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早在2001年，我就在《世界哲学》的前身《哲学译丛》上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将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合作翻译出版十卷本《克尔凯郭尔文集》的消息。当时，项目协约刚刚签订，我作为编委会秘书有责任向学界公布这一消息。时光流转，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很多学界前辈和同仁都对这个翻译项目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期望，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令我感动和不安。今天，我终于怀着一颗“战战兢兢”的心把这本薄薄的《哲学片断》呈现在读者面前，感觉像是学生递上了自己的考卷，期待着学界前辈和同仁的批评指正。

《哲学片断》的翻译始自2002年，那是我在结束了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之后所从事的第一项工作。离开丹麦的时候，我的语言感觉十分好，信心十足，所以选择了这本篇幅不大的“小书”小试牛刀，虽然之前我早已通过英译本对这部著作的晦涩了然于胸。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我才觉得自己真是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哲学片断》虽然篇幅短小，但寓意深刻，远比那部大部头的《对〈哲学片断〉的最后的、非学术性的附言》要困难。尽管如此，一年时间，这本十多万字的“小书”也就译完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翻译《附言》。最初制订文集篇目的时候，编委会着眼于《哲学片断》和《附言》的厚薄不均问题，计划把这两部书放在一起，作为文集的第四、五卷同时出版，具体说就是在第四卷中收录《哲学片断》以及《附言》的一小部分，第五卷则收录《附言》的主体部分。这个方案虽不甚理想，但也不失为一种操作方法。无奈，《附言》的翻译一直未能列上日程，《哲学片断》也就被束之高阁了。今年编委会重审文集出版方案，从读者阅读的完整性出发，决定把两部书单独出版。于是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十年前完成的译稿，一时似有面目全非之感，因为这毕竟不是以十年之功打磨出来的作品。聊以自慰的是，在十年时间中，我对克尔凯郭尔、对《哲学片断》的理解向前推进了；而断断续续翻译《附言》的经历也历练了我的技巧，校改过程中我似乎感觉为克尔凯郭尔的这本书找到了一种“汉语风格”。根据编委会的工作程序，京不特先生仔细审阅了译稿，在最大限度地尊重我的翻译风格的前提下，提出了很多我非常珍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令我更为放心。所有的错误当然都在我本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春凤在过去的十年中为《克尔凯郭尔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之间的合作十分愉快。

《克尔凯郭尔文集》所依文本是“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自1997年开始整理出版的《克尔凯郭尔全集》（Sø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简称SKS），包括文本28卷、“集注”（Kommentarer）27卷，全集已于2013年初全部完成。本书的翻译依据的是《全集》和“集注”的第四卷。“集注”卷为读者和译者提供了从语言释义到历史文化背景等方方面面的帮助。即使对丹麦本国人言，克尔凯郭尔的用语也因距今久远而不易把握。在翻译过程中，我根据中国读者的情况对“集注”卷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必要的添加，包括对一些主要概念的汉语诠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所有这些注释均以“文后注”的形式出现，而脚注为原文所有，它们是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保持阅读的流畅，正文中未出现任何一个有异于文本的字符。文本中所采用的全部非丹麦文的字句都直接译出，“文后注”抄录有这些字句。在翻译西方哲学经典作品的时候，我有意识地采用了朱光潜、贺麟、王玖兴、杨一之诸位前辈的成果（除朱光潜先生外，其余三位都是我所在的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前辈），他们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思想改造”尚未完成而无权撰写研究论文，只能以翻译为工作。但他们对翻译活动的认真、较真态度令人敬佩，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汉语之贴切古雅令人赞叹。听说贺先生尝言，翻译一部书就等于征服一部书，此语非曾尽心尽力做过翻译的人说不出来。我们读书都会碰到“读不懂”的时候，做研究工作时有时还可以把这些“读不懂”的地方暂时“悬置”起来，留存于心，待后日再解。但做翻译的时候此法却行不通——“读不懂”的地方是不允许绕过去的。当然，真读懂的部分译起来更得心应手，硬读懂的地方有可能不尽如人意。翻译涉及到解释学问题，因而翻译“无达诂”；同时翻译也是一门语言艺术，它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严肃的翻译比写作更让人觉得谨小慎微，因为翻译承载着比写作更多的责任。

哥本哈根大学的Niels-Jørgen Cappelørn教授是《克尔凯郭尔全集》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他从一开始就对中文翻译项目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并寄予厚望。没有他，就没有中文版《克尔凯郭尔文集》。这本书是献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