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則變，變則通：田家族產轉作他用

隨著世襲軍戶的廢除，圍繞它形成的各種制度理應一併淘汰。至少表面如此。但這些制度構築了對物資的權利和取用機會，尤其是財產。正如胡家的稅負，這些資源並沒有因為清朝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登基而消失。大眾仍須管理它們。這又製造了另一種遺緒。

在我們主要關注地區以北的杭州附近，蕭山田氏和本書第一章討論的軍戶相似。在明初被徵入伍後，田家為了解決何人擔任正軍的問題，建立起由各支系輪流補伍的輪替制度。為了鼓勵正軍履行義務，田家撥出一部分族產收入用作正軍的軍裝。到了萬曆年間（十六世紀晚期），家族的內部糾紛引發了一場官司，結果縣令判定在役正軍有權獲得來自族產的收入。如族譜引用一段判決結果說：「其他軍產，田捨中（即田氏當時正軍房支的家長）每年收花管業，毋得混擾。」11明朝覆滅、衛所廢除、軍戶取消都沒能改變這一點。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曾經的田家正軍回到原籍，要求獲得來自族產的收入。沒有人質疑他這麼做的權利。他和整個宗族擬訂了一份協議，以確認自己的權利。顯而易見，來自族產的收入現在已完全和其原有功能徹底分離，不再和軍役有任何關聯。

……又閱我曾祖子受公所錄萬曆二十六年台州田捨中勾補訟詞云：洪武二十年，始祖田貴和三丁抽一軍，役台州海門衛桃渚所。祖有合同，盟二十年一度，六房輪枝接補。捨中年已五十，男伯敬病，弱不堪差操，思得聽繼軍丁田應龍在籍，逆盟布脫，叩乞電鞫以全蟻命等語。望川公亦控縣申訴。縣主沈公審，據田舍中與應龍，雖系同宗，截然兩戶，毫無干涉，況田貴和子孫現有繼丁田宗憲在冊，議杖舍中以警刁頑，具由申覆，厥後伯敬嗣役貴和公云，即是士信公之祖，實無可考。

向有本邑平屋十六間、軍田十二畝被捨中陸續賣去，僅留軍田數畝，每年其子孫旋里收花。至康熙二十年間，有桃渚所長官字憲榮，齎符來族收花，偶失其符，被舒章公拾取。長官無憑，後不復來，因將此田助為文遒公祭產。伯成公向稱匠籍匠田，吾族向稱軍籍軍田。由是觀之，伯成公與士賢公同宗而非嫡派明矣。12

簽訂合約的各方同意，正軍（現在這位正軍只不過是名義上的而已）每年可以回來「收花」。作為安排的一部分，他們製作了一份特殊的憑證。正軍可以將憑證交給他委託的代表，而田家會以此確認代表領取薪金的資格。此項安排本應為正軍帶來不少便利。然而，實際上卻事與願違。正軍不知何故遺失了那份憑證。（很可能是有人蓄意搗鬼，因為家族的另一名成員奇蹟般地「拾到」那份憑證。）當正軍於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再次回到原籍時，他沒能出示憑證，因此宗親們讓他空手而歸。遺失的憑證就在他們自己手裡，他們知道正軍不可能再來討錢。這給了他們決定如何處理那筆收入的機會。如果在族人之間平分，每個人就只能收到一些零頭。於是，他們決定以之繼續作為共同財產，但改變了用途。它成了祭祀本家遠祖的族產。就這樣，在明代劃出來用作正軍薪俸的族產，如今成了田氏家族的部分物質基礎，保證儀式的延續性並加強成員之間的凝聚力。13

這類轉換軍戶族產用途的故事，在清初十分常見，揭露出軍戶制度的一個完全意料之外的影響，那就是增強宗族內部的凝聚力。我之前基於鄭振滿的相關研究成果提出一個觀點：總體而言，軍戶比民戶更有可能發展成為有組織性的宗族團體。我的論證是，軍戶的身分使與父系相關的親屬團體更有可能組織起來，以履行他們的共同義務，而宗族恰恰構成了適合的組織平臺。14我依然認為這一論證是正確的，但現在可以提供另一個理據。軍戶很早便採取設立族產的做法，以履行他們的共同義務。當族產原先的用途不復存在時，它們為理學精英在思想上的願景提供了現成的物質基礎，作為一種方便的媒介，讓他們可以藉此實現以親族力量改造社會秩序的理想。但並非中國各地都如此，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光以多餘的財產和理學精英不足以造成宗族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