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短语

京不特

克尔凯郭尔的许多著作都是使用假名（或者说笔名）。但是他的《爱的作为》（亦即《选集》第七卷）和各种讲演都是使用自己的真名发表。这里的《选集》第八卷之中所选的讲演也都是使用真名的。

这里收了四个讲演集，分别为《两个陶冶性的讲演。1843年》、《四个陶冶性的讲演。1844年》、《三个想象出的场合讲演》和《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关于每个讲演集，在标题的注释之中都有说明，所以译者在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要进行说明的是这个选集的书名。在以前其他几卷出版的时候，提及这第八卷的标题被都被作是《启示性的训导书选》。其实这个标题是一个误解。这一卷的标题是《陶冶性的讲演集》，因为沿用了《两个陶冶性的讲演。1843年》和《四个陶冶性的讲演。1844年》标题中的“陶冶性的讲演”。在1843和1844年间，克尔凯郭尔出版过六本陶冶性讲演集：《两个陶冶性的讲演。1843年》、《三个陶冶性的讲演。1843年》、《四个陶冶性的讲演。1843年》、《两个陶冶性的讲演。1844年》、《三个陶冶性的讲演。1844年》和《四个陶冶性的讲演。1844年》。加起来一共是十八篇陶冶性讲演，在1845年被集为一册，称作《十八陶冶性讲演》。中文标题的误解是渊源于以前的翻译，有人从英译本译成中文，被称作《十八训导书》。说这些讲演是“训导书”，其实是不确切的。作者想要避免的恰恰就是，人们可能会将这些讲演看作是“训导”、“教导”或者“布道”类的文本。这些文本是一些“有可能起到陶冶作用的讲演”，作者在前言里也多次提及：这些讲演应当被称作是“陶冶性的讲演”而不是“用于陶冶的讲演”。因此，我们就更不能将这些讲演看成是“训导”的。

其实《十八陶冶性讲演》的英译也有两种对标题的不同译法。David F.Swenson在20世纪40年代的译本译作是“Eighteen Edifying Discourses”，这可能会导致向“训导”的误读。而Howard V.and Edna H.Hong在1992年（以及1978年）出版的译本则是“Eighteen Upbuilding Discourses”，相比之下，就翻译得更准确。

关于“陶冶”，克尔凯郭尔在《爱的作为》里有过专门讨论。在丹麦语中，“陶冶（opbygge）”这个词是动词“向上建起（opbygge）”的转义。在《爱的作为》中，克尔凯郭尔写道：

陶冶是一个比喻的表述，然而我们现在，在思想中带着这一精神之秘密，则要看：这个词在直接的说话之中标示着什么。陶冶/向上建起（At opbygge）是由“构建（at bygge）”加上后缀副词“起（op）”构成的，这强调必须在于后者。每一个陶冶者都构建，但不是每一个构建者都陶冶。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为自己的房子构建出一排侧房，那么我们不会说他向上建起（opbygge）一排侧房，我们说他加建。于是，这个“起（op）”看来是在给出一个高度上的方向，向上的方向。然而事情却也不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在一幢有三十阿棱的楼上再建上十阿棱高，那么我们还是不会说他建起更高的十阿棱，我们说他加建。在这里，这个词的意味就已经变得值得我们注意了；因为我们看得出，这里的事情也不在于高度。相反，如果一个人建起一幢楼，尽管低而且小，但却是从地基上建起，这时我们就说他向上建起一幢房子。于是，“建起/陶冶（at opbygge）”就是从地基上建设出某种有高度的东西。这一“起（op）”固然是给出了“高度”的方向；但是只有在高度反过来也是深度的时候，我们说“建起/陶冶（at opbygge）”。因此，如果一个人在高度上并且从地基上建起，但深度却并不真正地对应上深度，那么我们固然会说，他在“建起/陶冶（at opbygge）”，但他“建起/陶冶（at opbygge）”得很糟糕，相反我们对“构建得很糟糕”则有着某种别的理解。这样，相对于“建起/陶冶（at opbygge）”，强调特别是在于：从根本上构建。我们肯定不会把在地基里构建称作“建起/陶冶（at opbygge）”，我们不说建起（at opbygge）一口井；然而，如果要谈论“建起/陶冶（at opbygge）”，那么，不管这楼房会有多么高多么低，这工作必须是从根本上做起。因此我们能够这样说及一个人：他开始去建起一幢房子，但他没有完成。相反，说及一个在高度上为楼房加建了很多但却不是从根本上建起的人，我们绝不可能说：他“建起/陶冶（at opbygge）”。多么奇怪啊！“建起/陶冶（at opbygge）”这个词中的这“起（op）”给出高度，但反过来又把高度作为深度给出；因为“建起/陶冶（at opbygge）”是从根本上构建起。因此圣经也说及那糊涂人，他“没有根基地构建”；而关于那听着属于真正陶冶的言辞或者听从圣经的言词的人、那听着这些言词并且照着做的人，关于这个人则是这样说的：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路加福音》6：48）。因此在大水冲过来风暴敲打这牢固地建起的房子时，这时我们就全都因为看见这一陶冶的景象而高兴：风暴无法动摇它。值得称赞的是，一个人在他开始之前先考虑“他能把塔楼盖得多高”，但是如果他要建起（opbygge），那么让他最终去认真地挖地吧；因为，哪怕这塔楼，如果有这个可能，升起高过云霄，但是如果它是没有地基的话，那么它就其实并没有被建起。完全没有地基地建起（at opbygge）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是在空气中构建。因此人们在语言上说得很对，说是构建空中楼阁；人们不说建起空中楼阁，这说法会是一种不谨慎而错误的语言用法。因为即使是在对无谓的东西的表达之中也必定是有着一种介于各单个词句间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并不存在于“在空中”和“建起（at opbygge）”之间，因为前者是去掉地基而后者则是指向这一“从地基起”；因此这两者的结合就会是一种不真实的夸张。

