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蒙古大汗的宫廷圈奴（公元1206—公元1368年）

蒙古早期，展现了中国宗教宽容的最后版本。在哈拉和林蒙哥汗的宫廷内，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和谐共存，它们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皈依，但蒙古人却保持了世俗化的特征，将所有宗教都圈养起来，却并不受任何宗教的支配。

在蒙古宫廷，发生了最早的东西方宗教的大辩论，西欧的天主教教士与穆斯林、道教教徒举行了教义辩论，最终却握手言欢。

蒙古人时期最激烈的辩论仍然是佛道大辩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老子化胡说。辩论多以道士的失败而告终。

随着统一蒙古帝国的分裂，不同部分的蒙古人也皈依了不同的宗教，元朝蒙古人变成了藏传佛教徒，而西方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争取蒙古人的目标遭到了挫败。

“蒙哥大汗要受洗皈依基督了！”一位景教修士得意地告诉传教士威廉·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

蒙哥大汗是蒙古人的第四任大汗，位于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之后，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哥哥，在他死后，忽必烈才登上了大汗的位置。

传教士鲁不鲁乞是法国国王圣路易（St.Louis，Louis IX of France）向蒙古人宫廷派来的使节团成员。他从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坐船出发，纵穿黑海，在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之后改走陆路，从俄罗斯大草原越过亚欧边界，进入蒙古人的地界。

他们先见到了一位当地的蒙古人首领，又见到了金帐汗国首领拔都汗（术赤的儿子，术赤是成吉思汗的大儿子）的儿子撒儿塔。撒儿塔把他们送到了拔都那儿去。拔都再次把他们送往了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位于现在蒙古国境内）大汗蒙哥的营帐。

鲁不鲁乞所记载的蒙古之行 ^[67] ，应该成为中世纪纪实文学的经典，这个人的笔触非常冷静，描写细致，甚至带着点现代史学的味道。他不仅记录史实，还记录蒙古的社会、风土、人情、宗教。我们通过它对蒙哥时期蒙古的了解可能比其他任何的来源都多得多。

蒙哥汗坐在一张床上，穿着一件皮衣，皮上有斑点且有光泽，像是海豹的皮。他的鼻子扁平，中等身材，约有四十五岁。一个年轻的妻子坐在他身旁。一个很丑陋的，已长大成人的名叫昔里纳（Cirina）的女儿，同几个小孩一起坐在他们后面的一张床上。

蒙哥汗像是一个遥远的乡下人，可就是这个处于荒山野岭的乡下人，却成了半个世界的主宰。

而令鲁不鲁乞最吃惊的是，他发现蒙古人的周围并不缺乏宗教人士。他本以为蒙古人是落后、孤陋寡闻的野蛮人，却发现在哈拉和林，各个宗教的传教士都在围绕着蒙哥大汗嗡嗡叫。

这里有穆斯林，也有中国的道士，甚至有不少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也分成了好几类，人数最多的是景教徒。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相信耶稣有独立的人性和神性，而正统的基督徒却否认耶稣有独立的人性。景教徒在逃离了迫害之后，在中亚发展成一支独立的派别，又被蒙古人的近亲克烈人、汪古人所尊奉，最终传给了蒙古人。

除了景教徒之外，这里甚至还有原汁原味的基督徒，来自德国、法国，由于各种原因出现在了蒙古的草原之上。当然还有俄罗斯的正教徒，他们来自金帐汗国的领地。

但在蒙古宫廷真正形成气候的，只有景教（也算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三大派别。鲁不鲁乞发现，这三大派别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它们互相配合着共同从蒙古人手中捞取好处，又互相排挤对方，希望多占一些利益。

