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所「士兵」援引先例，請求豁免賦稅

粵北大城所城隍廟裡豎立著一塊石碑，上面的碑文撰寫於雍正八年（一七三○）。石碑為「紳衿、里老、軍民人等」所建，永久地、公開地記錄了當地縣令的一個決定。

饒平縣正堂周為城居例免力役、所地籍屬軍伍、再叩移銷雜派，以除積弊，以均同仁事。本年八月初六日准大城所正堂加三級張備移到縣，准此合就示諭東界大城所內軍民知悉，嗣後凡奉公務雜派，應照以前豁免，如敢違擾，爾等赴縣指稟，以憑究處，宜凜遵毋違，特示。時雍正八年歲次庚戌臘月大城所內紳衿里老軍民人等仝立。15

碑文的背景是一次稅賦豁免的請願。長期以來，大城所的百姓一直向縣令申訴稅務官員強徵代替「力役」的附加稅。他們請求基於一個長期遵循的先例免除相關賦稅。「所地籍屬軍伍」請求縣令「移銷雜派，以除積弊，以均同仁」。這次縣令終於同意了百姓的請求。「示諭東界大城所內軍民知悉，嗣後凡奉公務雜派，應照以前豁免。」

這裡的大城所，指的是從前設立在大城的衛所。雍正八年（一七三○）時，衛所早被撤銷了。當地居民就以「大城所」作為前軍事基地上形成的鄉鎮的名稱。明亡清興，並沒有抹殺該地區的戰略意義，清廷在附近設立了綠營軍營。但是，碑文中的「軍」字指的不是清朝的綠營兵，而是明初駐紮在大城所的軍戶的後代子孫。

他們援引的先例比他們所透露的還要複雜。大城所百姓主張，儘管改朝換代，祖輩在明代戶律下享受的特權應該依然適用。前面提到，明代軍戶已經透過服兵役為國家提供勞動力，因此得以豁免徭役。他們沒有理由和民戶一樣再承擔徭役。否則，他們便繳納了雙重賦稅。明代朝廷禁止這種做法，倒不是出於保證公平這樣的抽象理由，而是因為如此沉重的負擔將導致士兵逃逸。明初，「豁免民戶徭役」的特權正如其字面義般是對徭役的免除。但是，到了康熙年間（十八世紀早期），中國幾乎沒有人還要服徭役。明代中期的「一條鞭法」將大部分實物稅和徭役皆折算成現銀。因此，清代所謂的「徭役」，實際上只是附加稅的委婉表達。碑文的作者們要求豁免徭役，實則指的是豁免某些附加稅。但是，撰寫碑文之時，當地居民也不再服兵役了。大城所已被撤銷，「軍戶」這類戶籍亦不復存在。向縣令請求豁免賦稅的人，實際上一方面在說他們享有與祖輩相同的特權，一方面又一字不提他們已不用如祖輩般替補軍役，而特權恰是軍役換來的。

石碑故事背後還另有內情。大城周邊是產鹽區。在明代，一些世代相傳的灶戶富甲一方，他們將錢財投入教育，從而使子孫進入當地的士大夫階層。他們移居到城裡，在社會生活中擁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以及他們後代子孫的姓名被刻在這塊與其他石碑上，為他們在明清交替之前與其後的領導地位留下紀錄。16因此，要求免稅的百姓中，很多實際上並非軍戶之後。這些人的根據則是，大城所駐軍曾享受某些特權，而他們又恰恰居住在駐軍生活過的地方。

表面上看，縣令該駁回他們的請求。他為什麼沒有這麼做呢？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縣令決定利用明代留下的紀錄評估當地居民的稅負。這些紀錄肯定詳載了應當徵收的稅額，以及各稅目徵收的理由。如果他不用這些紀錄，則需要編纂新的籍冊取而代之。搜集新資料超出他的行政能力。而且，這麼做只會招致地方精英的反對，並給手下的書吏創造貪汙和勒索的絕佳機會。利用已有的資料無疑是更簡單的辦法。但這意味著他必須維持從前朝繼承下來的先例，即使訂下這些先例的初衷已煙消雲散。另一個可能是，徭役作為附加稅攤入常規田賦，大城所的百姓業已繳交。這樣來看，他們業已承擔了恰當的稅負，而他們反對的是那些額外的要求。

故事裡的所有人都在制度套利。昔日的軍戶家庭請求維持他們在明代制度下享有的待遇。移居到城裡的富裕灶戶則請求給予他們軍戶的待遇。就連縣令也採用前朝的管理制度（或者僅是接受該管理制度的邏輯，將自己的決定正當化），因為他發現別無選擇。眾人要求享有舊體制曾賦予他們的特權，這是明代制度的另一個遺緒。之所以存在這類制度套利行為的可能，乃是因為兩種監管制度被默許同時存在：清朝的體制，存在於朝廷發布的法律和制度彙編之中；明代的體制，則殘存於日常的政治互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