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6 金門千戶所示意圖

銅山所的軍卒被派駐於近旁的銅山水寨，這裡還有來自六鰲所和鎮海衛的士兵。駐守水寨期間，他們負責在附近水域巡邏，並且一年兩次汛防，前往海上要處巡防停駐，威懾企圖上岸的走私者和海盜。沒有巡邏任務時，衛所的士兵主要忙於操練。有些衛所擁有船塢，為士兵製造巡邏用的海舟，在這樣的衛所中，士兵也會從事造船工作。

衛所裡的生活並不好。軍官貪汙腐敗，士兵經常領不到軍餉，類似於磐石的譁變事件屢見不鮮。軍官濫用職權，強徵普通軍戶的勞力，有時是出於官府的需要，但更多時候則是為了軍官的私利，相關的記載俯拾皆是。逃兵時有出現，更加重留下來的人的負擔。10到了十六世紀中期，情況開始惡化。

在幾乎沒有預警的情況下，東南沿海海域騷亂頻頻，愈演愈烈。一群又一群劫匪沿著海岸線燒殺擄掠，將村莊、鄉鎮、城市乃至衛所夷為平地。在許多沿海衛所的民間傳說中充斥著兩類故事，一類是軍民如何奮勇抵抗劫匪的襲擊，另一類則是抵禦失敗後當地遭受的滅頂之災。莆禧所軍戶的後人至今還講著這樣的故事：他們的城隍爺之所以身著御賜黃袍，乃是因為附近衛所相繼被劫匪攻陷時，唯獨莆禧所成功抵禦侵襲，因此受到朝廷的嘉獎。而在周圍一些村莊的村民中間，則流傳著一個悲慘的故事：他們之所以不養狗（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乃是因為劫匪到來時，狗吠暴露了祖先的藏身之處，引發了一場屠殺。11

朱紈（一四九四—一五五○）是首位受朝廷委派處理沿海騷亂的官員，他一開始穩定住了局勢。然而，朱紈的所作所為，引起地方利益集團的怨恨。這些集團頗有權勢，都在暗地裡從事海上貿易。其中一人乃是出身同安軍戶的林希元（約一四八○—一五六○）。朱紈批評他與海盜和走私者狼狽為奸，認為他是福建士人中的害群之馬。（據朱紈所言，林家擁有從事東南亞貿易的大型船隊，卻假裝那些船隻都是當地的渡船，以規避嚴禁海上貿易的律例。）

又如考察閑住僉事林希元，負才放誕，見事風生。每遇上官行部，則將平素所撰詆毀前官傳記等文一二冊寄覽，自謂獨持清論，實則明示挾制。守土之官畏而惡之，無如之何，以此樹威。門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詞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侵奪有司。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為名，專運賊贓並違禁貨物。12

因越權擅殺俘虜，朱紈遭到降職處分，悲憤自盡。海盜的突襲，沿著海岸線南北蔓延。一些襲擊規模之大，甚至造成幾個主要城市和沿海衛所的淪陷。

最終，一批精明強幹的明軍將領指揮以募兵為主力的軍隊，運用新的戰術平定了亂局。他們當中包括出身晉江顯赫軍戶的金門所千戶俞大猷（一五○三—一五七九）。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俞大猷的部隊與名將戚繼光的部隊協力於平海衛痛擊海盜，獲得一場大捷。但是海盜問題的解決，最後在於放寬明初以來對海上貿易的限制。隆慶元年（一五六七），朝廷頒布新的執照制度，允許中國商人合法前往西洋（東南亞）和東洋（東北亞）。13沿海騷亂終於得到平息。

中國人將發動襲擊者稱為「倭寇」，字面上的意思即日本強盜（「倭」的字面義是「矮的」）。民國時期，中國歷史學家將明代倭患視為日本的對華戰爭，顯然，他們將歷史和自己所處的時代聯繫起來了。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學者重新將倭患解讀為階級鬥爭，也就是崛起中的商人階級對封建政治秩序發動的攻擊。今天看來，上述兩種解釋都缺乏說服力，但學界目前也還沒有共識得以取代這些觀點。一些學者將倭寇之亂歸咎於明朝未能維持一支足夠強大的海軍，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問題根源於貿易各方的均勢遭到破壞。近來全球史引發大家的興趣，隨之出現一個新的論調：正是攜帶先進火器的歐洲人的到來，破壞了當地的非正式貿易秩序。14