虽然三大宗教围绕在蒙古人周围，但鲁不鲁乞发现，蒙哥汗真正信奉的，却仍然是蒙古人的萨满教。以传教为己任的鲁不鲁乞感到有些失望。

但就在这时，一位景教修士却跑过来神秘兮兮地告诉鲁不鲁乞：蒙哥大汗就要信基督了，他第二天就要受洗。

在西方，受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意味着一个人终生皈依基督，而一个大汗（世界上最辽阔疆域的主宰）受洗，意味着整个国家都皈依了基督教。当鲁不鲁乞听说蒙哥大汗受洗时，大吃一惊，他请求第二天与景教修士一起去，作为目击者，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但第二天，修士并没有来叫鲁不鲁乞，反而是蒙哥大汗专门叫人来请他。鲁不鲁乞向大汗的营帐走去时，正好看到那位景教修士和几位教士离开，修士拿着十字架，其余的人拿着香炉和福音书，看来，他们已经给蒙哥施洗完了。

但就在这时，几位伊斯兰教士突然出现在了蒙哥的帐外，他们也是来给大汗施洗的。于是，伊斯兰教士又把景教修士的仪式做了一遍。

当穆斯林离开后，几个和尚突然来到了现场，他们也带着法器前来，进入大帐舞弄了半天才结束。

鲁不鲁乞惊讶地望着这一切，终于弄明白了，基督徒的施洗仪式在蒙古人眼中根本不算什么。蒙哥大汗在所有的节日里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把大家拉来当点缀，图个吉祥乐呵。在他看来，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都是差不多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为蒙古人祝福，不偏不倚，全部利用。这些人的施洗和萨满教的驱魔仪式一样，都是在祝福他健康长寿，除此之外没别的用处。

当鲁不鲁乞再见到那位景教修士时，修士仍然坚持蒙哥大汗只相信基督教。鲁不鲁乞想拆穿他的谎言，但景教修士坚决不承认。

从法国派来的教士鲁不鲁乞和蒙古人在一起厮混了好几个月，他在这里观察到了世界上少有的奇景，这里是世界各大宗教的会集地，当其他地方的宗教派别在流血厮杀时，这里的宗教却在和平共处。在他的笔下，也详细地记录了一件件有关信仰和哲学的大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生在蒙古人宫廷中的宗教大辩论。

有趣的是，这些辩论不仅被法国人记录了下来，甚至被中国人也记录了下来，于是，我们现在的人们能够详细地了解蒙古人宫廷之上的辩论是什么样的。这的确是一次次思想的巨大碰撞。

蒙古人的宫廷辩论主要集中在公元1254年（蒙哥四年）到公元1258年（蒙哥八年）之间，发生的原因是，各方面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皈依，希望掌握这个征服者部族的思想，从而控制他们的行动。参加辩论的人包括了道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佛教徒，记录者主要是佛教徒和基督徒。

这样的辩论，也表明了蒙古人统治这个特殊时期内，虽然他们允许汉族区域使用儒教进行统治，但实际上蒙古人更尊重的，还是儒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元朝这么晚才开始科举制度，因为蒙古人信奉了佛教（喇嘛教），对于儒教本来就是轻视的。

法国人记录的大辩论

公元1254年，首先发生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偶像教的大辩论。这三个教派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皈依。其中偶像教可能包括了道教和佛教，由于鲁不鲁乞将它们看作错误的宗教，不加区分，没有注意到佛教和道教之间也有着根本的冲突。

鲁不鲁乞在哈拉和林时突然得到了消息，说蒙哥大汗要举行一场宗教大辩论，题目是：谁的宗教是正确的？

鲁不鲁乞这样记载蒙哥的话：“你们都在这里——基督教徒、萨拉森人（穆斯林）和偶像教徒——你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宣称，他的教规是最好的，他的文献——他的书籍——是最正确的。”因此大汗希望这些人在一起辩论，每个人都把他的辩词写下来，以便蒙哥能知道谁赢了，谁说的是真理。

作为客人的鲁不鲁乞也获准参加，他和景教徒一起组成了基督教阵营，面对的对手是穆斯林和偶像教徒。他立刻跃跃欲试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各个击破，他专门制定了辩论技巧，决定先击破偶像教阵营。之所以这么选择，是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也支持只有一个主宰，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穆斯林取得共识，共同击败宣称有很多神的偶像教徒。一旦击破了偶像教徒，基督徒再和穆斯林决裂，争论有关穆罕默德到底是不是先知的问题。

