些石窟还是被原样保存了下来。四门塔，能看出当时寺院对其十分重视，对里面的佛像进行了维修，可是结果却是使原物遭到了破坏。背面坐佛的下面刻着住持福胜宝山的名字，那是宋绍圣年间的人，四门塔佛的原有形状肯定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逐渐失去的。《泰山志》以《泰山道里记》为引证记载说：“千佛岩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千个大小石佛，多为魏齐及唐人所镌，更有二十余部造像记。”不过现存的造像铭只能见到八部，如果相信《泰山道里记》的记载，就应该还有更多的造像铭记出现，依照这些铭记可以了解魏晋造像的情况，但据我的大体观察，其中不会有比唐代更早的东西。

一时间，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些众多的碑呀塔呀、洞窟佛龛等上，结果去对岸的时间不够了，当时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其结果是只看了一座四门塔就不得不离开了。第二天行至三十五里外的中宫镇时才想起忘了去看朗公谷和三坛寺塔。当地老乡说朗公谷就在四门塔下面，那里有三座墓，其中之一就是朗公墓。传说灵岩寺里也有一座叫作鲁班洞的朗公墓，不去现场调查，难以辨出真假。关于朗公在佛教史中的位置有再调查的价值。如此重要的古迹，事先的调查再充分也不能保证做到现场调查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三坛寺塔是一座七级佛塔，在四门塔东面的岩壁上镌凿而成，名为三坛寺阿弥陀佛卒堵婆。此塔是否如同记载迄今犹存不得而知，但既然有记录就应该进行探访。

《水经注》记朗公为佛图澄弟子，《灵岩志》记佛图澄曾至灵岩寺。不知这些记录是以何为据，但应该都是事实。僧传中未提朗公的师传，但从年代上看可以说是佛图澄的弟子。此间相传着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和法汰登上泰山，法汰因感怀人之渺小而痛哭流涕时，道安加以安慰的事情。如果朗公是佛图澄的弟子，那么就与道安、法汰是同门之友，两人来泰山之事和僧朗日后进泰山多少应该有些关联。当时像道安、法汰、朗公那样寻求学德兼备的师长的话，则非佛图澄莫属。在佛教史以外的书志里见到把僧朗作为佛图澄弟子的记载，颇有参考价值，足可为佛教史补遗。

《续高僧传》中这样记载着，在泰山朗公谷山寺的北魏僧意传中说，寺内有高骊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此七像皆为金铜所制，俱陈放于殿堂之内，堂门常开，闲杂人等不敢入内，至今犹然。如此看来，至少在唐初此处应该有这些佛像存在。我认为山寺应该就是指神通寺，但记载最后的附记中有僧意和同侣的志湛，志湛塔现在在灵岩寺内，这样一来，是神通寺还是灵岩寺就又搞不清楚了。有关僧意的年代，一种说法是把僧意、志湛作为朗公的同侣，另一种说法是志湛传里把志湛作为朗公曾孙的弟子，并说志湛住在泰岳人头山衔草寺，寺为宋时求那跋摩所立，圆寂时，南方梁朝的宝志也听说了，并将圣僧涅槃之事禀报武帝，扬州的道俗皆面向北方礼拜。如照此讲述，则朗公谷山寺及人头山衔草寺的位置、僧意志湛的年代、与朗公的关系、志湛宝志之间是否有关、宋僧求那跋摩与泰山有无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被引发，且恐怕哪个问题都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史料依据。因此在这里，认为朗公谷的声名于元魏时代十分显赫，甚至可以牵动王室，随后又供奉诸国佛像从而引得世人景仰的看法，应该是行得通的。

万德驿灵岩寺间踏察图

山东泰山灵岩寺

东晋竺僧朗之故地

唐相李吉甫在《十道图》中把润州的栖霞寺、台州的国清寺、荆州的玉泉寺、山东济州的灵岩寺称为天下四绝。上一次踏察时我去了润州的栖霞寺和荆州的玉泉寺，所以此次旅行一开始我就决定先去灵岩寺探访。这些寺庙不仅风景绝佳，而且都历史渊远，具有时代背景，开山之祖皆为名僧。栖霞作为南方三论宗的发祥地有学德高尚的僧朗、僧诠，玉泉作为天台宗的发祥地有讲授“法华玄义”“摩可止观”的智显。这里的灵岩山有作为山东佛教创始人而道号广扬天下的僧朗。其中灵岩的僧朗为东晋时代人士，时代最为久远，在漫长的中国佛教史上应该属于初期，时间应是在北方佛图澄、南方竺浅的影响下佛教迅速传遍各地之后不久。为了逃避北方的战乱，佛图澄的高徒道安向南投奔襄阳来到新野，与同门竺法汰、竺法和作别后，法和向西入蜀，法汰向东入扬州，道安自己向南进襄阳。恰好与其前后，僧朗于秦皇始元年（351年）进入泰山。僧朗的法系尚且不明，但按前面的记述，大概应该与道安等人同门。如是同门，那么这些壮年教徒于战乱之时各处求缘四处流离的历史实情便不难想象了。灵岩寺是僧朗时时前来说法之处，寺志上记载，此寺名称源自朗公说法令乱石感动得点头之故，但实际上应该是由道生点头石的传说转化而来的。

九月二十六日，离孝堂山，路途艰险，行至五峰山下的石窝，住下。二十七日，巡视五峰庙，发现庭碑中有一块上刻着杜仁杰所撰青静崔先生传。下山后至刘家庄吃早饭，然后用了一点儿时间拍了一些属于伊斯兰教清真寺内部的照片。本日计划要早些到达灵岩寺，所以花钱雇挑夫来推独轮车。沿着山溪前行，路之险恶超出想象。虽说有路，但要么步行要么用牲口，否则实在难行。在这种地方使用独轮车绝对是超出常规了。但这里的大路都因发水不通，没办法只能走这样的小路。到三合庄不过二十五里的路程，独轮车由两个挑夫一推一拉，竟然费了五个小时。前面还有三十里，在这里把刘家庄的挑夫辞掉，再往前行路面刚刚平缓了一些，就遇到一条河面宽阔的沙河。挑夫先把我背过河去，然后返回去把向导张文山背过来，再返回去把独轮车拉了过来。挑夫的忠厚和辛苦让人又感动又同情，但事已至此，只能是顺其自然了。又过一村，到了小马德庄，庄户不少却没有可食之物。常言山东土地贫瘠，现眼见寒村为实了。走了一天险路，气力基本耗尽，天色已近黄昏，只吃过一顿早饭的挑夫开始喊饿，主张不再前行。对此，我十二分地理解，可是也不能就在这个连食物也没有的寒村过夜。我把仅剩的两个鸡蛋给了他，鼓励着他横穿过铁道，走完最后一段路程。到六里庄后有幸又找到了一名挑夫，让他帮助推车。这个挑夫名叫武生，说因自己前清不第，登不得龙门，只能在寒村干干体力活，其心境确实令人怜悯。天将黑时到了刻着灵岩胜境的石碑门前，稍事休息，过了通灵桥，天完全黑了，只能摸着黑往前赶路，幸好有武生带路，得以平安到达。饥饿加上疲劳，浑身累得像一团软棉花，走进客堂休息，看见墙上贴着很多名片，其中就有我邦的松本博士、羽溪学士、北村学士、阪东晴举四位。

名片递过去后，老僧高兴地欢迎了我们。他名叫寂章，长清县人，今年已六十五岁高龄。想他大概会是济门之士，一打听，却是曹洞宗，很是意外。问山东曹洞宗的寺数，答曰千余，再问成为曹洞宗的年代，答曰是自汉代以来。至此，我没有勇气再往下问了。老僧说这里没有任何文书和字刻类证明此处为洞宗，本来觉得没有希望了，可第二天在历代的墓群中发现了一块至正二年立的曹洞宗山休堂联道行碑。根据上面的记载知道了这里是从元代开始明确地成为曹洞宗的。后来又查阅了各种资料，得知此处宋代时有过云门宗的住持，也有过临济宗的住持，以后的乾隆年间，临济宗三十一世玉林到第四世的珏庵瑞也在这里做过住持。这些表明了近代之前宗派依属于做住持的人，但我认为，现在宗派应该说已经变成依属寺庙了。元代时，灵岩寺和嵩山少林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少林寺的曹洞宗第十五代息庵也曾是灵岩寺的第三十九代，日本但州正法禅寺的邵元僧长期归属在息庵会下，因此少林寺的本塔和灵岩寺的分骨塔上都有邵元撰写的碑铭。

灵岩寺的建制还有很多值得一看之处。以千佛殿为中心，前面左侧处有五花殿的遗址，再往前南面有大雄宝殿。千佛殿右侧的西面高处有座辟支塔（图十一），再向西走数百步，有历代的墓塔林立，其中法定塔位于中心，背后北面的高处是惠崇塔。千佛殿是唐宋时的大雄宝殿，万历年间重修，石柱柱础上的龙凤和莲瓣的雕刻十分精美。五花殿为宋代嘉祐中琼环长老首建，原有两层架阁，龟首四出，极其壮丽，又名灵岩阁，明代曾经重修，但如今已经完全倒塌，能见到的仅是那些带有雕刻的石柱。横在大雄宝殿前的石柱大概就是五花殿的遗物了。大雄宝殿原本是个献殿，明代安置三尊大佛塑像之后得名大佛殿。辟支塔为十三级，第一、二层间和第三、四层间较为狭窄，再往上各层的间隔是相同的。顺着内部的台阶，能上到第八层。第四层的壁间嵌着一块刻有庆历年号的小碑，第一层嵌着三块，外面保存着八块。这些碑上面都是为建成此塔捐了款的人名。其中有嘉祐二年的年号。自庆历年间到嘉祐二年的十四五年间，正好明示了此塔兴建的年代，也正是建造五花殿的琼环长老的时代。那时应该正逢佛门繁荣达到最高点的时代。塔内第一层、第三层、第五层放有佛像。我见过很多塔，但原有的佛像能够保存下来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外面刻着捐款人名的八块小碑的四周，围着用石材雕成的佛像、狮兔、唐草、云纹等，刻工十分精巧，很值得一看。

图十一：灵岩寺辟支塔及汉柏

林立的历代住持墓塔也形成一幅壮观景色。大概数了一下，墓塔有一百四十七座，另外还间或有三十三座石碑。寺中只有一座海会塔是宋代的（图十二），其他都是元明以后的。高度大概在二丈四五尺到一丈之间，中间部分有方形的、钟形的，还有五轮形的、椭圆形的、圆形的，各种形式样样俱全。居墓塔林中心位置的是开山始祖北魏法定塔（图十三），其后方高处是复兴之祖唐代惠崇塔。两塔都是方形砖塔，远承神通寺四门塔的形式，并都安置着祖师的石像（图十四）。两塔应该都是唐代所建。

图十二：灵岩寺宋代海会塔

图十三：灵岩寺法定塔

图十四：开山法定石像

现在寺域的东侧高处有一眼甘露泉。泉北的康熙、乾隆离宫遗址就是灵岩寺的旧址，北侧险峭的岩石山因形状四方而得名，称为方山。以这座山为中心，甘露泉外有名为黄龙、独孤、双鹤、卓锡、石龟的五眼泉水。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些泉水的存在，所以寺庙、离宫等才会选择这里为址。沿陡峭的岩壁攀缘而上，约在相当于岩山胸部之处刻着乾隆的题词。在一个叫作可公床的地方刻着朗公传。所谓可公是指曾经在此处行道的明代名僧大观大师。再往上走可至黄鹤岩下。放眼望去，风光无限，想起四绝之谓，首肯心服。听说原来山顶还有一座宋代仁钦和尚修建的绝景亭，但现已不存。根据旧时记载，南崖下有石佛，曾有三门相通，架木为梁进入，但如今木已朽烂，石佛只能遥遥眺望。经过此地时给我们当向导的年轻僧人对此事只字未提，看来的确没有了探访的价值。再上行，向右转，从下往上可以仰见红庙。那是一个在山顶巨岩上开凿出来的洞穴，名为证明龛。龛中有五尊佛像，两丈多高的释迦牟尼坐像居中，左右有两菩萨，两罗汉胁侍。左右的四尊是原有的，但中尊却经过后代的修理，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实在让人遗憾。《泰山志》的记载中有“石龛宏敞，名证名龛，右释迦佛像，高丈余，旁右四行者像，皆因石为之，龛座刻宋之题名”，说的就是这里。我开始认为这些作为唐代之物说服力似乎有些不足，应该视为宋代之作，但后来查看《泰山志》，看到了唐大中八年乡贡进士牟珰所撰《修方山证明功德记》一篇，其中引用寺记，说此寺为旌表唐初的善子童儿舍身求法而建，会昌五年灭法时仅此龛佛像得以残存，大中六年杭州僧人子儒为之加上金彩装饰，石像有弥勒佛及胁侍菩萨的神兽共九尊。这样说来，此处为唐代之物不容置疑。不管怎样，此处该当灵岩寺之宝第一位，其次是辟支塔以及法定、惠崇二塔。

灵岩山原名方山，又名玉符山，位于泰山西北。神通寺位于泰山东北，寺前的朗公谷又名琨瑞溪，向西北流经玉符山，所以可以说两寺因琨瑞水而相互联系。北魏《孝文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太和三年，于方山起文石室，五年，于山上建永固石室，石室之庭立碑，八年，幸方山石窟寺。”有人推测方山就是指灵岩山，但这种推测是错误的。那座方山在山西省。《寺志》中所写“晋时伊始，为苻坚所知，北魏时兴，唐宋金元时盛，至明，尤以万历以前为盛，天启之后渐衰，至清代复有起色”是该寺的兴衰概观。如从人物方面看，佛图澄曾一度游访，其弟子僧朗亦来此地讲经说法，普及佛教信仰，当时应该有过一些相应的建筑，但经北魏武帝时的禁佛，一切都荡然无存。孝明帝时，法定重新兴建此寺，故被称为开山第一祖师。隋文帝于开皇十四年巡行玉符一事指的就是此寺。至唐代，惠崇致力复兴，把寺址从甘露泉北侧移至西南侧，宋代时，琼环长老更是大力扩建，殿阁廊庑逐渐宏伟，上面的题咏也逐渐增多，灵岩的寺号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灵岩寺的北峪里有一座神宝寺，传说也是由北魏的法定创建，现在已经荒废。因没有搞清楚有名的那块开元碑是否尚存，所以取消了探访计划。所幸《泰山志》里记录了该碑碑文。根据碑文所记，当时有两座十一层的石佛塔，一座舍利塔，唐代的僧人明干、彦休、元质、神解、宏哲、惠冲、景淳、贞固、法将等相继入住，现在的寺主名叫惠珍。但作为当年开基人的正光元年的沙门明，应该是法定之误，肯定是把法定和远祖朗公搞混，又把朗公误认作明了。更有天宝九年李邑所撰《灵岩寺碑》中写着晋宋时有法定禅师，这应该是人名上的误差。此寺的开山始祖应是朗公无疑，碑碣上的类似错误颇多，应加以注意。

寺院的西南面有一座明孔山，远远望去，半山腰处可见一圆形洞穴，这也是一个有名之处，曾令明孔山灵岩寺之名享誉内外。据记载洞内有石佛像，但未能去现地察看。寺院的后面临近拂日岩，听说有座观音洞。那是座从北魏传承过来的寺庙，如果能去探察一下，我想也许能够有些意外的收获。

