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1]

中国历史上影响唐宋的一次著名改革，发生在北魏时代。北魏在冯太后与孝文帝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建立起土地公有制。这种制度通过北魏传承给了西魏、北周，之后被隋继承，并最终成了唐代的制度样板。

北魏土地革命的核心是分地。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由政府分配一块土地，到他死后，由政府回收土地。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有制，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继承权。

土地公有制是一种极易退化的制度，因为农民们并不乐于在死后将土地还给政府，他们的子女往往对父母的死亡隐瞒不报，私藏了土地。北魏的直接继承者北齐就由于无法查清土地数量，出现了财政不足，而北魏的旁支继承者北周由于建立制度较晚，土地清查更彻底，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一点决定了双方的成败。

隋代速亡之谜实际上是一场“大跃进”运动。隋文帝取代北周后，建立了一套严苛的土地和户籍制度，要求对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查清楚。隋文帝的喜好导致了官员们虚报土地数目，虚报数字最高时比实际数字高出了十倍以上。

由于征税机器太高效，加上官员的浮夸风，隋炀帝时，利用强大的征税能力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工程和战争，最终拖垮了民间经济。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是著名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丰收的一年。她不仅找到了推行改革的方法，还找到了一个美妙的情人。

太皇太后姓冯，出生于汉人家庭。中国古代对后妃的要求是贞淑沉静，这和冯太后完全不沾边。太后情欲旺盛，权力欲极强。

她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在世时，夫妻恩爱，伉俪和谐。文成帝死时，皇后差一点自杀殉葬，幸亏人们将她救了下来。

但她不甘心做一个传统的寡妇，在辅佐养子献文帝拓跋弘的同时，在政治上，她干净利落地除去了权臣乙浑，临朝听政；而在感情上，她更是频频招纳情人入宫私会，丝毫不顾忌人们的闲言碎语。

献文帝实在看不下去了，借故诛杀了太后的情人李弈。冯太后大怒，逼迫十八岁的小皇帝让位给他虚岁五岁的皇太子拓跋宏，是为孝文帝。于是冯太后变成了太皇太后，献文帝变成了太上皇。

五年后，冯太后干脆杀死了献文帝，取得了对帝国的完全控制权。 ^[2] 孝文帝时期，冯太后的风流韵事仍然层出不穷，皇帝对此不仅不反对，还与太后的情人们和平相处，即便太后死后，也仍然善待他们。 ^[3]

孝文帝时期，冯太后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4] 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实行了整顿吏治的班禄制改革。在这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员都没有俸禄，官僚阶层依靠许多不正规的手段，如战争劫掠和霸占土地获得收入。随着战争的远去，官僚阶层没有了战利品，更多地依靠骚扰民间来获得收入。太后决定给官员发薪水，而发薪水的钱则来自民间征收的一笔特别税。

为了从民间征税，太后在第二年启动了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百姓去耕种，才能获得足够的税收。可是，分地进行得并不顺利。要给百姓分田地，必须掌握户籍资料。可是北魏的统治者还不知道怎么去统计和管理户籍，土地改革也就无法顺利推进，税收不能如期收缴，官员的俸禄无法落实。如果继续依靠劫掠式财政，那么北魏就称不上是一个文明的王朝，只是游牧部落的变种而已。

一位名为李冲的官员时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上表提出了建议：如果要顺利推进一系列的改革，那么首先要建立起社会基层组织，在县以下设立三级村民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基层的户籍和税收管理。

李冲容貌俊美，又满腹文采，让冯太后眼前一亮，她明白自己不仅多了个好帮手，还有了个好情人。此后，李冲在太后的宠爱之下迅速上升为政治明星，他的建议也成了太和改制的有力收笔。这次改制代表着北方文明的重建，也是北方压倒南方的起始。

公元4世纪初，当南方的东晋和南朝政权苦苦挣扎于旧秩序之中时，北方的中原、关中、河北地区却处于五胡乱华之后的混乱时期。

胡人们只熟悉草原的规则，建立的国家与其说是政权，不如说是部落，原来社会中成熟的结构一一被打破、消灭，而新的结构只能从无到有地逐渐建立。

如同欧洲从中世纪逐渐向文艺复兴过渡一样，重建需要漫长的时间，但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北方摆脱了汉代之后长达八百年的制度累赘，可以不背历史包袱地重新设计一套新制度，轻装上阵。