为了准备更充分，鲁不鲁乞甚至专门扮演起偶像教徒，先和景教徒辩论，寻找偶像教的弱点。同时，他们还规定了出场次序，由鲁不鲁乞首先发动攻击，万一鲁不鲁乞失败，也不至于引起整个阵营的崩溃，而景教徒还可以继续发动进攻。

辩论的日子终于到了，蒙哥汗派出了三名书记做仲裁人，这三人分别属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偶像教，表明仲裁是公平的。

鲁不鲁乞首先出来，望着对面一片偶像教徒，偶像教徒阵营里推出了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试图从“开天辟地”和“灵魂归宿”这两个话题来辩论，可是鲁不鲁乞却认为，应该从“上帝（神）的唯一性”这个话题来谈。最终裁判同意先谈上帝。

到底先谈什么，也反映了不同信仰的关注点不同，偶像教徒往往最重视的是灵魂的转移，甚至专门带了一个据说有三岁，却已经投胎三次的小孩子做表演。鲁不鲁乞却认为，基督徒和偶像教徒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基督徒只相信一个神，偶像教徒却相信很多神。

在辩论上帝问题时，偶像教徒果然又谈到世界上有许多的神，一个最大的，下面有许多次级的，以此类推，除了天上有神之外，地上也有神。

而鲁不鲁乞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这个神是全能的、善的。

但最后，却发现仍然是鸡同鸭讲，双方都不能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想。他们对神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神更加思辨，也更加抽象，包含在整个宇宙之中，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可是偶像教神的形象却是具体的，每一个神都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也有无数的缺点。他们不理解，既然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他又怎么管得了这么大的世界，毕竟，神出现在这里，就不可能同时出现在那里。而对基督徒来说，神却是抽象的，可以同时存在于所有的地方。

由于不能理解对方对神的定义，这次辩论显得驴唇不对马嘴，不会有结果。但鲁不鲁乞却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在他看来，自己是胜利了。

偶像教徒们闭嘴退出了，按照策略，基督徒接下来要和穆斯林决裂，争论穆罕默德是不是先知。但就在景教徒气势汹汹想上场时，穆斯林却聪明地推脱了，说他们赞成一神论，基督徒不管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意见。

就这样，辩论稀里糊涂结束了。

鲁不鲁乞从欧洲过来，习惯于你死我活的辩论，却不知道这里的宗教人士也和蒙哥大汗一样，学会了和平共处。他们并不想争个你死我活，只愿意一起从蒙古人身上捞取好处，又何必争个你死我活呢？

当然，蒙哥汗虽然尊重各种信仰，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归属，那就是本民族的宗教：萨满。在一次谈话时，他告诉传教士：蒙古人只相信一个上帝（腾格里）。 ^[68] 这表明蒙古人到这时还没有选定任何的外来宗教做皈依。

在送鲁不鲁乞回欧洲时，蒙哥汗写了信给法兰西国王，其中强调了西方必须归顺东方，否则上帝（腾格里）将会派蒙古人去惩罚他们。当然，他已经开始准备所谓的惩罚，一次新的西征——旭烈兀西征，这次西征打掉了穆斯林的哈萨辛派，更直接毁灭了巴格达的哈里发。但最终，旭烈兀创建的波斯汗国信奉了伊斯兰教。鲁不鲁乞经过的金帐汗国也信奉了伊斯兰教。

不过，蒙古本部和中国的元朝却向着另外的方向发展，信奉了喇嘛教。不管是蒙古人的哪一支，都没有信奉基督教。

鲁不鲁乞经历的大辩论，是蒙古历史上对信仰最宽容的时刻。但蒙古人的宽容到了汉地却逐渐行不通了，汉地的佛教和道教的争斗与邀宠，让他们有些茫然。

第一次佛道大辩论

就在鲁不鲁乞大辩论发生的第二年，蒙哥大汗的宫廷内又发生了第二场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角已经换成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成吉思汗时期，曾经从内地招过去一个老道士丘处机，成吉思汗向他询问长生不老的方法。丘处机属于道教的一个新的支派——全真教。全真教在金朝时由王喆（王重阳）在陕西创建，后来他到山东招了七个徒弟，其中之一是丘处机。丘处机善写炼丹和延长寿命的顺口溜，让人误以为他会长生不老之术 ^[69]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传到了成吉思汗耳中，成吉思汗就派人把他找去。

