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里提供的只是个小册子，我亲笔所写，代表自己，一切后果自负，^[1]它绝不自命参与了科学研究的努力^[2]，其间人们获得了正当的理由成为转换和过渡，成为终结者、准备者、参与者，成为合作者或自觉的追随者，成为英雄或某种相对的英雄，或者至少成为一个绝对的吹鼓手。这仅仅是个小册子而不会成为别的什么，即使我像贺伯格笔下的文学博士一样，但愿一切顺利，还要续写17卷^[3]。它绝少有机会成为别的什么，就像一个只能写半小时演讲稿的人，就算连篇累牍地写着，也不可能写出别的东西。这里所展示的与我的能力相匹配，我不像那位高贵的罗马人，他“出于充分的理由而非懒惰”^[4]而不去为体系服务^[5]，我可是一个懒惰的无所事事的人，出于天性，并且有着充足的理由。不过，我并不想犯游手好闲之罪，这罪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桩政治罪，尤其是在动荡的岁月里，在古代它甚至要被处以死刑^[6]。可是，假如某君因其介入而犯下了一桩更大的罪行，假如他只能引起混淆，那么，他只管好自己的事情岂不是更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使其思想活动与公共利益相吻合，那种幸运程度会使人们几乎难以断定，此人是为他自己还是为公众操心。当叙拉古沦陷的时候，阿基米德坐在那里，丝毫不受干扰地注视着他画的圆形，就是他对杀害他的罗马士兵说出了这些美丽的字句：“请不要打扰我的圆形”^[7]。那些没有如此走运的人应该寻找另外的原型。当科林斯受到腓利围城的威胁之时^[8]，所有居民都忙着工作，有的擦枪，有的垒石头，还有的在修墙。第欧根尼看到后，迅速卷起自己的长袍，怀着极大的热情把他的桶在街上滚来滚去^[9]。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也在做事，我滚自己的桶来着，我可不想成为众多忙碌的人群当中唯一的游手好闲之徒。这样的行为至少不是诡辩的，假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诡辩术是人们赚钱的手段的说法是正确的话。这样的行为至少不会引人误解，我实在想不出会有人把第欧根尼当作城邦的解救者和施主。同样，我觉得也不可能会有人赋予一个小册子以世界历史的意义（至少这一点在我看来是能够威胁我的冒险事业的最大危险）；也不会有人假设说，那个小册子的作者就是我们可爱的皇都哥本哈根正在等待着的那个带有体系特点的撒罗门·格尔德卡布^[10]。假使真有此事发生的话，前 言哲学片断这个罪人一定是天性愚蠢之极，而且很可能地，通过日复一日地在反唱中胡喊乱叫的方式，每一次都会有人使他相信，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纪元什么的即将到来^[11]。他完全用上了他被吝啬地配给的健全理智中的充足部分喊叫着，结果他进入了一种幸福状态，我们只能称之为高级的疯狂，其症状就是喊叫，痉挛式的喊叫，而喊叫的内容也就是这些词儿：时代，纪元，时代和纪元，纪元和时代，体系。这种幸福的情状是一种非理性的狂喜^[12]，就好像他生活中的每一天还不只是每四年才轮到一次的闰日，而好像是每隔一千年才碰上一回的日子似的。而概念也正像游园会上的杂耍艺人，时刻耍着“转变”的戏法，直到这概念把那人“推倒”为止^[13]。上天保佑我和我的小册子不要落到这步田地，一个喧闹的“只会吵闹的傻瓜”会因其介入而把我从无忧无虑的自我满足状态中拖出来。一个如我这般的小册子作者会去阻止善良仁慈的读者不受限制地在这里寻找是否有可用的东西。那傻瓜还会把我置于一种悲喜剧式的尴尬境地，我将嘲笑自己的不幸，就像那座惬意的城市腓德烈在其不幸当中大笑一样，有人从报上读到一则当地的火警新闻：“警报响了起来，救火车从街道中驶过。”^[14]尽管腓德烈只有一辆救火车，而街道也可能不超过一条。这条新闻迫使读者推论，那辆唯一的救火车并不是直接开往出事地点，而是煞有介事地在街道上做从侧翼包围之势……不过，当然了，我的这篇小东西看来绝不会让人想到警报声，而它的作者无疑绝不倾向于去拉响警报。

那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请别问我这个问题。其次，我是否有个“意思”，对于他人来说这比“我的意思是什么”更无足轻重。对我来说，有所意味既太多又太少，它预先设定了生活中的一种安全和健康，一如俗世生活中拥有妻室儿女的情形，不过这些并没有赐给那些日夜操劳忙碌但却仍然生活无着的人们。在精神的世界里我的情况即是如此。我曾经、而且仍然在培养我自己为了思想轻松起舞，尽最大可能地为上帝的荣耀和我自己的快乐自愿放弃一切世俗的幸福和公民的体面声望，放弃共同的利益^[15]和欢乐的和谐，而这些都意味着有个“意思”。