「倭寇」到底是哪些人？大部分史料的回答清楚而簡單：矮小的日本強盜。該專有名詞的使用，乃是試圖將含混複雜的問題簡化為族群衝突，將一個固定範疇強加於流動的群體和變動不居的行為模式之上。即使在當時，「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一再指出這個標籤並不準確。據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估計，被指為「外國匪徒」的人當中，外國人真正所占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而另外十分之二的人可能來自明朝的藩屬國琉球。屠仲律急於闡明自己的觀點，以致數字統計有欠嚴謹。他繼續寫道，所謂「外國匪徒」者，半數實則來自浙江沿海地區，且其中多達百分之九十的人出身於福建三大沿海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和福州府。「雖概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15

認識到許多「倭寇」其實是中國沿海居民，只能部分地解決涉入人群的分類問題。將人群分類，不僅要看族群，還要看其行為方式。任何要將走私者、商人和強盜劃分清楚的嘗試，都將遭遇到實際上是同一群人同時在從事這三項活動的事實。如明人所觀察到的：「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16商人和走私者之間的界限是由政策建構出來的，並不取決於人本身。眾多當時知名的海盜主要從事非法的長途海上貿易，因此也是走私者。當時的南中國海處於沒有法律約束的自然狀態，想要經商乃至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具備一定軍事能力。因此，商人也好，走私者也罷，無論世人從事的是合法貿易還是非法貿易，都必須擁有武裝力量。17當時機到來，水手們眨眼間就可以停止貿易活動，轉而打家劫舍。他們劫掠的對象，既包括其他水手，也包括沿海的居民。（英文翻譯更加複雜化了這個問題。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指出，海盜「pirate」這個範疇是歐洲經驗的產物，但它被用來涵蓋中文在光譜上不同位置的詞。「倭寇」經常被譯為「pirate」，但他們並不像英文中的「pirate」那樣，主要活動在於劫掠合法船隻；他們生活在海上，登岸劫掠，抓取人質然後索要贖金，之後再跑回海上或近海的島嶼上。）18

不同情況下，同一群被貼上海盜標籤的人，既可以是國家權威的替代者，也可以成為國家權威的一部分。明代官員時不時會嘗試「招撫」海盜，也就是說服海上組織的首領，商人和海盜都是，臣服於朝廷，並受朝廷委派鎮壓其他海盜。19因此，有時一些海盜搖身一變，就成了國家的代理人。

此外，無論是走私者、海盜還是奉公守法的商人，都緊緊地嵌入沿海地區社會。如早期鎮壓倭患的朱紈注意到，海上貿易與沿海居民的生活福祉息息相關，乃至於「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20幾乎各個階層的沿海居民，從貧窮的漁民到富裕的鹽商，再到林希元這樣的仕紳精英，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著非法海上貿易。

就連沿海衛所的軍官和士兵也置身其中，正如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和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皇帝看到的情況。《明實錄》的數十條記載（分布於明朝各個時期）可以證明。有些紀錄把士兵描述為非法海上活動這個普遍性問題的一部分。實錄中的官方文書經常指責「軍民」在從事非法貿易。嘉靖四年（一五二五），浙江巡按御史便上奏皇帝：「漳泉府黠猾軍民私造雙桅大舡下海，名為商販，實出剽劫。」21

但是，並非所有指控都採取普遍性的說法。《明實錄》也指名道姓地記錄了參與走私的軍方人員。既然朝貢貿易是唯一的合法貿易形式，凡從事其他涉外貿易的士兵，便都是走私者。這樣的士兵為數不少。明初，朱元璋曾有言：「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賈。」幾十年後，《明實錄》提到福建都指揮僉事張豫「坐困頓，置番國方物，不如法」。宣德九年（一四三四），漳州衛的一名指揮官被發現曾出國從事貿易活動，然後用帶回的貨物賄賂上級。22

