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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1]
在一个集权社会中，财政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朝代初期能够做到小财政和小政府，但随着官僚数量的膨胀、政府职能的扩张，对于财政收入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最终压垮民间经济。
汉武帝除了建立国有企业，还建立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也为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垄断金融成了历代政府聚敛钱财的重要手段。
汉武帝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体系后，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诟病，一场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不可避免。
在汉昭帝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讨论，讨论的双方是皇帝的“聚敛之臣”和民间的“贤良”“文学”，这场争论的主题延续了两千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争论中，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表面上获胜，但实际上，争论过后，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不仅没有废除，还不时得到加强。
事实证明，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建立，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太强，要想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彻即位。
新帝即位时，汉室江山已经存在了六十余年，随着天下太平和经济的发展，秦时的战乱已经成为过去。在汉代，由于文字并不普及，人们的寿命也比现代人的更为短暂，当时的社会比现代的社会更容易遗忘历史，六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经过于遥远，活着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在大一统时代的生活。他们悠然自得，工作、缴税、享受，并认为自己处于最好的时代。
然而，事情在向着对民间经济不利的方向发展。
随着人们对于贫穷状态的遗忘和对汉家威仪的推崇，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不需要谨小慎微的节俭，而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这也是财政扩张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皇帝不懂得没钱时的艰辛，只体会到了花钱的爽快。
这也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在“二十四史”中，绝大部分朝代的历史都是由后朝人撰写，作者们不会因为写出了前朝统治者的恶而受到迫害。只有《史记》是个例外，司马迁将历史一直写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并且秉笔直书，丝毫不顾及皇帝的情面和本人的安危。
然而，人们无法通过《史记》的《孝武本纪》来了解汉武帝其人其事，只能通过其他章节间接地了解。如果翻开《孝武本纪》，会发现这一卷只是拼凑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原始文本已经遗失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文本，是由一位叫作褚少孙的人补写的，大段大段地抄袭了《史记》的《封禅书》。 [2]
司马迁的文本之所以遗失，其原因不言自明：这位态度严谨的史学家流露出对汉武帝政策的批评，尤其在直接描写汉武帝的本纪中，其立场和态度绝对无法见容于武帝和后世的皇帝。如果要让《史记》流传，则必定不能保留这一卷。
但我们可以猜测，司马迁会在这一卷里写些什么内容 [3] ：在武帝一代，扩建的宫室、复杂的礼仪已经逐渐成为常态，董仲舒们开始神化皇帝，用现代人看起来是胡言乱语的神学语言将儒家变成了儒教，而战争更是使帝国的财政问题显露无遗。
在思想带有自由色彩的司马迁看来，汉帝国已经过于庞大了，从民间收了过多的税，花了太多的钱，却没有带来好的结果。
当武帝政策带来的破坏性显露无遗时，人们感叹武帝与前几位皇帝差别竟如此之大。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武帝，而是换成另一个皇帝，或许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继续文景时期的政策，让汉初的盛世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久。
但如果仔细研究，其实武帝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明白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死穴，就在于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在帝国建立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死穴逐渐地暴露出来：无论皇帝如何小心翼翼，帝国的财政扩张最终都会摧毁健康的民间经济。不管帝国的前期经济表现如何好，它的制度却总是在慢慢地变坏，直到崩溃。无论何人想把时间停下，维持在帝国前期，都是办不到的。
之所以这样，还是集权制度本身的问题。
汉高祖开创的帝国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好处，将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政权下，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经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在人们享受这些优点时，却没有看到官僚集团在悄然膨胀， [4] 如同癌症一样在扩大，直到经济吃不消，养不起官僚集团。
从文帝始，皇帝由于缺乏收入，开始买卖爵位。景帝削藩后，更是将中央直属官僚系统铺向深层。当全国性的官僚网络建立起来之后，由于整个官僚系统受到的监督是很有限的，这个阶层就变得越来越臃肿。
虽然皇帝在官僚层面设立了严格的监察制度， [5] 防止官员滥权，但是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却没有外部力量能够监督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监督的能力，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就造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手段去制衡政府。
每一级官僚所耗费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以位于官僚集团最顶层的皇室为例。汉初，皇室消耗占比很小：高祖、文帝、景帝时期，宫女人数极少，后宫也极为简单，除了皇后之外，只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少数等级。然而，到了武帝时期，又增加了婕妤、娥、傛华、充依等级别。元帝时，又增加了昭仪等级别，形成了十四等的后宫制度。 [6]
后宫的俸禄等级已经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官僚集团。昭仪的俸禄与丞相、诸侯王相同，婕妤的与上卿、列侯相同，娥与中二千石、关内侯相同。级别一直排下去，直到最末一级也都有百石的俸禄。