北方的重建在前秦的苻坚时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苻坚任命了汉人王猛，引入了汉人的朝廷模式。然而王猛死后，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失败，前秦分崩离析，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巩固制度化的成果。 ^[5]

北方的第二次重建属于孝文帝所在的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淝水之战三年后，鲜卑人重新建立代国。在此之前，这群鲜卑人曾经被前秦吞并，借着前秦崩塌的机会，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再次崛起。 ^[6]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制度是一种混合着游牧色彩和农耕文化的特殊模式。很多时候，统治者们仍然对牛马、乳制品有着特殊的偏爱，他们的官僚阶层与其说是官员，不如说是部落首领。

但是，随着与汉人接触日久，北魏的统治者们已经意识到，作为马背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放弃草原思维，学会新的农业精神。与北方的其他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不同，早期北魏的统治者虽然也以血统为傲，但他们很早就学习汉族人的经济发展方式，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试图建立稳定的户籍制度和耕作制度。

魏太祖在建国之初就在北方采取了屯田措施，生产粮食，保证军队的后勤供给。 ^[7] 为了鼓励农耕，他一方面做表率亲自耕田，另一方面将战乱中空置的农田重新分配，并设立行政区划，尽快地发展农业。

太祖之后的历代皇帝也特别重视农业和户籍。世祖太武帝时期开始整理户籍，高宗时期有了中央官员巡查地方的制度，显祖时期则废除了除农业税之外的杂税，减轻了民间的负担。这一步步的措施反映出北魏统治下的北方社会从战时状态恢复到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孝文帝即位时，他的父亲献文帝已经是位虔诚的佛教徒，而云冈石窟也已经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开凿了十一个年头。北魏的官僚系统进一步成熟。这时，作为汉人代表的冯太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成了巩固制度建设成果的关键因素。

孝文帝活到了公元499年，他统治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改革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公元490年之前，冯太后在世时主持的，以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为主；另一阶段是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独自主持的，以汉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

历史上对孝文帝的评价不一，因为这两阶段的改革是有分裂的。

虽然冯太后本人是汉人，她的措施却并不激进，都是切合实际、以解决问题为主的。

当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自主持的改革大都带有很浓的意识形态特征，比如改汉姓、穿汉服、禁胡语等。这些改革（除了迁都）虽然看上去很激进，却没有太大的必要性，还很容易造成北魏皇室的分裂。果然，在孝文帝之后，北魏的保守和改革两派分歧更加明显，最终造成了不可弥合的分裂局面。 ^[8]

由此，北魏无力统一整个中国，将机会留给了继承者隋唐。而隋唐最核心的经济制度，在北魏一代就由冯太后设计好了。

延兴五年（公元475年），在太上皇献文帝还没有驾崩时，冯太后先导性的改革拉开了帷幕。由于北魏的地方官僚制度不够完善，各级政府都以搜刮的方式向民间摊派税收。县一级的政府负责收税，但是州和郡的政府也不时跳出来直接向人民征税。政出多头，意味着中央政府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财税体系。

冯太后下令，未来的税收只能由县政府征收，由其他级的政府监督调运中央，再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财政，供给各级政府使用。 ^[9]

这次改革使得皇帝逐渐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财政规则。然而它引起的新问题是，当各级政府没有权力擅自征税，财政由中央统一调拨时，中央就必须把各级政府的办公经费、官员薪水都承担起来。

到这时为止，北魏的官员仍然没有固定的薪水。与后来的元代一样，朝廷的官员依靠战争和劫掠获得第一桶金，占领大量的土地，再把土地租出去获利，或者放贷实现财产增值。

冯太后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做法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官员们每天都在操心自己的财富，就无心为国家付出全力。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她推行了官员俸禄的改革。这次改革首先叫停官商勾结现象，“罢诸商人，以简民事”。让官员从掠夺和资产经营中退出来，由政府提供俸禄，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惩处那些劫掠、贪污的官员。 ^[10]