北周禁佛之际，无论神通寺还是灵岩寺、神宝寺都被废掉了。当时，僧人们从邺下逃往南方，直到隋代才依靠昙迁之力得以复兴。昙迁自归顺以后停留在徐州，主要讲授《摄论》，开皇七年（587年）应文帝诏率门徒十人进入长安，住在大兴善寺。当时应诏聚集的学者有洛阳的慧远、魏郡的慧藏、清河的僧休、济阴的宝镇、汲郡的洪遵等，每人各带了门徒十人进京。一度曾被毁灭的佛教，依靠这样德高望重的名僧重新得以复兴，此中昙迁在度僧复寺方面所尽的气力最多。后因文帝恩宠有加，引起是非争议，为此写成《亡是非论》以示自己安然处之的态度。开皇十四年文帝于岱宗祭天之时，昙迁又为此地被废诸山寺及逃亡的众僧人请愿，希望他们能得到安置，得到了文帝准许。根据那一道敕命，河南王成了神通道场的施主，齐王成了神宝的施主，华阳王成了宝山的施主。见到了这样的注解，神通是旧朗公寺，神宝是旧静默寺，宝山是旧灵岩寺。由此看来，朗公、静默、灵岩三寺都遭遇了北周的禁佛，曾一度归于毁灭，到了隋代才又以神通、神宝、宝山之名得以复兴。

山东徂徕山映佛岩

齐鲁四山摩崖之一宋代石守道遗址

隔着汶河耸立在泰山东南方的就是形状颇佳的徂徕山。唐代的李白客居仁城时，整日与孔巢父、韩准、斐政、张叔明、陶沔五人沉醉其间，自号竹溪六逸，被传为有名的佳话。这六逸故址我也想去寻访一番，但不过是顺便而已，我的第一个目的是想看看映佛岩上那有名的王子椿所书般若经。泰山上那有名的金刚般若经，在古今的石刻经中大概应是首屈一指。而隔汶河与之相对的徂徕山上也有般若经，实在是令踏察意欲在我心中激荡不已。自古以来作为儒教要地的齐鲁泰山及徂徕山上都有般若经的石刻，这些石刻是能让我们了解佛教如何支配北朝人心的指针，所以，在探访儒教故址的同时，也一定要寻找这些遗迹。另外，北宋时代泰山上有孙明复，徂徕山上有石守道，这两位成了复兴儒教先驱中的两大明星。如果去泰山就要探访孙泰山之迹，可能的话，与此同时当然也要访一访徂徕山的石徂徕遗迹。这与宋代儒佛两教之间的交涉问题也有很大关联。因此，映佛岩的般若经和石徂徕的遗址，还有李白的故址，促使我在山东踏察的计划中加入了徂徕山。实行起来会有各种困难，但顾不上许多了，我径直向着目的地出发了。

十月七日，在大汶口车站下了车，行三十五里来到山阳庄，休息了一会儿，徒涉过了宽阔的汶河，到达徂徕山麓。我并不知映佛岩位于何处，只是一味向南前行。向导张文山曾经到过一次竹溪，不管怎样，先把竹溪作为目标。过了名为官庄的小寒村，前面都是些断断续续的鸟径兽路，走了大约十几里后，到了花岗岩林立的溪水边。这里叫擦石峪，再稍稍向纵深处走，有一座隐仙观，那上面是怪石嶙峋的贵人峰（图十五）。这里有一户人家，打听了一下，说是映佛岩在离此处向东十五里的光化寺。又问六逸，说在向西十五里处。此时天色已晚，擦石峪本不在计划之内，商量今晚应该在何处住宿时，自济南出发以来一直负责行李的鲁挑夫说已经太累了。由于我太过于热衷自己的目的，疏忽了挑夫的辛苦，他们肯定是太累了。都是一样的人，将心比心，决定就住在隐仙观了。明月高挂山头，清泉淙淙流淌，真乃仙居之观也。曾听说徂徕山屡屡成为土匪集团的驻屯之地，但今到此地，看到的明明是一个清闲恬静得让人连土匪二字都想不起来之处。但仙居的食物可是不敢恭维，只有稗子面饼和掺了小豆的小米粥。不过，既然到了此地就不应该说三道四，而且即使说了也是于事无补。看挑夫和张文山也吃不惯，所以第二天一早没吃饭就出发了，期待着能在附近村落里找到比这里强一些的食品。隐仙观为明代所建，没有古碑。

图十五：竹溪全景

第二天十月八日，行至泰山前庄，在这里吃了饭。主食虽也是稗子面饼，但有豆腐和鸡蛋，比昨天的好多了。这次山东之旅，让我明白了稗子为什么会被当作五谷之一的理由。去光化寺的途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搞错了方向，结果到了大悲阁。门外有一块题着“三笑处”的石碑，肯定是受了庐山的影响。阁中有一光化禅寺的木印，属于光化寺一点不容置疑。光化寺在大悲寺西方约一里，现在虽已衰败，但看门外竖立的宋碑就知道，此寺创建于六朝时代，是能与明孔山灵岩寺匹敌的山东巨刹。

映佛岩在光华寺东南数里，是一片陡峭的花岗岩，没有路径，寻找可行之处朝山顶进发。在此之前的平地路途中有不少石头，其中有两块巨石十分惹眼，上面刻着字。右边那块上的是四个佛名：

大空王佛　弥勒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佛

左边那块的正面和右侧面都有文字。正面有十七个空及王子椿等字，右侧面上刻着年号。这无疑就是出自王子椿之笔，古朴可爱，以此为准可以辨出王之书法风格（图十六）。

图十六：王子椿书般若经大石

中正胡宾　大般若经曰|　内空外空内外空|

武平元年　空空大空第一义|　空有为空无为空|

毕竟空无始空散|　空性空诸法空自|

相空无法空有法|　空无法有法空|

冠军将军梁父县|　令王子椿造|

息道升（？）道□（原文此处为方框）|道昂（？）道□（原文此处为方框）|僧真造

映佛岩顶的一块分成三段（图十七）。

图十七：王子椿书映佛岩

普□（原文此处为方框）

般若波罗蜜经主　武平元年经文（此处略之）

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　僧齐大众造

□□（原文此处为方框）慧游

根据《金石萃编》的记载，此石第一次出现是在聂氏的《泰山道里记》中，其中，第二段的“普□（原文此处为方框）”读作普憘，“□□（原文此处为方框）慧游”四字被认作类押状不可识。之后，《萃编》的著者王昶因与自己交谊甚厚的黄司马易言及此碑甚是详尽，乃用其说，将类押状不可识的四字读作“维那慧游”。现在普字下面和慧游上面都已完全剥落。王昶主张“僧齐”应该是僧斋，但即使读作僧斋意思也不通。梁父县是自汉代以来的泰山郡，属于北齐时改称东平郡的地区，位于徂徕山南面，王子椿当时是此地县令。

来到泰安府，想买石刻的两种拓本。但发现不但两种拓本各不相同，似乎连用的石刻原本也不是一种。年号一种是“平”，另一种是“武平”；“普□（原文此处为方框）”，一种是“普憘”，而另一种则成了“普薩”。本来没有的文字出现在拓本上，说明拓本不是从原本而来，无疑这两种拓本都是赝品。也就是说，用旧拓本做新复制品时，根据制作者的判断，或者做成普薩，或者做成武平。相当不错的拓本也有如此炮制之物，文字等与原本大有出入，这在拓本的研究上，不能不视为大问题。再仔细观察，又发现复制品不像是出自石材。责问卖主为什么要卖假货，他就马上慌慌张张地离开了。这样一来，就更证明了那拓本是赝品。这些人甚至连徂徕山都没有去过。

确定了这些拓本都是赝品，接着又出现了新问题。映佛岩顶上的“普□（原文此处为方框）”云云的两段文字，这里竟都能清晰辨读。《泰山道里记》以来，侵蚀剥落情况严重，全文应该早已读不全了。可为何眼下之物能够如此判然。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两段大概是来自新制的石刻。在实地查看刻岩时我就注意到，经文表面虽旧，但这两段文字却是刻在缺欠形成的新面上的。我就此问过寺僧，回答说是自古如此，但参照记录，再比较字体刻状，不禁生疑。如果不仅仅停留在疑问阶段，而是把这新面上刻的两段视为新刻，那么，钱大昕就是从友人聂剑光处得到的徂徕山拓，然后将其收入《金石文跋尾》中的。泰山的金刚经也应该同样是从聂处拓得，并断定是王子椿手笔。因为他没有亲见徂徕山实物，所以并未论及新刻与否。看来，研究拓本必须十分慎重。原物辨认不出的字，拓本复制品却能辨认出来，甚至竟出现了用能辨认的新刻来代替辨认不出的原物。这样一来，即使是从原地原石直接拓来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当初的原版了。事至如此，对拓本的研究不能不说是极为困难了。今后徂徕山如果引起学界注意，那块剥落颇多却有十七空并王子椿造字样的巨石兴许也会被新刻取代。即使到不了这种地步，能辨读的拓本也会不断出现的。看泰山金刚经，现在不就已经有了深刻字版，也有了新刻字版，剥蚀掉的部分在不断地被填补，如果不在这里面区分新旧，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古笔真迹了。

山东齐鲁之地有四座摩崖。第一是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图十八），没有年月也没有题名。第二是徂徕山映佛岩上下的般若经，上面有武平元年的年号和王子椿之名。第三是邹峄尖山的刻经十种，有武平六年的年号。另外还有造像，上面有韦平振、韦子深、唐邑、韦太阳等的题名，但没有年号。第四是小铁山、葛山、冈山的刻经，这里有大象元年并二年的年号，没有题名。对于这些摩崖相互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见解并不一致。《金石萃编》中把徂徕山和尖山视为同类。如果依此，则尖山也是出自王子椿手笔。《泰山志》则认为泰山和尖山都是韦子深所写。《金石文跋尾》主张泰山和徂徕山一样都是王子椿所书。说法有如此不同，但徂徕山上有题名，尖山上也有题名，这原本应该不成问题。剩下的是，泰山书是出自王子椿笔还是韦子深笔，对此，由于我没去尖山考察，也没见过拓本，所以不敢妄言，但心里是倾向钱氏的王子椿之说。

图十八：泰山经石峪

十月九日，前一天去映佛岩爬上爬下十分疲惫，但又不能空滞此地，踏上二十五里的归途。五里山路上上下下，到六逸堂故址的二圣殿、三清宫一巡，下得山来，经山阳庄至茅茨庄住宿，第二天十日，凌晨四点起床，能模糊分辨出路径的黎明时分启程，经南望庄至北望庄，在北门外求到了一块刻着石徂徕先生神道的明碑。作为石徂徕的遗址，除此之外没有找到别的。能得到这一件也应该满足。

石守道曾在此山下耕耘，被鲁人敬为徂徕先生。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以之为儒者吐气。隔着汶河，对退居北岸泰山的孙复明执弟子礼。孙泰山因举进士不第而发奋，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为振兴士风尽力。宋儒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此二人出的力。石徂徕的遗址已经去过，现在一定要去看看孙泰山的遗址。在去泰安府的途中，又徒涉过汶河，凡遇到合适之人便向他们打听孙氏，但没能得到什么像样的回答，倒是意外听说，孙氏的后代孙佩森就住在城里通天街。到了住地，马上前去拜访，堂皇的大门上挂着阖族共送的“泰山遗风”匾额，但此门一般不开。左边有一家天去堂药铺，正是孙宅，向面颊丰润的壮年主人打听泰山退居讲学的遗址，回答说不知道。他告诉我附近有一座二贤祠，里面有先生的字迹。既然来了就过去看看，原来是共祭孙石二人的祠堂。看样子不像能有什么先生的字迹。如此看来，与孙泰山有关的，是该以访问了那所后代的宅第为最大收获了。

后来读《泰山志》，里面有一篇石守道撰《泰山书院记》，文中提到那块碑在泰山西南麓三贤祠内，现已不存。据此记载，孙的退居讲学处应该是在泰山西南麓，那里有一座三贤祠。但我想现在三贤祠大概已经没有了。有人说，三贤祠今已衰败，那里什么也没有，全部都转移到城南汶阳桥北的天书观去了。这个说法像是事实。天书观现在已经成了学校，即使去了，也很难说能否找得到和泰山有关的物品。

宋儒的研究，于儒佛二教的教理关系方面十分重要，作为开宋儒先河的前导者，孙泰山和石徂徕二人值得特别注意。尤其是石徂徕在《怪说》中有排佛方面的议论，其就更是一个与儒佛关系问题有关的人物了。听说有石徂徕的全集，但因为一直未能找到，所以其中议论的内容不得而知。看其他文章的介绍，说是那些议论不过只是张口开骂而已，内容极为贫乏。不过，那的确给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沉默的儒教界注入了活力，仅此一点，我认为就是卓有成效的。

山东的石窟

山东地域不大，但古石窟却不少。仅我知道的就有下面所列之数。其中大部分关野兄已经踏察过。

一、历城县黄石崖——北魏

二、历城县千佛山——隋、后世修缮

三、历城县开元寺——隋、宋

四、历城县佛峪——隋、后世修缮

五、历城县龙洞——隋、元

六、历城县玉函山——隋、后世修缮

七、长清县灵岩寺——唐

八、历城县神通寺——唐

九、宁阳县伏山——宋、明代修缮

十、长清县莲华洞——隋以前

十一、益阳县云门山——隋

十二、益阳县驼山——隋

这些石窟中，莲华洞是过而未入，失之交臂，云门山、驼山是未得机会。其他九处都进行了一番踏察。石窟以外，山东省内巨大摩崖的数量也意外之多。其中有名的是泰山、徂徕山、尖山、葛山、冈山、小铁山。摩崖在徂徕山章里已经写过，这里集中记述一下石窟。

历城县黄石崖

历山南面，隔着峡谷，有一道可与历山匹敌的丘陵。丘陵山腰处有一座和佛慧山连绵但与厥山不同脉的别峰。这里很早就受到了金石家们的瞩目，但最近似乎来访者稀少，就连济南的有识之士似乎都把这里淡忘了。下至历山南面，来到有石窟的别峰下面。幸遇一农夫，问了路，顺着别峰背面向石崖方向行进。倾斜的山体上没有路径，抓着石头，拽着草根，爬到与历山山顶相对的一边，自然形成的石窟还在更高之处。石窟下是一面摩崖。石窟里摩崖上都有刻像。摩崖上的刻像多已剥落，石窟里的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样子。左右两壁上都是中间一尊大佛，左右有小刻像围绕。中尊背光上的天人，具有典型的北魏时的特征。旁边还有宋人的铭文，这些和造像没有关系。下面摩崖上有很多铭文，以下这三个很是清晰：

孝昌三年敬造石窟

元象六年造弥勒像

兴（？）和二年刻弥勒像三躯

石窟的造像好像都是孝昌三年的。从铭文中有“历山阴”的文字来看，历山应该也包括这座别峰，而并不只是现在叫作历山的部分。同样，把历山山腰叫作千佛山，也应该是包括黄石崖部分的叫法（图十九）。

图十九：黄石崖

历城县千佛山兴国寺

这座寺院位于离济南最近的历山山腰偏上之处。寺域内最高处是一座舜祠，名为重华殿。殿内有一尊中年舜帝像，下面的兴国寺域的壁崖上有浮雕。正如《大清一统志》的记载，这些浮雕是隋开皇年间所凿，可见隋代铭文，但不知什么原因，后人总要在上面涂上一层泥塑，以致见不到原形。如果想把表面上的泥塑除去，那么里面的佛像多少会遭到某种程度的损坏。此寺是唐贞观年间所建，所以刻像的年代要比寺院本身久远。隋文帝听了昙迁的进言，让河南王重建了神通寺，齐王重建了神宝寺，华阳王重建了灵岩寺。山东省内众多的隋代造像肯定就是当时风潮的表现。山东之外也曾有过此类造像，但因禁佛基本上被毁掉了，而山东保留下来的相对多一些。

历城县佛慧山开元寺

此寺因《府志》上记的是本名佛慧寺，所以也叫作佛慧寺。五代宋初年间义楚所在的济州开元寺应该就是这里。义楚通读过三遍《大藏经》，尤其是作为《居舍论圆晖疏》学者著称。他认为儒家对于佛教的行文误解过多，因此误用也就很多，于是仿照白乐天的《六帖》著成《释氏六帖》一书，得到了周世宗的紫衣加身，并得明教大师称号。寺院中心处殿堂名为文昌帝，里面安放着释迦、老子、孔子三圣像，佛道并存。正面有一块众信徒的题名碑，上刻民国五年建，还有下面的文字:

