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从斯多葛到大一统（公元1200—公元1506年）

宋代的政府控制力不强，如果宋朝不灭亡，那么道学还无法取得控制一切的权威。但宋代灭亡之后，上台的元朝在哲学和文化上是一个极端落后的政权，它对于南宋哲学和科举的画瓢，最终确立了道学在哲学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辽金元时代，科举仍然显得幼稚、时断时续。明代完整的考试体系以及僵化的课本，终于将隋代建立的科举制度，从唐代灵活的运用，变成了明清的八股文。

从受迫害到被尊崇，形势反转得如此之快，不管是道学家们，还是他们的对手，都没有料到。

公元1211年（南宋嘉定四年），道学被禁才十五年之后，人们已经开始热情地呼吁恢复道学的地位，甚至要将它树立成政权的统治思想。

事实上，恢复道学的思潮从韩侂胄活着的时候已经开始，韩侂胄禁止道学几年后，就意识到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有意识地放松管制。

但道学真正的解放，却源于韩侂胄在四年前的死亡。由于北伐失败，金军要皇帝用韩侂胄的人头换和平，韩侂胄被杀死后，人头送往了北方。之后，南宋以岁币增加50%（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并一次性补助对方三百万贯的代价换取了和平。

韩侂胄死后，皇帝放弃了任何政权优化，南宋进入了一个僵化等死的阶段。皇帝意识到与其听从改革派的进取之心，不如采纳道学家的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政治中引开，去讨论那些天理问题。这种姑息疗法使得道学再次得势。

这一年，著作郎李道传上书请求尊崇道学，他的提议包括：重用道学人才、提倡道学著作、尊崇死去的道学家（二程、邵雍、张载、朱熹）。但这一次，人们仍然无法从变化中回过味来，没有采纳。 ^[44]

五年后，潼川府路提点刑狱魏了翁再次提议尊崇二程和周敦颐。这一次皇帝开始认真考虑问题，又过了四年，他下令给二程、周敦颐、张载加谥号，算是对道学的一次承认。 ^[45]

宋宁宗由于参与了对道学的禁止，还磨不开面子，全面废除自己之前的政策，对于朱熹仍然不闻不问。等他死后，宋理宗继承了皇位（宋宁宗无子，理宗只是他的养子），这位养子就开始大刀阔斧废除先皇的政策。

公元1228年（宝庆三年），宋理宗追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第二年，又封为徽国公。 ^[46]

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更是道学家们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宋理宗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送入了孔庙，享受从祀的待遇。与此同时，原本从祀的王安石则被请出了孔庙。朱熹的著作《四书集注》也成了政府的必读书，确立了未来在科考中的统治地位。 ^[47]

宋代的文庙制度发展，可以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历朝历代在供奉孔子时，除了在大殿里供奉孔子像之外，还一起供奉了孔门弟子和历代先贤，这些人又分成了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配享”，一般只有对儒教贡献最大的一人到数人能享有这样的待遇，这些人的塑像比孔子的塑像要小，位于孔子像的两侧，共同享受香火，这些人是面南背北的。第二个等级叫从祀，其中第二等级的人也有塑像，位于孔子像两侧的东西厢，东面的人面朝西方，西面的人面朝东方。一般享受塑像待遇的，是孔子最著名的弟子以及后来的对儒教贡献很大的学者。第三个等级也叫从祀，却没有塑像，只有画像，他们位于大堂周围的东西走廊内。 ^[48]

宋代最初享受“配享”的只有孟子一人，而“从祀”有塑像的，是孔子最著名的十位弟子，号称“孔门十哲”，其余有画像的还有孔门七十二弟子，以及历代命儒二十一人。孔子的封号是至圣文宣王。

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之时，封孟子为邹国公，颜回为兖国公，让这两个人享受“配享”的待遇。同时，增加了荀子、扬雄和韩愈三人享受从祀（画像）的待遇。

到了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初年），由于新党在蔡京的聚合下重新执政，新党为了加强凝聚力，开始神化王安石，把王安石说成是当代圣人，结果荆国公王安石也加入了配享的行列，和颜回、孟子一起被塑在了孔子身旁。