我是否会由此得到报偿，是否会像那些伺候祭坛因而也分享坛上的物的人们一样呢？^[16]……这一点将由我自己决定。我所服务的对象，用金融家的话来说，有着良好的信用，而且这里所说的“良好信用”与金融家理解的不同。不过，如果有谁出于礼貌而假定我有个“意思”，如果他把这殷勤推向极端而接受了那个“意思”，只因为那是我的；那么，我对他的殷勤表示遗憾，因为它给予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对他的“意思”我也表示遗憾，假如他的“意思”与我的并无二致的话。我可以拿我自己的生活来冒险，我可以郑重地与我自己的生活开玩笑，而不是别人的生活。这是我能够做到的，是我能为思想做的唯一的事。我没有什么学问可以提供给思想，“几乎不值一个德拉克马的课程，更别提值50德拉克马的大课了”（《克拉底鲁》）^[17]。我有的只是我自己的生活，每当困难显现之时，我立刻就会拿它来下注。于是，那舞蹈轻盈起来；关于死亡的思想是位曼妙的舞伴，我的舞伴，其他任何人对我来说都太沉重了。因此，我请求，向神请求^[18]：谁也别请我跳舞，因为我不跳舞。

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

题解

1.书名

《哲学片断或片断的哲学》原文写为Philosophiske Smuler eller En Smule Philosophi，英译为Philosophical Fragments。把丹麦语词Smuler译成拉丁语源的Fragments颇为一些丹麦学者所诟病，其理由是Smule除了指“从某物分离出来的极小的、甚至是贫乏的部分”之外，本身还有“面包渣”的意思。《马太福音》15：21-28“迦南妇人的信心”一节中，耶稣对前来寻求帮助的迦南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视这妇人的信心为大，因此成全了她的心意，治愈了她女儿的病。这里的“碎渣儿”在丹麦语《马太福音》中，用的就是de smuler。但就Smule（r）的主体意思言，Fragment的意思并未出其左右，中文“片断”的意思也与之相契合，它们都有“不管分离出来的部分有多小、多微不足道，它们仍具有与其所出之物相同的本质”的意思，因此我选择“片断”而非更形象的“碎片”、“残片”来与Smuler相对应。这一点与假名作者在行文中称这本书是个“小册子”（Piece）的意思是相吻合的。此外，考虑到克尔凯郭尔对哲学体系化的批判态度，我想借助“片断”一词所蕴含的“整体之一部分”的意思，以及它作为形容词所表示的“零碎的、不完整的”意思来与“体系”相对立。

2.出版时间

《哲学片断》出版于1844年6月13日，“克尔凯郭尔”的名字（写为S. Kierkegaard）作为“出版人”而出现。同年6月8日，克尔凯郭尔用真名发表了Tre opbyggelige Taler（《三则启示性训导文》）；6月17日，他用假名Vigilius Haufniensis出版了Begrebet Angest（《恐惧的概念》），用假名Nicolaus Notabene出版Forord（《前言》）。

3.假名作者

Johannes Climacus（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的名字是有喻义和来历的。Climacus意为“台阶”、“阶梯”，这是一位希腊修道士和隐士（约579年-649年）的绰号。此人曾独居山洞40年，著有scala paradisi 一书，意为《天堂之梯》，其意象取自《创世记》当中雅各所梦见的“顶天立地”的“梯子”（28：12），该书着重讨论了修道士们应该摒弃的邪恶和应该追求的美德。

4.题辞

克尔凯郭尔不谙英文，他所阅读的莎士比亚著作是由德国浪漫派作家施莱格尔（A.W.Schlegel）和蒂克（L.Tieck）所译的德文版Shakespeare's dramatische Werke。

[1] “我亲笔所写，代表自己，一切后果自负”对应于三个独立的固定拉丁语表达：proprio Marte，propriis auspiciis，proprio stipendio。

[2] 丹麦语中videnskablig一词既有“科学的”，又有“学术的”甚至“学院化的”意思。“科学研究的努力”（den videnskablige Stræben）指的是黑格尔力图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并成为“真正的知识”的努力，故仅取其“科学的”涵义。