长生古会　每年　五月十三日关圣帝君

九月十五日长生古佛

圣诞之辰

和关圣帝君并排的长生古佛是为何物？寺院后面有一个较大的洞窟，里面有一尊骑着狮子的帝君像，周围的壁刻基本上没有被修改的痕迹，其中有一尊被原样保存下来的小佛像，照此推论，帝君像应该就是文殊的变形，长生古佛就是指文殊变形而来的这个帝尊。洞窟左侧的摩崖上有很大一尊释迦像，但很可惜，那只不过是一尊被近世化、俗恶化了的粉饰泥塑。

此洞的右侧还有一个洞，上题“玄天上帝”。附近有小佛像，但全部残损，不值一看。与这里的情况相仿，寺后摩崖上的雕塑也是或被涂改或已散佚，所剩无几。

攀上寺后的石山，又见到几个如洞窟之处，但因天色已晚，加上在这个因闹土匪连住持都难耐的寺院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膳食住宿，只好离开了。

与开元寺一路之隔的西南方向就是厥山。山上立着一座塔，山颈部有一尊阳刻大佛像，只有自胸部以上的部分，约有两丈多高。上下左右都有穿洞，估计以前应该有过遮罩大佛的亭阁。右侧有两座阳刻塔，旁边还有铭文，写着大佛是于宋景祐二年至三年重镌。重镌前应该是唐代之物。铭文中还有“齐州大佛山寺”的字样，由此可以推知，此阁为区别于佛慧山开元寺称为大佛山寺（图二十），山也随之被叫作大佛山。

图二十：开元寺

历城县佛峪般若寺

寺分成左右两厢，右厢中间是达摩像，左右分别是关帝和老子像，制作都极为粗糙。左厢全部充作了迎接游客的大堂。半山腰处被苍郁树林环绕的佛峪是吸引高人雅士的景胜区。门前有一块嘉靖三年的碑，上面写着：

济南东隅三十里许，有山曰佛，而峪寺曰般若寺。然寺之设，其来尚矣，肇隋文建国之初，及唐而五代，五代而宋元，迄今盖千百余岁，诚亦古刹之所也。（以下略）

正如碑中所述，此寺兴建于隋初。比左厢屋檐高出很多的断崖上，有五尊阳刻佛像，肯定是隋代之物。不过表面被加上了许多近代的粉饰，原来的面目完全丧失了。后面的厨房用的就是原来的洞窟，不用说，里面的佛像早就无影无踪了。上部左侧处有个浅洞，里面有两尊阳刻的坐像，被煤烟熏得黢黑，特别是头部，黑得眉目都分不出来了。腰以下部分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古时的工法，最值得一看。和大多数情况相同，只有那些从修缮对象中漏网被搁置的无人问津之物，才得以保存了原始面目。而其他越是在加工上费了心思的，遭到的毁坏程度越深。我在附近断崖周围上上下下地寻找了半天，没能再找出其他的刻像（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佛峪

历城县龙洞山寿圣寺

这附近有一处吸引游客登览的大寺，门上标榜着灵感龙王庙之名。看碑上记刻，也叫作龙洞寺或寿圣寺。很明显是座佛寺，庙庭里有两大块元碑，旧刻被削掉，重又施上了新刻。本堂祭祀着龙王，别堂中放着几尊粗糙的释迦、二罗汉、三观音的雕像。虽然表面上还是佛寺，可实际上却完全本末倒置了。

寺院周围都是百尺绝壁，西北方临向溪流的山腰崖壁上就是那所谓的龙洞。洞有两个，东洞在上，西洞在下。两洞会合之处左右的岩壁上有阳刻的佛像。右边一尊，左边三尊，大概有两丈之高，手法极为简约，却带有一种难以表述的奇妙韵味。很遗憾，因为是砂岩，所以大部分已经剥落了。西洞的外壁上也有一系列阳刻，是元代之物。旁边还有一个小洞，在人转身都不容易的狭隘空间竟连刻着七八尊佛菩萨，这大概是隋代之物。此处大概因为岩石质量不错的缘故，保存状况相当不错，但相机放不进洞内。《大清一统志》里有“石壁具神佛四十余躯，巧若天造”的记录，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其他造像，但在周围找寻了半天，没能有什么新发现。

寺墙外面能仰望到龙洞的位置上有一块尊胜陀罗尼经幢，上有如下铭文：

赐紫雄辩清惠大师济南路僧录龙岩祖师慈光论主通公之塔

慈光圆明大师讲经沙门顺吉祥

佛灯广照大禅师传道嗣祖雪庵聪公长老

副院洪添提点道然监寺洪溥洪基

虽无年号，但是元代之物无疑。因祈雨灵验而颇有名气。那个祈雨的僧人大概就是这个通公了吧。寺门因通公而得一时兴盛，但与此同时，道教化的祸因也开始在此胚胎（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龙洞

历城县玉函山

耸立在济南南面的山叫玉函山，不过当地人更喜欢称之为兴龙山。山顶上有一座庙，庙里有无生殿、观音殿、碧霞元君殿、三教殿，看上去是一座很普通的有佛教分子参与的道观。玉函山中有隋代的石窟，但和这座道观毫无关系。在面向济南的北侧半山腰上，有七八个自然形成的洞穴，利用这些洞穴，里里外外地阳刻了一系列的佛菩萨。每一个上面都有隋开皇元年的铭文，但却都被涂抹上了泥塑，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实在令人遗憾。能够看出原样的仅剩下外壁上一个小佛的垂衣和垂幕。

不过佛像的身躯即使被涂抹了，也不会失去旧态，能见到当时的印相就足够了。关于铭文，一路看过去，上面的佛像都加有这样的印相：

释迦——以法界定印为纵

弥陀——类于法界定印

弥勒——两手相交伏于膝上。弥勒像有二，左右两尊手的位置反，但未定哪只手应在上

大多数的铭文都制成了拓本，位于高高断崖之上的三四处的拓本真可谓得来不易。除了隋代铭文之外，还有两帖元代的，一帖类似明代的。这些铭文与造像都没有关系。

长清县灵岩寺·历城县神通寺

灵岩寺背后的方山颈部有一个名为证明龛的洞穴，里面有一尊巨大的释迦像、两尊罗汉、两尊菩萨。释迦像经过后世修改加上了泥塑，但胁侍都保持了原样。如果去掉泥塑，释迦像也一定能够现出原形。

神通寺遗址的右方是千佛山，半山腰处有五个洞穴，洞外岩壁上也有很多造像。由于岩石质地良好、未遭后世加工，加之地处偏僻访者甚少等缘故，旧时风貌基本上被原样保存下来了。有关两寺石窟的情况已经别条记录，此处略去。

宁阳县伏山灵峰寺

伏山又称房山或佛山。《环宇访碑录》中，孙氏记述说石门房山上有唐代造像二十九个。《大清一统志》中记载：“宁阳，其北为伏山，洞镌石佛，故又名佛山。”从记录上看，觉得有探访的价值，于是不辞远路来到了此地。寺院是个无住持的小庙，后面的岩石也极为矮小，没有制成大作的基础。寺本身由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关帝殿构成，大雄宝殿内安置有三尊、二罗汉、十八罗汉和二天尊。本尊前的坛中嵌着咸平年间的三尊小像。有这些，也许也应该有那二十九尊造像。上下里外地寻找一番，发现了一个洞窟，是自然形成之物，墙壁上刻有二十六罗汉和释迦、文殊，上面还有一尊涅槃像。这些都是明景泰七年的改作。除去摩崖碑上的青苔，露出了下面这些文字：

重修灵峰禅寺碑记

（前略）古之石佛，政和□（原文此处为方框）载，不敷岁月，施主郝嵩造立，始建至今正统年间，火然废毁，景泰丙子，有功德主肃福能等（下略）

天顺元年光山涌泉寺翠详长老撰

如果相信此碑记，则改作之前是宋政和年间的作品。所谓的唐代造像，要么是未经现地考察出现的误差，要么就是我所到之处不是伏山。

山东的寺庙

曲阜的孔庙和济宁的文庙以汉碑的收藏数量之多而闻名。关于孔庙，因没有什么特别要记述的素材，原计划不在这里刊载了，但因青岛的大宫权平氏特意寄赠了孔庙及山东灵岩的踏勘图，为刊载这些资料，我简单地写了一篇短文，并决定将山东的寺观也一并刊在此处。

曲阜大成殿

曲阜的孔庙位居曲阜县城的中心，看上去好像是因有了庙才有了县的感觉。孔庙之外还有颜庙，城外还有周庙，相距不远处还有孔林。

孔庙以安置夫子像的大成殿为中心，背后有放夫人尊位的后殿，右路的启圣殿里有父君像，启圣殿后面的寝殿内放有母君的神位。左路的崇圣祠里安置着孔家祖先塑像。中路最后的圣迹殿里有一块刻着夫子一代图谱的明碑。这块明碑几乎全被磨损，拓本做不成了。用复制木版做的就是现在贩卖的“圣迹图”。左右位置是以中轴线上的殿堂神体为中心而言，但从视者一方来看，位置正好相反。大成殿前是大成门，外庭里众多的唐、元、清各代碑楼，大大为孔庙增添了光彩。过了碑楼是奎文阁，再向外是同文门，同文门里是汉魏六朝古碑的宝藏，拓夫们整日在这里制作拓本。再往前走还有大中门、弘道门，然后来到壁水三桥。这里的景致应该是孔庙之最了。再向外还有圣时门、至圣坊、太和元气坊、棂星门、金声玉振坊等多重坊门，一廓左右三门之中，位于碑楼两侧的毓粹门和观德门的规格较大。

孔庙中历史最久远的当属大成殿侧孔子亲手种植的桧树和崇圣殿前的孔府古井，还有井旁的鲁壁。虽是现代之作，但值得观赏的是大成殿石柱上的龙雕以及前庭坛道上的龙雕（图二十三、图二十四）。

图二十三：大成殿

图二十四：夫子像

复圣殿周公祠

离开孔庙，出陋巷石门，进博文门，左侧有陋巷井，再入克己门，来到退省堂。堂前有一棵大树，名为万年虎皮松。这里是颜庙左侧一隅，中心是复圣殿，安置着颜子像。以复圣殿为中心配置后殿、右殿、左殿，以及两庑的配置形式都与孔庙相同，只是规模小些而已。庭内有座乐亭，还有汉柏。从陋巷井、乐亭等的名称中颇可嗅出古典的郁香（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陋巷井

颜庙里当然住有守护之人。但从这里向东约一里处的周公祠，看样子来访者极少，没能见到任何人。里面虽有周公像，但整体建制远远比不上颜庙，规模甚小。

孔林

孔林在曲阜县西面。入节义门，过文津桥，穿雍正十年所建万古长春坊，进题有至圣林的二门，沿古树间甬道前行，越洙水桥，入享殿门，就是至圣林的区域了。从石造的华表、老虎、麒麟、翁仲之间走过，进入享殿，在右侧众多的墓碑中发现了沂水侯即子思之墓。三座驻驿亭左侧，面南而立的是泗水侯即伯鱼之墓。从这里向左拐，前行数步，右手方向就是文宣王孔夫子之墓。夫子墓右侧坡上有个小屋，传说是子贡结庐三年的旧址。

济宁府文庙

想在这里同时介绍的是济宁府文庙。作为文庙，这里和其他各县设置的文庙相比并没有什么更值得夸耀的地方，不过，在一间叫作明伦堂的室内藏有七块汉碑和画像石，值得特别予以注意。于汉碑数量上能够和曲阜至圣庙相比的只有这个文庙。藏碑明晰列出如下：

邹县亚圣殿

邹县的孟子庙位于南门外。以安放着孟子像的亚圣殿为中心，旁边配有乐正子像，后殿贡着夫人神位，左侧有启圣祠，安放着邹国公像。庙庭里有一眼天震井，为我们做向导的老人喋喋不休地讲述着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靠近大门右侧的一阁前面立着两块汉碑。但孟子庙最可取之处当数那些苍翠的老柏树（图二十六）。

图二十六：亚圣殿

曲阜县城及至圣林

孔子庙

孔林

邹县南门外有一座牌楼，上题三迁故址，旁边立着一块碑，上刻孟母断机处。进去看了一下，是一座破旧的小庙。这里就是孟母最初的住处。

亚圣林

孟子墓位于县东三十里之外山顶山下的亚圣林中。通往亚圣林的路途两侧古树成行，在树木稀少的中国，这能让你远远一看就知道故址的位置。将进亚圣林之处有一座石桥，桥畔有碑，据碑文所记，俗称的山顶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四基山。林中的拜殿很小。没有人开门，只好转到殿后，看到了一块刻着孟亚圣墓的大碑，后面还有一块刻着先师邹国公的小碑（图二十七）。

图二十七：亚圣林

孟母墓

亚圣林西方二十华里处有一片丘陵，郁郁葱葱，一看就知道是个有来头的地方。通往这里的道路两旁古树茂密，坡上坡下都被绿色覆盖着。孟母庙和孟母墓就在坡下茂密的树林中。因庙中无人居住，不得而入。仅从外面看到一块和孟子墓同形，大小也一样的石碑。但这里是孟母庙，孟母墓的位置还要向西，那里有三块碑。

（左侧）孟子墓碑贞元二年立导江江张撰

（中央）大明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墓

万历十九年五十九代孙、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原文此处为方框）彦璞林庙举事

孟承桂重立

（右侧）邾公坟庙之碑

这一带方圆都是孟家之墓，其中，宣统三年所立第六十八代孙、冠三孟公墓是最新的。六十八代墓最新的话，那么现今的孟氏第六十九代和曲阜的孔氏第七十二代远孙一起，都是这个大国的骄傲。

曲阜至圣林孔夫子、伯鱼、子思的墓碑也好，邹县孟亚圣的墓碑、孟母碑也罢，都是同形状同时代的新制，这大概是因为存在着一种随时代变化而更新的惯例使然。从满怀追溯远古情怀的角度来看，随朝代变化而更新换代本身是出于重视，这固然不错，但踏上故地本为追远怀旧，自然还是希望有一些当时的旧物为好。每一朝每一代更新的同时，如能把旧物悉数保存下来的话，那将会成为多么好的天下奇珍。文庙、岳庙，所到之处所见之物都是新制，因有惯例不藏旧，为表敬意各代新，我想这大概就是其中的缘故吧。

泰安府岱庙

山东省的庙观巨擘非泰安府岱庙莫属。这里本应与南岳的岳庙、嵩山的中岳庙处于同等位置，但因泰山在五岳中的名声最高，故引来的巡礼者最多，所以比南岳中岳更显宏大。庙观的外廓建得如同城墙，开正阳、仰高、见大三门，一般从左侧的仰高门出入。进入庙中，内有配天门、仁安门，两门里的塑像以仁安门的更佳，仿照的大概是佛教金刚力士或四天王。进入仁安门，右侧碑中见一大石幢，表面尽已剥落，看上去像是站着一个幽灵，但从仅存的雕刻痕迹看，可以推断以前这曾是一块十分精巧的八角经幢。如果是经幢，就一定会是从什么地方移来的。本殿挂着峻极殿的匾额，甚是宏伟。但每一扇门都紧闭着，不许参拜者自由进入。和南岳和中岳相比，此处道士俗化更加明显。将四方尊崇集于一身的岱庙更应广开山门接纳四方香客前来进香才是。

庙庭里有个著名的宋代铁桶，左右为一对，雕琢之精美堪称庙中第一。刻在上面的铭文如下：

大宋国兖州奉待县献铁桶会首李谅

右众会人共发虔心谨舍净财共成胜缘伏望圣慈低照察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　会首李谅等献

大殿右前方已充作贫民学校的区域里有一块残碑，据说是出自李斯之笔，但不可能是当时的原物。左前方的别院里有传说中的汉柏（图二十八）。

图二十八：岱庙

嵩里山祠

泰安府西南郊外有一座嵩里山祠。嵩里本是幽界之意，在这里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有关道教未来观的材料，是个值得一看的地方，所以决定花少量时间去转一下。