到了公元1113年（政和三年），又追封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临川伯，让他也加入了从祀（画像）的行列。到此时，孔庙之中一共有配享三人、从祀（塑像）十人、从祀（画像）九十七人。

但王安石配享的时间是短暂的，到了宋徽宗下台后的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道学家们开始了反攻，二程的重要弟子、右谏议大夫杨时请求剥夺王安石配享的权力，最后皇帝下诏，把王安石从配享降为从祀。

南宋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王安石儿子王雱的画像被逐出孔庙。

到了宋理宗时期，道学家们终于得势，此时的主战派和改革派已经彻底失去了市场，王安石也就被请出了孔庙。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皇帝借着考察太学的机会，废除了王安石，同时把道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请入了孔庙，列于从祀的地位，这是朱熹第一次进入庙堂。公元1262年（景定三年），从祀的名单中又加入了张栻和吕祖谦。

公元1267年（咸淳三年），封曾参为郕国公，孔伋为沂国公，这两人和孟子、颜回一起享受配享的待遇。到这时，配享一共四人，从祀（塑像）十人，而从祀（画像）一百零四人。由于后世统治者都继承了宋代的理学，配享就再也没有变化，直到今天，孔庙中仍然是这四人配享。到了元代，封颜回为兗国复圣公，曾参为郕国宗圣公，子思（孔伋）为沂国述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四圣的名称就来自于此。 ^[49] 从祀的名单仍然有所变化，皇帝根据兴趣或删或加，但规模也基本上保持了下来。

宋朝的灭亡对道学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如果宋朝仍在，其内部的斗争迟早还会激化，随着道学变得越来越无力改善政治和社会，道学说不定还有被废除的那一天，但宋代灭亡后，统治中国的蒙古人还没有能力辨别道学的优劣，只是一味地接受汉地的传统，这使得道学固化在了制度之中。明代这个保守的朝代为了控制社会，更是继承了元代的制度和统治思路，将道学神化成了统治哲学，并禁锢了中国六百年。

辽金：野蛮人学舌

与人们认为中国是十几个朝代的循环不同，中国从汉代以来的大一统历史实际上分成三个大的周期。 ^[50] 第一周期从秦汉延续到南朝，经历了秦、西汉、新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宋齐梁陈等共十三个政权，这个周期中的财政、经济、政治制度都是连续变化的，每一个政权都继承了前代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直到南朝陈，这一套制度体系才跟着政权一同毁灭。

第二周期从北朝的北魏开始，北魏建立制度后，由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承，并由北周传给了隋唐，经过五代，直到两宋后垮台，一共经历了十四个政权。

第三周期从辽代开始，经过金、元，到明、清，一共经历了五个政权。宋代的道学之所以能够统治第三周期，恰好在于它出现在第二周期的末尾，在第二周期灭亡之前上升为统治哲学。而第三周期由于是野蛮人建立，在学习汉化的过程中，将前一周期中的统治哲学照搬了过来，结果道学固化成了第三周期的思想基础。又由于第三周期各个政权的保守性，道学（理学）越来越僵化，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牢笼。

在第三周期中，最早尝试利用儒教进行统治的是辽代。在唐灭亡之后、北宋建立之前，契丹人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治时期，他的大儿子耶律倍就是一个汉化派，试图依靠儒教来统治契丹人。根据记载，阿保机曾经问部下：作为国君应该敬奉天地诸神，可是神灵宗教众多，我应该首先尊崇哪一个呢？

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学习其他游牧民族的做法，敬奉佛教。但阿保机否决了，认为佛教不是中国本土宗教。

这时，耶律倍说：中国最大的圣人是孔子，已经供奉了万世，我们既然要占领中国，就应该首先敬奉孔子。 ^[51]

耶律倍虽然最终没有继承皇位，却将儒教引入了契丹人之中，从此，辽国兴建孔子庙，并由太子率领年年祭祀。

辽国由于是初创帝国，许多制度都很原始，比如，辽国也采取了唐代的进士科考法，但由于各种杂项的官员太多，官员中进士比例最高不过百分之三十。 ^[52]