不过，俸禄改革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才有钱去发薪水。为此又要实行税收改革，政府向每户多增收三匹帛、二斛九斗粟的税，充作官俸。

北魏原来每户的税收为：帛二匹，绵二斤，丝一斤，粟二十斛，外加帛一匹二丈存在州郡库内，作为政府的户调外收入。政府收官俸税之后，调外费也加到了两匹。 ^[11]

冯太后的做法，相当于要民间付出一定的代价，来换取官员不再随便掠夺经济，从而稳定社会环境。按照现代的说法，政府正式从“流寇”转化为“坐寇”。

由于俸禄改革牵扯到增税问题，如何扩大税基就成了太后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北魏时期，由于北方经济刚刚从战乱中恢复，许多土地都没有人耕种，而许多流亡的人们却没有土地可以耕种。

王莽、司马氏都曾经盼望着进行一次彻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私有制废除，改为公有制和均田制。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的年代，由于土地关系错综复杂，改革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而北魏的统治者最初并没有想到要进行改革，只是，北方特殊的状况，反而给了他们进行彻底改革的舞台。

北魏时期，由于游牧民族刚刚在中原定居不久，对于汉文化充满了憧憬和敬畏，而汉代所整理的儒家典籍更是被他们奉为圭臬。所以，汉儒们理想中的土地公有制和均田制歪打正着地在游牧民族手中复活了。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大臣李安世建议，由政府主导土地改革，将天下的土地分配给人民。 ^[12] 为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政府规定：男子年满十五岁，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四十亩的露田，女子减半，另外，每户凡拥有一头耕牛可以得到三十亩土地，但每户的上限是四头耕牛，超过此数，再多的牛也不增加授田了。另外，考虑到土地轮作制，可以多授一倍的田用于土地轮休。受田人去世后，政府将露田收回，授予其他人。而耕牛如果死去，政府也会相应把因牛而分的土地收回。

除了露田之外，还有桑田。当时，家家户户都需要养蚕，桑树成了一种重要的资源。但是，桑树是一种长效的经济作物，桑田不适宜流转，所以桑田的受田人死后，政府并不收回，而是传给受田人的子孙。最初时，桑田授予每人二十亩，要求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棵、榆树三棵。不适合种桑的地区，每人只授田一亩来种枣树和榆树。

另外，生产麻布的地区还有麻田十亩，女子减半。除了这些田，还有每三口一亩的宅基地，三口人六百平方米的住宅，比现代人都宽松得多。

另外，地方官员也有公田，刺史授予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都是八顷，县令、郡丞六顷。官员离任时，必须将全部公田交付给他的继任者。 ^[13]

这些规定总的来说像一个计划经济的大盘子，类似于1978年之后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可以想见，在配田之初，人们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大涨，因而产量大大提高。

不过，随着全国开始推行配田，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发现自己根本摸不清楚经济的底。孝文帝初期刚刚取消了州、郡、县胡乱征税的局面，规定由县统一征税。但是县这个行政单位仍然太大了，政府很难对每家每户进行细致的管理。而统计田地和人口、分配田地、征缴税收都需要巨大的人力才能做到准确无误。

可以说，均田制如果要实行得好，政府必须有一个实时更新的数据库，其中有人口、户籍和土地的详细数据。北魏粗糙的政府机构无力建设这个数据库。

到了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后来成为太后情人的李冲提出了最后一项改革：三长制改革。 ^[14]

所谓三长制，就是在县以下设立半自治机构，来负责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也可以实现民间经济的自我管理。在任何一个稳定的时代，虽然皇权不下县，但是，县以下都存在类似的半自治机构。

北魏的三长制是：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三长要求挑选当地有威望的人担任，并享有一定的免徭役优惠。三长负责厘清土地和人口状况，征收土地税和户调。所谓户调，就是除了粮食产出之外，以户为单位来征收的农产品，主要是布匹。 ^[15]

李冲的提议得到了太后的肯定，却遭到了其他官员的激烈反对。中书令郑羲说：“你可以不听我的，去尝试你那一套，但是失败之后一定会明白我说的才是对的。” ^[16]