森罗殿是这里的中心，里面有一尊塑像，名为督理幽冥森罗大帝赦罪天尊。那样子和阎罗王完全相同，大概是把阎罗王的究罪转换成了赦罪之意。以道教观念支配世界的最终境界就是赦免一切，以求安心，从这个观点看来，立意很有意思。胁侍左右是四值功曹，左右后三面墙壁上画的是地狱变相图。这里虽是在宣扬道教，但却无一不是佛教的仿效。

围绕森罗殿回廊的是七十五司。北京东岳庙里是七十二司，这里与彼处数字相异，而且司名也不相同，如（一）三^[1]司、（二）举意司、（四）速报司、（六）刑戮司等。森罗殿前庭内有一块石碑，上刻元代至元廿一年徐世陆撰写的重修东岳嵩里山神祠记。此碑的左右两侧有一对巨大的古碑，不知是哪个朝代的，我推测大概是宋代之物。刻文所用皆是细刻小字，应该是记载了某种历史资料，但因碑体巨大，刻字太小，一时难以读完。我推断这也许是王钦若所撰之物，但从设置情况来看并不是很好，肯定是因碑体不断剥落才从某处迁移到此进行保存的。碑周三面用砖墙围着，还铺上了水泥，可那些水泥把文字都盖住了。

森罗殿左侧高坡上没有祠堂，只设了社首坛的标识。前面的两块石碑是此祠中年代最久远的。

新建长脚竿记　元丰三年

大宋禅社首坛之颂　王钦若奉敕撰

从这里沿石阶下行，右侧有一个相当壮观的八角大经幢。据《泰山志》记载，这是金刚经幢，上面刻有后晋天福二年和同六年的两个年号。而关野博士认为经幢是冥福寺之物，而且还收藏有同为冥福寺的另外两个石幢的照片。我在祠中寻找另外的两个石幢，但未能找到。不知道冥福寺位于何处，大概已在遭遇禁佛之后荒废，只在石幢上留下了名字（图二十九）。

图二十九：嵩里山祠冥福寺经幢

祠中有地藏殿、相公殿，等等。每座殿前至门扉之间都立着万古流芳、报本追远之类的石碑，多得要用林立来形容。

听说府北门外有一座丰都庙，里面存有十王的记载。因想了解那里和佛教的关系，就过去看了一下。但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慈善院，就连庙宇的痕迹也没留下。有关物品有可能都迁移到嵩里祠去了，嵩里祠里有一座殿名就叫丰都。丰都和嵩里都是冥府，所以二者合一也算是顺理成章。

岱庙和嵩里祠是从徂徕山来到泰安府的那一天，即十月十日去的。同一天还去访问了城里的孙氏宅第和附近的二贤祠。孙氏是孙泰山的远孙孙佩森，二贤祠是祭祀孙泰山和石徂徕之处。

泰山斗母宫

十月十一日，登泰山的途中，先去拜访了北门外的老君堂。那里有一块碑，俗称鸳鸯碑，以碑上数段文字的字体各不相同而闻名。看碑是来此处的目的，但大门关着，没有人在，无奈只好放弃这里，开始上山，并决定行至斗母宫吃早饭。斗母宫是登山途中的第一个大庙，是个尼姑庙，出出入入的人很多。全宫由左侧诸殿形成，在佛教与道教的关系方面，有很多有趣之处。

本殿

主神斗母（呈千手观音面相）

配神二十天

后殿

神体为三重

主神送子观音（呈佛陀面相）

中神白衣观音（呈娘娘面相）

前神佛爷（呈布袋和尚面相）

东配殿

神体白衣、送衣等诸观音

西配殿

娘娘（呈宝冠菩萨面相并三体合一印相）

斗母宫不仅安置观音像、布袋和尚像，还把佛相称作观音，把娘娘相也称作观音，把菩萨像称作娘娘，把观音像称作斗母。佛和观音还有娘娘都混在一起，丝毫不加以区别。我曾在《访古贤之迹》一书中“张家口云泉寺”题下写过对观音和娘娘混同现象的预测，现在在这里，我看到的现实是，不仅观音和娘娘，就连佛也都混在一起了。

在形象和名称之间，存在着完全不一致的现象。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当地人过于无知而造成的混乱。不过，当我读过本殿院中的一块康熙年间比丘尼性江立碑的碑文，知道了如按照他们的说法的话则不存在不一致，所以，可以说这种混乱是从康熙年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泰山顶玉皇庙

泰山顶上有很多祠庙。其中敕建玉皇庙居最高位，关帝庙居最下位，中间几处的排位是：敕建东岳庙、敕建青帝宫、敕建元君后宫、敕建碧霞祠、孔子庙。

碧霞元君祠是以泰山娘娘为主神。进西神门，本殿里是三娘娘，东配殿里是眼光娘娘，西配殿里是送子娘娘。院中有个香亭，香亭前左右各有一块一丈五六尺高的铜碑巍然矗立。一块是万历年间的，另一块是天启年间的。两块碑正确地表现了敕建之类的事情。在少林寺的大雄宝殿里我曾见过眼光菩萨，当时没能搞清是何等人物，现在看见了眼光娘娘，不由得让我联想，道教分子是否都转从佛教了。

有名的开元十四年御书纪泰山铭在东岳庙背后的摩崖之上。作为泰山唯一的古碑而闻名，全拓本之大，长超十五米，宽近六米。最高峰上的玉皇庙香火极盛，参拜者络绎不绝，庙方尽意招待来客，甚至把本殿都用来充作了客房。中庭里有一块用石栏围着的石头，说是古登封台，对泰山有着绝对的价值。但在小小的庭院中放上如此一块石头，很难引起更多的兴趣。倒是门外的无字碑，有人说是秦始皇所立，也有人说是汉武帝所立，现在仍像一个巨大的迷团，戴着桂冠站在这里睥睨着天下（图三十）。站在山顶向南望去，突兀的奇峰尽收眼底，背面可见后石峪的高大岩壁，东方是观日峰，西方是观落日处。

图三十：泰山顶玉皇庙

玉皇庙和观日峰之间立着孔子小天下处碑。想到孔子登上泰山，就是站在此处发出的小天下慨叹，我自己也不由得情绪振奋。还有竺法汰、道安二人共极绝顶俯瞰，感慨人类渺小而热泪盈眶。想到这些，更觉自己被这里深深地吸引住了。

从儒教的立场而言，天下的中心应该是邹鲁，而邹鲁的中心就是泰山。泰山对于儒教当然处于非同寻常的位置。孔子之后亲躬此顶以养天人合一之浩气的儒者何其多矣。宋初，孙复明移居来此山下，著《尊王发微》，成为儒教新兴的魁首，方圆四百余州到处都有文庙和泰山庙，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就是中国文化的渊源。

正是因为如此，泰山顶上建成了如此之多的祠庙完全是由于自然的趋势。但如果让我不客气地说出自己意见的话，那就是此处的祠庙太多了。过犹不及，太多了反而会让人觉得不足。最好是只留下碧霞祠和东岳庙两处，再把无字碑和登封碑不加任何装饰地放在峰顶，这样一来，将会让多少登山者陶冶情操，又能增加多少登山者的感慨啊。

长清县五峰山庙

从孝堂山去灵岩寺的途中迂回取道，想去五峰山看看山顶的隋刻莲花洞。但由于做向导的中国人先是带错了路，再加上中国人那不肯不耻下问的通病，结果是五峰山没去成，只在五峰庙转了一圈。满山树林苍翠，在中国北方地区很少能见到如此繁茂的绿色。这正是神灵之域的征兆。据说道士和县府之间为山林的所有权发生了争执，县府想把道士全部赶走占山林为己有。可是转来转去，最终山林归到政府手里，成了山林局的管辖范围。堂堂一座大庙，里面却没有道士，一味地任其荒废。山林的确应该好好保护，但是本应供养山林之灵的庙宇竟随着岁月流逝而荒芜殆尽了。

朝着庙的方向前行，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小小的祠堂。堂中放着的大金钵上有下面一行铭文：

大明国山东济南府长清县五峰山敕赐保国隆寿宫

由此知道这个庙名是隆寿宫。进了大门，有座灵宫殿，再进二门，有座伏魔殿，里面安放着关圣帝君神位。接着是玉皇庙，院内碑中，有一块的背面刻着杜仁杰撰写的青静崔先生传，正面刻着崔氏像。崔讳道深，字玄甫，杜仁杰是当时隐居在山东的学者。

再往里，有一座以碧霞元君即泰山娘娘为主尊的殿宇，然后是镇武殿万仙楼，最后是三宫庙。三宫又称三元或三清，指道教的三天尊，应该相当于佛教的法报应三身。

以上是寺庙中的主要部分，其他还有很多附属的小祠堂，从而知道此庙规模不小。一级又一级地登上数十级台阶，来到最后面的三宫殿时，就好像是升到了半空中，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来此地访问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七日。

历城县白云观

九月二十二日从开元寺去佛峪的途中，行至光村时天色已晚，当晚就住在了一半充作了小学校舍的白云观。那里面有一张老子化身图，和上一节所记三宫有些关系，附记此处以做参考。

本堂安置有九尊塑像，中间三尊，左右各三尊。各像前立着的牌位上分别是大罗三清三境三宝天尊。中间的三尊是表示三清的三天尊。而前面提到过的五峰庙三宫、江苏茅山乾元观内大罗殿的三天尊都是这里的三宝天尊。左右的墙壁上有老子八十二化图，这种图在其他地方尚未见过，甚是稀奇。

前庭有两堂，祭祀着关帝和老子。另外还有祭祀以碧霞元君为主的五娘娘的别殿和十王殿，十王左右各置五尊。道观里有十王，这也是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白云观是具有代表性的道观，不仅有三天尊、老子、关帝、泰山娘娘等对于道教来讲十分重要的神体等理想的、通俗的祭祀对象，还有像十王、老子八十二化这样的珍奇之物。

滋阳县观音堂

从宁阳县去兖州城的途中，行至二十里铺时暮色已深，在当地观音堂住了一夜。那里所供神像对观察民间信仰来讲，可以说是代表之作。本殿里安置着三尊观音，胁侍右前是关帝，左前配二郎神。殿前相对有两堂，右堂上贴着一张写着土地大神的纸帖，里面供着三尊神，中间的是阎王面相的马王，右边是白胡子仙人面相的土地爷，左边是优雅文官面相的牛王。左堂里供着子孙娘娘、痘疹娘娘、送生圣母三位娘娘。外面还有一座别堂，上面贴着后稷纸帖，放着一个头戴帝王冠的庄家老塑像。这里供奉的每一体都适合于农家，与前项所记白云观相比，这里更明确表现出了民众的淳朴信仰。把这里和白云观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自己对上上下下的道教信仰，不，也许应该说是对民间的精神状态更为妥当，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邹县法兴寺

在预定去寻访的山东区域中，历史悠久且长久以来作为名刹享誉天下的是泰山的灵岩寺和神通寺。二者皆为东晋竺僧朗的故址，同处偏远之地，踏察的成绩正如别项所记。徂徕山的光化寺虽有可以与灵岩寺比肩的历史，但只作为映佛岩的副产物，将其访问记录列在了徂徕山项下。灵岩寺附近有神宝寺的遗址，神通寺附近有九塔寺遗址，但都一并错过了。此外，邹县的法兴寺址、兖州的兴隆寺址、济宁的普照寺、铁塔寺等，原都在寻访计划之中，而且都去看了一下，所以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记述。

邹县法兴寺遗址处，仅有古塔一座，并无他物。在城内遥望时可见此塔俨然矗立。为此，十月二日一早，在去孟子墓途中，我们特意在此地驻足。但行至塔下，与远景之美相比，近景极丑。最下面一层的四个门中有两个被农家占作厨房和仓库，整体破旧得似乎马上就要倒塌似的。附近有个池塘，寺址之处全都成了民宅。所幸还留有三块碑，让我们知道了此寺之名为法兴。按照常规判断，此塔大概是宋代之物。

兖州兴隆寺

兖州兴隆寺寺址上有一座十三重塔。保存情况甚好，可以顺内部台阶登至第八层，这点与灵岩寺的塔相同。较之其他，此塔颇有特点。第八层以上的尺寸突然缩小，外周装着石栏，可依石栏环塔一周。按照规定，塔内第三层应该安放佛像，但此塔内有龛，佛像却只见到一个无头无手之物倒伏在地上。塔内部的上中下的三层有碑，按上层、中层、下层的顺序记录如下：

（一）□□（原文此处为方框）张之妻郭氏计家二十口

……

大宋嘉祐八年三月……碑记

（二）重建兴隆寺宝塔题名

分守山东兖州等处地方……加二级林皋

中宪太夫知兖州府分事六级　李世敬

儒学训导　王向和

文林郎知滋阳县事　许天声

典史　甘志道

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吉日立

（三）大清康熙五十七年兖州府正堂金老太爷讳一凤捐资重修

据此记录可知塔于宋代嘉祐年间创建，康熙三十九年加以重修，同五十七年再度重修，所以能够以基本接近原形的状态保存至今。这座宋塔作为兖州的名物得到了保护，而寺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图三十一）。

塔的西南面有一个六角的经幢，上面刻着《下生经》，可见宋熙宁五年的年号。《山左金石志》里的宋熙宁五年龙兴寺下生经就是这个了。经幢北面残留着西域飞来的文字。经幢原来是一块很大的八角千体佛幢，现大部分已经破损。不过虽然剥落处很多，但仍可看出混杂在千体佛中的菩萨像和文殊像，很是清晰。《金石志》里的唐睿宗先天二年兴隆寺僧九定等造像，大概就是指这里。此外，《金石志》里还有对唐懿宗咸通六年龙兴寺尊胜陀罗尼幢、咸通十四年龙兴寺陀罗尼经并序、宋太平兴国七年龙兴寺新修三门记的记载，但现在都已不存。

西南方向离开少许距离的苗圃中，有一块明永乐二十年的尊胜陀罗尼幢，旁边是清康熙五十七年立的重修尊胜寺碑记。碑记中有“尊胜寺与兴隆寺并列”的字句，可想而知，直到清朝还一直是尊胜寺和兴隆寺两寺并存。特别是兴隆寺，唐代时也叫龙兴寺，仅从名称上也能明确此寺是唐代始建的。我还去找过唐代法冲曾经居住的兖州法集寺，但没能找到，肯定是已经衰败了。

济宁普照寺

济宁府普照寺的创建年代不明。俗传是齐梁时的古刹，但不能轻易信之。大雄宝殿前有一块后唐宝历二年的尊胜陀罗尼幢，可以断定这是唐代以前就有的。大雄宝殿的台阶下面，以释迦坐像为中心，左侧有个观音铜像。台阶上面以观音为中心，观音身后的右侧墙壁前面，已被损坏的众多坐佛、菩萨、罗汉、天王排列成行。此殿腰壁的石板中夹杂着一些石阙和画像石的残片。殿后还有一个藏经殿，但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门外有一座明代的十三层石塔，不太大，但形式上有一种均衡之美。金代时，此寺中曾住过一个叫照公的名僧，因此寺名就称为普照寺。照公碑现在都已被移入大雄宝殿内加以保管。

这座古刹现在成了山东第三监狱，变化实在太大了。充作办公室的正是大雄宝殿，如今的大雄宝殿一定是座毗卢殿了。如此规模的寺院没有住持，而是听任监狱长的支配，这是何等的变化啊。为积累研究资料，我打算拓下照公碑，正在准备，监狱长崔凯廷氏从他搜集的拓本中特意选出两张照公碑拓本送给了我，还几次请我们去办公室休息，其好意还是要感谢的。

