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戶與日常政治

像顏魁槐的記述這般，由家族成員出於自身動機撰寫、繼而被抄入族譜的文書，能夠為本書的兩個核心問題提供答案。這些文本，由普通民眾寫成，旨在處理、評論日常問題，或許是我們研究明代平民歷史的最佳史料。在我們能找到的各種資料中，它們很可能最貼近百姓的心聲。這些文本，不是從主導動員的國家視角，而是從被動員的民眾視角，揭示了明代的軍事動員。它們展現出生活在明代的百姓，如何一方面應對來自國家的挑戰，另一方面抓住國家提供的機會。主要激勵我寫這本書的動力，是想將百姓的巧思與創意傳達出來。我將論證，他們的策略、實踐與論述構成了一套政治互動模式。這套模式，不僅見於士兵之中，而且遍布明代社會；甚至不獨屬於明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期也可以看到。甚至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可尋見其身影。

將這類互動稱之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見得錯，但這樣又過於簡化、時代錯置，而且將國家和社會人格化了。社會由社會行動者包括個人或家庭構成，社會行動者有自己的選擇。大部分時候，他們既不以社會的名義，也不是為了社會而行動，甚至也不會這樣去思考。相反地，他們追求的是他們所認為的個人利益。國家也不是一個有意識的，甚至不是一個連貫統一的行動者。國家並不與民眾互動，或者說，民眾極少體驗到這種與國家之間的互動。民眾的互動對象是國家的代理人：官員和胥吏。民眾照章辦事，造冊登記，繳糧納賦。我們可以從自身經驗得知，在這類互動中，人們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我可以完全遵循政府官員的指示，一絲不苟、盡心盡責地登記各種文書簿冊；我也可以拒絕服從這套程序，如果對方施壓，我興許會逃之夭夭，或者乾脆揭竿而起。當然，民眾和國家的絕大多數互動介於上述兩個極端之間，對我們來說是這樣，對古人來說也是這樣。

此外，雖然不是所有政治活動都涉及與國家制度或國家代理人的直接互動，但這並不是說國家對這些活動而言無關緊要。即使國家的代理人不在場，國家仍有影響力。國家制度性與規制性的結構，是世人生活背景的一部分。在顏魁槐的記述中，軍官和徵兵官吏均未現身。如果我們就此認為國家缺席了顏朱兩家的族際交涉與內部磋商，那未免過於天真。徵兵制度是他們全部互動行為的基礎。國家或許沒有直接介入兩家人的協商，但肯定是其中的利益相關者。這類協商很難被歸入某一常見的政治行為範疇。然而，若無視其政治屬性，則大錯特錯。

其實，很多政治行為往往只是一種平凡而日常的互動：介於被動服從和主動反抗之間，不直接牽涉國家或其代理人。在這個中間地帶，百姓間接地而非直接地與國家機構、監管制度及國家代理人打交道，在其中操作、挪用它們、讓它們為己所用。百姓為了應付與國家的互動，琢磨出許多策略，我們該如何描述這些策略呢？顯然不能簡單地按照官方文書的說法，給它們貼上「犯上作亂」或「行為不端」的標籤。為了突破「順從」、「反抗」二元對立的局限，我選擇「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這個術語。07正如班．柯克夫烈（Ben Kerkvliet）所言：「日常政治，即大眾接受、順從、適應、挑戰那些事關資源的控制、生產或分配的規範和規則，並透過低調的、平常的、微妙的表達和行為完成這一切。」08

日常政治的「策略」，是一種本領和技巧，可以被習得或傳授；或者說，它是一種「被統治的藝術」。這一概念的靈感，顯然來自傅柯筆下的「統治的藝術」以及斯科特（James Scott）所說的「不被統治的藝術」。正如傅柯追溯「統治的藝術」的重心轉變，追溯「被統治的藝術」的歷史應該也是可能的。09本書與斯科特的大作在書名上僅一字之差，希望讀者不要以為這只是個噱頭。我想藉此表明一個嚴肅的觀點：明朝（及中國歷朝歷代）的百姓和斯科特筆下的東南亞高地（Zomia）居民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前者「被統治的藝術」，不是一道簡單的要麼「被統治」、要麼「不被統治」的選擇題，而是就以下問題進行決策：何時被統治、如何被「最恰當地」統治、如何讓被統治的利益最大化同時讓成本最小化等等。對明代百姓來說，日常政治意味著不計其數的權衡斟酌，包括計算順從或不順從的後果、評估可能利益與相對的成本。10強調這些權衡斟酌，並不意味著把明代百姓化約成受理性選擇驅使的機械，而是把他們視作目標明確、深思熟慮的行動主體，透過有意識的努力，追求他們所認為的最大利益。同時，也不意味著忽視他們的努力，將之視為「操縱體制……把自身損失降到最低」11的一個簡單案例。操縱體制的現象很可能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之中，但是，百姓如何操縱體制、為何要這麼做、為此動用哪些資源、操縱體制的方式如何重塑他們的社會關係等，都是歷史研究中有意義乃至亟須探索的問題。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承認百姓有能力知悉自己與國家的關係，並應付自如。換句話說，他們有能力創造自己的歷史。

本書將透過數個軍戶的故事，考察明代的日常政治。我們會結識漳浦鄭氏一家，他們透過修改族長遺囑，解決如何在家族內部定奪參軍人選的問題；福清葉氏一家，他們透過維持與戍邊族人的聯絡，化解了地方惡徒的刁難；福全蔣氏一家，他們仗著自己在軍中的地位，參與貨品走私和海盜活動。此外還有很多家族以及他們精采絕倫的故事。

上述家族應對國家的一系列策略，可分為四類，如表1所示。我已經提及從順從到反抗這一光譜（這兩個詞是相對的，且事實上是指從國家視角而言的順從與反抗）；另一光譜則關於策略謀劃的程度，一端是隨機應變的權宜之計，另一端則是事前籌劃的正式策略。

表1 被統治的藝術：百姓與國家互動策略之類型

軍中的極端反抗行為，莫過於逃兵和譁變。明軍士兵不是未曾造反或逃跑，但本書不會對它們詳加討論，原因並非在於它們不屬於明代日常政治的範疇，而是顯然士兵很少為這些策略留下書面紀錄。明王朝深受逃兵之害，作為對策，朝廷愈來愈倚賴募兵。募兵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通常被視為明代滅亡的原因。12然而，幾乎沒有任何史料是從士兵的角度講述逃兵現象。

軍戶肯定還有很多別的策略，因時制宜、靈活自如地應對挑戰。「日常反抗行為」包括小偷小摸、故意拖延、冷嘲熱諷、溜之大吉等等。由此，各地軍戶百姓竭力維護自身利益，對抗上司和朝廷的種種要求。13人們一般也不會記下這類隨機策略。要說從實踐者的角度理解它們，歷史學家可比不上人類學家和民族誌學者。因此，我也不會在這類策略上多加著墨。

最適合歷史學方法大展拳腳的，乃是對「日常政治策略」的研究。所謂「日常政治策略」，指那些合乎規矩且被朝廷視為服從（或至少不是反抗）的策略。實施者一般都會將其用白紙黑字記下來，而確實，被記錄下來也通常是讓這些策略可以運作的一部分。本書著重探討的就是這一領域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