士兵們有時反而會加入本應由自己鎮壓的走私團夥。朱紈發現，紹興衛的兩名士兵「各不合私自下海，投入未獲叛賊馮子貴船內管事，與伊共謀投番導劫」。23十六世紀的倭患平息後，當局業已允許百姓在獲得許可的情況下從事貿易活動，但軍方人士仍在繼續參與涉外貿易。一五二○年代的一次官吏考課，指控澎湖游擊王夢熊有罪：他讓麾下的兩艘船滿載著牲畜和鐵器出洋「巡邏」，但事實上，兩艘船直奔臺灣島，將貨物售給荷蘭人。據說王夢熊還曾設宴款待一群海盜，與他們同席大吃大喝，並以厚禮相贈，包括糧、油及一個小唱。24

即使沿海衛所的官兵沒有親身參與海盜或走私活動，軍隊的部署模式則意味著他們往往與相關人士有社會關聯。在十六世紀中期平定倭患的戰鬥中，出身漳州的四名士兵偷偷潛入被包圍的海盜營寨，找到其中的漳州同鄉，答應他們，只要肯出錢，就能幫他們死裡逃生。當地的兩個所甚至出現在提督軍務王忬（一五○七—一五六○）所整理的「賊巢」名單裡：金門（即第一章提到的倪家安家的地方）與金門以北的崇武。25

在明代，官兵參與走私，與外國人做生意，並時而行事如同海盜。他們扮演著不同角色，或是推波助瀾，或是親力親為。他們的長官也沒閒著，恣意收受賄賂，對非法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人出現在朝廷的史書中，表示這批人被抓到，並且是被他們的上級機構抓到，而這些上級機構選擇透過官僚機制正式地處置他們。相比於這些有紀錄可查的人，未被逮捕的不法之徒肯定要多得多，更不要提還有那些被逮捕卻未被記錄下來的人。

官兵為什麼參與走私、成為海盜？無論是在明朝的福建，還是在其他朝代的其他地方，官兵參與走私的動機，很可能與其他走私者沒什麼不同：要麼是生計所迫，要麼是懷有野心，要麼是投機取巧。然而，對明代軍戶成員而言，還有一些獨特的壓力、誘惑及好處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將他們推入這潭渾水。這些因素都是明初軍事制度演變的直接產物。

人口的變遷是一個關鍵的長時段變化。在實行鼓勵士兵安家衛所的在地化政策之前，理論上各衛所的兵員數量是固定不變的。每當正軍退役，他會回到自己的原籍，同時，原籍的接替者會來到衛所。逃兵可能導致衛所兵力暫時減少，明初官員已然注意到這個問題。但經過清軍勾補，衛所兵力最終會回到正常水準。實行在地化政策之後，衛所成為士兵及其眷屬的安身立命之所，並最終成為他們子孫後代的家鄉。人口的自然增長，意味著經過一段時間，明初的一名士兵可能繁衍出一個人丁旺盛的家族。即使再有逃兵，也不一定會導致人口下降，除非祖軍的全部後人集體逃逸。隨軍眷屬的老問題肯定會反覆出現。官員意識到了這點，四川布政司左參議彭謙曾明言：「正軍餘丁一二人在營，其餘老幼有五七人，至二三十人者。」26當地人也看到了這點。晚明一個文人在描述福清的萬安所（位於上一章登場的葉家和郭家的原籍附近）時，寫道：「凡軍戶家始唯一人為軍，後子孫多。」27

人口結構轉變的最明顯證據來自衛所軍戶日後編纂的族譜。若以譜圖的形式記錄一名十四世紀初正軍的所有後人，其篇幅可能要填滿好幾冊族譜。前面討論過的銅山陳氏家族，到了第八代的時候，族人已有近三十人之多，而且還在不斷增加。才過了短短幾代，軍戶成員的數量就遠遠超出明代軍事制度設計者的預料，也遠遠超出體制的承載能力。

衛所裡，人口持續增長，卻沒有任何制度性機制來適應、記錄這一變化。從財政角度看，人口並沒有變化。一個擁有一千一百二十名士兵的所，始終保持著一千一百二十人的兵力。「官方」的人口數字甚至還有所減少，因為不是所有逃兵或退伍士兵都有人頂替——明中葉以來，官方報告就開始區分「原額」士兵數量和「現額」士兵數量。一個祖軍無論有多少後人，他們都會被籍入一戶名下，該戶只需派一人當兵，相應地只能領到一份軍餉。28