图三十一：兴隆寺十三重塔

济宁铁塔寺

济宁铁塔寺是因有座八角九层的小铁塔而得名。本名为崇觉寺或释迦禅寺。铁塔的最下层有宋崇宁四年还夫愿常氏铸造的铭文。据塚本博士的文章介绍，明代玉梓的《修塔记》中记载：万历九年至第二年，楚龚公及君侯萧公等在常氏七层塔上又加上了两层，且加饰珠宝，并在檐端附上了风铎。我注意了一下寺院周围，如今已经找不到能够反映以上事实的石碑了，假使能找到，恐怕也会因损坏严重而难以读出个中原委吧。

传说此寺为北齐皇建年间创建，以前曾藏有一体北齐薜匡生造石像，但现在已不复存。本堂充作兵舍，三尊二天王之间成了纵横着的寝室，无法长留。侧面有座钟楼，现在与寺院不属同域，以前应该就是寺院的一部分。域内还有两块碑，但看不出与寺院本身有任何关系，碑下面刻着：天一会记碑。所谓天一会是清代出现的一个迷信团体。

济宁古礼拜寺

山东省、河南省内的穆斯林很多，仅看那些为穆斯林所特别设立的饭店就知道了。在体力劳动者聚集之处，一定会有挂着清真门小旗的饭馆。所谓清真就是指伊斯兰教，教徒们所属的寺院称为清真寺或礼拜寺。我本来没有余力去调查伊斯兰教的寺院，但偶然得闲，去济宁府古礼拜寺看了一下。建制很是正规，与普照、铁塔二佛寺无住持的情况相反，这里既有阿訇，也有信徒，寺内充满活力，显示出其宗教力量犹存。阿訇相当于住持。本殿正面没有放置任何显示本教教义类的塑像，只有一些装饰性的阿拉伯文字，大概是古兰经的箴言吧。看上去这些箴言和前不久在长清县刘家庄清真寺见过的不同，想必这些装饰性的箴言并没有统一标准。正面左右设有高高的台阶，此外，大殿之内没有任何他物。天井颇高，但没有天花板，上下四周都用细竹篦网住，像是织了一张竹网，以致天井上栖息着无数的麻雀，弄得满堂都充斥着麻雀的臭气。济宁的礼拜寺分为两处，我们去的一处俗称为东大寺，另外还有一个西大寺，但没有时间去看了（图三十二）。

图三十二：长清县清真寺内部

听说穆斯林甚至连乞丐都明确地区分本教和异教，不接受异教徒的施舍，同时保护自己所属的本教寺院，不允许异教徒进入，种族方面宗教方面都异常团结。所以我在进入清真寺时颇有些踌躇，不过，如仅就北京郊外、刘家庄、济宁三处的经验而谈，他们非但没有丝毫拒绝之色，反而表示出欢迎之态。礼拜寺的阿訇还特意换上法衣，高高兴兴地和我一起合了影。

北京白云观·京兆居庸关

按照预定路线，应该是在结束山东之旅后，乘津浦线南下至徐州，换乘汴洛线去郑州，然后以郑州为中心，北至赵州、彰德府，东寻归德府、鹿邑，西及嵩山、鞏县。但山东游历尚未完成，向导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使得行动无法按原计划进行。人世间的苦乐尽在于此。没有了向导，不懂中文的我就成了哑巴，进退两难。没办法，只好又像去年那样不顾一切地舍身求缘，劳心劳力。去年是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完成了预期以上的游历。后来泽柳先生诚恳地指出我的行为过于冒险，所以这一回很早就开始制订计划，并反复核查，避免遗漏。但与人打交道毕竟和与自然打交道不同，在中国更是如此。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原计划实行不了，对我来说首先要做的是，前往计划外的北京，寻找旧盟友，争取知己同情，想出新办法。一旦下了决心就不再踌躇，又以只身哑巴状态向北京进发。不过这一次虽还是只身，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说是哑巴，也多多少少知道了些只言片语，和去年在沈阳盲目冒进的情况相比，这回可以说是十分轻松。我决定到了北京就先去总布胡同的渡边兄家，那是十月十八日。我提出两三天之内出发南下的请求，但如此突然的要求很难实现，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二十六日出发的承诺。不过在北京滞留的七天过得十分有意义，用两天时间游览了去年没能去成的明陵、居庸关、八达岭。用一天时间再访了白云观，拍了七真人的照片，做了两碑的拓本。琉璃厂和隆福寺各用了一天时间去寻猎古书。这几天里，渡边兄就不用说了，丸山君、日野君也给了我很多关照。特别是丸山君，他本想陪我南下，但因现在手头的工作离不开，不能长期离开北京，所以特地推荐了一位名叫樋口义磨的青年为我做向导。至此，南下准备就绪，第一步从赵州开始。之前，先加上几笔白云观和居庸关的情况。

白云观去年去了两次，老律殿内的七真人，殿前的两块石碑和四御殿里的观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这一回，在新向导樋口君的陪同下，十月二十二日又去观赏了一次。白云观是金代兴起的新道教全真教的中心。全真教由金代王重阳倡导而兴，王重阳有马、谭、刘、邱、王、郝、孙七大弟子，世称七真人。王重阳为全真教开山祖师，经过马、谭、刘，由邱长春任第五代掌门人。我去年离开北京之后，在山西省龙山发现了道教的石窟，里面就有全真教兴盛时建造的七真人石像，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并拍下了照片。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把白云观的七真人也拍下来的话，就可以做对比分析。这一回我如愿以偿了（图三十三）。

图三十三：白云观七真人之中

介绍了一下邱长春及七真人的事情，没想到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为此，我想尽可能地再多收集一些有关资料，所以得陇望蜀式地做成了老律殿前两碑的拓本。所谓两碑，一是邱长春行业碑，另一是七真事迹碑。虽是新制，但所记事实无误。此外邱祖殿前有邱长春事迹碑，但因过于巨大，拓本短时间内做不出来，只好作罢。

四御殿的小观音，在道观而且是在天下闻名的白云观里，竟会有一尊佛教的观音像，这对我来说十分有趣。本来全真教从一开始就标榜三教合一，引入佛教思想并不奇怪，但实际上不仅是在思想方面，就连最普通的礼仪做法，包括观音脱胎换骨而来的众多娘娘也仍不能满足，以致发展到供“观音像”，颂《观音经》，两教完全混淆在一起了。白云观中的这尊观音像正好成了这种癖病的实证。有关两教的混淆，不仅只出现在道教方面，佛寺方面的混淆甚至更深一层，对于这一点，我在《访古贤之迹》中，在此次的记事中都随时有所介绍。

邱长春在去阿富汗时，往返都经过了居庸关。出行塞外一定要经过此关，此处地势险要无比。行至此关之前，先经过了明十三陵中最具代表性的成祖长陵。陵区由碑亭、陵寝殿和门楼构成，碑亭中的碑石和殿前的香坛石、陵寝殿的榉柱都巨大得惊人。碑、坛都是仅用两块浅赭色的石灰石做成的。碑石的柱子高一丈六尺、宽六尺、厚三尺以上，碑座高四丈、宽两丈、厚四尺以上，两张香坛各高一尺八寸、宽二丈二尺、厚六尺以上。陵寝殿的巨大支柱共有二十四根，每根粗一丈五尺七寸。从南口到明陵有三十五里多路，骑驴往返相当疲惫。

居庸关位于南口到八达岭的途中，所以还是骑驴比较方便。关门有四个，前后都连着长城的城墙，戒备森严，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其中最有名的是从南口方向过来时的第二个关门，上面刻着汉、藏、满、蒙、夏、梵六种文字，是四个关门中最高最大的。门的朝向是从东南向西北，门内左右两面墙壁上，以六国文字为中心，文字左右一边一个天王像，合起来是四天王，当然是喇嘛式的。文字和天王的上方，左右各有五尊佛像，印相相同。不仅左右两侧相同，而且同侧的五佛中有两尊也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十佛的印相就只有三种了。不过中间一佛的右手有向里向外的区别，算上这一点就是四种。五尊佛像周围都用千体佛修饰（图三十四、图三十五）。

图三十四：居庸关佛像之一

图三十五：居庸关四天王之一

天井由五个曼荼罗构成，完好地保持了原有的风貌。中间的月轮里有一尊系着降魔印的坐佛，周围是八朵莲花，每朵莲花上有一尊坐佛，更有一个大月轮将八朵莲花围住，大月轮四围有菩萨，外侧为方形坛状，方坛外侧又有大月轮，最外面是围着月轮的方坛。关口的南北是两重城墙，向北的一面开着垛口，向南的一面没有。两重城墙既可以威慑北方侵敌，又可用佛像显示出关门的庄严，让人感受其中的寓意（图三十六）。

图三十六：居庸关全景

元代的成吉思汗对全真教教祖邱长春给予了特别的优遇，但另一方面也给山西省石壁山玄中寺下过圣旨，还再三给河北省赵州柏林寺的月溪和尚下过圣旨。这些事情通过上一次和这一次的调查均已明确。除此之外，给予古寺名刹的特殊保护也不难想象。山东泰山的灵岩寺里就留有元代的圣旨碑。再往后，到了成宗的时代，在河南省正定府的临济院里立了临济正宗的碑碣，由赵子昂为此碑撰文。这些足以让世人知道，元代宫廷与佛教的关系绝非一般。邱长春的高徒宋披云刻印道藏以定道教教义为基础，因其中加入了一些恶搞历史的伪书成了与佛教之间争端的起因，遭到了佛教徒们的齐声谴责。为此祥迈长老特意写出《辨伪录》，致使朝廷敕令正一教的张宗演、大道教的李德如等论证其间真伪，结果烧掉了伪书，并令当时被全真教占领的许多佛寺恢复了原状。这个事实可以说明元代朝廷还是相当公平、秉理办事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元代初期的佛教出了不少能够继承前辈的人才。在当时的佛教徒中有一些人把皇帝视为佛陀化身而作为应身佛加以敬仰。对支配着广大版图威力无比的皇帝以应身佛之义视之，此种追随之举一方面不乏轻薄，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佛教徒们是因看到了统理正法、弘扬正法的事实，从而出自内心的喜悦把皇帝视为法王的。

南宋时，儒教有朱子，道教有王重阳，佛教有大慧、圆悟。三教人物如此比肩之况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其中，佛教不愧其常年积累，势力堪称第一。儒教在中国国民精神上有不可动摇的基础，到了宋代，又出现了像周子、张子、两程子那样的哲人，所以到了朱子的时代，在有识阶层里便更是有了极大的势力。道教方面，宋金元的鼎立引起人心动荡，趁此机会，靠简明的道义和洗练的人格，王重阳所倡导的全真教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风靡了整个江北。三教的势力虽按佛、儒、道的顺序排列，但基本上可以看作呈鼎立之势。

与金同是起源于北方的元，随着其势力的扩张，精神界产生了许多疑虑和不安。尤其是宗教家们，因为不知新政会以何种态度来对待宗教，所以都难免有些杞人忧天。但事实上，元的统治者对于宗教教义的理解要比想象中的深，施政方面也很合法，比起一般的政事，正法一事更受到新皇室的重视。看到这些，教徒们不由得会感到异常的惊异和喜悦。这些大概就成了把皇帝看作是佛陀化身的原因。

对教义有了如此理解的元代，那时的居庸关被长城壁垒包围在中间，以五重曼荼罗装饰其顶，以五佛配列其左右，以四天王保护其四方。曼荼罗中央的主佛都是将慈眉善目的一面朝向朔北方向，这让人们感到了其中包含的寓意。如果仅仅是为了使番民畏服，那只要连绵的长城和厚重的城门就足够了。在这样的地方特意地加置佛像，当然，仅有佛像不足以表示庄严，但杀戮与佛陀，当完全不协调的二者被放在一起的时候，深刻的意义就产生了。我想，这其中一定不乏这样的理想，那就是希望外埠住民们也能以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行事。只要有了这种理想，凡是通过此关的内外住民，尤其是外藩，接触到佛的慈眉善目，杀戮之心一定会有所收敛。不管当初的寓意如何，只要能够给内外住民们一些慈眉善目，就应该说是此关的佛力所在。

河北赵州柏林寺

唐末从谂和尚的遗迹

只要是听说过有关禅的话题，哪怕只有一次，恐怕就不会不知道赵州和尚之名。从谂禅师的知名度在禅师之间恰似如雷贯耳，他的居所就在河北省的赵州。同时代的临济禅师的居所正定府离此处不过东南一百三四十里。从大陆中国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两位大禅师是相邻而居。佛教界因六祖慧能是南方人，所以凡是称得上禅家祖师级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在江南地区，只有临济和赵州两人不在此例。二人居于北方的事实应该予以特别的注意。以四喝三十棒而名震天下的临济与以至道无难统理大众的赵州是当时丛林派的双璧。因此，五代以后直至明代的漫长岁月里，前来寻访两位伟大禅师遗迹的人一直是络绎不绝。大雄宝殿后面的弘治碑上记着这样的文字：“当时游访者必先柏林、次临济、次五台，其为名刹可知矣。”这是赵州儒学家陈纪的撰文，而不是柏林的一派之言。所谓柏林指的是赵州和尚当时居住的观音东院。

关于从谂和尚，有人说他和临济同是曹州出身，也有人说他是青州临淄人。不管是哪里，都属黄河以北，特别是青州属于山东省，向北方更进了一步。从谂在嵩山的琉璃坛受戒之后成了出家之人，但对经律只是染指。去江南池州跟从南泉普愿之后俄而便参到了佛心。以斩猫予教闻名的南泉，飘逸之中深藏玄机，清高之下隐含悲切。得到清高之人南泉的传授，赵州于是也销声隐匿，选此赵州僻地为居所。但其举止不久便以赵州法道之号在丛林中被广为传唱。传说他八十岁入道，一百二十岁圆寂，如果相信这个说法，则赵州应该比临济年长，但作为禅师是临济的后辈。然而从所达到的修禅境界而论，我想两个人应该可以称为难兄难弟吧。为纪念两位伟大的禅师，同在宋代建成，又同在金、元、明年间重修的两座外形相仿的宝塔，可以看作是两个难兄难弟的标志。

从北京去郑州的途中，先到赵州访问，这是事先计划好的。十月二十六日夜抵达石家庄，本想第二天以石家庄为基点，去赵州走一个来回。可是一打听，古佛寺和柏林寺就不用提了，就连赵州都没有一个人知道。之前曾有个知道赵州之地的人告诉我们，与其从石家庄去不如从高邑县前往更为方便。从石家庄走是一百二十里，从高邑则是九十里。能乘火车之处尽量乘火车，所以决定第二天先乘火车到高邑。向中国人问路时，根据我的经验只问一两个是不能放心的。在石家庄车站我又向警员打听，可是竟连九十里路外的赵州都无人知晓。不管怎样，先乘车到了高邑再说。可是到了站前的庆安客栈再一打听，说不过只是五十五里路，古佛寺的事情虽然不明，但知道那里有个柏林寺。这个情报让我们大受鼓舞，当即决定改乘轿子前往。一望无际的平原，农地耕种状况良好，道路状况也不错，山东无法与此处相比。下午四点左右进入赵州城城门，环视城内，四周都是些田圃，丝毫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的繁华景象。现在赵州只不过就是一处小村落，难怪连附近的人都不知其名。问过路人是否知道柏林寺，没有结果。来到有几户人家的地方，左方能看到一座塔，说是名叫白塔寺。反正去了就能知道情况，于是让轿子前行。来到向寺院方向转弯的地方，看到那里有一个不错的石塔。是为纪念奉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所建，经文最后有大宋的年号，可以认定此为宋代之物。高约四丈，全塔施有精致的雕刻（图三十七）。想来此塔虽不知与赵州和尚有什么关系，但至少是和古佛寺有某种因缘。这座白塔寺就是柏林寺，又称古佛寺，也就是当时的观音院。

图三十七：柏林寺附近尊胜经幢

现在的柏林寺里最值得一看的是灵塔。大雄宝殿和大悲殿锁着门看不到里面，左边的方丈已经被充作了赵县农会事务所。被俗称为白塔的灵塔有七层八角，与临济塔形式相同。不同的只是临济塔为九层，而这里是七层。塔南面有如下题铭：