辽代灭亡后，北方进入了金的统治，制度比起辽代已经相对完善，科考法则也模仿了唐代和宋代的做法。不过，金代的科考与唐代更为相近，不仅考儒经，也考文章和词赋，以及其他专科。 ^[53]

金代的考试分为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后来又创造了女直进士，也就是专为女真人开的，还曾经加过制举鸿词科，为那些非常之士开辟门路。所以金代的考试一共是七科。在这七科当中，词赋、经义、策论三科的中选者称为进士。律科、经童两科的中选者称为举人。考试分成四等，分别是乡试、府试、省试、殿试，四次都考取了，就授予官职。

政府开设的学校包括几类，最早开设的是国子监，后来又设太学。地方上则有府学和州学，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学习体系。金代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善，是因为它在北方继承了北宋的疆域，也继承了北宋的人才。

至于所用课本，由于宋代理学还没有成为气候，大都是沿用了前人的课本。这些课本以五经、史学为主，加上少量的其他典籍（《老子》《荀子》《扬子》）。这里也可以看出金代的另一个倾向：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系统，以拼凑前人的资料为主。到了后期，可能由于组织难度的原因，甚至把经义和策论科目都取消，只用词赋来录取人才。由于词赋是最简单的，这样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放宽了人才录取的标准。

表9　金代课本使用情况 ^[54]

金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但皇帝已经非常重视儒教。对于儒教最重视的是熙宗皇帝，公元1140年，金和南宋刚形成了稳定的疆界不久，就学着宋代的样子，封孔子的后代为衍圣公。 ^[55] 第二年（皇统元年），又亲自到孔庙中去祭奠，并以身作则地学习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 ^[56]

金代这种带有一定灵活性，却又充满了原教旨虔诚的学习方法，成为后世王朝的榜样。金人选择前朝课本苦读，到了元代，就把前朝课本换成了宋儒理学的课本，但是对于课本原教旨般的崇拜却毫无变化。到了明代，这种做法更是变本加厉，就让学习变成了巨大的思想包袱。

元代画瓢

公元1237年（元太宗忽必烈九年），中书令（宰相）耶律楚材开始为蒙古江山制定一项长治久安的规则：科举制度。

耶律楚材曾经是在金国当官的契丹人，当蒙古人不断地对金国的中京（现北京）进行打击时，金宣宗逃难到了南京（汴京，现开封），留下丞相完颜承晖守卫中京，耶律楚材就在中京担任左右司员外郎。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十年），蒙古大军攻克中京，耶律楚材作为俘虏，被成吉思汗选中，开始为蒙古人的大业出谋划策。在此之前，蒙古人喜欢使用心理震撼战术，对于不投降的城市，一旦攻克后就进行屠城，甚至有意识地消灭当地人，将耕地变成草场养马。耶律楚材逐渐地教育蒙古人，耕地比草场更重要，能够提供更多的税收。

到了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的建议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蒙古人之前主要靠掠夺获取财产，再交给回人拿去放贷，产生利息，所以蒙古人对于回人非常倚重。而耶律楚材则通过征收土地税和商业税，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57] 这种试验成功后，耶律楚材以征税为借口，开始建立元代的统治机构。公元1231年（太宗三年），蒙古人开始实行行政官僚制度，建立了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并设立了左右丞相。 ^[58] 耶律楚材帮助窝阔台编订了汉地的户籍，设立了税收制度，甚至仿照金代推出了纸币。 ^[59] 之后，为了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转，他开始设立学校和科举制度，为雏形中的中央政府选定官员。

在此之前，蒙古人选择人才大都是掠夺式的，还有各种江湖人士投靠。蒙古人最重视的，是回人中的商人，他们能够帮助蒙古人理财，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耶律楚材试图通过正规化制度，来减少非正规的理财商人的影响力。

公元1237年，在灭亡了金国三年之后，元代的科考制度开场了。

根据耶律楚材的规划，科考分成了三科，分别是策论、经义和词赋。其中策论以考实务为主，而经义以考儒术为主，词赋以考文采为主。考中的人不仅可以免去赋役，还可以担任官员。