官员们之所以反对，在于官员其实是霸占土地、隐匿户籍的大头，如果政府通过立三长来统计数据，那么受到损失最大的是官僚阶层。在官员的带动鼓噪下，整个社会也充满了不安。其实，任何变革的时刻，人们都更倾向于保守的选择。

冯太后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坚决把改革推行了下去。

结果证明，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改革前，由于是按户纳税的，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一个家庭往往聚集了几十口人。由于户数太少，平均下来，每户达到二十多斛。没有那么多人口的贫困小家庭根本缴不上税。改革后，大家庭拆成了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每一对夫妇纳税帛一匹、粟二石，绵、丝等杂物也一并取消。这样的改革对于穷人非常有利。

三长制的执行让政府的土地改革顺利推行了下去，获得了土地的人民瞬间享受到了好处，对于政策也不再质疑。 ^[17]

随着三长制的确立，北魏得以查清了统治范围内的人口和土地资源，政府有了广阔的税基。

查明税基是一个政权走向正规的标志，但同时，查明税基在集权时代又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收税过于容易，就容易收过头。比如隋代将人口数字落实得清清楚楚，收税很容易，结果隋炀帝就花费无度。唐太宗和隋炀帝一样东征高丽，对民间经济破坏很大，但由于唐代查不清人口，征税难度大，反而对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保护。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对冯太后十分依赖，他屡次下诏悼念这位把他亲手带大的老太后，并守孝三年表达哀思。

然而在政策上，对太后的依恋却让孝文帝显得更加偏激。取汉名、迁都、穿汉服、禁胡语等一系列政策直接导致了北魏朝廷内部的对立。孝文帝死后，北魏又坚持了二十五年，就卷入了六镇叛乱的大旋涡。依靠镇压六镇叛乱而崛起的尔朱荣控制了政权，其后，高欢擅权，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又分别被北周和北齐所取代。

北魏虽然亡国，冯太后的改革却跨越了朝代的界限，被北齐和北周继承。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北齐和北周大致采取了北魏的做法，只是偶尔做一些小小的修改。而隋代又继承自北周，接纳了北周的财政制度，再将整个制度传给了唐代。北魏冯太后的改革通过一系列的传承，影响了中国最伟大的皇朝。

从制度意义上看，冯太后的功劳远远超过唐太宗，是从北朝到南宋这一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人。

表4：北朝至隋唐的土地分配 ^[18]

六世纪的“大跃进”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在汉文帝之后，历史再次迎来了普天下的免税。根据《隋书》记载，这一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除去所有的花费之外，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由于没有地方容纳新的赋税，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

历史上将这次事件当成是隋代鼎盛的标志之一。

许多人将功劳推给了隋文帝。这位皇帝厉行节俭，不仅本人省吃俭用，对待大臣也非常抠门。宫廷里一切花费能省则省，因而积攒了大量的财物。在登基三年后，隋文帝罢黜了酒坊和盐井税，将帝国的财政重心放在了农业上。隋代的农业税也比北周时期降低了很多。 ^[19]

从北魏到隋代，以北周的农业税为最重，为每户五石，到了隋代降为每户三石，唐代则降为每户二石。

这一切措施令民间的日子更加好过，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成就了一番盛世。

然而，隋文帝的盛世又引人生疑。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一个乱世中诞生的王朝，从开创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汉代由于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复最快的，从汉高祖建国（公元前202年）到汉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 ^[20] 唐代建国（公元618年）之后，虽然很快进入了所谓的“贞观之治”，但“贞观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调整，经济仍然萧条，直到高宗时期，社会才显出了富裕的势头，而进入盛世则是在建国百年之后了；宋代从建国（公元960年）到仁宗（公元1022年登基）时期的太平盛世用了六十多年；明代从建国（公元1368年）到“仁宣之治”（始于公元1425年）也用了五十多年；清代从统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后期社会繁荣时期，也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时期则用了百年以上。

只有隋代是个例外。以隋文帝免税的公元597年为例，这时距离北周灭北齐只有二十一年，距离隋代替北周只有十七年，距离隋灭西梁（南朝梁的残余，北周的附属国）只有十一年，距离隋灭南朝陈，统一全国只有九年。在这些年里，整个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不断侵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休养生息。战争结束的九年之后，隋代就到达了繁荣的高峰，令人感到意外。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隋文帝时期刚达到盛世，经过他的儿子隋炀帝的统治，隋代竟然在各地的反抗中分崩离析。如何将隋文帝的盛世与隋炀帝的衰亡联系起来？这让上千年来的历史学家挠头不已。