特赐大元赵州古佛真际光祖国师之塔

题铭上面安置着一尊青铜佛像。佛像仅此一尊，其他各面都没有。远远向上看去，左手里好像拿着一个圆东西，但看不出是什么。塔脚部塑有佛传，从仅存的铭文中可见“道宝塔”“神通塔”“圆寂宝塔”等字，可知这是为记录纪念佛陀的八大灵塔而作。做工甚是粗糙，字刻得也很难看，想必是近代修缮时所为。塔前有块明嘉靖十八年真定元峰撰写的重修塔碑，记录着明代重修之事。另外大雄宝殿前面也有灵塔记碑，是明成化十六年临济二十四世慧杲所撰，记着此塔是遵旧制于金代建立，还记有圆寂之时只付荼毗不设坟墓的和尚遗训。如果依此和尚无墓记录的话，那么这座塔就是纪念禅师的唯一物品。而且，现在的塔如果是金代所建，则所遵的就是金代之前的旧制，由此知道宋代就有了这种形式，同时，根据前面的明碑记录，可知此塔经过了明代的重修。搞清此塔的修建年代，随之推算就能得到临济寺清塔的年代，即临济塔也应该是金代所建。不过，两寺都应该在那之前就已有塔（图三十八）。

图三十八：柏林寺全景

大雄宝殿后面有一块元代的月溪圆明朗师之碑，上面刻着三篇大元皇帝的圣旨。圣旨是成吉思汗和世宗对月溪和尚所下，旁边立有陈纪撰明碑，上载寺志及月溪事迹。

按志及古碑，创建于汉，始名观音院，南宋中，更名永安院，金天德中，改为柏林禅院，我朝国初，改今名。在晋唐兴替无所考，五代时，祖师真际，化行燕赵，赐号古佛真际光祖国师。大元时，祖师月溪，禅价高重，赐号普照月溪大禅师。

是二师者，先后相继，培植恢拓，亦至矣。

文中写此寺创建于汉代、晋唐兴替不明，但此寺不可能是汉代所建。赵州和尚的唐末时已有此寺，年代不会比唐代更远，认作是唐代之物似为稳妥。当初之名为观音院，赵州和尚居住时名为东院，应该是有了相当的规模。南宋年间改名为永安院，金代天德年间又改称柏林禅院。灵塔的修建应该就在此时前后。明初改名为现在的柏林寺。根据塔南面的题字，大元时赐予赵州和尚古佛真际光祖国师的敕号，所以，俗称的古佛寺必须是这以后的事情才对。至于对大元时有此敕赐一事，不能不看元初时的圆明朗公的事迹。朗公曾数次接过成吉思汗和世宗的圣旨，又是拥有普照月溪大禅师称号的高德之人，虽然隔世，但继承了祖师赵州和尚衣钵。明碑中赞颂“是二师者，先后相继，培植恢拓，亦至矣”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像月溪禅师，他的名字恐怕没有在什么书册上出现过，但因有元代皇帝的敕赐，想来也应该有在佛教史上刊名的价值。这样看来，柏林寺自唐末经过宋代直到金元明代都是一座名刹，只是随着赵州城的衰颓而破败，最后就连维持小小的大雄大悲两个殿堂都困难了，现在的两殿大门紧闭，从外面只能见到大悲殿内千手观音的头部。而这尊观音像是清代晚期的拙作。

方丈已被充作农会事务所，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还留予寺院方面寄寓之用。打开正面的龛门，里面安放着赵州和尚的塑像，背后还有全身和左右半身的和尚石刻像。作品都出自一人之手，石刻虽然是清代晚期所作，但站在面前却能给人一种似乎是在与和尚相见的感觉，肯定是和尚的肖像或是有什么来历。寺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和尚，听说是上代住持的近缘。小和尚还有个叔叔。小和尚不识字，叔叔出门了。不知是否出于对农会会长的惧怕，当我提出要做和尚像的拓本时，小和尚只是躲避。既然老远地来到此地，真不想不得和尚真拓就空手而归，可是对小和尚和他的叔叔来讲，这似乎是一件很难的事。没办法，只好决定先去别处，改日再来。可正在这时，农会的赵桂林会长来了。递过名片，说明了来意，要求做佛祖像的拓本，会长说除了正面的，左右两边没问题，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图三十九）。拓和尚像，不是从寺院关系者，而是要从农会会长处得到允诺，这实在是主客颠倒，对此我本人也不满意。可是我对小和尚和他的叔叔该说的都说了，限于寺院的现状，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

图三十九：赵州和尚像

方丈的左侧有一处高坡，好像是坟墓。半坡处有两个六角石幢。其中一个好像是金代之物，幢面下方的字被削去，改造成了乾隆年间贯宗和尚的宝塔（图四十）。我认为这处墓冢大概就是赵州古佛祖师的，但因金代的石幢已被改造成了清代之物，此外又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相反却得到了和尚有不修墓遗训的否定材料。不过对于此寺来讲，能够具有重要位置，有资格拥有如此墓冢的禅师只能是赵州和月溪二人。如再限定到金代以前，那就只有赵州了。

图四十：柏林寺石幢

就这样，我们在寺院附近的同丰客栈住了一夜，圆满完成了对赵州古佛遗迹的调查。此外，在高邑车站前的庆和客栈吃饭时，试着问了各种问题，知道他们是第一次见东洋人。在车站前尚且如此，去赵县的邦人恐怕以前从没有过。在柏林寺做拓本时，有很多人前来围观，他们都不知道日本，唯独有一个小学生知道我国的名称。历史上曾经悲歌慷慨的赵都，现在却是麦秀渐渐兮，以狗子有无佛性之案令学人死活相争而名震天下的赵州，如今的遗址也只剩柏林尚示原貌而已。但我还是因能来至此地，得以见到和尚真性，面对塔身，联想和尚身后有元代月溪禅师，又知道了此处为锡赉名刹，有众多游访者前来此处并共游临济寺，有了相应的收获，心里感到十分高兴。

洛阳怀古

在郑州和大家一起共庆天长节，尽情感怀一日。第二天十一月一日，直接去往洛阳。虽有护照检查，但比起去年来手续要简单得多，颇感当地世风稳静。由岛田氏介绍的森长氏已经到了站前的集云客栈，所以决定马上到同客栈住下，然后以此处为中心，探访城区、北邙山并近至龙门远及嵩山各处。

在城区的活动还有一项就是搜寻古籍，到达的那一天就去城里转悠，可一家旧书店也没有找到。那天陪我出去的是一个挑夫，或许该怪自己用人不当，可是之后又经过再三的寻找，才知道此处没有旧书店。这是何等的凋零啊！曾几何时的“洛阳纸贵”，现在不过是空有其名，实在令人慨叹。寻找古籍不成，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龙门的拓本上了。承蒙森长氏的好意，由他做向导，这一次取得了大致可观的成绩，另外作为副产物还尽情观赏了北邙山的土偶，并且在龙门和西安等地得以观赏各种遗址文物，令此行十分满足。

龙门

据记载，龙门有座义净之塔矗立在北面的高冈之上，菩提流支的墓冢在西原，金刚智之墓在伊川右岸，神秀之墓在龙门，义福之墓在奉先寺北岗，圆测的白塔在香山寺北谷，慧忠之墓和神会之塔在党子谷，如果能够有幸探访到其中之一，为之拂扫苔藓，则是吾辈之幸事，为此一到龙门我便开始留意这些地点。

龙门街的南端，伊阙的北方有一座老君庙，因占景胜之地利，我便首先去了此地。没有发现古碑，但中庭里有一件刻着开元十九年尊胜陀罗尼的石幢遗物，我想这或许会是义净塔的附属物，但上面刻着龙门菩提寺，日期也与义净的圆寂不符。如果在潜溪寺和奉先寺周围寻找则需要大量时间，仅住一夜时间是绝对不够的。

根据现在已知铭文的记载，龙门石窟的开凿是从太和七年（483年）开始的。该铭文现在老君洞中。但那是新城县孙秋生等二百人的工程，该工程于十九年后的景明三年（502年）完成。魏王室最初与此发生关联的事是洛阳迁都后第二年的太和十八年（494年），太妃为祈愿母子平安建造了一尊弥勒像，此像于太和二十二年完成。孙秋生等人的开凿成绩中肯定也包括了太妃祈愿的这一尊。

弥勒像完成两年后的景明初年（500年），宣武帝下诏给大长秋卿白整，命其按代京灵岩寺石窟建制，在洛南伊阙山上为高祖和文昭皇太后开凿两个石窟，这两处石窟不知是现在的哪一洞。初建时要求窟顶高要去地三百一十一尺，但因难度过大，正始二年（505年）依王质之言，为减少徒劳之举，转移到了一处距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的地方。南北一百四十尺暗示着两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不会是老君洞和宾阳洞那样二者分开的两洞。到了永平中期，中尹刘腾为宣武帝再造一窟，窟数共为三所，于正光四年（523年）全部完工。据记载，从着手到竣工花费了二十三年时间，用工是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人。这样的三所石窟，到底是哪三所呢？根据《魏书》的记录，这三所石窟应该是并排在一起的，如果是并排，那么老君洞该不该算在其中还需要商榷。暂时先做如此考虑，结论更待日后研究。

有名的褚遂良书伊阙佛龛铭在潜溪寺四窟中的第三和第四窟之间的外壁上。石窟里面有与时代并不相符的造像，外面更有与时代相异的铭文。四窟中，除宾阳洞以外，其他各洞在有关年代的问题上，学者们的见解都不一致。龙门石窟的概况我已在《访古贤之迹》中介绍过，此处不再重复。

香山寺

隔着伊川与潜溪寺相对的是香山寺，白乐天的坟墓就在那里。现在由于土匪出没，常人难住，就连名刹也没了住持，任其荒废。遥想当年，与白香山^[2]同时代的元和年间，这里有一个名叫伏牛自在的禅师，他是马祖道一的门下，与共仰同师的丹霞天然成了莫逆之交，其人风貌如现眼前。丹霞与一休禅师有些相似，想来丹霞的朋友也应该具有与此相似的风格。丹霞横卧天津桥惊煞了郑公，慧林寺烧木佛吓坏了众人的时期正是其和伏牛交往的时期，白乐天的皈依也肯定是因为有了这些禅机。伏牛所作《三伤歌》广为世间传唱，这证明了那些看似飘然的禅师们也一样有渗溢血泪之处。

白乐天的墓碑是康熙年间之物，前面的另一块大概是明代之物（图四十一）。

图四十一：香山寺白乐天墓

香山寺南面有一座看经寺，是一座道化了的普通寺院，当然也无住持。再往南去的岚山尽头，有两个相邻的石窟。北室置有坐佛（图四十二），南室里有座高台，台上有三尊坐佛，后壁上刻着千体佛，壁脚上刻着迦叶之后的二十五祖及《金刚经》。千体佛几乎都被凿掉，一尊完整的也没留下，但二十五祖还都有。在这种地方刻二十五祖十分稀奇，后来在宝山的石窟里看到了作为传法圣师刻着二十四佛，这种做法在传播佛法上很有意义，此处的二十五祖一定是有表示迦叶之后传统的意思。唐代重视传统，在雕刻之中附上这些一定是为了表达这层寓意。我认为这座石窟肯定和禅家有关，三尊佛像下面说不定就是禅师之墓。如果这里真是禅师墓的话，神秀应该就是此墓之主。这个想法还仅仅停留在疑问层面上，不过是我身临其境时出现在脑海里的想象，把它原样记下来而已。如果我的这篇记事能成为一个契机，今后在龙门的某处找到和上述名僧知识有关的墓碑墓塔，那将是我的望外之喜。听说香山寺北面的山谷里有圆测的白塔，估计现在已经是痕迹无存了。

图四十二：香山寺石窟内佛像

洛阳东大寺·千祥寺

洛阳城中的巨刹，以俗称的东大寺为最。门上挂着敕赐护国迎恩寺的匾额。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等都同常规，大雄宝殿的三尊十八罗汉亦如惯例。左右墙壁上画着佛传和华严会，画本身谈不上好坏，但题材十分有趣。殿前有两块天启年间的石碑，记着此寺为明代所建。这是一座普通的临济宗寺，有个壮年住持，识字，教小和尚们念念四书。迄今历访过的寺院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对小和尚施教。刚刚因在洛阳城中找不到一家旧书店失望，现在看到寺院中的初等教育，多少使自己失落的心境得到了一些安慰。听说前不久冯国祥的部队曾在这里驻扎，使寺中颇受损失。方丈手里存有《罗汉野录》《观音树林集》《杭州府志》等，在现时的中国寺庙里实属少见。

千祥寺很小，规模上无法与东大寺相比，但其中的一部分用来作存古阁，因而出名。存古阁中所藏之物并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住持将这些做成拓片，售与喜好之人，权作收入。如此贫寺尚能在院内摆上桌子，招收学徒，读书识字，不愧为洛阳寺院的独特之处。这里属于曹洞宗。听说东大寺的僧人们除属千祥寺之外，还有把关帝庙当洞门从属的，其中缘由不得而知（图四十三）。

图四十三：洛阳千祥寺

洛阳东关外孔子入周问礼乐碑

孔子庙在东关外，庙旁有一块清朝所立“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碑。来到洛阳，每当见到这样的石碑心中都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感慨。洛阳的整体位置自东汉以来变化很大，这从白马寺的位置即可明了（图四十四）。现在要指出周代都城应在何处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至于孔子入周问礼其事、老子其人，更是疑问重重，从考证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不值一顾。但是孔子入周接触到了难见首尾的神龙般的伟人，从而在心境上产生了飞跃，回来之后弟子猛增，对这种说法不应怀疑。入周的确是孔子生活中的一大转机，探寻周地，寻访洛阳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实关系做不出更肯定的结论，但假设方向在东门外一点应该不予反对。有此碑就有了追忆往日孔子事迹的契机，于文教是桩有效之举。而对此生感慨之念的并不只我一个人，在我去嵩山期间曾特意前来访过我的甲府中学校长田村氏也说过，他看到此碑时也是感慨难禁，来洛阳一路上受到的辛劳都因见到此碑得到了报偿。可见幼时刻入脑中的四书印象是多么的深刻（图四十五）。

图四十四：洛阳白马寺塔

图四十五：孔子问礼乐碑

北邙山

远眺北邙山时，山上尽是蜿蜒的丘陵，但从洛阳一步一步地走过去，脚下虽踏丘陵却不觉。常年以来这里作为墓地，丘陵的内部都是连绵的古坟。山上有村落，但地下所建宅第远远多于地上。放眼望去，周围只见树木或墙壁，但走近再看，挖入地下之处有门，门内有院，院内三面是土房（图四十六）。里面不乏由这样的土房构成的楼堂宅第。下雨时，雨水似乎能够全部吸入地下，不会淤积。听说有些村落全都是由这样的房屋构成的。而居住在北邙山的几乎都是从甘肃省移居过来的回族，就是这些人从地下挖出土偶拿到市上去卖。土偶多是耕作时挖出来的，好像每家每户都多少有些藏货，不过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完好之物。这个族群的成员相互之间有着很亲密的情感，擅长团体活动，即使自家之物卖不出去，也会把同族的别家介绍给买主。而在普通的汉族人之间就看不到类似的行为。这些进入汉民族之间生活的回族人深知，只有抱成团才是他们最好的自我保护方法，所以自然会发挥团结的长处。在洛阳，在北邙山，我见到了很多土偶，以唐代之物为主，上溯六朝下至宋元，涉及时代相当久远，但除四天王之外，与佛教有关之物可言皆无。从时代上讲应该有很多与佛教相关的东西，但四天王之外不见其他，只能说明土偶属于中国特有的系统，而且是从佛教传入以前就开始的传承。

图四十六：北邙山地下家屋

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好像是阴历上的吉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到了三起葬礼。第一起最为奢华，以丰乐会的白字红灯笼为先导，跟着一队乐人，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是办丧事，后面倒像是在庆贺什么。过了一会儿，左右六人为伍的僧人道人走过来，右列的道士奏着乐，左列的僧侣穿着袈裟，迈着整齐的步子。其后是丧主、副丧主、坐着女眷的轿车，一行人按例号泣。第二起财力上略逊，没有道士，只有僧侣奏乐。第三起更逊，既无道士也无僧侣，只有奏乐。

