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學

    衛所百姓幾乎都會成親,都會到寺廟燒香拜神,但只有少數人立志讀書應舉。然而,對於衛所社會的歷史而言,由科舉制度衍生出來的社會關係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婚姻模式和寺廟組織。衛學,如陳用之創辦的那間,在作為社區的衛所的歷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這同樣是朝廷始料未及的。

    衛學不是軍事學校,而是坐落在衛城裡的儒學學校,旨在為出身軍戶的學生提供教育。衛學設立的初衷是讓軍生備考科舉。但是,和其他官學一樣,衛學最終不再直接給學生授課,軍生都在家自學,衛學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一個「配額制的中轉站」。28具體來說,一個有志於應舉的讀書人,必須「入學」,這樣才有資格參加正式的科舉考試,也才有資格領取國家的津貼。和一般的府州縣學不同,衛學起初沒有「廩生」(領取國家津貼的生員)或「貢生」(被推薦入讀京師國子監的生員)的名額。直到十五世紀中葉,亦即陳用之生活的年代,此種制度性歧視方被糾正,衛學獲得相應名額。29我們將看到,這一舉措對衛學本身、對衛學軍生乃至對整個衛所社群影響深遠。

    如果沒有衛學,軍戶子弟一般要回原籍入學、應舉。譬如生於鎮海衛的周瑛,由於鎮海尚未興建衛學,他為了應舉,不得不返回祖籍莆田,在那裡報名並參加考試。30他作為讀書人的生活重心不在鎮海,而在莆田。

    有了衛學,前途無量的軍戶生員便可留在衛所,其意義遠不止於為他們提供便利。和民戶生員一樣,軍戶生員最主要的抱負是入朝為官。和民戶生員一樣,他們實現抱負的機率並不高,因為僧多粥少。和民戶生員一樣,他們當中沒能如願做官的人以不同方法調解自我期許與殘酷現實之間的落差:有人寒窗苦讀,有人寄情文藝,有人放浪形骸,也有人遁入空門。還有一個常見的反應是:參與領導地方事務,包括主持公共工程(寺廟、學校、橋梁等)的募款、興建、管理工作;組織地方慈善活動;領導宗族制度的建構,發起宗族相關的活動,如編纂族譜、修建宗祠、制訂禮儀等等。

    由此可見,設立衛學產生強大的附帶作用。它催生出一個扎根本地、服務本地的精英群體。在衛所演變為社區的有機發展過程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軍戶的外地人身分、軍旅的漂泊不定漸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安家立業與公共生活。長遠來看,衛學及其帶來的地方文人精英強而有力地推動了軍戶的「再域化」。

    反過來,衛學的創立還以一種意料之外的方式強化了衛所軍戶與原籍軍戶之間的聯繫。我們業已透過大量案例說明,衛所正軍保持與原籍軍戶的聯繫,希望獲得物質上的支持,而原籍軍戶保持與衛所正軍的聯繫,則是希望借此證實自家履行了義務。衛學的貢生名額,成為原籍軍戶想要與衛所軍戶往來的又一動力。徐鏓出身於浙江軍戶。徐家正軍被遣往遙遠的西南地區,在貴州龍里衛當兵。徐鏓生活在原籍浙江,但他遠赴貴州,在龍里衛學報考科舉。他鄉試中舉,步入仕途。其子徐潞故技重施,於貴州先入衛學,然後參加鄉試。父子倆的所作所為引來衛所原居民的怨憤。對他們而言,此舉不僅無利可圖,而且損害到自家子弟的應舉機會。他們無疑會極力反對這樣的制度套利行為。31

    和我們在第二章看到的家族一樣,浙江徐氏之所以不遠千里、世世代代地維繫著與貴州宗親的社會關係,至少部分原因在於這種關係讓他們有利可圖。以完整性聞名於世的中國父系宗族群體,有時會被視為國家缺席下,滿足眾人自保需求的產物。家庭發展各種策略以求將中舉機會最大化,整體來說則是又一例證,說明正是中國國家本身提供了父系宗族維持一體性的強大刺激。

    除了永寧衛,福建沿海的另外兩個衛也興建了衛學(非常可能還有其他福建衛所曾經辦學,可惜未見於史冊)。三所衛學中,平海衛學歷史最為悠久,其培養的生員成就也最大。在明代,有六十四個舉人、十三個進士來自此衛學。正統七年(一四四二)或正統八年(一四四三),在平海衛指揮的命令下,衛學建立。三十年後,因現有府州縣學數量供不應求,衛學應當地一名士人的請求,開始讓民戶入學。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平海衛陷於海盜之手,衛學隨整個衛城被夷為平地。不久之後,地方行政官員(而非衛所軍官)重建衛學。顯而易見,它已被視為本地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萬曆年間,衛學建築毀損,此次重建工程則是由政府親自主持。其他地方官員紛紛捐款,使位於校舍中心的孔廟煥然一新。附近佛寺的地產也被劃歸為衛學的永久校產。32

    在永寧衛,陳用之創建的衛學同樣一直存留到明清易鼎之後。明朝末年(十七世紀中期),天下大亂,永寧衛學和衛城的大部分建築毀於一旦。清朝初年,天下甫定,永寧衛被撤銷(參見第七章)。但是,儘管衛城已不復存在,地方精英仍主動決定重建本地的學校。昔日的永寧衛學,此時則變為一家私人設立的書院33、一所不折不扣的地方機構,社區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整個清朝,它一直維持運作,甚至持續到清朝滅亡後。直到二○○五年,衛學的舊校舍還被永寧小學用作辦公樓。

    衛所軍官必須別出心裁、另闢蹊徑,才能為衛學找到經費支持。十五世紀中期,蘇州地區的鎮海和太倉二衛獲准並建一所衛學。二衛軍官請求巡撫(一省的行政長官)提供經費。巡撫未能給他們撥款,但卻提出一個別出心裁的解決辦法。當地士兵(很可能是軍餘)會在衛城附近租賃民田。民田賦稅必須上繳到遠方的倉廩,舟車勞頓,產生費用,因此還要徵收額外的運輸費。其費率幾乎和租額一樣多。於是,巡撫安排士兵將賦稅上繳到附近倉廩,原來的舟車之費則被用作衛學的資金。34

    衛學的行政管理和財務開銷,使民政系統的文職官員緊密地介入衛所事務。更重要的是,衛學培養出來的精英群體不再把衛所僅僅視為暫時棲身之地,而是以之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一展抱負的主要舞臺。隨著衛學對民戶開放,軍戶精英與附近地區的精英家族被聯繫起來。這一切,進一步為衛所社群的形成奠定基礎。

    在上述的三個衛裡,十六世紀時學校的創建與廩生名額的設立對地方認同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當地文人向官府請願建立鄉賢祠,最終得到許可,致力於辦衛學者即在祠裡享受供奉。鄉賢祠後來成為精英群體活動的重要場所。衛所成為集體行動的場所與集體認同的來源,這並非出於任何事先的藍圖。引領這些變化的,是恪盡職守的衛所軍官,以及運用各種策略追求自身利益的衛所軍戶。到了明末,軍戶成員開始在文章裡稱自己為「衛人」。改朝換代之後,衛所已是明日黃花,但他們依然如此自稱。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