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史

本書的分析讓現在通行的明史敘述模式變得更複雜。在通行的明史敘述中，市場取代了專制政權的地位，以致到了十七世紀初，明代開國皇帝的願景「已經削減到不過是文字上的記憶」。22在這種故事的一般版本中，隨著統治者的鐵腕有所放鬆，社會變得更加自由，是流動的，而不是固定的，是靈活創新的，而不是死氣沉沉的。我在本書主張，研究明史應該採取類似考古學的方法，仔細挖掘明史每個時期的沉澱。在明代，甚至在進入清代以後，國家制度和國家代理人一直建構著百姓平時採取的政治策略。朱元璋或許一直都沒能實現他的願景，但是，該願景卻持續發揮影響。它影響了百姓與朝廷之間的互動，影響了明初國家制度創建時，作為非預期結果產生的社會關係。明代歷史中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是簡單的減法的歷史，不是國家消失或退出的歷史。明代國家與社會間關係的變遷，必須要以加法的故事來述說，是新回應與新關係的故事。

這些改變，並不只是百姓被統治的藝術發展下的結果。國家同樣發生了改變。一方面，「為了適應地方情形改造里甲（與其他制度）的努力，常常經由毛細現象調節了」國家政策；另一方面，國家官員也會調整政策，企圖遏制，甚至有時反擊他們遭遇的日常政治策略。23這些努力，以及就此而言引導出眾多策略的在地化政策，顯現出視明代國家為停滯與缺乏反應能力的刻板形象是過度誇張了。明代制度確實可能無法結構性地回應改變中的世界。但事實上是所有國家政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制度慣性，任何複雜國家的體制，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弦易轍。24

非正式管理配合強而有力的制度，可以用相對低廉的成本創造出相對強大的國家能力。但是，即使國家能力日趨下降，整個體制也變得愈來愈難以改變。當地方組織回應這樣的體制所創造出來的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s），它們便成為反對改變，且增加改變成本的既得利益團體。這一切，加上傾向小政府的祖宗法制和思想潮流，意味著明代的制度慣性背後已經有許多決定性因素；無論是自上而下的力量，還是自下而上的力量，都強而有力決定了這樣的走向。

目前的主流觀點是，綜觀整個明代，明代人愈來愈積極地參與市場導向的生產活動，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文化的商品化並不會就隨著經濟的商業化而到來。與此相反，文化的商品化可能出現在經濟的商業化之前，並在某些方面形塑經濟的商業化過程。從明代建立伊始，事物包括社會和政治關係，可以被買賣的概念已經開始成為日常政治文化中的一部分。明末的經濟增長和社會變化使社會精英焦慮不堪，即卜正民書名「縱樂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所指的現象。明末新出現的社會流動性，促使這些精英捍衛自身群體的界限，同時哀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但是，如果我們將之視為現代早期與現代社會一種普遍緊張關係的明代版本，即國家與市場的形式化運作與社群道德準則間的緊張，則又太過於簡化。明代國家的法制本身就是一種道德標準，透過建立在一套關於不同社會範疇及其對應的適當行為間的假定上，並將之立為法律。25社會行動者意識到這些準則。一方面，他們對遵守這些戒律過日子大體沒有多大興趣，但另方面，當這些準則符合自己需要時，他們又聲稱忠於這些準則，有時候迴避，有時候操作它們。這些策略演變反映出來的明代政治遠遠複雜得多，而不僅只是後市場化的精神道德風氣取代了前市場化的精神道德風氣。

我們得出的結論，還將影響「從國家到市場」敘事模式的另一個元素，即人的流動性。根據主流敘事模式，明初社會大體上是靜態的，百姓大多安土重遷。然而，到了明末，因應市場力量的世人開始遷徙。實際上，明初社會有大量的人口移動。26被調往新駐地的正軍只不過構成一部分流動人口。明代人的流動性確實發生了根本變化，但那不是從「固定」到「流動」的絕對變化。這種變化是流動性質的變化，從受管制的流動到不受管制的流動，從國家強制的流動到個人自主流動。受到資料的限制，對這類變化的量化估計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說，明末由人口流動所構成的問題和明初的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