然而，如果从帝国的财政角度去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隋代的“鼎盛”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泡沫。所谓“繁荣”，不是民间经济的繁荣，而是帝国财政收入的繁荣。

隋文帝建立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抽取到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所以，本节开头所描述的繁荣是虚假的，只是政府财政的丰裕，却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富足。

由于这个抽税系统过于强大，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时期，终于抑制不住花钱的冲动，以为府库充足，于是四下征战。但他的活动将民间彻底抽干，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人们都已经吃不上饭了，各地纷纷叛乱，但当叛乱的首领们打开政府仓库时，还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粮食……

在三国的魏文帝时期，有不少郡县新归附了魏国，这些郡县老百姓的户籍残缺不全，逃户现象严重，皇帝希望对他们的户籍进行一次严格整理。

这时，司马懿上奏说，不能这么干。正是由于敌国采取了严密的控制网络，郡县的老百姓离心离德，归附了魏国。魏国不仅不应该严查户籍，反而应该宽容，允许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区域。 ^[21]

司马懿作为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看到了集权时代的一个本质：为了财政，政府必须建立户籍制度让老百姓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样，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历代帝王也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以致于无法征税，导致政府的失败；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否则征税必然过度，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

隋代之前，在北齐和北周的争斗中，北齐属于统计过于混乱的一类，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于直接继承自北魏政权，北齐的行政效率比北周更加低下，土地、户籍问题上弄虚作假的成分太大，导致税收出现了困难。按照户口缴纳的租调最多时竟然少了百分之六七十。而由于政府规定光棍之家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数来纳税，于是，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结了婚却不登记。在阳翟这一郡，竟然大部分人都登记的是光棍。 ^[22] 北齐的皇帝也知道问题严重，但由于控制力弱，想不出办法，在财政困难时，甚至不得不削减百官俸禄，裁减人员编制。

北周则将土地和户籍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并实行了战斗力更强的府兵制。北周最终吞并了北齐，再次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

北周的政权传到隋文帝时，这位节俭的皇帝建立了比北周更严格的制度，民间经济活动完全暴露在政府的目光之下，无所遁形，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隋文帝对于财政的用心，在他没有当皇帝之前就已经显现。他担任相国时，北周的大臣尉迥、王谦、司马消难预感到他要篡权，一一起兵发难。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仅赏赐士兵的钱就上亿，隋文帝感觉到了财政的重要性。 ^[23]

得天下之后，由于兴修新的首都大兴城，从山东地区（崤山以东的河南、山西等地）征调了大量民工。这个地区原属于北齐，户籍制度本来就不够清晰，许多人逃避了政府的征调，于是，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户籍的念头。

正好在这时，北方的突厥人与隋朝的战争也逐渐升级。突厥人在一位著名的首领沙钵略号召下，团结成了一个整体，拥有四十万大军。由于隋文帝对突厥人很傲慢，而沙钵略的妻子千金公主又出自北周的皇室，于是，沙钵略频繁入侵隋代境内。 ^[24]

为了对付突厥人，隋文帝征调了大量的士兵、粮草和运输人员，中国的社会经济尚未恢复，同时政府的财政也开始吃紧。

基于以上原因，隋文帝决心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而要改善财政，首先就是整理全国的户籍和土地。

原来的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统一之前属于北齐。由于北齐的政治结构直接继承自北魏，留下了太多的弊端，税收更加不合理，这里的人们为了逃避税役，常常投机倒把，更改年龄，以求获得政府的免税权。

隋文帝决定以这个地区为突破口，命令地方官员进行一次运动式的大检查，把人们全都叫到官府，逐个当面核实年龄，发现有作假的，不仅本人受惩罚，就连所在地的里正和党长（相当于街道办事处主任，或者村委书记）都要发配边关。 ^[25]

