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9 關帝廟中的石碑

關帝廟的這部分碑文，講述的其實是銅山人拋棄仲介，與清廷建立新關係的故事。在另一個戶名下繳納賦稅存在許多問題，再加上聽說附近縣分的前軍戶也遇到相似的問題，銅山軍戶聯合起來，直接向縣令要求入籍。在清朝，這意味著註冊為「戶」。受他們自身的軍事背景的啟發，這些軍戶便以「關」為姓，並創造出一個虛構的共祖：「關永茂」，充當其他家族的明初立戶始祖所扮演的角色。

在關帝廟初次會面之後，各家族的代表前往縣衙門。根據其中一名參與者的族譜記載，他們「承買十七都六圖九甲蔡子昕戶名，以為銅山盛戶」。29族譜沒有解釋蔡子昕的戶籍為何出售。可能是蔡家已香火斷絕、無人承嗣，或逃往外地、音訊全無，也可能是蔡家子孫同意將戶籍賣給銅山軍戶。總共花了兩年的時間和一百兩銀子，這筆買賣最終成交。

就這樣，銅山軍戶終於可以透過更合理的途徑繳納賦稅。但他們很快發現，自己的安排有一個潛在的問題。似乎有人居心叵測，想要潛入這個新的組織並圖謀不軌。碑文接著寫道：

第邇因查縣府司戶冊，而有一戶關永茂，即黃啟太等，其間大有移花接木、藏頭漏尾之虞。夫事方三載，即如此互異，又安能保其後來不無桀黠輩從中滋蔽，蠶我子孫乎？於是公諸仝人，當神拈鬮，分為七房。

小事則歸房料理，大事則會眾均勻，叔伯甥舅彼此手足，並無里甲之別，終絕大小之分，不得以貴欺賤，不得以強凌弱，個苟有異視萌惡，許共鳴鼓而攻。此方為無偏無黨，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朽！30

碑文最後，附上了四十多個簽署者的名字，計有二十七個姓氏，每個姓氏對應著前軍戶的不同宗族或宗支。他們被組織成以「關永茂」為「始祖」的虛擬家族的七個支系，每個支系分擔著家族稅負的一部分。

由此來看，關帝廟的碑文實際上是一份合同。這是在衛所駐軍的後代之間訂立的契約，為了實現他們與收取賦稅的國家政權關係的正常化。這份契約還催生出一種新的組織型態：異姓的、繳納賦稅的虛構宗族，在神明面前得到合法化，而神靈本身則承擔起某些祖先的屬性。31合同運用描述親屬關係和宗族世系的習語，具體說明了群體的資格，運用宗族世系的原則，形塑其內部管理。如果有人企圖潛入這個組織，捏造新的社會關係，他們就可以出示相關資訊予以駁斥。

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以來，每當遊神之時，關帝被抬出廟宇，上街巡行，這不僅是淨化人心、護佑眾生的宗教儀式，同時也在紀念組織的創建。甚至可以說，遊神會就是慶祝合同訂立的儀式。32

這種現象不只出現於銅山。在銅山以北的福全，也就是蔣繼實曾與海盜之妹調情的地方，我們還能找到全氏宗祠遺跡。但是，福全居民沒有一家真的姓全，本地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全姓人家。這個似乎沒有任何族人的奇特宗族，不僅修建了一間宗祠，還擁有一本族譜。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編纂的全氏族譜中，收錄著一份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的合同，解釋了全家的起源。合同的十四名簽署者說道：

燦等零星軍戶，從無戶眼，而且攝乎強族之間，每被欺侮。茲全議欲頂一班，思姓氏多門，議將以地為姓，即「全」是也。33

和銅山的宗族一樣，原是福全所軍戶的各宗族團結起來組成一個共同的、虛構的宗族，並以福全之「全」為姓，以此處理明代身分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他們虛構了一個共同的祖先：「全公」。全公牌位和各家祖先牌位被一併安放在全氏宗祠中。祠堂遺跡至今猶存。他們同樣找到地方官，將該「宗族」登記為民戶，以便繳納賦稅。進入清代以後，明代軍戶的子孫們利用曾經的共同身分，作為某種組織性資源，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創造新的社會關係，銅山關氏家族、福全全氏家族便是他們努力的產物。

時過境遷，促成此類安排的歷史被徹底遺忘了。十九世紀初，陳盛韶（嘉慶十年進士）記載福建省各種奇聞逸事時寫道：

國家維正之供，全重魚鱗實徵冊一書。詔邑不然。官坡廖氏，附城沈氏，及為許、為陳、為林，田不知其幾千畝也，丁不知其幾萬戶也，族傳止一二總戶名入官，如廖文興、廖日新、許力發、許式甫是也。更有因隱避役徭，數姓合立一戶，如李、林等戶合為關世賢，葉、趙等戶合為趙建興是也。戶長、總催輪流充當者外，有草簿名花戶冊，按年催輸，唯渠是問。無戶總則承差沿流而下，亦有此冊，不難逐戶徵收。然則曷即以為實征冊乎？曰否。34

在陳盛韶這樣的官員看來，銅山居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一種抵抗國家權力的方式，是在費盡心機地逃避稅務負擔，而非精心安排地滿足稅務要求。這種遺忘不僅僅是歷史上的奇怪現象。陳盛韶既不瞭解關氏宗族形成的動機，也沒能從當地官員及其書吏的角度看待問題。面對無比複雜的現實社會，地方官吏心裡明白，當地社會秩序至少具備某些有用的功能，可以確保賦稅的繳納和治安的維持。二十世紀的學者，或許會將銅山軍戶訂立合同描述為一種「自治化」的表現。這些非正式的制度本身並不會對政治秩序提出挑戰，也有可能其實在維持政治秩序。二十世紀的政治精英沒有抓住這一關鍵點，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大悲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