丘处机从山东经过蒙古，一直到了中亚才见到了成吉思汗，在蒙古大汗面前，他只好说实话：“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听后，觉得他没用，就把他送回了山东。 ^[70]

这次见蒙古大汗却给全真教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个教派借着“注意力经济”迅速火了起来，成了中原道教的霸主，甚至逐渐开始侵袭佛教的地盘。

在和佛教的斗争中，这个教派拆佛寺、改佛像，将佛教逐渐排挤，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除了武力打击之外，全真教再次祭起了心理战术的大旗，又找到了《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宣称老子创立了佛教，甚至老子（或者他的徒弟尹喜）就是佛陀。

当佛教和道教发生了严重的对立之后，佛教徒想到了当时的中原霸主蒙古人，向蒙古人申冤寻求公道。

与蒙古人联系的僧人是少林寺长老福裕，他托人找到了蒙哥的弟弟阿里不哥，向阿里不哥叙述全真教欺负佛教的情况。阿里不哥汇报给了蒙哥，将全真教掌门人李志常、长老福裕等人带到了首都哈拉和林，在万安阁举行了一次辩论。参加的人除了佛道两派，还有丞相钵刺海、翻译合剌合孙、学士安藏，以及其他的亲王贵戚。 ^[71]

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处：第一，福裕整理了道教打砸抢占的500余处佛教地点，请求蒙古人做主，要求道教归还；第二，要求证伪《老子化胡经》。

福裕提出，《老子化胡经》说老子生于五运之前，也就是天地之先，可是根据《史记》，老子和孔子都出生在周代衰落之后。甚至他举出了一首唐诗，这首诗也说老子生于战国时期 ^[72] 。最后他反问：如果老子是大贤，应该辅佐国君安定百姓，可为什么他放弃中原的混乱不管，反而跑到西方去了呢？

蒙古人最后支持了福裕的提法，要求道教徒归还部分寺院，弥补损失，同时烧毁《老子化胡经》。

这一次辩论是对全真教发展的一次重大打击，掌门人李志常从此信心全无，第二年就去世了。

但佛道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第一次辩论地点在蒙哥汗的宫廷哈拉和林，由于路途遥远，去的人不多，且辩论没有充分展开，影响力有限。而归还寺庙、烧毁经版的做法更是引起了普遍的敌视，最终，蒙古人认定，必须让佛道两派再来一次更加正规的辩论，从理论上解决《老子化胡经》的问题，才能够解开佛道矛盾。

三年后，矛盾激化了，蒙哥大汗要求弟弟忽必烈在后来成为元上都的开平府，再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辩论会。

被剃头的道士

根据记载，双方都派出了精锐部队参与辩论。参与的外国人有：那摩国师、八思巴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这些人都来自蒙古人的疆域，但已经属于汉地之外的区域。汉地僧人则有三百余名参与。

而道士方面则有道士张真人、蛮子（元代的第四等人南人）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道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

中立方，作为证人和裁判的也有两百余人，有蒙古人的丞相、达鲁花赤等高官，也有忽必烈的谋臣、汉儒代表姚枢、窦默等。

这一次辩论最大的看点，是佛道双方的一次对赌活动。对赌的起因是这样的。忽必烈问双方，如果输了有什么惩罚？道教一方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不敢明着回答，僧人一方倒是干脆，说按照西方的惯例，输掉的砍头谢罪。忽必烈最后定规矩：不需要砍头，如果佛教输掉，就让僧人蓄发戴帽；如果道士输掉，就剃头当和尚。参加这次对赌的各有十七名代表，这份代表的名单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表10　佛道对赌名单 ^[73]