由于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齐和北周）是按户纳税的，在北齐地区内，许多大家庭都有几十甚至上百口人，这些人共同算是一户，只纳一份税。隋文帝乘机将大家庭打散，规定叔伯兄弟必须分家，避免逃户现象。经过这次大检查，政府从民间获得了四十四万三千户新劳力，人口也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

对于山东地区的成功，隋文帝感到非常满意。群臣立即摸准了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颎乘机上本，要求把整理户籍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同时，要把运动的成果变成制度固定下来。

在高颎的建议下，一套更加严苛的户籍制度建立了起来。政府统一制定税收户籍册发给各个州县，而各州县的户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工作。

经过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户籍制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政府几乎掌控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没有人能够逃避政府的税收和劳役。

可惜的是，皇帝的重视必然会引起官员的迎合与浮夸风，在隋文帝的号召下，户籍和土地数据都被夸大了，而且夸大得很严重。

最能反映浮夸情况的，是隋代的土地数据。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隋代的土地达到了十九亿四千万亩。 ^[26] 这个数字放在隋代，可能人们不会觉得异常，但如果放在现代，这就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为什么震惊？

隋代的一亩是二百四十平方步，每步六尺，每尺大约三十厘米，换算下来，当时的一亩略高于现代的一亩一。 ^[27] 十九亿四千万亩也可以换算成现代的二十一亿三千万亩土地。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耕地数量不到二十亿三千万亩。 ^[28] 也就是说，隋代的耕地面积竟然比现在的都大！

隋代的统治疆域比现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数量已经超过了现代，这怎么可能？

答案只能是：因为官员的浮夸。

事实上，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数量大约在五亿亩（现代亩）左右徘徊，明代之后才大幅度攀升。 ^[29] 隋文帝的土地普查数据已经偏离了实际数据四倍。当皇帝重视农业，希望农业取得大发展时，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夸大统计数据，而夸大之后的数据必然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民间的负担猛然加重。

隋文帝建立的严格制度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政收入。隋代初期，各地的灾荒频发。关中地区人口众多，土地不够，还经常遭遇旱灾，而在中原地区则经常有水涝灾害。比如，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地区的大旱就导致农民颗粒无收，政府只能从山东地区运米来救济，就连皇帝也跑到洛阳避灾。 ^[30] 之后更是连年灾害：关中大旱，山东大水。

隋文帝虽然生活节俭，却常常大兴土木。他当皇帝之后，修建了新的都城大兴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了仁寿宫，开挖了一条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河。这三大工程都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炀帝之所以也热衷于建设更加宏伟的工程，灵感就来自于他父亲的三大工程。

在建设仁寿宫时，开山填谷，工期紧迫，大批劳工死去，被扔到坑里，盖上土石了事。宫殿建成后，文帝来视察新建的宫殿时，路的两旁就堆满了死尸，由于临时无法处理，监工的大臣杨素只能命人将尸体烧掉。 ^[31]

但即使全国有这么多的灾难，在征税机构的高效运作下，隋文帝的仓库仍然是满满当当，从来没有空虚过。

皇帝仿佛有发不完的钱，给百官的俸禄和功臣的赏赐优厚，对出征陈朝的将士的赏赐从京城的朱雀门开始，一直排到了京城的南郊。一次性发放的布帛达到三百多万段。就算这样，政府的钱仍然花不完。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财政官员报告各个府库都已经装满了，再收税就没有地方可以放了。连隋文帝都感到惊讶，问他的官员：“我已经发了这么多赏赐，为什么仓库还是满满的？” ^[32]

真实的回答是：由于制度过于高效，皇帝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从民间抽取了过高的税收。但是没有人这么回答，大家只是敷衍了事。

隋文帝没有办法，只好开辟左藏院，建立新库房来继续堆积物资。

在全国各地，隋文帝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大型仓库，用于税收的转运或者储存，如卫州的黎阳仓、洛阳的河阳仓、陕州的常平仓、华州的广通仓，等等。这些大型仓库无不被填满，即便在各地灾难频发的时期也都没有空虚过。

隋文帝虽然也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来降低民间的税赋，包括公元597年免除天下正税，但隋代民穷官富的现象一直没有解决，一边是时常发生的灾害，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另一边则是堆积如山的政府财政收入。

