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本研究計畫一大樂趣，就是與年邁的村民坐在一起，一邊喝茶（或地瓜酒），一邊聊明朝歷史。他們侃侃而談，祖輩隨抗倭大軍英勇殺敵、與收稅官吏鬥智鬥勇等事蹟是當地人引以為豪的談資。近年來，軍戶後人中有人積極熱衷於重溯與祖軍原籍之間的聯繫，並和那裡的遠親一同編纂族譜。但對他們而言，始祖的原籍並不是家鄉。他們的家鄉是他們現在生活的地方，圍繞明代衛所發展而來的沿海社區。（該觀念是否也適用於他們在廈門、深圳等城市工作和學習的子女，就要另當別論了。）這些社區是如何成為「家鄉」？隨著士兵家庭與衛所同袍、與地方民戶喜結連理，這裡漸漸成為家鄉。隨著衛學設立並培養出一批擁有地方認同感的文人，而他們又進一步將此認同感散布到社會的其他階層，這裡漸漸成為家鄉。隨著村民運用可獲得的組織、社會和文化資源開闢出一個處理地方事務的場所，這裡漸漸成為家鄉。

在一些地方，昔日衛所已與周圍社區融為一體。但在另一些地方，時間長河未能泯滅衛所的獨特痕跡。某些前身是衛所的地方，今時今日仍是語言孤島。這種獨特的方言被稱為「軍話」，與周圍社群的用語大相逕庭。36在沿海地區，遲至明代末年，依然存在以軍家方言島著稱的衛所。當地的語言學家堅稱，所城百姓與周圍農村百姓之間迄今在語詞和音調上猶有差別。37自衛所創立到現在已有六百多年的時間，所城後人居然還保留著獨特的語言、文化、社會和宗教元素，這本身已是個異乎尋常的現象。要知道，自清初裁撤衛所，衛所已經消失了三百多年，考慮到這一點，上述現象就更不得不令人矚目。可想而知，這些遺產肯定是各衛所建立後形成的新社會關係的產物。

兩個鄰近的衛所，各自和周邊社群的關係卻可能大相逕庭。永寧衛下轄的福全所和崇武所相距不到五十公里，沿著海岸一南一北，隔著永寧。今天的福全已和周圍村莊水乳交融，不存在任何隔閡，福全百姓和周圍村莊的百姓聯姻，有著相同的風俗習慣。相反地，崇武在許多方面保留其獨特性。我們之前說過，崇武百姓極少和所城外的人通婚。雖然崇武坐落在惠安縣境內，但惠安人的習俗並不見於崇武。譬如「不落夫家」的婚姻習俗（即女性在婚後一段時間依然住在娘家，直到生孩子後才名正言順地搬入夫家），我們現在還能在惠安農村地區看到這一婚俗，但在崇武卻完全看不到。在崇武城牆劃定的界限內，如果某個女性身著特色的「惠安女」服飾——頭巾、短襖、寬大的黑褲，馬上就可認出她是外人。38崇武所被撤銷了數百年，當地依然是一座「婚姻孤島」。

大大小小的偶發事件有助於解釋這一不同。在衛所中，衛學的設立對於地方文人精英階層的形成至關重要，這很可能同時催生出一種對衛所的認同感。當一地受到海盜侵襲而衛所成為附近百姓的避難所時，此地的衛所與周邊的關係一般較為密切，甚至直到今天。

「再域化」的進程在各個衛所不盡相同，在衛所內部亦存在差異。對世襲軍官的家族而言，捍衛軍職的繼承權及其帶來的津貼、地位及升遷機會乃是最重要的考量。擁有這類戶籍的人，享受著特殊地位帶來的特殊待遇，並擁有很多途徑利用他們的地位，因此他們更傾向於保持自己的與眾不同，相較而言，他們嵌入社群的程度較低。對於普通士兵的軍戶家族來說，規避兵役更有吸引力，因此融入當地社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這也能解釋為何軍官軍戶在歷史文獻中所占比例高於他們在明軍中所占比例，無論是官方史書，還是地方文獻，情況都是如此。和普通軍戶的族譜相比，軍官家族的族譜自然更可能提及自家的軍戶身分（而且軍官家族也比普通軍戶更有可能編纂族譜）。一個數百人乃至數千人戍守的衛所，地方志卻說只有數十名駐軍在役，那麼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假定，這數十人指的是軍官而非普通士兵。而在單一軍戶中，家族服役的正軍與軍官相對而言更大程度地被軍事行政體制吸納，而軍餘和舍人則更有可能融入周邊環境。

當衛所中的男女成婚時，不論對象來自其他軍戶，還是當地家庭，他們建立起的新的社交網絡，促進軍戶在本地的「領域化」。隨著衛所社群人口增長、日趨複雜，單憑衛所本身的組織能力已無法對之進行有效管理。這些社群不得不運用手頭上的政治及文化資源尋找新的自我管理方式。創立學校，興建廟宇，他們的努力給所屬社群帶來一系列非預期後果。與其他城鎮和農村一樣，衛所的廟宇經常充當進行地方管理的主要場所，百姓在這裡處理衝突、調解糾紛。衛所百姓供奉的神明經常有別於周圍地區的神明，這可能是衛所獨特性得以長期維持的另一根源。總體來說，官方帶有軍事色彩的祀典會逐漸被民間宗教信仰取代，這些信仰或由士兵從原籍帶來，或本來為本地百姓所尊奉。清初，作為行政單位的衛所被撤銷，供奉民間神祇的廟宇有效地取而代之，成為主宰當地人生活的基本單位。我們將在第六章、第七章繼續追溯這些廟宇在清代及以後的歷史，藉以瞭解明代國家機構留下哪些影響深遠、延續長久又出乎意料的遺產。在一些地方，廟宇實際上成為地方自治的場所。它一直扮演著這樣的角色，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人們開始對民間宗教大肆撻伐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