当后宫的人数达到数千人时，养活这个后宫就要耗费大量的物资。而除了皇帝之外，各地的诸侯王、官员都要维持愈加庞大的排场，俸禄消耗呈几何级数增长。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更好过。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慢慢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悄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
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皇帝有什么喜好，官僚们都会争相满足。皇帝喜欢打仗，大家立即发动战争；皇帝喜欢声色犬马，下面就会送上不计其数的女人。这些铺张浪费进一步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并嫁祸于民间，导致民间经济更快地陷入枯竭状态。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财政猛然扩张、经济猛然失速的情况，社会问题频频发生。王朝迅速由盛转衰。
所以，官僚集团引起的财政扩张，对于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到最后，这个问题会越积越大，埋下灭亡的种子。王朝前期表现得再美好，到了后期还是要面对民生凋敝的无奈结局。
具体到汉武帝，则是官僚集团引发的战争问题导致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逼迫皇帝开办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而政府具体参与经济之后，又需要大量管理经济的官员，官僚系统一下子膨胀了数倍，成为凌驾于民间经济之上的巨大负担。
在大一统国家，无论是汉，还是后来的唐、宋和明、清，战争成本都是历代集权政府承受不起的重担。战争时期，政府的花费数倍、数十倍于和平时期，政府的财政骤然恶化。
在本书的“引子”里，已经谈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直接成本。但除了直接花费（养兵、抚恤金、养战俘、收买敌人）之外，更加难以估算的是间接的战争成本，比如战争时期的物资转运和战备消耗。
西汉时期的产粮区主要集中于华北、川蜀，以及长江—淮河地带。在非战争时期，地方政府收了税，把税粮从地方运往首都长安，供皇帝和中央政府使用。由于古代缺乏道路系统和交通工具，运输税粮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算是富裕的中央帝国也感到很吃力。
战争期间，皇帝除了调兵之外，还需要把军粮再运往战争地带；而战争地带往往处于无法自给自足的边境地区。王朝再强大，也无法单独依靠政府的力量做到。
除了物资转运之外，战备消耗是另一个死穴。这里仅举汉匈开战后，汉政府修筑朔方城的例子，来说明战备消耗有多大。 [7]
朔方城位于河套地区，在西安的正北方，与匈奴直接对峙。汉武帝时期，由苏武的父亲苏建率领十万人建造。 [8] 在前机械化时代，修筑城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人口不足的地方修城更为麻烦。为了修筑朔方这样一座边防城市，汉政府需要从内地调动十万人到塞外边关去劳动，为了供应这十万人的口粮，又需要极强的物资运载能力。整体耗费高达数十亿至上百亿钱，相当于汉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远远超过了整个中央政府官员一年的俸禄。
朔方城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朔方之外，在东南、西南、朝鲜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战备调动，同样消耗着大量的财政收入。
最终，战争会把健康的财政彻底拖垮，帝国不得不依靠临时性的举措过日子。
但是，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集权国家经济恢复，就会有人鼓吹战争，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人们只把这种鼓吹当作是疯子的言论，但是第十次、第一百次的时候，这种言论就能够打动执政者，又通过政权的力量传播开来，整个社会变得狼性十足，从而开始了疯狂的冒险。冒险过后能够及时收手还好，如果过了能够回头的临界点，就必然采取财政上的一系列集权措施，最终导致财政的崩塌。
经过了一辈子的战争，武帝在晚年有了另一次反思。 [9]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人又提议武帝继续花钱，以轮台为中心建立军事基地。然而这一次，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后拒绝了。他发了一道长长的诏书，详细讨论了之前发兵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在轮台兴军务是一项划不来的举动。他终于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10] 。
在忏悔两年之后，武帝去世。在他在位期间，帝国财政得以无限制地扩张，武帝也终于将中央帝国建设成为两千年的样板。
这个样板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帝国农业税的税率不高。汉代采取三十税一的税额，而其他朝代税额最轻时是十税一或者十五税一。对农业采取低税率，除了所谓的重农情结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粮食产量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如果税收过高，农民就无法留够活命的粮食。除非是在战争的特殊时期，王朝为了稳定的需要，一般不会对农业加税，甚至不时有减税的措施出台。
其次，农业税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农民税收负担低。在降低农业税的同时，政府却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从其他方面获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垄断工业的国有企业收入、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的收入、垄断铸币产生的铸币税、财产收入，等等。这些收入最终都会转嫁到农民头上。
这些税虽然沉重，却是隐性的。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农民不需要直接缴税，但是政府通过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或者利用铸币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农民手中把财富抽走。这种做法隐蔽、高效、来钱快。这也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11] 的秘密所在。
在西汉时期，百姓缴纳的正规税赋最高时达到四十亿钱，而皇室的财政收入却达八十三亿钱。 [12] 也就是说，在整个财政盘子（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财政）里，皇帝通过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等方式获得了占总财政三分之二的收入。汉帝国时期，农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工商业占比不到百分之十，却承担了总财政的三分之二的负担。可见，皇帝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压榨到了何种程度。