辩论开始后，佛教选择进攻，问道： 《化胡经》真的是老子说的？

道士回答： 是老子说的。

和尚们开始设疑： 如果是老子说的，那么和尚剃发受戒的规矩也应该是老子定的，你也应该知道这些步骤，不妨说一说。

道士回答： 剃发是你们的屁事，老子不管。

和尚反驳说： 受戒这种小事你都不知道，《老子化胡经》明显就是假的。

接着双方又争论佛是什么。道士回答佛是好人，后来又说佛就是觉悟，觉天觉地觉阴觉阳觉仁觉义觉知觉信，无所不觉，这就是佛的真义。

和尚立刻反驳： 你的这种对佛的定义，无非是拿对孔子的定义来套佛，可你们为什么不把孔子当作佛呢？

说到这里，圆福寺长老还和儒士姚枢开起了玩笑，问他道士对佛的定义是不是和儒教差不多，姚枢说是。圆福寺长老说看来道士不光偷佛经，还偷你们儒教，你们要小心看好不要让道士当面偷了。

接下来到了呈现证据的时候，道士们把《老子化胡经》和《史记》一起呈给了忽必烈，作为老子是佛陀的证据。 ^[74]

忽必烈对于《史记》印象深刻，问道士这是什么。道士回答，这是汉地有名的皇帝的书，集成起来作为古今凭证。

这句话惹恼了忽必烈，忽必烈随即问除了汉地之外，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皇帝？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继续问：其他地方皇帝的话是不是也管用？道士只好回答管用。忽必烈反问：为什么其他地方的皇帝都没有记载老子的事情呢？

就在道士们沉默之时，那摩国师忍不住骂了一句：这般驴马之人百事不晓！

那摩国师过后，到了吐蕃人八思巴国师出场，他问： 老子留下的根本经叫什么？回答是：《道德经》。

八思巴继续提问： 《道德经》上有说化胡的事情吗？

回答是： 没有。

那么什么上有说？

回答： 汉地的《史记》上有说。

八思巴立即举出“西天的《史记》”，频婆娑罗王的记载，说佛是天上天下、十方世界都没有第二个，又怎么能是老子化的呢？

道士对于频婆娑罗的来头不知道，不能反驳，吃了大亏。最终皇帝发现道士们已经无力辩驳，作为裁判的姚枢也乘机宣布佛教获胜。

从辩论的过程来看，道教的失败是注定的。此时的蒙古人从见识上来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固守中原的道士们。蒙古人去过中亚、俄罗斯和欧洲的边境，在他们的眼里，世界要大得多，中国的汉地只是世界的一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接触到的学问也是世界性的，知道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伟大的皇帝和国王，也知道中国人的学问是有限的，在工程、数学、财务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并不把中国文化过分看重。

但对于中国的道士来说，汉地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所学到的那些学问，只是古代的经验而已，却并不知道蒙古铁蹄下的世界已经骤然扩大，而蒙古人宫廷之中，也聚集了全世界的学者。当把汉地特别是道教的那点小学问放在世界学者们的聚光镜下时，那点知识就显得可怜而微不足道了。

不管是八思巴还是那摩国师，他们显然了解蒙古人的看法，所以，更容易用世界性的知识来驳斥道士，他们的辩论完全是站在不同层次上的辩论，道士们在防守时，都无法判断对方会从何处攻击。

佛道辩论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上中国学术一直缺乏成熟的辩论技巧，而佛教专门为辩论准备的因明学却异常发达。道士们开个道场，制个符箓是可以的，但如果上升到思辨层次，则变得极其幼稚，没有章法，这样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道教失败后，蒙古人下令：第一，归还道教霸占的佛寺数百所。第二，烧毁以《老子化胡经》为首的道经经版。由于经文的雕刻都是雕版的，一旦雕版被毁，很难重新制作。第三，十七位道士被迫剃度，当了和尚。

为了防止这十七位新和尚重新变成道士，忽必烈下令将他们分别安插到寺庙之中，并记入佛籍，时时刻刻看守他们防止开溜。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一批僧人。

蒙古人时期的这三次辩论，虽然表面上看只是蒙古人选择信仰时的争执，实际上却给所谓的中国本土思想敲了警钟。

不管是参与争论的道教，还是没有参与争论的儒教，这些中国本土思想大都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的，即只允许你相信，不许不信，更不许质疑。它们的存在基础是制定教条让人遵守，而无法通过有效的论证和逻辑进行证明。