不僅如此，我們已在磐石兵變中看到，就連這筆初始財政負擔，在許多地方都成了問題。我們不知道磐石衛指揮為何拖欠軍餉。這可能要歸咎於後勤補給。本來用以供應軍餉的軍屯，不是被賣掉，就是被非法占有，或者因屯卒逃逸而日漸荒蕪（參見第五章）。問題也可能出在軍糧生產與發放的中間環節，一些機構與個人介入其間，暗中作梗。東南沿海（乃至其他地區）的官員，長期被指控挪用、剋扣軍餉，幹著各種見不得人的勾當。29然而，即便士兵一分不差地領取到個人應得的糧餉，依然無法解決隨軍眷屬的問題。他們也得有飯吃。

人口變化造成一個棘手的局面，明朝統治者不得不予以正視。朝廷屢次下令，給軍眷提供耕地，讓他們成為普通農民。30百姓的應對之道和朝廷的思路大同小異：軍眷要自力更生。他們投入各行各業之中。有記載稱，一名福全所的士兵出海打魚，意外撈到珍貴的宋代硯臺（也許他不過打著捕魚的幌子，暗地裡從事古董買賣）。31在與福全隔海相望的金門，軍餘楊廷樹「家貧業漁為活」，他遭遇海難，葬身魚腹，留下一個年輕的寡婦。楊妻在沙灘上痛哭三天，最後自縊身亡。32

精於海防的譚綸曾撰文探討沿海衛所駐軍戰鬥力的下降，文中列舉出官兵與軍眷從事的各種職業。他對該問題深感興趣，認為導致軍隊戰鬥力降低的罪魁禍首正是衛所居民職業的多元化。

衛所官兵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登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賄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33

天啟五年（一六二五），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拉斯科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從馬尼拉前往澳門，在中國沿海遭遇沉船事故。他曾這樣描寫蓬州所守軍：「除了當兵，他們都毫無例外地做著兼職，來自兼職的外快是軍餉的補充，用來養活老婆孩子。例如，他們當中有搬運工、補鞋匠、裁縫師，或從事著其他類似的工作。」34部分士兵和軍餘還行如盜匪。如一份官方報告所言：「沿海諸衛所，官旗多剋減軍糧入己，以致軍士艱難。或相聚為盜。」35當然，衛所軍戶的職業多元化，無非是第一章討論過的軍戶職業多元化策略的變奏。而軍戶的職業多元化，則又是分布更廣泛的多元化策略的一種變奏。

但是，人口壓力及由此導致的職業多元化，並不是士兵鋌而走險、參與走私的唯一原因。畢竟該現象貫穿明代，反覆出現。還有另一因素起著作用：東南沿海軍戶成員，包括正軍、軍眷具備一些特質，使他們比其他人更有實力進入海洋世界。換句話說，他們在走私和海盜活動中享有競爭優勢。

首先，他們更容易接觸到船隻和航海技術。目前為止登場的絕大多數軍戶，都是在周德興或湯和大規模抽軍期間被徵入伍的。而明初參軍的人員中，有些與海洋有著長期的聯繫。朱元璋將手下敗將方國珍（一三一九—一三七四）的水師分派到各衛所，使許多長期從事海上活動的家庭成為軍戶。36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朝廷決定將廣東蜑民籍入軍戶，有異曲同工之效。提出該建議的官員強調，這些生活在沿海島嶼的百姓非常不易管理，「遇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為寇盜」。他們不僅精通於海事，而且慣於偽裝，矇騙當局說自己從事的是合法貿易。37成為軍戶並不會斷絕這些悠久的家族傳統和專門技能。

以海為生的家族傳統也許會逐漸淡化、消失，但是，各個衛所（這些家庭被派駐之地）始終是水師技術的中心。沿海衛所的守軍能夠輕易獲得相關技能，這是他們擁有的另一種競爭優勢。在明代的大部分時間裡，衛所是唯一可以合法建造大型遠洋船舶的地方。38閩南地區的懸鐘所，便以專門打造運船聞名於世。39就連衛所的戰艦都會被用來從事非法貿易。十五世紀中期，福建永寧衛指揮僉事高璹嘗「役所督海舟賈利」。其間有士兵溺水身亡，引起朝廷的調查，他的不法行徑才大白於天下。40此間的守軍還占盡地利。沿海衛所被有意設在各主要港口和傳統貿易樞紐，這就給士兵可乘之機。他們向往來商船徵收非正式的通行費，還為自己的買賣提供各種方便。