然而，由于财政的错误信号，隋代的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民间的困境，只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考虑问题，从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隋文帝最后一项导致灾难的政策是“义仓”。所谓义仓，是指人民将丰收年的粮食储存下来，到了灾难年用于救灾的仓库。

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由于各地灾难频发，政府为了增强抗灾能力，鼓励民间开展自救，在丰年建立义仓，这种组织称为“当社”。当人民向当社缴纳粮食后，由专门委任的社司来检查出入数字。由于隋代初年的运动风潮，各地很快都设立了当社，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然而，这期间建立的机构往往是低效和浪费的。经过十年的运转，当社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弊病，各地当社的粮食都出现了被盗用、浪费的情况。到了出现灾荒，需要用到粮食时，虽然仓库的账簿显示粮食充裕，但打开仓门一看，并没有多少库存。

当看到这样的景象时，隋文帝不仅不反思政策，反而得出结论：义仓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老百姓缺乏长远考虑，随意损耗粮食。义仓虽然是皇帝推行的，却由民间社会负责运营，皇帝对民间社会不放心，决定将义仓“公有化”。

他下令，所有民间义仓的粮食都上缴到各个州政府统一设置的社仓来保管。同时，缴纳义仓粮也变成了一种强制的税收，百姓被分成了上、中、下三个等级，上户每年缴纳一石粮食，中户七斗，下户四斗。

义仓制度从一种自愿的社保变成了强制的税收，而使用义仓的权力则收归政府。不管各地出现什么样的灾荒，只要政府不想发放粮食，那么为救灾设计的义仓就无权发放。

到了隋代后期，常常出现政府的官员在大灾时不敢打开义仓放粮的局面。义仓彻底变成了百姓的负担，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领军队从大兴（今西安）出发，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远征。 ^[33] 这可能是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皇帝唯一一次亲自出征进入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

隋炀帝为了征伐吐谷浑，率军从首都向西出发，进入甘南，再向西北进入如今的青海西宁一带，从西宁北上经过大斗拔谷（今青海甘肃间的扁都口）。大斗拔谷位于青藏高原北沿的祁连山脉之中，是古代一条连接西宁与河西走廊的险峻小路。这里风雪弥漫，天昏地暗，炀帝与他的随从失去联系，士兵也冻死了一大半。

翻越祁连山到达张掖后，隋炀帝接受了高昌王麹伯雅的朝见，高昌王向隋炀帝献出了位于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儿设置了四个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时期。

这一年，也是中国人口达到高峰的一年。当年统计的人口数据是：户数八百九十万户，人口四千六百零二万人。 ^[34]

日后，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但是，如果从官方统计看，唐太宗贞观年间，人口不过三百万户而已， ^[35] 相当于炀帝时期的三分之一。只有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期，人口和户籍才重新接近炀帝时期的数据。

隋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当皇子时，就曾经担任过灭陈战争的行军元帅。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灭陈之后，陈朝府库一概封存，本人不取一分。他当皇帝之后，对人民也非常体谅，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曾经下令免天下租税。 ^[36]

在他执政的前五年里，两条大运河已经开工。隋代的三大运河工程中，一条广通河连接首都大兴与黄河，由隋文帝开凿。剩下两大运河都由炀帝开凿，分别是：连接黄河、淮河与长江的通济渠，这条运河是隋唐时期的主干道；从黄河北达涿郡（今北京附近）的永济渠。这两条大运河，特别是通济渠，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到了唐代，通济渠更是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的命脉。

公元609年，隋代的一切看上去还是那么金光闪闪，雄才大略的皇帝、繁盛的人口、繁华的两京，无不诉说着这个新型帝国的繁华。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帝国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被压碎。

执政前五年，炀帝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成就，在于他的父亲隋文帝留下了一个高效的财政系统。他需要多少税收，就可以获得多少。即便他曾经推出了减税措施，这个系统仍然一丝不苟地从民间压榨出一点一滴的物资，送进官方的各个仓库。

特别是，炀帝为了兴建东都，又在东都附近修建了大量仓库，为了装满仓库，官员们已经将民间挤压殆尽了。只是这个高速的征税机器根本停不下来，就算在垮掉的那一刻，也不会发出警报声。