这种压榨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工商业在重负下始终无法得到完全的发展。不仅是汉代，在任何朝代都存在同样的税负问题。这或许是中国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原因所在。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武帝时期，还为未来千年的中国经济和财政制度树立了另一个样板——货币制度。
武帝之前的汉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处于罕见的自由竞争状态，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间和诸侯国也都可以发行货币。而武帝则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国营垄断发行制度。
欧洲和美国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垄断，而中国的货币垄断却已经维持了两千年。
汉武帝的制度使得宋代之前的中国一直处于金融抑制状态。直到北宋时期纸币出现，才唱响了对这种金融制度的反叛。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它为了方便贸易而诞生，却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在纸币发行之前，人类使用金属铸币的时期，最古怪的问题是货币面值和实际价值不一致。
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人们利用金、银、铜做交换的时代，人们会按照金属的实际价值来估值。比如，一斤麦子价值一两铜，一两银子价值一匹马。
由于称重很不方便，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做法，把一两铜做成特殊的形状，并在上面标明重量（面值），标准化的货币从此诞生了。由于省去了称重和切割金属的麻烦，货币很快就成为贸易中最主要的中介物。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货币上标明了重量，但有的人会把货币做得比标明的重量更轻，却按照标明的重量去使用，赚取差价。也就是说，面值上标明是一两，但实际重量只有八钱，面值和实际价值出现了分离。
就算一开始货币都是足值铸造的，但随着货币使用一段时间后，足值的货币也磨损成不足值的了。
为了对付减重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对货币进行称重，按照实际重量估值。但这样做除了不方便之外，还需要防止另一种造假手段，即往铜钱里掺锡、铅等不值钱的金属，人为地给货币增重。
这种称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间采用，而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另一种办法。
二是政府规定，不管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市场只能按照面值来接受它。当加入了官方强制力后，货币也就从“自然货币”变成了“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必须依靠政府立法强制流通，已经偏离了货币的实际价值，而后来出现的纸币也是一种典型的法定货币。
可是，一旦官方授予不足值货币和足值货币同样的流通权，就会有人在铸造货币时故意缺斤少两。而人们持有货币时，也会先把货币的边缘剪下来，再把剪边货币当作足值货币使用，剪下来的边就可以用来铸造新的货币。 [13] 时间长了，足值的货币反而不见了，只剩下不足值的劣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劣币问题在所有使用铸币的人类文明中都会出现，只要由官方强行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那么，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
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与此同时，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
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区别在于，政府是否强制规定某一种货币为法定货币，而禁止其他货币的流通。如此一来，就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如果政府规定所有货币都可以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良币最终会驱逐劣币。
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
掌管货币话语权，会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政府缺钱时，只要统一往货币里掺点儿假，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收走了大量的财富。对于历代政府，货币掺假始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手段。结果，每个朝代的货币都会出现缓慢的贬值，朝代初年的货币个头儿最大、材料最好；随后，货币越来越小，材料越来越差；最后出现所谓的大额货币，原本一个铜钱一文，后来出现“当十”“当五十”的大钱，一个大钱的材料价值只是小钱的两三倍，面值却是小钱的数十倍。
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一段罕见的时期，由于形势所迫，政府采取货币自由竞争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这段时期就是汉初。
战国时期，每一个国家发行各自的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的货币统一起来，规定只有秦代的“半两钱”可以流通。 [14]
但是，秦代的钱币并非统一铸造，而是在规定了钱币的重量和规格后，由各个地方分别铸造，铸造的钱币只要符合规格，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15]
当汉高祖得到天下时，人们仍然在继续使用秦代的半两钱。只是这时的钱币制度已经显现出了许多弊端。 [16]
第一，由于战乱的影响，货币的数量严重不足。汉政府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铸造，来满足民间对于钱币的需求。
第二，秦代的半两钱太重了，不便于使用。
在古代的重量单位中，二十四铢为一两，半两等于十二铢，接近后来汉代五铢钱的两倍半。按照这个重量，一串（一千枚）钱就有三十多斤重，携带很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半两钱的价值太大，不利于小额交易。
在汉武帝之前的数百年间，中国农民的收入是很固定的，按照一家五口一百亩地计算，每亩地一年可以产一石到一石半粮食， [17] 除去五口人的口粮和缴税，大约可以节余四十五石粮食，一石粮食的价格是三十钱。也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货币收入只有一千三百五十文钱， [18] 平均每个人每天的货币收入不足一文钱。
由于货币最小的单位是一文，如果购买一文以下的商品，就不好付账，这就像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一元两元的硬币，却处处是百元大钞一样。那么小额交易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了。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汉代前几任皇帝都被迫采取了放任民间铸币的方法，由官方规定货币的重量，由民间来完成铸币。流通在市面上的钱币更是五花八门，政府铸钱、诸侯铸钱、私人铸钱并行于世。