軍官擁有另一種競爭優勢，來自他們和當地精英家庭建立的社會網絡。這些家庭可以是商業活動的資金來源。嘉靖九年（一五三○），海寧衛的兩個指揮官找到仕紳鄭曉（一四九九—一五六六），「言海中有番船多奇貨，借米二百石交市，明日即利三倍」。鄭曉拒絕了厚禮，向兩個軍官的上級和當地縣令舉報，卻如石沉大海，沒有下文。41這一事件卻提醒我們，其他仕紳未必皆能如鄭曉一般剛正不阿。

另一方面，如果地方勢族本身就在從事非法貿易，那麼在他們的施壓下，軍官很難秉公執法，甚至乾脆對走私者視而不見。「著姓宦族之人又出官明認之曰，是某月日某使家人某往某處糶稻也，或買杉也，或治裝買匹帛也。家人有銀若干在身，捕者利之……官軍之斃於獄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幾也。」久而久之，守軍也順勢與走私者串通勾結。「出海官軍不敢捕獲，不若得貨縱賊無後患也。」42

軍戶享有的最大競爭優勢在於，負責控制、取締非法海上貿易的人就是他們自己或他們的親戚。官方禁令中屢次提及此點。宣德八年（一四三三）的一份報告說，近來百姓「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斡辦為名，擅自下番」。舉報不法之徒，將會獲得罪犯一半的財產。但是，「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縱之弗禁者，一體治罪」。43管制貿易乃地方衛所的職責所在，但在現實中，顯然存在「酌情處理」的空間。

水師官員之所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手下士兵參與海上貿易，或許是因為貿易所得被視為一種工作福利；或許是因為他們希望靠自己的網開一面來贏得手下的擁戴；或許是因為他們自己的買賣和手下士兵的買賣息息相關。成化五年（一四六九），有人發現福建都指揮僉事王雄收受屬下賄賂，「聽其與島夷奸闌互市。及領軍出海，遇番舶逗撓官軍，遂為所傷」。44在沿海地區，唯有軍士能以合法理由出海，他們要巡邏。但是，如明末〈議水寨不宜入廈門〉中所警告，除非軍官保持警覺，否則「甚至官軍假哨捕以行劫，而把總概莫聞知焉。使或聞知，勢至掩飾罔上，以自免過而不暇，又安敢發下罪以警後來，而圖後效哉？」45能夠掌握軍隊巡哨的路線和時間，並有把握當自己被抓時可以靠關係（甚至親人）開脫，這些都是從事非法貿易的巨大優勢。而親自執行海巡任務，無疑是一個更大的優勢。

這給予士兵情報方面的優勢。如明末某個地方志的作者寫道，他有一個朋友，曾經擔任浯嶼寨把總，對海濱之民，「皆知其生業出入，貿遷何業，所藏貨物當往何夷市。」一旦他控制了這些人，便「可用為耳目」。46

軍官也會利用公務之便，在監督合法的朝貢貿易的過程中撈取好處。成化元年（一四六五），來自爪哇的朝貢使團到達廣東，一名從事走私活動的中國商人（「常泛海為奸利」）籌劃與使臣交易，購買其攜帶的私貨。使臣的船舶被引到潮州，商人的夥伴在這裡擔任指揮。指揮的職責是將貢品封存以備檢查，但他卻趁機監守自盜，偷偷拿走一些值錢的玳瑁。47

軍戶及其眷屬既有航海技術，又有社會人脈，因此在從事非法貿易時享有競爭優勢。在明末海防專家王在晉（萬曆二十年進士）憤怒的反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夫艚烏尾船隻，明為下海入洋之具，喚工打造，非旬日之可成。停泊河港，招搖耳目，而地方不之詰？官司不之禁？偷度關津，守者不之覺？帆檣出海，總哨不之追？48

士兵及其家屬的「再域化」與他們在軍營周圍地區建立的新社會關係，違背了軍方強迫他們在衛所安家的初衷。他們作為國家代理人，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這種地位帶來的巨大優勢，讓他們在從事走私活動時肆無忌憚，甚至變本加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