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明代軍事制度以及締造該制度的國家政權已是明日黃花，但依然影響著曾經生活在制度之下的世人。它甚至還影響著軍戶的後代子孫，儘管他們對該制度沒有任何親身體驗。我在本章討論了各種制度遺緒：體制消亡後殘留下來的義務；體制消亡後眾人努力維持的特權；新目的下對體制的再造。銅山和福全的故事，便是第三種情況的例證，前軍戶家族動員他們現有的社會關係，以之作為一種組織性資源，來應對由迥然不同的處境帶來的挑戰。

國家創制檔案，檔案作為一種工具，主要是為了幫助統治者瞭解百姓的狀況。如詹姆斯．斯科特揭示的，現代國家致力於製作顯示其人口和疆域的詳細「地圖」，這類地圖不但描繪出國家政權的干涉行動，還使這些行動成為可能。35但是，製作這類地圖的努力並非始於現代。古代的國家政權也製作地圖，使百姓的狀況一目了然。如果我們因為前現代的國家政權缺乏先進技術，無法像現代國家一般精確作圖，就對它們的努力不屑一顧，那就是想當然耳了。誠然，前現代國家的技術能力與現代國家的不同，但它們的野心也有所不同。不只是現代國家，前現代國家也會嘗試讓統治對象更清晰可視（legibility），但提高統治對象的可視性需要成本，在行政上造成負擔。＊因此前現代國家也需要在兩者之前權衡，找出其中的平衡點。

清初官員大多滿足於利用明代留下來的簿冊材料，因為其他選項的成本似乎太高了。這一決定，為檔案與現實之間形成制度性落差創造了條件。明代衛所的軍戶資料被收錄在獨立的軍籍黃冊中，而這類黃冊已不復存在。留存下來的民籍黃冊沒有軍戶的資料。到了康熙年間（十七世紀晚期），清代福建的縣令採取折中的方案以對付上述落差。在結構上，這些折中方案並不新鮮。在明代，一些人家因規模太小或經濟狀況太差而無須直接納稅，他們附入里甲成為「畸零戶」。這項政策的預期是，里甲內部會自行公平合理地安排諸項事宜。清朝官員嘗試對昔日軍戶實施類似政策，將他們附入業已存在於明代民籍黃冊中的家庭，期望相關人員協商，公平合理地安排一切。

借用斯科特的術語：清初國家並沒有「看見」軍戶，而是對他們視而不見。銅山和福全民眾創立的社會組織，以關帝廟和全氏宗祠為實體，正是他們對這種處境的回應。國家政權對他們視若無睹，於是他們想方設法讓國家政權看見自己。這些組織中的家庭，並不是國家讓它們可視，而是它們讓自己被看見。36

在第一章中，我主張那些應付兵役的技術手段類似於應對商業風險的技術手段。如果據此認為一者在另一者之先，認為華南居民透過與國家政權打交道而學會了如何應對市場風險，就未免推論過頭。但是，我們有理由設想兩個領域是相互建構或相互強化的。人們處理問題有一系列方法是在特定文化中大家共享的，這些策略便是從中而來。當某套策略應對一種處境有效時，會鼓勵眾人將之應用於另一種處境。清初百姓創立了各種組織應對新的賦稅制度，其背後的原因也大致相同。大眾運用自己熟悉的非正式制度，就他們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展開協商。

關帝廟之所以能夠成為清初銅山居民繳納賦稅的組織結構，或者換句話說，作為社會行動者組織他們與國家政權之間關係的場所，只有因為地方官員意識到非正式地方組織可以有效地維持地方秩序，才可能成立。換句話說，他們對地方組織操縱賦稅制度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們手頭上的史料沒有談到這個話題，但是這種默許肯定伴隨著一些不成文的協議。譬如，操縱行為不得太過分；社會行動者可以靈活地調整自己與國家政權的關係，但靈活不意味著放縱；眾人同意某些規則必須被遵守等等。同理，決定把關帝認作祖先，以此應對納稅義務的銅山居民並非生活在一個真空環境裡，也不僅僅是鑽著制度的空子；他們也一定程度相信和他們打交道的衙門書吏將會接受這種對賦稅制度的操縱。

調整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明代晚期日常政治的關鍵部分。個人和群體認真思考著國家提出的要求以及滿足這些要求的最佳方式。這意味著將關係的結構最佳化，並想出解釋這種結構的最合適的語言。他們仔細斟酌著自己如何與國家產生關係，以及如何訴說這種關係。單個家庭以及由家庭組成的群體利用國家的語言以及一套組織性的慣用語彙，既是為了和國家政權打交道，又是作為和地方社會其他群體打交道的一種政治資源。當事人並非想宣稱自己獨立於國家政權，而是暗示性地承認國家權威，同時宣告自己滿足國家需求的合法性，儘管用來滿足國家要求的方法未必符合國家的成文法律。對國家形式的部分採用，不僅將他們的委屈，也將他們的日常社會組織，放入這個架構當中。它不僅在當事人與國家代理人之間的關係中發揮作用，還能夠在他們與鄰居打交道時派上用場。而這是他們日常政治的關鍵元素。

＊ 審訂者注：Legibility是斯科特著作See like a State中的重要概念，指國家為了統治人民、徵用人力或物資，用各種行政手段掌握人民的各種資訊，如地圖繪製、戶口調查、各種文件清冊等等。Legibility原意是指易讀性、可辨識性，在這裡是指對國家而言，被統治者的資訊被國家掌握的程度。這個詞不容易翻譯，在此依照行文脈絡主要翻譯成「可視性」，指人民在國家眼中「可視」的程度。在本書結論中作者對此概念會有更多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