这也是一个验证货币竞争理论的恰当时机。最初，混乱产生了。民间铸币的质量良莠不齐，绝大部分都是不足值的。实际上，汉代官方已经将货币贬值，官方规定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钱，而重量却降到了八铢、六铢，甚至四铢。民间在铸钱时再次减重，加上做工粗糙，各种各样的小钱、劣钱并出，最小的钱只有一铢左右，相当于秦代货币重量的十二分之一。 [19]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自由市场的混乱消失了，更加优良的货币脱颖而出。这些货币的重量不如秦钱，但是方便小额交易。同时，这些钱也不能随便作假，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落败。
在这些货币竞争的胜利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作刘濞的诸侯王。他的封地吴国恰好是个产铜大国，刘濞借助铜山发展铸币业，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位是汉朝廷的大夫邓通。这两家的铸币由于质量好、有信用，通行天下。 [20] 一种民间经济的新秩序建立了起来。汉初的恢复，与金融业和工业的发达有很重要的关系。
但是，有关货币问题的争论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停止。皇帝们允许自由铸造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中央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掌控全局，不得不放手让民间去干。
汉文帝时期，货币问题已经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之一。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皇帝曾因为秦钱太大，更改了一次货币标准，规定民间铸钱不再按照半两的重量来铸造（其实当时已经没有人铸这么重的钱了，皇帝的诏书只是追加了它的合法性），而是按照四铢的重量来铸造。所有民间铸造的符合四铢标准的钱，都可以自由流通。 [21]
这时，贾谊乘机进谏，提出要废止民间铸造钱币的行为，改由官方铸造。他认为，民间私自铸造钱币，是一切劣币的根源。贾谊甚至详细讨论了如何才能断绝民间铸币。他认为仅仅下令禁止民间铸钱，是没有效果的，不管法令如何严苛，民间还是会偷偷铸钱。如果想要彻底断了民间铸钱的路子，必须从源头禁止，也就是禁止开采铜矿。 [22]
这是汉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矿业国有化的理论。幸运的是，汉文帝听不进去贾谊的国有化理论，汉代的金融自由又保持了数十年，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然而，贾谊代表的儒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经济的发达使汉初一直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突显出来——如何抑制失控的诸侯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
吴王刘濞有了钱，中央政府对他心怀猜忌，害怕他会反叛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猜忌又终于逼迫刘濞反叛。七国之乱的爆发，令这个中国少有的金融黄金时代进入了尾声。随着叛乱被镇压，皇帝也在考虑如何利用金融政策来抑制诸侯势力，对民间铸币的政策开始收紧。
这种逐渐收紧的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达到了顶峰。由于战争消耗和财政浪费，武帝需要更多的钱来填补财政缺额。于是，他看上了货币发行这块肥肉，以发展民生为借口整治货币。
武帝对币制的收拢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出于敛财目的，发明了皮币和白金，并发行了一种三铢钱。三铢钱重三铢，钱上的文字也写着“三铢”，这是汉代第一种标明重量的钱币。之前，虽然有过八铢钱、四铢钱，但这只是钱的重量，而钱上的文字仍然和秦代一样写着“半两”。
汉武帝的白金、皮币大大地扰乱了市场，原本已经稳定的币值重新变得紊乱不堪。货币市场出现了紊乱，武帝不仅没有反思政策问题，反而以此为借口，加紧干预货币发行。
二是在皮币、白金、三铢钱名声不佳之后，武帝规定了一种新的钱币——五铢钱。这种钱币重五铢，面值上写的也是“五铢”。武帝同时规定：不许私人铸币，只准官方发行。
但这时的铸币权仍然不是由中央政府垄断的。由于中央政府还没有铸造这么多货币的能力，于是，皇帝允许各个郡国（诸侯和地方政府）按照中央颁布的标准来铸造。郡国铸造的钱币称为“郡国五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各个郡国铸造的五铢钱立即出现了劣币的特征。王侯、郡守获得权力后，并不遵循金融规则。他们发现在币材中大量掺假可以制造更多的钱币，造假比遵守规则更赚钱。这引起了另一波的金融混乱。
如果郡国劣币只在民间流通，皇帝不会感到很难堪。但是，当郡国劣币通过税收渠道回流到中央政府时，汉武帝就感觉吃了亏。这就像现在地方政府滥发地方债，最后却让中央政府兜底是一个道理。
为了对付这些劣币，汉武帝又发行了一种钱，这就是赤侧五铢。所谓“赤侧”，就是钱币有一个红铜镶边。这些钱币的发行权已经不再授予郡国，而是收归中央政府，在京城铸造。赤侧五铢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是，汉武帝规定，每一个赤侧五铢要顶五个郡国五铢来使用。同时，上缴中央的税收必须使用赤侧五铢，不得用其他钱币缴纳。
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实质是使其他的钱币都贬值了五倍。于是人们纷纷伪造赤侧五铢，钱币市场更加混乱。
到了这时，货币市场已经混乱到了极致。皮币、白金仍然在使用，郡国五铢在地方上流通，而真假赤侧五铢更是让人民吃不消。大量的投机分子在山上开炉铸币，监狱里关满了假币犯。
当一切已经乱套，汉武帝能够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不仅不准民间铸造五铢钱，也不准各个郡国铸造，只准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从此，中国的钱币从自由竞争阶段彻底过渡到了国有垄断阶段，并成为未来的样本。短暂的自由铸币时期过去了。
汉武帝的改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通行八百年的货币——五铢钱。五铢钱规定了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路线，即国家垄断金融，打击私人金融。这种做法造成了中央帝国的金融稳定，却又让每一个朝代都带上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并为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留下了后门。
对于汉武帝的货币政策，历史的评价却出人意料。
汉代时，许多人的评价是负面的，他们看到政府垄断铸币之后的金融抑制，以及武帝当初制造的金融混乱。即便官方垄断铸币，到了西汉后期，也仍然有官吏偷工减料、掺假的情况，而且是借国家名义合法化的掺假。
可是汉代之后，人们却又颂扬他的功劳，并世世代代以他为榜样来发行货币。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间，一共铸造钱币二百八十多万亿。这个庞大的数字令人眩晕，于是后人原谅了国有化带来的一切问题。 [23]
当然，后世的皇帝们也充分地意识到，汉武帝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当政府垄断了铸币权之后，皇帝就掌握了另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且是最简洁、最直接的手段。他只需在铸币中掺一半的假，就可以铸造出多一倍的货币，用这些货币可以换来多一倍的物资。等市场发现了皇帝的诡计时，一切都晚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一半，相当于政府收取了百分之五十的通胀税。但由于皇帝利用了时间差，没有人能够防范这种铸币税。