从耶律楚材制定的考试规则中可以看出，元朝最初的考试制度是继承自唐宋传统，唐代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目，兼用诗赋、策论、算术、法条、历史、经学等各种学科，虽然元代取消了法条、算术、历史等考核，但保留了诗赋与经学并行，并兼顾了策论，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考试体系。

第二年在耶律楚材的组织下，考试大获成功，这次考试一共录取了4030人 ^[60] ，大都是当时的名士。这次考试也为蒙古人统治初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保证了政权的平稳。

但可惜的是，这次考试并没有持续下来形成制度，蒙古人最终证明自己是缺乏耐心的。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掠夺财物，靠建立制度收税来慢慢获得财富的吸引力，比不过来快钱的诱惑，当耶律楚材在孜孜不倦地为蒙古人建立制度时，蒙古人自己却开始挖他的墙角。

窝阔台为了要更多的税收，开始把征税权外包出去，由回人给蒙古人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就获得了一年的征税权，至于他们如何横征暴敛，蒙古人就一概不问了。如果有人反抗，则由蒙古人出面镇压。最后，征税权已经拍卖到了二百二十万两，又有更多的财富流入了包税人的腰包。

耶律楚材对于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痛心异常，却毫无办法。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被边缘化郁郁而终。蒙古人由于无法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成了短命的王朝。 ^[61]

耶律楚材试行科举制没有成功，元代就在混乱中度过了几十年，直到公元1314年（仁宗皇庆三年），才再次开始了科举尝试。此时的元代已经到了中期，统治混乱，汉化派和骑马派互相争斗，使得政治的进程异常颠簸。

仁宗时期，元朝的政治正好摆到了汉化派一边，经过了几十年的统治，由于秩序的恢复，中原的读书人也恢复了对于治国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程朱理学经过了若干年的沉淀，已经成了当时的显学，这时候恢复科举，就已经无法避开程朱理学的影响。

在金代，所选择的课本大多数都是老课本，来自从汉代到唐代的宽广时域，再加上对于词赋、历史的考核，使得儒教学问对读书人的束缚很小。可是元代时蒙古人能够得到的课本大都已经理学化，这就导致蒙古人的科考必定是理学化的。

这一点也许蒙古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选择了最流行的课本，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另外，让蒙古人兼考词赋、经义、策论、历史等科目是做不到的，由于政治制度过于简单，必须将科考简化再简化，才能保证推行下去，到最后，科考将词赋、历史、算学等全部砍掉，只保留了最容易考核的经义，加上时务策，而经义又采取当时最通行的四书，五经由于过于繁复，也很少使用。这样，历史上最单调的科举考试就出现了。

元代的考试是这样的：每三年考一次，对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两场，第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共五条，会背就通过；第二场考一篇时务策一道，要求五百字以上，比现在的高考还简单得多。对汉人和南人，则分为三场：第一场考明经，在四书内出题；第二场考诏诰章表，也就是检查考生的应用文能力；第三场考时务策一道。 ^[62]

课本主要选择四书，而四书又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余五经也主要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这就使得元代的科考好像是专门为朱熹设计的。

宋代的理学革命在宋代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当它成为统治哲学时，整个社会都快崩盘了，但宋代理学却在蒙古人手中被无意间发扬光大，这也许对于宋朝皇帝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也绝不是福分。

明代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教科书的世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版块不是经典书，也不是畅销书，而是各种各样的教科书。

中国历史上教科书的发达，来源于明代的科举制度。

在唐代印刷术刚刚兴起，出版商们印行的大都是宗教、实用性书籍。宋代，由于科举考试范围很广，进士科目考试更偏重于能力和实务，很难通过一两本粗糙的教科书就能准备得当，因此，宋代的出版业以出版文人的文章文集为主。

到了明代，政府出版的考试教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占据了主流市场，四书五经大行于世。而这三套七部（五经分别各一部，四书、性理各为一部）的所谓“大全”，编制得粗制滥造，明代的科考就成了一种批量生产废品的工场，将科举制度演化到了荒谬的地步。