同样是公元609年，一个统计数据令人心惊：天下的田地达到了五十五亿八千五百万亩。 ^[37] 在文帝时期，十九亿四千万亩的数据已经夸大了至少四倍，而炀帝时期的数据距离实际情况已经有了十倍的差距。统计数据上的失误必然加大人民的税负，在短期内却给皇帝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第二年，隋炀帝决定亲征高丽。由于此前一年，大部分军马都在西征中损耗殆尽，炀帝下令向天下富人征集兵马，抵充赋税。庞大的军队集合后，向高丽进发。在军队的背后，帝国腹心地区的河南一带正经历着严重的水灾。这时，帝国财政崩溃的声音终于传了出来。

随着隋炀帝远征的失败，灾难造成的减产、军事行动造成的加税都凑在了一起，文帝高效的征税系统在民变面前显得不堪一击。隋帝国进入了混乱时期。

只是人们都还不明白，帝国如何从几年前的歌舞升平迅速进入了混乱和萧条。一切数据都显得那么完美，所有画面都透露着繁荣……

唐太宗曾经对黄门侍郎王珪评价隋代的制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38] 唐太宗算是看到了些许的本质。

直到隋代灭亡，帝国的仓库里仍然堆满了帛匹和粮食。与府库堆积对应的是遍地饿殍。叛乱者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开仓放粮，粮库里都满满当当的。在堆积帛匹的仓库里，人们甚至把帛当柴烧。

随着隋代的统一，社会的生产效率的确在迅速提高，只是，社会上的物资都被一台高效的征税机器送到了政府手中，又被束之高阁，或者浪费掉了。无论人们生产多少东西，都无法满足政府的浪费行为。

资源的错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却饿着肚子。这提醒人们，在集权帝国时代，高效的征税机构貌似实现了公平，但很可能意味着普遍的贫穷，因为当税都被政府拿走之后，留给老百姓的，只剩下劳苦和饥饿。

因此，隋代的“大跃进”，并没有引起后世的任何警惕。

[1] 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386年—公元618年。

[2] 《魏书·皇后传》：“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3] 太后死后，作为太后的情人，李冲在孝文帝手下仍然一直得宠。《魏书·李冲传》：“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高祖亦深相杖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4] 改革内容三方面：班禄制、土地改革、三长制。均见《魏书·高祖孝文帝纪》。

[5] 见《晋书·苻坚载记》。

[6] 见《魏书·太祖道武帝纪》。

[7] 《魏书·食货志》：“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

[8] 北魏末年，导致王朝衰落的六镇叛乱，其原因就在于对孝文帝迁都和汉化政策的反抗。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9]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癸未，诏天下赋调，县专督集，牧守对检送京师，违者免所居官。”

[10]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11] 见《魏书·食货志》。

[12] 见《魏书·李孝伯传》。

[13] 见《魏书·食货志》。

[14] 《魏书·李冲传》：“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

[15] 见《魏书·食货志》。

[16] 《魏书·李冲传》：“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

[17] 《魏书·食货志》：“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18] 本表根据《魏书》《隋书》《新唐书》制成，并参考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19] 《隋书·食货志》：“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

[20] 汉文帝上台时，汉代刚刚经过了吕后死时的混乱，经济还很薄弱，直到他统治后期才进入繁荣。

[21] 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22] 《隋书·食货志》：“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

[23] 《隋书·食货志》：“是时尉迥、王谦、司马消难，相次叛逆，兴师诛讨，赏费巨万。”本节未注释者，均引自《隋书·食货志》。

[24] 见《隋书·突厥传》。

[25] 《隋书·食货》：“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

[26] 见《通典·食货二》。

[27] 见附录表1。

[28]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29] 见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

[30] 《隋书·高祖纪》：“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

[31] 《隋书·食货志》：“十三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

[32] 《隋书·食货志》：“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

[33] 见《隋书·炀帝纪》。

[34] 见《隋书·地理志》。

[35]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36] 《隋书·炀帝纪》：“辛亥，上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

[37] 见《隋书·地理志》。

[38] 见《贞观政要·辨兴亡第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