在历史上，货币的减重总是悄然地逐渐发生。一个月、两个月还显现不出来，但如果在更长时间段内，就会发现总是“劣币驱逐良币”，钱币的铜含量越减越少，被其他杂质所代替。
于是，到了每个朝代末期，法定货币已经掺了太多的假，到了再掺假就铸不出钱来的地步时，政府就干脆不再铸钱。而每个朝代的末期，经济本来就脆弱，不铸钱的做法让民间经济缺乏了润滑剂，更趋于混乱，从而加速了王权的崩溃。
宋代以后，随着纸币的发明，政府更是找到了一本万利的方法，通过印钞票来掠夺民间的资本，而纸币的老祖宗还师法了当年武帝的皮币。不管是法国约翰·劳 [24] 的密西西比骗局，还是魏玛共和国 [25] 、南京国民政府、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一丝影子。
表2 汉代发行的铸币 [26]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1] - 图1](https://i.sou.st/projects/d27007549/images/00018.jpg)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公元2012年，中国社会再次迎来一个期盼改革的高峰时期。
这次呼唤改革的运动与领导人的换届同时发生。人们对新一任领导人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期待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在人们期待的改革清单中，国企改革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人们希望国企退出所有垄断性行业，将资源留给民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换届的完成，领导人不负众望。他们首先大力惩治腐败，逼迫地方官吏束手服从。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
然而在所有的改革中，国企改革迈的步子却是最小的。许多主张市场完全自由化的人认为，应该取消国企垄断，让政府从具体的经济运营中彻底收手。但从现已启动的国企改革来看，虽然政府提出了股权多元化的主张，但是一条底线却横亘在人们的眼前，那就是：政府不会失去对国企的控制权，也不会完全放弃资源垄断。不仅没有放弃，甚至出现了许多加强垄断的迹象，在通信、铁路等行业，都出现了政府加强干预、重新合并企业以获得垄断地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政府的国企改革总达不到人们的期望？这项改革的底线何在？一场发生在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或许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当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成为历史之后，在昭帝刘弗陵和宣帝刘询时代，汉帝国进入了另一个稳定阶段。历史上把这个时期与“文景之治”并称，史称“昭宣之治”。
汉帝国在武帝之后没有步入财政旋涡，而是获得了第二次新生，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武帝晚年已经放弃了耗资巨大的战争游戏，财政的额外支出得到了控制。战争和养官是政府最大的两项财政支出，当战争停止后，政府的花费已经得到了控制。
第二，昭帝和宣帝时期，特别是出身贫苦的宣帝，重新提倡节俭，舍弃了奢华的宫室和大规模的礼仪活动，节省了皇室支出。 [27]
第三，对于民间经济来说，幸运的是一次农业革命正在进行。武帝末年，一位叫赵过的人担任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代田法。在此之前，由于土地的肥力不足，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休耕的措施，典型的休耕有三块土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一块，让另外两块抛荒积攒地力，三年轮一遍。而赵过则提出在一亩地里挖三条垄沟，每年在其中一条里种粮食，另两条留着积攒地力。如果土地肥沃，还可以每年种两条留一条。用这种方法种地，每一亩比起以前可以多收一石粮食。 [28]
另外，这一时期也是耕牛逐渐普及的时期，许多地方用牛力来代替人力，获得了更高的收成。赵过本人通过改进犁的构造，一头牛可以拉三个犁头，大幅度提高了耕种的效率。
赵过的农业革命进展很慢，最初只局限于关中地区，之后慢慢向外扩散，到东汉时，农业革命仍然在继续。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和效率，从而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
不过，由于汉帝国的官僚体系已经膨胀了好几倍，对于盐铁工业的垄断也一直持续下来，经济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文景时期的繁荣。
在集权帝国内部，有两条规律在交错中起作用：
第一条规律是，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削减财政开支，社会经济会立即出现反弹。
第二条规律是效益递减规律。在制度建立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是在朝代中后期，使用同样的政策，效果却要打一个折扣。
在朝代中后期，复杂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型，特别是官僚人数的膨胀，即便中央选择让利，但这一部分利益不见得能够进入老百姓口袋里，而是被中间的利益集团截留了。
昭、宣两位皇帝的改革必须在武帝已经设好的框架下进行。这时，政府的养官成本大大增加，由官员带出的利益群体则呈几何级数上涨。
在汉初，官员不插手经济运营。后来，官员以私人身份涉足商业。而自武帝卖官之后，官员和商人就彻底合流了。如果这时候再让官员从商业中退出来，不仅不可能实现，还会引起激烈的反抗。
汉昭帝时期，由于主政的大臣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而霍光又是汉武帝指定的托孤大臣，所以政策还不能与武帝时期背道而驰，只能打着武帝的旗号来换上一些不同的内容。
正是在汉昭帝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
随着经济的好转和农业的进步，昭宣时期逐渐出现新气象。崇尚自由经济的人们在昭宣新气象的鼓舞下，也指望更大的改变，期待皇帝能够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彻底回归文景时期，将武帝建立的国有经济体系废除掉。
在人们的心中，仍然认为政府不应该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应该恢复到小政府的状态中去。
这场国家和民间的大争论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这本叫作《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有了折射。
当年，汉昭帝为了了解民间疾苦，让各个郡国推荐了数十位贤良、文学，也就是民间的社会贤达，到朝廷来反映民间问题。这些人果然不负众望，一到京城，就将民间的问题和盘托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罢黜盐铁专卖、还利于民的建议。
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功劳最大的大臣桑弘羊仍然在朝，当贤良、文学们控诉他亲手制定的政策时，桑弘羊自然坚决不同意，跳出来辩白。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论场如同战场，讲究刀刀致命。 [29]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 [30] 而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 [31] ，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 [32] 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后世的新派人物大都嘲笑这些贤良、文学的迂腐。