后来我又在郑州见过一起只有道士的葬礼，是在从沩山归来途中的一座道观见到的。几起间相同之处是，从颜色上、从乐曲音调上分不清是婚礼还是葬礼。至于葬礼是佛教式还是道教式，其间有何区别，目前我还没有收集到能够判别的材料。或许其间的混杂程度已经到了无法判别的地步。

河南嵩山少林寺

梁代达摩大师遗址

五岳中最高的是古来富有盛名的中岳嵩山。前往嵩山要在偃师县下车之后徒步而行。这是十一月六日。与得森长氏同行，跟着一个姓朱的挑夫，借辆小车装上行李，冒着始感寒气的初冬之风启程向南，边聊边行。渡过被风吹浊的洛水，在号称是这一带都会的参驾店歇脚吃午饭。全村人都是穆斯林，想来山东省、河南省的穆斯林的人数必定不在少数。是村民们觉得外国人稀奇吧，四面八方地聚来了很多人，我正好想弄清前行路径，向他们打听少室山、太室山，可竟没人知道。我指着应该是少室山的山问山名，回答说叫雨塞山。后来我们登上二祖庵，看到所用文字原来是御塞山。村民们也不知道会善寺和永泰寺，不过少林寺之名还是知道的，由此可见少林寺的知名度之高。不愧是南北朝以来迄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历史的巨刹，而且一直是以少林寺称之。自创建以来一直使用同一寺名的并不多见，山东的灵岩，天台的国清，荆州的玉泉，庐山的东林、西林，安阳的宝山，金陵的栖霞，这些都是古今同名之处，除此之外恐再无其他。曾经颓灭后又重建的，需要更名，如若是数寺合并也需更名。古今同名是以自古至今未生变迁为条件的。在动乱频发的中国要想保持无变状态十分困难。经历历代的变迁，或更改了名称，或改变了地点，使得踏勘工作变得十分困难。若是如前述那样的名刹则困难就少得多了。

行进途中，在邻近府店镇的右手方向见到了一个大墓，周围有无数小墓散落。看上去像是个有来头的古坟，向当地人打听，说是达摩大师之墓。把达摩之名安在这种地方虽然有趣，但没有必要为此认真。倒是也想前去游览一下，不过此次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探访达摩遗迹，不应为这样的地方分心，所以只管向前赶路。到了府店镇再一问，说那里是吕后太子墓。虽然不能全信，但比起达摩墓之说多少与事实相近些吧。不过，能联系上达摩之名，说明此地住民的脑海中有达摩的位置，想来有趣。

出参驾店，越过一座山丘，自县道右拐再行五里就到了少林寺。这座山丘与少林寺背后的五乳峰山脉相连，山路上时有土匪出没。朱挑夫听了当地住民的警告，一个劲儿地劝说薄雾时分不可沿山右拐，但这种时候是犹豫不得的。日近黄昏时分我们到了少林寺山门前。少林寺隔着一条名叫小石河的溪水与少室山相对，面南，位于五乳峰下。广域说是在太室少室并称的嵩山之中，狭域说就是位于五乳峰之下了。五乳峰不在少室山三十六峰之中，而是在少室山的阴面，一般把这里叫作少室阴山。顺便说一句，太室山有二十四峰，少室山有三十六峰，太室山以高驰名，少室山以峻享誉（图四十七）。嵩山是两山的统称，早在三代时期就有其名，汉武帝、唐太宗都曾登临极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魏灵太后于熙平二年率九嫔公主一行数百人登上嵩山，乃致中侍中崔光上表进谏一事，这一方面说明北魏皇室遗传了豪奢之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皇室与嵩山之间的密切关系。少林寺为孝文帝所建，会善寺是孝文帝的离宫，嵩岳寺是宣武帝的离宫，嵩阳寺是宣武帝创建，明练寺是孝明帝之妹开基，由此可知北魏与嵩山的关系。而灵太后是宣武帝之配孝明帝之母。宣武帝时，其为孝文帝也为自己开凿了龙门三大石窟，花费了二十四年，用工八十余万，得以大成，尽显刚健之风。灵太后登岳时，正值龙门三窟兴建完成过半之际。自朔北起事，以恒安为都，开凿云冈石窟，长于征服高山峻岭的跋陀族南迁后，一定是想以嵩山为养息之地，以求常愉其中。踏勘嵩山之旅，仰承塚本博士记事、关野博士照片，并承指示之处多矣。

图四十七：少室山

少林寺

少林寺位于少室山北麓，背依五乳峰，间隔小石河溪水，面南，朝向少室山。距偃师车站只有七十五里，一进入嵩山地界即可望见（图四十八）。不用说，少林寺是因达摩在此面壁九年而闻名，但在达摩面壁的二十三年前，此寺就已为跋陀禅师所创建。跋陀以及佛陀的事迹虽然不尽详细，但禅师常常于闲林中静坐一事该无疑问。最初，禅师来到恒安（大同府），受到孝文帝款待，住进别院。太和十七年随帝南迁到洛阳，先是安居静院，后因酷爱林谷，屡屡前往嵩岳，帝敕令于少室山建寺使居，此寺便是少林寺。其弟子中有道房，有年少的慧光，而道房又度僧稠，所以僧稠也可视为是其弟子。慧光参与了《十地经论》的翻译，作为最初的研究者在被仰尊为地论宗之祖的同时也被尊为四分律宗的祖师，还受陷害背上了毒杀达摩的恶名。僧稠在深山幽谷苦磨苦练多年之后，在跋陀禅师面前阐其所证，并因此得到了葱岭以东禅道第一人的认可，成了驻嵩岳寺的大禅师。这些弟子称跋陀为祖师三藏。达摩来时，不知道跋陀是否仍在世，但在北齐时代名声显赫的慧光和僧稠当时仍在嵩洛一带活动是不争的事实。在达摩面壁的九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居住在少林寺里，这一点没能搞清，难免遗憾。不过，根据上述所记，可以推察出在少林寺创建及达摩来魏的当时，北方禅法是如何的一种情况。关于慧光和僧稠，我还将在彰德府和宝山两节中再次提及。

图四十八：少林寺·初祖庵·墓地远景

菩提达摩是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倾心大乘佛教，冥心寂然无为，是个学问高深之人。据道宣所记，达摩为以法开导边地之众，先达宋境南越，后又北上至魏。这个时期应是刘宋，涉足之地应是南越，北上则是晚年之事。但这与一般所言，即达摩自广东上陆，直接觐见了梁武帝，一席对话并不投机，所以与越江而入魏的说法大不相同。但现在还没有足以判定孰是孰非的材料。

入魏以后，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但当时全国盛行的只是讲授，而对定法多生讥谤，并无人授之，这些说法又都是出自道宣之笔，而与一般所言，即入魏之后直接进了少林寺，自普通元年至大通二年（520—528年）九年面壁的说法相悖。但道宣是慧可的门下，一般传其游化嵩洛，并不闻他与少林寺有过冲突。所谓相悖，一指所到之处诲教，二指九年面壁，不过我倒是觉得道宣之笔更接近于事实。

时日稍后，心怀远大志向的两个沙门道育和慧可接触到了定法，参悟了道之所归，并亲和供养达摩四五年（《慧可传》里记为从学六载），达摩为其精诚所感，诲以真法。所谓真法不过是入道的方法，提倡理入或行入这两种简明的做法。理入亦称藉教悟宗，即深信含生同一真性，被客尘妄想所覆，舍妄归真，凝住壁观，进入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定不移、不随他教的境地，这就是寂然无为、与理冥符。前面的“藉教悟宗”应该就是只依《楞伽》一经，后面的“不随他教”定是含有唯依此经、心不他向之意。这便是如是安心之法。理入的中心是深信真性，真性尚未自我实现故而凝住壁观。面壁传说所依之处必定就是这种壁观。且所谓壁观并不是要面对有形的墙壁，而是要面对意念中的墙壁而观。

行入即实行之法，在报怨、随缘、无所求、称法的四种行法中包含了其余诸行。所谓报怨行，是说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是我宿殃，甘心甘受，都无冤诉”，并以此苦痛为契机更进一层识达。所谓随缘行，是说一切毁誉得失皆从缘生，缘尽还无。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则逆顺皆可保持内心平静。所谓无所求，是说有求皆苦，无求即乐，智者应与世俗相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所谓称法行，是指与真性清净之理合一的生活。

据道宣所记，自有理行二入法后，达摩以此法教化魏土，有识之士皆奉其教，皈依领悟。达摩语录盛行世间。达摩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我们由此可知达摩语录于唐初在世间广为流传之貌。其中一百五十岁、不测于终的这些用语，我想怕是混入了同时代从波斯来到北魏的菩提达摩的传说。

道宣此记与载入《景德传灯录》中的弟子昙林传几乎是同一物，不过后者把不随他教改成了不随文教。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但对于禅家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续高僧传》里只依《楞伽》一经之说表现其骨格，而《景德传灯录》里的不依文教则变成了所谓的不立文字之意。我认为《续高僧传》中的道宣传和《景德传灯录》中的昙林传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想要做出定论并不容易，不过从成书时间上看，必须承认《录》是《传》的传承。如果把《录》作为后，恐怕就要取以下的顺序：

按《传》所记，把其中含有道育、慧可之名的达摩传作为当时之物的话，则应该由第三者来执笔。除道育、慧可以外能做这个执笔人的，应该是在慧可传中出现的慧可的同学林法师。说是慧可的同学，但是否同是达摩弟子这一点不明。暂把他一同作为达摩的弟子，虽无证明但也没有矛盾。那么，林法师是何许人也？看译经录，当时北魏的译场中有一个姓林的学者。这个人应该就是盛讲《胜鬘经》的林法师。如此，林法师与昙林一致，在作为慧可同学这一点上，将其视为达摩弟子，由他写下包括慧可、道育在内的达摩传。

这里面又出了许多疑问。（一）如果说只有两人得达摩传授真法的话，那么其他人就都没有得到真传，也等于昙林在传中亲口坦白说自己未得真传。这样的达摩传真的会以弟子昙林的名义写出来吗？（二）昙林在菩提流支译场中是有其名的人，看不出他与达摩之间有什么关联。当然，他不是禅师，所以以林法师之名出现在慧可传中是恰当的。把他作为达摩的弟子有何根据？与其说他是达摩的弟子，倒不如说他是菩提流支的弟子更为妥当。（三）昙林若是菩提流支的弟子，那么与林法师同学的慧可也就成了菩提流支的弟子。这样一来，菩提达摩被隐去，菩提流支却浮到表面上来了。将禅法传入北魏的跋陀和菩提是搞不清楚的两个人。同期还有佛陀扇多和菩提流支二人，跋陀和佛陀扇多在慧光传中似乎是被混在了一起，也许本来是一个人后来被误认为是两个人亦不可知。菩提达摩和菩提流支之间或许也会有什么因缘存在吧。

达摩作为真法传与慧可、道育二人的理行二入法门中的理入法门，在《金刚三昧经》中可见原样。这部经虽伴有许多疑惑，但其内容与缘起方面都十分明了。还有传说的达摩嘱咐给慧可的四卷《楞伽经》，那也是缘起系的经典。当时，通过菩提流支、佛陀扇多、勒那摩提这三个的三藏，世亲法门首次传入，身在其译场的慧光作为《十地经论》的学者，处在中国佛教教理史转折的重要位置上。《金刚三昧经》《楞伽经》从内容上看与《十地经论》相同，都立于北印度缘起系。而初次将法传入中国的人，虽先有求那跋陀罗，但依然应该说菩提流支和佛陀扇多等为初次。一般来讲，达摩与菩提流支等不同，是立于南印度的实相系，《楞伽经》也好，《金刚三昧经》也好，都是立于北印度的缘起系，这一点不能忽视。佛陀三藏是慧光的悟禅之师，菩提流支是昙林的受教之师，菩提达摩是慧可的悟禅之师，把这些事情连起来考虑，就形成了一种假设。我一直认为，菩提流支、菩提达摩，以及著有禅道重要经典《达摩多罗禅经》的菩提多罗，这三个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于同时同地又来了波斯的菩提达摩，于是达摩身上就出现了种种混杂，种种附加，想区别其真相实在不是易事，不，应该说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只能说，在东魏到北齐时期的邺城，顿悟禅以《楞伽经》为本十分盛行，而以己一身来具体体现顿悟禅的是慧可，慧可有一个禅师师父。至于这个禅师师父是何许人，只能听凭学者们去各执己见了。

少林寺的建制规模十分宏大。进入山门，穿过铺设在左右众多碑碣之间的坛道来到天王殿。这正是寺域的中心。大雄宝殿居中，后面高出一段的是法堂。大雄宝殿左右有厨房和客室。大雄宝殿和天王殿之间，左右对称有三组建筑，从里向外数，第一组左侧是藏经楼，第二组右侧是鼓楼，左侧是钟楼，第三组右侧是跋陀殿。位于左侧厨房和藏经楼之间的是那那殿，所谓的“那那”就是紧那罗神，跋陀是此寺的开基禅师，开基禅师只寓居在如此的一个小殿里，不能不说是主客颠倒了。不过我原来以为，在因达摩而闻名的少林寺，恐怕已经没有了关于跋陀的记忆，现在见到了犹如告朔饩羊一般残存的跋陀殿反而觉得有些意外。目前该殿正在重修。法堂前和钟楼前有碑碣，钟楼后面的荒废区域中也还留有众多碑碣。

法堂后面还有别院，高出一节，进入小门，里面有初祖庵，左右有翼殿，右翼安放着娘娘像，左翼是满墙的拳法壁画。殿后有白衣殿，再往后更上一层的院里，前面是佛祖殿，后面是毗卢殿。其间的左右两边是观音殿。最后的那个院落像是新近附加的。

这样的建制在年代上不会远过明清两代。只有鼓楼（图四十九）和钟楼两处是元大德年间之物，其造型相当美妙，只可惜钟楼已被损坏殆尽。与建筑物的新建成正比，里面安放的佛像当然也都是些新物。其中跋陀殿里的跋陀像、初祖殿里的达摩像更是弱冠，丝毫没有禅师的风貌。恐怕在禅机欠缺的时代，连雕像都要像这样做成受人喜爱的样子来迎合大众的口味才行。《碧岩录》中所见的达摩，于研究方面虽不宜予以肯定，但如果从把用在马祖以后南禅师家身上的那种磅礴气魄拿来表现达摩的角度来看，现今中国到处可见的祖师像倒也不成问题。既无禅机又无气魄的时代精神原封不动地表现在这里的祖师像上了。元代以前的祖师像中绝对找不出这类弱冠孱柔，这一点从雪舟画的面壁像中不难推测。

图四十九：鼓楼

如此，众多殿堂内的雕像中没有古物，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但以那那殿内收藏的下记三碑为首，寺域内有众多碑碣。

一、三尊浮雕像（魏末？）那那殿内

二、千佛（表里）阿弥陀佛（侧面）像　东魏大平三年比丘洪宝铭那那殿内

三、释迦（表）弥勒（里）像　北齐武平三年董洪达等造那那殿内

四、金刚经　唐高宗咸亨三年王知敬正书藏经楼壁

五、秦王告少林寺主教　开元十六年立钟楼前

秦王举义兵之时，少林寺僧志操、惠暘、昙宗等捉僭者王世充献上故获嘉奖。文中世民二字为亲署，在金石文中自古有名。但下方加上的开元十六年，裴漼撰并书一文中说捉的是王世充之侄王仁。另外还记：北周灭佛之际，少林寺也遭废毁，不久于五年后大象元年在长安洛阳各建寺一座，其中洛阳的陟岵大寺就是少林寺。