[3] 路德维·贺伯格（Ludvig Holberg，1684-1754），丹麦-挪威剧作家，丹麦戏剧艺术的奠基人，其青铜塑像矗立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门前。此处的典故出自他写于1725年的喜剧《雅各布·冯·曲堡或夸夸其谈的士兵》（Jacob von Tyboe Eller Den stortalende Soldat），剧中有个博学的文学博士Stygotius说：“我将要踏着前辈的足迹，后天人们将会看到证据，到那时，但愿一切顺利，我要去答辩。”他的论文题为《论这个或那个地方》（de alicubitate），他许诺说还要续写5卷。

[4] “那个高贵的罗马人”指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年-前34年）。他曾是凯撒的一个党羽，后撰写了关于朱古达战争的历史。“出于充分的理由而非懒惰”（merito magis quam ignavia）的说法即出自他，原文为拉丁文。

[5] “体系”（Systemet）在此指的是克尔凯郭尔生活的时代特点。他的老师、丹麦神学家马藤森（H. L. Martensen）在他的一则文学评论中曾这样写道：“这是勿庸置疑的，我们的时代……从本质上可以归结为思想的、理念的和理想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不仅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哲学的、科学的体系的时代，而且还是宗教的、文艺的、政治的乃至工业的和贸易的体系的时代。普遍性已经成为一种被认同的力量，而任何一种具体的利益都将退居后台。”

[6] 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记载，索伦（Solon，公元前640-前560年）曾发布法令，称对公共事物和公共利益漠不关心的游手好闲者是可耻的。他的前任德拉康（Drakon）甚至于公元前624年在雅典颁布法律，判处游手好闲者死刑。

[7] 阿基米德此言在本书中写做nolite perturbare circulos meos，出自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所著9卷本《奇闻逸事录》中的第8卷，原书写做noli，obsecro，istum disturbare（我请求你们，不要打扰这个东西）。

[8] 此处指发动马其顿战争的腓利二世（公元前382-前336年）。

[9] 西诺卜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约公元前400-前325年），著名的希腊犬儒主义者，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尖锐犀利而具有讽刺性的谈话而著称。他常常住在雅典的大街上、市场上、神庙中甚至一只木桶里。此处所引逸事见希腊作家琉善（Lucian，约公元前120-前80年）的记载。

[10] 此典出自丹麦剧作家、黑格尔主义哲学家海伯格（J. L. Heiberg）的写于1825年的闹剧《撒罗门王和制帽商扬》（Kong Salomon og Jørgen Hattemager）。剧中富有的男爵格尔德卡布（Goldkalb）从法兰克福到哥本哈根，哥本哈根的市民做好了充分的接待工作。而一个来自汉堡的与男爵同姓的破产犹太商人撒罗门的衣服被偷，于是他索性穿起闪着银光的狂欢节服装、戴着睡帽扮做男爵，结果受到了哥本哈根市民的热烈欢迎。该剧剧名已成为一个固定的丹麦语短语，意为“真的有所差别”。

[11] “反唱”是将歌词从尾唱至头，此法常出现在希腊合唱中。所谓“时代”、“纪元”的说法可能暗指黑格尔哲学带来的划时代的意义，以及力图“超越”黑格尔体系的努力。

[12] “非理性的狂喜”很可能指海伯格传记中所提到的“皈依”黑格尔哲学时的感受。“……突然，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我被一种瞬间的内心景象捕捉住了，它为我照亮了我思考的全部区域，唤醒了我身上至今仍掩蔽着的中心思想。从那时起，那个广阔的轮廓当中的体系对我而言变得清晰了，我完全被说服了，至少我理解了它的核心。说真的，那个奇妙的瞬间几乎是我生命中最为至关重大的时刻；它给予了我从未有过的一种安宁、安全和自我意识。”

[13] 克尔凯郭尔的时代，位于哥本哈根北郊的皇家园林“鹿苑”（Dyrehave）于每年6月24日至7月2日对全体国民开放，其间会搭设很多帐篷和桌子，并有杂耍、歌舞、木偶等民间游艺活动。

克尔凯郭尔在这里使用的slaa om是一个双关语，一来指杂耍艺人所玩的那种头脚倒置的游戏，二来该词在丹麦语中被用来描述黑格尔哲学中正-反-合式的辩证发展历程中的第二步。

[14] 腓德烈（Fredericia）是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的一个港市。研究者们未找到此处提及的“火警新闻”逸事的出处。

[15] “共同的利益”原文为拉丁文communio bonorum。

[16] 《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3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

[17] 柏拉图对话《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曾说：“不过假如我曾听过普罗第科值50德拉克马的演讲的话，据他自己宣称，听过这演讲的人或许会从中受到教育，那么没有什么会阻止我立刻看到关于名望的真实情况。可是我只听过他值1个德拉克马的演讲，因此这方面的情况究竟如何我可是弄不明白的。”德拉克马是古希腊时期的银币。

[18] “向神请求”原文为拉丁文per deos obsec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