包括明代最具反叛精神的李贽，在普遍“灭人欲”的背景下，他大胆地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焦点从空洞的说教转回了民生。但由于他反对儒教过了头，看到贤良、文学要回归儒家传统就来气，故而他也认为桑弘羊的做法更加正确。 [33] 而到了近代，相信“人定胜天”的历史学家更是把贤良、文学们贬得一文不值，而把桑弘羊捧到了天上。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到，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制铁业国有化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 [34]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儿：铸币权国有化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 [35] 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按照桓宽的说法，贤良、文学在辩论中占了上风。 [36] 但这个说法未必正确。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次的讨论本应该成为事情的转折点，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昭帝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其余国有企业没有被废除，官方垄断也没有解除。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国有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了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西汉后期的皇帝也尝试过一次废除盐铁专卖。
公元前48年，汉元帝继位，当年全国出现了大水灾。第二年，在曾经富裕的齐地出现了大饥荒。这时，中央政府终于下决心不再与民争利，削减一系列的政府开支，同时取消盐铁官营，准许地方撤销常平仓。这次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年后，皇帝又悄然恢复了盐铁官营。 [37]
这是西汉皇帝最后一次试图恢复到以前的黄金时期，但随后他知道一切已经不可能了。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他们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国有垄断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国有企业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国有企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国有企业来渡过难关。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改革，就会发现，它是一种理顺式的改革。由于社会经济运行了这么多年，产生了许多问题，所以，就由领导者出面，将这些问题都理顺。由于金融过于抑制，就做一些调整把民间资本引进来；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太庞大，就出台一些透明化的举措，防止泡沫的堆积；由于司法透明度差，民怨太大，就改革司法系统，让司法与地方政府离得远一点。
一切都是在理顺关系，但在结构上，不会有太大的调整。这和当年“昭宣之治”的思路是一样的。汉昭帝时期采取了很多补救式的措施，包括尽量避免新的战争，不主动找麻烦，重新强调休养生息政策。
宣帝时期继承了这些基本政策。宣帝还特别注意吏治问题，采取严厉的手段整顿吏治。虽然两位皇帝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最终，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都被下层的官僚捞去了，虽然也有惠及民间，但由于官僚阶层的阻碍，效果要小得多。自武帝以来，随着朝廷介入经济的程度加深，出现了不少官商勾结现象。如果要向民间放权，必须击破这些中间层的力量。
宣帝经过分析，认为是吏治出了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民间经济，必须整顿官场。宣帝的吏治整顿也并非汉代所独有，一般到了朝代中期之后都会出现一个设法使吏治清明的皇帝，试图将皇朝重新拉回正常的轨道。
但所有试图这么做的措施都只能暂时奏效。一旦放松了警惕，情况就会立即恶化。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2012年开始的反腐运动仍然在轰轰烈烈地继续。执政者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反腐，是因为这是推进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步骤。
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卿，都是一个拥有独断权力的诸侯，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比如，上一届中央政府调控了十年房价，却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并不想调控房价。因为一调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出现大幅度下滑，而地方官员也没有办法从中渔利了。所以，每一个地方官员一边跟着中央唱高调，一边在私下里挖墙脚搞自己的一套。而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却很难抓住具体的把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从名义上讲，中央领导地方，并负责地方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只要能把中央政府糊弄过去，不影响仕途，私下里干事的空间大得超乎想象。
除了地方政府，各个中央部委也从中谋取私利，使得中央政府的政令很少越出红墙之外。
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但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一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民间。
新的执政者上台时，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员认为新执政者上台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这是大肆扩张的好机会。
但这一次，他们遭到了当头一棒。
执政者在推行改革之前，必须让各级官僚俯首听命，而反腐就是最好的办法。每个官员都突然意识到：哪怕他再强势，也只不过是趴在岌岌可危的高杆上，随时会被捅下来。他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只有这时，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推进。