……当然我们不会去想“看一个人睡觉”会是具有陶冶性的。然而，如果你看见孩子在母亲的乳旁睡着，你看见母亲的爱，看见她就好像是等待着并且终于用上了这一瞬间，这时孩子睡着，她终于把这一瞬间用于真正地去乐在其中，因为她几乎不敢让这孩子感觉到她是在多么难以形容的程度上爱着他；于是，这就是一种陶冶性的景象。如果这母亲的爱不是有形的，如果你想在她的脸上和表情之中发现母爱对于孩子的喜悦或者关怀的一丁点表露都只是徒劳，如果你只是看见懒散和无所谓——只要这孩子不来麻烦就很高兴，那么，这景象就也不是陶冶性的。仅仅只看这孩子独自睡觉，是一种友好的、一种慈善的、一种令人心静的景象，但它不是陶冶性的。如果你还是想要将之称作是陶冶性的，那么，这就是因为你仍还是看见爱的在场，那么，这就是因为你看见了上帝的爱萦绕着这孩子。看伟大的艺术家完成自己的杰作，这是辉煌而崇高的景象，但这却不是陶冶性的。假定这一杰作是奇迹之作，现在，如果这艺术家出于对一个人的爱而将之打碎，那么这一景象也会是陶冶性的。

（比较阅读中国社科版《文集》第七卷，《爱的作为》，230—237页。）

本书翻译所用的原本是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在1999年出版的“Sø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bind 5：To opbyggelige Taler，1843（第5—56页）；Fire opbyggelige Taler，1844（第283—381页）；Tre Taler ved tœnkte Leiligheder（第383—469页）”和“Sø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bind 11：Lilien paa Marken og Fuglen under Himlen（第5—48页）”（出版社是Gads Forlag）。

在翻译之中，我所使用的其他各种语言的对照版本有：Emanuel Hirsch的德文版Sören Kierkegaard-Gesammelte Werke，Band 2（Abt.3：Zwei Erbauliche Reden第370—424页），Band 8（Abt.13./14.Erbauliche Reden 1844/1845）和 Band 16（Abt.22：Die Lilieaufdem Feldeundder Vogelunter dem Himmel第370—424页）（出版社是EUGEN DIEDERICHS VERLAG，1950—1970年）；Hong的英文版Eighteen Upbuilding Discourses（1992 by Howard V.Hong and Edna H.Hong/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Three Discourses on Imagined Occasions（1993 by Howard V.Hong and Edna H.Hong/Published by Printeton University Press）和Without Authority（1997 by Howard V.Hong and Edna H.Hong/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David F.和Lillian Marvin Swenson的EDIFYING DISCOURSES.A Selection（HARPER & BROTHERS，NEW YORK 1958）和Three Discourses on Imagined Occasions（Augsburg，1941）；George Pattison的Spiritual Writings：A New Translation and Selection（Harper Collins，2010）；以及Bruce H Kirmmse的The Lily of the Field and the Bird of the Air：Three Godly Discours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免不了一些错误，因此译者自己在此译本出版之后仍然不断寻求改善。另外，如前面提及，这个版本寻求与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保持和谐，一些名词概念被变换为比较通俗顺口的字词，译者甚至还对一些复合句子进行了改写，但是译者在尾注中对所有这类“译者的创意加工”都给出了说明和解释。译者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有时候也在一些地方加上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引号，有的在尾注里作了说明，有的则没有说明（比如说“那永恒的”这一类概念）。有的句子则是在尾注里得到分析解读或者被加上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引号。中文的语法决定了中文的解读常常会有模棱两可的效果，这在诗意阅读上可能会是一种优势，但是既然本书中的文字叙述并不带有“让读者对某句话作多种意义解读”的诗意目的，相反，“对叙述有一个明确无误的理解”是读者领会上下文关联的前提，那么译者就有必要在翻译成中文的叙述之中清除掉各种模棱两可的可能。

在这里，我向哥本哈根的索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致谢，研究者们的注释工作为我在对原著的理解上带来了极大帮助，尤其是丹麦文版的出版者和注释者Niels Jørgen Cappelørn。我也向丹麦国家艺术基金会致谢，感谢基金会对我这许多年文学翻译和创作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