背面刻着：

太宗赐少林寺柏谷坞庄御书碑记

六、大元重建萧梁达摩大师碑　至正七年欧阳玄撰

七、开山裕公碑　延祐元年　钟楼后

八、第十一代凤林珪公行状碑　至正九年　天王殿前

九、第十五代息庵禅师道行碑　至正元年　天王殿前

此碑作为日本但州正法禅寺邵元撰文之物，很早就引起了考古学家后藤葆真氏的注意。息庵名义让，从古岩自山东灵岩寺移至少林寺，继承其法之后，辗转南阳、洛阳、嵩阳、山东等地，最后管理少林寺。邵元亦隶属于息庵一系，因熟知其人故请撰文。

十、敕赐祖庭少林释氏源流五家宗派世谱碑　法堂前

嘉庆七年　彼岸海宽撰

此碑虽新，但在反对临济宗势力为曹洞宗吐气一点上，加之载有曹洞宗系谱，故于研究方面值得关注。关于法系研究将另外起稿论及。一般认为少林寺元初之前承继的是临济法系，但实际上自延祐元年裕公辞世时起就明确地开始渐次承继曹洞宗法系了。裕公被称为开山是因之前寺门衰微，从法系上看没有相应寺主的缘故，是裕公改革了旧制，弘扬了禅法，为嵩山佛教致了大力。裕公是曹洞法系有名的万松行秀的弟子。

此外还有很多少林寺历代住持之碑：

第十九代嵩溪禅师定公

第二十一代松庭禅师（洪武）

第二十五代凝然改禅师道行（景泰）

第二十七代从公无方（成化）

第二十八代月舟禅师行实（正德）

第二十九代古公仙公（正德）

洞宗第二十四世当代传法小山禅师行实（嘉靖

曹洞宗第二十六代道公碑（万历二十七年董其昌撰并书）

代从少林寺排，世从洞门排，所以小山是洞门第二十四世，少林寺的第三十代。

记录上记着寺里有梁帝皇嗣出家的灵运禅师功德塔碑，但我没有找到。记录说是天宝九年所立。

天下禅寺大多属于临济宗，可想象中更应该属于临济宗的少林寺却从元代以来就归属了洞门，且其法系一直维持到今天，很是让我意外。更因我邦佛教关系来此地访问之人不止一二，却迄今没能搞清此事，这也让我感到意外，庭内所立碑碣之中不是有明记为曹洞宗第二十四世的碑吗？对此，不仅是邦人感到意外，后来我去沩山途中，在宁乡县访问佛教会时提起这件事，一位识字并立志再兴沩仰宗的壮年僧人说：“我们一直听说祖山是五宗并存在一起的。闻属曹洞宗一说实在意外，为此值得一叹。”从他内心暗暗叹息一举来看，可以感觉到他是想说少林寺并不属于哪一个宗派，而应该是五宗的共同祖山。这好像是最合理的解释，可其实并不如此。少林寺与其说入洞门，不如说是向往洞门。嵩阳的会善寺、永泰寺、法王寺都属洞门，唯独嵩岳寺属于济门。从表面上看，少林寺与其他三寺之间存在着应该称为本寺还是分寺的关系问题。登封县一带的寺庙皆归在少林寺的管辖之下，因此肯定会有三寺的住持都来自少林寺这一层关系。

初祖庵

初祖庵位于少林寺西北二里处的小坡之上，有前殿和后殿。因前殿内部的石柱上刻有明代重修的铭文，所以此殿为明代以后重修一事确定无疑。不过研究建筑学的关野博士明言主张此殿是宋代的木造建筑。后殿有面壁庵之名，内部墙壁上刻有金代李纯甫所撰《重修面壁庵记》，并排还刻有《新修雪庭西舍记》，两文均是金兴定七年所撰（图五十）。

图五十：初祖庵

背后的五乳峰山腰处有达摩洞，一般都说这里就是达摩面壁九年的旧址。但少林寺里有一个慧可侍奉达摩的立雪亭，如果照此说法，则少林寺内必须要有面壁之处。有关达摩的传说是越传越多，相关的旧址也是不断增加，所以现在的说法不能全信。大概最初只不过是在少林寺，后来加上了初祖庵，又加上了达摩洞。像那块原本是在这里，如今已被移入少林寺中的达摩影石，就应该认为是一种传说的升级。初祖庵内外石柱上的雕刻以及庵内外壁脚的石刻颇佳，都是宋代之物。

庵内外虽有许多碑碣，但都是新物，没有特别值得研究的价值，唯有李纯甫的《重修面壁庵记》独展头角。纯甫其人，怀有经世之志，但一旦知道自己仕途不爽，便隐归乡里，纵酒自放，与禅僧士子交游，酒酣则辩强，不尝废著。他晚年喜佛，力探佛之奥义，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有关佛老的皆称为“内藁”，其余文字皆称为“外藁”，由此亦可推知其意向。他有对《楞严经》《金刚经》《老子》《庄子》的解注，也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等论著。因自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而遭儒教徒抨击，但其精锐见解值得一观。他在《重修面壁庵记》中说：“有菩提达摩大士自西方来，孤唱教外别传之旨，其子孙遍天下，波及学士大夫，潜符密契，不可胜数。”还说：

其著而成书者，清凉得之以疏《华严》，圭峰得之以抄《圆觉》，无尽得之以解《法华》，颖滨得之以释《老子》，吉甫得之以注《庄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3]得之以论《周易》，东莱得之以议《左氏》，无垢得之以说《语》《孟》，使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云云

对此，儒教徒们哗然而攻，纯甫遂在《新修雪庭西舍记》中论道：宋儒诸生的排佛是阳挤而阴助者多矣，排佛最甚者胡寅的对手乃止于破戒僧。他以回击诸儒时的同一笔法论述，最后以“佛典精髓不在拟老庄之处”作为结语。

二祖庵

与初祖庵隔一条小河，二祖庵在小河南岸钵盂峰峰顶。钵盂峰是少室山三十六峰之一，从峰顶看是在西面，而从少林寺看是在西南面。距少林寺八里，路径甚为险恶，至此实为不易。钵盂峰顶四方自成一“井”字，故此处又号四方井。二祖庵很小，里面安置有二祖像，面相略过年轻但气度尚可。庵前后各有一座金代砖塔，另除两块嵌入墙壁的明碑之外再无他物。依此可知此庵起源于金代即南宋时代。与初祖庵不设住持任凭狐狸当家的情况相比，这个不便的峰顶却有人常驻，甚可为慰。他们正在庭院内晾晒收获的谷子（图五十一）。

图五十一：二祖庵

站在庵前放眼南望，少室奇岩迎面高耸。齐眉之处是一块巨岩，东道的素会和尚说那叫疗臂台，是慧可疗臂伤之处，因故得名。又言《说嵩》里称此处为炼魔台，又名觅心亭，慧可立雪之后，坐庵面山，为台起了此名。说来，觅心亭、炼魔台、疗臂台都是指南面的那块巨岩。事实与否于今日议论已毫无意义，不过必须承认所有有关初祖庵二祖庵的传说都有很深的含义。有关慧可将在彰德府一节详述。李白是走遍了三十六峰的人，传说顶上有四座天门，现在仍有三门可见，只有西天门欠缺。不过这些都是可望而不可及。据说那里宛如众仙人往还之处，西天门应该就是从二祖庵能够看到的山顶部吧。可是西侧的路径过于险峻，难以登攀。听说以前顶上还有一座寺庙，不过现已无存。

初祖庵与二祖庵之间的小石河北岸是少林寺历代的墓地。林立在橡树丛中的墓塔让人感觉分外壮观。从形式上看，有四角形、四层六角形、九层六角形、锥形、幢形、喇嘛式等等，诸形皆具，相互错综。从年代上看，唐代仅有一座，其他都是元代以后所建，未见宋代之物。从墓地情况来看，应是元代以后至清代中叶最为兴盛。唐代的一座墓塔是四角形（图五十二），上题：

图五十二：唐法玩禅师塔

大唐东都敬爱故开法临檀大德法玩禅师塔　贞元七年

唐宋时代，住在如此巨刹中的人，坟墓都不个别单建，而是和其他地方相同，大多埋在共同的纳骨塔下。但我没能找到这样的塔，也许少林寺域内称为下生弥勒塔的就是。墓塔壮观标志着寺门的隆盛，但从佛教精神这个角度看，不设个人独墓的时代才应该被看作真正的隆盛时代。佛教的隆盛退去，寺门的隆盛兴起，从某一方面解释就是精神上的隆盛让位给了物质上的隆盛。而随着精神逐年逝去，物质也会在某一时间瓦解。现状就是这样。

少林寺特别应该关注的是唐代于此设立戒坛一事。隋代时，从四分律宗的资云和洪遵开始，应该就已经奠定了基础。虽然一度遭遇灭佛，但从收录在《金石萃编》中的义净所撰《唐少林寺戒坛铭》一文可知，长安四年（704年）戒坛得以重建，并于开元三年（715年）由学生张杰书撰写了《戒坛记》。会善寺里也设有戒坛，那是在大历二年（767年），比少林寺的戒坛重建晚了六十三年。如此，少林寺是北魏以来的名刹，唐初蒙太宗嘉奖，至少于唐初即建戒坛，玄奘、怀恽、大彻等也都曾居此寺。以后经唐宋，但未闻再出佛教史上的名人。戒坛地位也被会善寺取代，早早地便衰微了。

唐初，王世充僭越称王时，少林寺僧昙宗等拒之，随后擒住王世充献予秦王世民。其义举受到嘉奖，得赐柏谷坞庄四十顷土地。由此事可知，当时的少林寺已拥有僧兵。如当时中国那样的动乱无常之处，动辄就会成为被掠夺的目标，因此，作为容易被大股势力充作驻屯之地的山中巨刹，为了生存自然有必要执戈自卫。其中，邻近洛阳的少林寺肯定曾是被掠夺屯营的绝好目标，因此在南北朝后期，迫于形势，武装僧兵便应运而生。日后，少林寺拳法又称棒法天下闻名，这样看来，一山的年轻僧侣们与其说是研究禅法，不如说是研究拳法。祖师堂左翼的堂内墙壁上画满了拳法的壁画，这也说明一山僧人是如何为自己的武艺精湛而自豪。画中有和印度人一起练武的场面，好像是在说拳法也和佛法一样是从印度传来的。有文记载：“明嘉靖末年，倭寇侵犯江浙，兵备道任环曾召少林寺僧退之，月空率领三十余名僧众，朱发靛面，手持铁棒，御敌于松江，终将倭寇击退。”现今此说法仍传，僧房前摆列着兵器。但从拥养着二十多个私家兵的情况看，可知拳法已经衰败。现在的这二十几个私家兵不仅是为了自卫，还时时为县民征讨土匪，起到的作用和当年的僧兵是一样的。

住持本应受钦命隆重任命，但自清朝灭亡以后，此类盛典就已废止，或者说是因为没有相应有资格的人选，所以现今没有住持。不管怎么说，现在少林寺的衰微是不争的事实。较近的康熙年代时，还曾有过一个名叫彼岸海宽的学者，可是现在一山僧人中连识字的都不多，首座甚至不知道《景德传灯录》。会善寺的僧人说，清朝期间登封县一带曾不论宗派统一管辖，而民国以后秩序全乱，各寺都各自独立做主了。这大概是事实，唯有永泰、会善、法王等寺因属曹洞宗，所以如今仍处少林寺下风。

河南嵩阳的寺观

永泰寺

永泰寺由北魏孝明帝的妹妹开基，当时称作明练寺。至唐贞观三年，以山居不适合尼僧为由被废。神龙二年，嵩岳寺的道莹奏请为永泰公主重修，寺名称为永泰寺。这一经纬记录在寺域内的唐永泰寺碑上。此寺自开基以来以尼寺闻名，从少林寺去往会善寺的途中，从左方进入太室山西麓少许便可到达。现在的建制已是衰微之极如苟延残喘，但不愧曾为知名古刹，留有许多遗物：

门前唐天宝年间石幢

寺右侧大唐中岳永泰寺碑天宝十一年

大门前院的八角香炉台（上面有屋顶，下面的石台由四条屈体蟠龙构成）

寺后的万佛殿

这是一座砖造建筑，方形，只在东侧开一门。且所有的砖全部做成了佛龛或佛像的浮雕，内壁和表面的外壁上全部都是佛像，正应了万佛殿这个名字。年代虽然不明，但类似这种的方形建筑物属于古式，也许还得上溯到六朝时代。唐碑中写这是明练尼所建二古塔之一，正如塚本博士所言，此塔是稀有的中国现存古代建筑物。

除上述以外，以寺院为中心，大大小小的三重、五重塔以及七级、十一级的砖塔共有十八九座。其中寺后北面高处矗立着两大砖塔，一座六角七级，另一座六角十一级，尤为引人注意。唐碑中见有隋代大卒堵婆，有为唐代寺主真藏尼建造九级浮屠的记事，但搞不清应该是哪一座。不管怎样，这两座大砖塔大概都是唐代之物（图五十三）。

图五十三：永泰寺大砖塔

像这样搜寻遗物并不是我的目的，之所以留意这些遗物只是为了了解寺庙的背景。《说嵩》一书中记载此寺的创始者是梁武帝之妹，而唐碑却说是北魏孝明帝之妹。哪个说法是正确的还下不了结论，但从地点上看，并和其他诸寺的草创期相比，我认为看作北魏之物应该比较妥当，所以前面都采用了这种说法。北魏时期开凿了龙门石窟，在嵩山之上建造了许多寺院，再多造一个尼寺也不奇怪。至于开基人是皇妹一说，对了解佛教与魏皇室的关系来说很重要。孝明帝即位的那一年，灵太后率从者数百人登上太室山一事前面已经提过。太后登山，皇妹为尼，龙门石窟的工程同时也正在进行之中，我想这些似乎更能说明魏皇室与佛教之间的关系。现今寺门属曹洞宗一事已屡屡道过。

会善寺

从少林寺向东走十五里，在邢家铺朝山的方向再行五里左右就到了积翠峰下的会善寺。在嵩山范围内，这里是仅次于少林寺的大寺，属于曹洞宗，在元代墓塔上见到，这里的住持也是根据敕令来决定，但现在和少林寺一样也没有住持。

根据宋代王著的《会善寺碑》记载，此寺原是北魏孝文帝夏天的离宫，后来成了六祖名流澄觉禅师的精舍，隋开皇年间改名会善，进入唐代呈弘兴之状。寺内众多高僧中有一人名叫道安，开皇四年生，景龙二年圆寂，有一百三十四^[4]岁高龄。其弟子中有一名为慧远者，即破灶□（原文此处为方框）^[5]为其建成了此塔。此事见于开元十五年所立大唐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6]。道安、慧远的师徒名分，一百三十四岁的高龄，令人生疑之处颇多，但景龙二年圆寂，开元十五年立碑一文已被收入《金石萃编》。现在此碑已嵌在寺院墙壁之上加以保存。字迹几乎全部磨损读不出来了，确认为古物无疑。那么，道安其人为何许人也。是否就是嵩岳慧安，是否就是与第六祖慧能同出于第五祖弘忍门下的人呢？如果如此，慧安实际上就应该叫作道安，应居住在会善寺才是。寺内也确有一处，名为会善西塔安禅师塔院。

最初师事于慧安，慧安圆寂后，转从韶郡的慧能，得到印可之后，回到嵩阳，住进了会善西塔安禅师塔院的净藏禅师，实际上是此寺继慧安之后的高僧。天宝五年圆寂后，被称为受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宗旨密传的第七祖。寺院西面的苗圃中建有净藏的身塔。这是一座六角砖塔，在此寺的遗物中当属首屈一指（图五十四）。我们就是通过这座身塔的铭文知道了还有净藏这样一位同时受了北方慧安、南方慧能之法的高僧。六祖法嗣的南岳怀让，好像也是走了一条同样的路径，最初师事慧安，受其启发又从慧能善成大事。从怀让和净藏翻看回去，前出的道安应该就是净藏的师父嵩岳安大师，我想安大师应该就是一般被称为慧安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