汉宣帝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但宣帝死后，汉代却并没有走出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困局，甚至出现了新的失衡。而社会上，贫富分化问题也愈加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当秦代结束了战国的局面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塑期。汉代建立时，已经没有了传统的富翁和贵族，而是进入了普遍的贫穷。加上秦汉王朝都特别注意防止旧势力再起，将以前的豪门贵族都迁到首都去定居，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富裕阶层的力量。
但随着帝国的复兴、财富的积聚，大的富豪很快又出现了。 [38]
比如，四川地区依靠冶铁发财的就有卓氏和郑氏。汉武帝的理财能手之一孔仅出自南阳孔氏，而南阳孔氏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仍然发达。鲁地曹县的陃氏（冶铁），齐地的刀氏（煮盐和贸易），周地的师氏（贸易），宣曲的任氏（粮食贸易），边塞的桥氏（马匹贸易），关中的无盐氏（金融）、田氏、栗氏、杜氏，等等，财势都闻名于世。
这些商人有一个共同点：最初大都是依靠机遇和头脑起家，当大家都处于同一起点时，他们更善于发现新的工业和贸易机会，并坚决地投身其中，成为社会的佼佼者。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大都是最先进的工业部门，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和工业化规模优势脱颖而出。
然而不幸的是，西汉的大商人也和后世的商人一样，在他们富裕之后，立即和权力粘在了一起。他们从事的工商业成为皇帝觊觎的对象，汉武帝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目的，将资源收归国有。这些人要么被皇权所淘汰，要么投靠皇权，个人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而出于工业管理的需要，汉武帝也必须依靠一批有经验的大商人帮助他建立国有企业体系。于是这些商人立即变成政府的座上宾客。当汉武帝把地方官的财政贡献当作指标来考核时，这些人在地方官眼里也变得不可或缺。 [39]
在西汉政府建立时的限权设计中，只考虑了对军队、官员的限制，防止他们对皇权产生冲击。但皇帝很少过问官员和商人的勾结，只要皇权是稳定的，这些勾结行为就是可以谅解的。 [40]
如果政府的定位只是仲裁者，不是市场参与者的话，那么也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可一旦政府成为参与者，缺乏限制的权力立即会借机大捞一票，这就是官商勾结得以产生的契机。
如果说西汉前期的富翁大都还靠市场起家，那么随着后来官商渠道的打通，贫富分化的问题愈加严重。在任何有权力垄断迹象的地方，就会产生不正常的巨富，而权力垄断最集中之处，就是土地。如武帝时期的丞相田蚡，他的住处比别人的都豪华，又占据着最好的土地；在集市上买的东西都堆在道路上，院子里极尽奢华，后房里塞着上百的女人。至于其他稀奇古怪、声色犬马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 [41]
元帝、成帝时期的丞相张禹是另一个例子。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将儒术当成治国术之后，西汉的儒者大多以通一两本书著称。张禹学过《易》和《论语》，官至丞相。但这位儒者却对地产抱有很大兴趣，积攒了四百顷最上等的土地。 [42]
到了哀帝时期，大司马师丹更是提到，现在富人官吏的财产已经达到数亿钱，而穷人却更加贫困。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师丹和王莽在哀帝刚即位时推行了限田令，诸侯王、列侯不得去封地之外占有土地，其余人的土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可以有二百人，列侯、公主的奴婢限于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的奴隶限于三十人。诏令给人们留了三年时间进行整改，三年后调查，如果有超过规定的，就要惩罚。
一时间鸡飞狗跳，土地、人口的价格大跌。然而随后，哀帝宠幸他的娘家人，赐给董贤二千顷土地，早已超过了限田令的额度。由于皇帝首先破坏了规矩，这次限田令不了了之。 [43]
人们突然发现，中央的命令并不需要全部执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它慢慢被遗忘就行了。
汉代的巨富还和另一社会状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加危险的后果。
汉代的人才流通机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容易形成社会的结块现象。这个结块现象在三国两晋时期达到高潮，而当时的所谓“世家大族”，大都在西汉时期就开始形成了。
皇帝为了加强人才的流通，避免阶层的固化，采用察举制来发现民间的人才。但是，一旦权力和利益结合之后，察举制就逐渐失效了。负责察举的官员选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或者关系户。随着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官僚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两者往往是合一的）所垄断，社会结块、贫富分化就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论：为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放松经济？
这在《盐铁论》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争论的双方都看到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层严重的现象，也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采取的方式却是截然相反的。 [44]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的桑弘羊认为，既然现在有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政府更应该毫不犹豫地介入，花大力气整治这种现象。整治的措施包括：禁止富户擅自从事工商业，把工商业交给政府垄断经营，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许可证制。这样，政府控制了经济和财政收入，就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调节民间的财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来赈济灾民。
而桑弘羊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应该让政府退出工商业，让民间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达到平均地利的效果。管制带来的不是民生，而是更严重的不平等。
桑弘羊的“社会主义”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验都会发现：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这些经验是通过实践总结的，很难从形而上的辩论中获得。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千年前和现在争论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几乎没有区别。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贤良、文学的观点，政府减少管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
答案出乎意料：同样也解决不了。原因仍然在于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当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集权体制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