唐宋的科考能够较好地区分出优秀的文人，而元代虽然实行了科考，却将原本内容丰富的考试进行了极度的简化，导致考试的内容过于偏向朱熹的理学，成了文化的禁锢。

明代作为一个汉人的朝代，本来应该打破元代的失误，重新回到唐宋传统，但是，由于开国者的封闭和小农意识，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将元代的错误更加放大了。

明太祖朱元璋从开国之初，就充满了对文人的不信任，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设立特务机构来防范大臣，同时又破坏官制的完整性，取消了宰相。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朱元璋对于任何能够被解读为反皇权的思想都充满了警惕。这种警惕甚至让他对准了“四书”之一的《孟子》。

在读《孟子》的过程中，明太祖发现，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如果皇帝把臣民当作草芥，那么臣民就把皇帝当作寇仇。 ^[63] 这句话惹恼了朱元璋，就算君再胡作非为，臣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他决定将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废除，逐出孔庙，并且下令任何敢为孟子说情的人都以大不敬论处。后来刑部尚书钱唐强谏，朱元璋忍住没有治罪。孟子的配享地位最终也得到了恢复。 ^[64] 不过，朱元璋为了对付孟子，出了一本“洁本”的《孟子》，将对皇帝不利的话全部删掉了，明代所学的就是这个阉割版。

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为了统治人才的需要，朱元璋在刘基的帮助下，恢复了科考，但为了让人们只学那些听话的内容，皇帝开始对考试内容做出限制。

首先，他意识到，元朝的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里出题，已经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完成了限制思想的工作。而刘基又帮助朱元璋更进了一步，发明了“八股文”，要求考生将文章写成起承转合的固定格式。这样，考生们就只能学习四书五经，写作八股文，也就不用学什么诗词歌赋了。明代的考试制度也和现在很类似，一位现代的考生穿越到明代，一定感到很亲切，考试有专门的考房，考卷是糊名制的。 ^[65]

在朱元璋时期，根据刘基的安排，所用的课本主要是：“四书”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易》采用《程传》和《朱子本义》，《书》采用《蔡沈传》和夏僎的《详解》，《诗》采用《朱子集传》，《春秋》采用《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及《胡安国传》《张洽传》，《礼记》采用《陈浩集说》。这些大都是理学课本。

但就算这样，明朝的皇帝仍然担心人们思想失控，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再编纂一套教科书，“教”会人们怎么安全地思考。这套书由中书庶吉士解缙提出 ^[66] ，但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编撰，解缙也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到了明成祖时代，皇帝终于下决心编纂教科书，这就是著名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

七部大全可以说是中国教科书最糟糕的典范，受到了后人激烈的批判。之所以糟糕，是因为一方面它编纂得极为仓促，带着粗制滥造的痕迹；另一方面它抄袭严重。由于元末的战乱和靖难之役，中国的文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创造性的时期，这时如果编纂大部头著作，大都是抄袭前代而来的。

比如《四书大全》，主要是抄袭了元代倪士毅的著作《四书辑释》，稍作修改之后刊行。倪士毅作品本来就错误很多，而经过修改后，错误更多，这本书就成了明代文人学习“四书”的标准著作。考生们可能没有读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反而对于《四书大全》都了如指掌，这样考出来的学生到底有多少真的领悟，的确令人感到担心。

其余的大全，也基本上都有一个到数个蓝本，《周易大全》抄袭自元代文人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以及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书传大全》以南宋蔡沈的《书集传》为抄袭对象。《诗经大全》抄袭元代刘瑾的《诗传通释》。《礼记大全》抄袭元代陈澔的《礼记集说》。《春秋大全》采用了元代汪克宽的《春秋纂疏》。

而《性理大全》则主要采纳了一些解说四书五经之外的关于理学的文章，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邵雍的《皇极经世》等。

这七部大全就构成了明代文人的学术世界，至于七部之外的文章和学问，是读书人不关心，也学不到的，因为其余的学问对于做官毫无用处，考不到，甚至学多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就这样，中国的哲学从宋代的程朱理学，在极端保守的明代科考机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