[1] 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41年—公元前33年。
[2] 《史记·孝武本纪》：“［集解］张晏曰：‘武纪，褚先生补作也。褚先生名少孙，汉博士也。’”［索隐］按：褚先生补史记，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
[3]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政策批评，最集中反映在《平准书》《封禅书》等篇目中，虽然他编写的汉武帝本纪已经不存在，他的态度却仍然可见。
[4] 《汉书·贡禹传》对比今昔，特别指出了官僚的奢侈无度：“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
[5] 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即为监察官，负责监察百官。另外，武帝时期又设置刺史去监察地方官员。同时，武帝使用酷吏来纠察官员的罪行，审理了大量的官员腐败案件，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吏治。参见《汉书》。
[6] 见《汉书·外戚传》。
[7] 见《史记·平准书》。
[8] 《汉书·苏建传》：“苏建，杜陵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
[9] 《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10] 见《汉书·西域传》。
[11] 这是司马迁评价桑弘羊的话，见《史记·平准书》。
[12] 《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13] 中国的金属货币虽然以铜为主，但工艺上却是领先的。西方早期的金属货币不像中国那样是铸造的，而是在金银饼上敲入徽章和印记。这样的货币形状不够规则，更容易出现减值。同中国拿剪下来的边铸造新的货币的做法类似，常用的做法是把一批货币放入布袋，使劲摇晃，依靠金属的碰撞和摩擦使货币磨损，再收集磨损下来的金属屑。
[14] 《汉书·食货志》：“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15] 同一时期的文献并未提到秦朝钱币的铸造问题，但由于秦朝流传下来的钱币千差万别，统一铸造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差别，故得出此结论。彭信威认为，秦始皇的统一币制，只是货币种类和货币单位的统一，而不是货币铸造发行权的统一。半两钱并不由国有统一铸造，甚至政府是否铸造钱币，也无从知道。遗留下来的半两钱，如同牡丹叶一样，枚枚不同，可见是各地自由铸造的。因此我们也不能根据秦半两的重量来求得秦的衡法。秦半两中，最轻的只有六厘米许，而最重的有到二十厘米以上的。（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16] 《汉书·食货志》：“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
[17] 《汉书·食货志》引李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同书引晁错：“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18] 见《汉书·食货志》。李悝计算，百亩可以收一百五十石粮食，什一税扣除十五石，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点五石，五人一年需要消耗九十石，剩下的四十五石进入商品市场。按照每石三十钱计算，可得一千三百五十文钱。汉初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率的进步有限，而粮食价格也相对稳定，可以用来做横向比较。
[19] 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20] 《汉书·食货志》：“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21] 《汉书·食货志》：“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22] 见《汉书·食货志》。贾谊谏曰：“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23] 《汉书·食货志》：“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24] 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著名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被誉为“金融和纸币之父”。
[25] 魏玛共和国，指1918年至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国宪政政体的德国。
[26] 本表依据《史记》《汉书》相关材料制成。
[27] 宣帝原名刘病已，汉武帝原太子刘据的孙子。由于刘据受“巫蛊之祸”牵连而死，不到一岁的刘病已就被收押在监。他的成长经历使得他更加了解民情，故其政策较为清明，财政开支较为节俭。
[28] 崔寔《政论》：“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为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汉书·食货志》：“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
[29] 《汉书·食货志》：“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盐铁论·本议第一》：“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30] 《盐铁论·本议第一》：“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31] 《盐铁论·本议第一》：“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
[32] 《盐铁论·本议第一》：“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
[33] 见《藏书·富国名臣总论》。
[34] 《汉书·食货志》：“……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
[35] 《盐铁论·错币第四》：“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
[36] 《盐铁论·大论第五十九》：“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暗然而怀重负而见责。”
[37] 《汉书·食货志》：“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38]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有一卷《货殖列传》，讲到了当时的一批巨富。
[39] 西汉时期，除了以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为代表的中央聚敛之臣外，由于地方也遍布着盐铁官，故而可以推测聚敛之臣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或者可以称为“浊水集团”，与另一个儒者官员集团（清议集团）形成对峙。
[40] 西汉以官致富的人多如牛毛，除了下文所举例子，较为著名的还有杜周的杜氏、霍光的霍氏，以及王莽所在的王氏等。
[41] 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42] 见《汉书·张禹传》。
[43] 见《汉书·哀帝纪》。
[44] 见《盐铁论》相关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