到了蒙古人时期，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有非本土化的佛教体系，都已经逐渐从信仰时期过渡到了思辨时期，一条理论之所以被相信，是要经过逻辑检验的。这是为什么道教的理论在佛教的攻击下变得体无完肤。

另外，中国思想缺乏抽象的能力，使得它无法跟上世界的脚步，去理解更加思辨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宋儒理学被认为是中国思辨的高峰之一，但理学中的概念如果放在西方经院哲学体系之中，却早已经被讨论了千百遍。

缺乏思辨能力和怀疑精神，只是一味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对人进行束缚，这种方法使得中国虽然在表面上仍然繁荣，却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三教并存的时期，它在政府组织上尽量遵循儒教，那是为了便于管理汉人。但元代的统治者却选择了更加思辨的藏传佛教体系，他们甚至没有选择汉传佛教，实际上，汉传佛教经过唐代的发展已经逐渐放弃了思辨和逻辑，变得和儒教、道教一样更讲究束缚了。

蒙古人之所以这么选择，和他们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有关，在接触这三种宗教之后，很难说中国的思想体系还有多少吸引人之处，蒙古人上层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蒙古人之后，明代作为汉传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成了最保守最落后的思想代表。清代虽然统治者采纳了藏传佛教，但和元代一样，为了便于管理，仍然使用儒教原则来治理社会。明清的选择，也注定了中国思想无法走出束缚的怪圈，进入另一个思辨的体系之中。

中国原创思想的落后性从元代开始已经有所表现，并注定了最终的结局，只是，当时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在意…

注解：

[1] 　见《宋史·王安石传》。

[2] 　《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取材》：“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神宗熙宁四年》：“明经及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诸科新人应举，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其礼部所增进士奏名，止取五路进士充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诸科向习进士。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

[4] 　见《宋史·范仲淹传》《宋史·富弼传》。

[5] 　《资治通鉴》由保守派领军人物司马光领衔，《新唐书》由保守派大将欧阳修领衔，《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的私撰史书。

[6] 　见《宋史·夏国传》。

[7] 　见《宋史·仁宗纪》《宋史·富弼传》《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8] 　见《范文正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

[9] 　具体内容参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第九章。

[10] 　《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财赋，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韩滉专制镇海，积聚财货，德宗遣其子皋往求，得百万斛以救艰危，即当时朝廷事势可见矣。朕今收拾天下遗利，以瞻军国，以济穷困，若豪民猾户，望吾毫发之惠不可得也。”

[12] 　《宋史·欧阳修传》：“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

[13] 　《宋史·食货志下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14] 　《宋史·王安石传》：“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15] 　具体内容参见本书作者所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6] 　司马光是公元1019年生人，王安石是公元1021年生人，苏轼是公元1037年生人。

[17] 　见《宋史·苏轼传》。

[18] 　《上清储祥宫碑》：“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术公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天皇、太一、紫微、北极之祀，下至于丹乐奇技，符箓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则韶濩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札，不能以致刑措。汉兴，盖公治黄老，而曹参师其言，以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以此为政，天下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其后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敛缓狱，不言兵而天下富。”

[19] 　《南华长老题名记》：“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20] 　《龙川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21] 　《龙川集·卷二十·又甲辰答书》：“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

[22] 　见《宋史·叶适传》。

[23] 　《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八·论雕印文字劄子》：“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篇首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版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24] 　见《宋史·富弼传》。

[25] 　见《宋史·欧阳修传》。

[26] 　见《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27] 　见《宋史·徽宗纪》。

[28] 　见《宋史·欧阳修传》。

[29] 　《朋党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30] 　《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范仲淹亦谓韩琦曰：为此鬼怪辈坏事也！”

[31] 　见《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

[32] 　《徂徕集·去二画本纪》：“有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有佛氏出焉，然后三纲弃而五常乱。呜呼，老与佛，贼圣人之道者也，悖中国之治者也。”

[33] 　见《徂徕集·尊韩》。

[34] 　见《徂徕集·与士建中秀才书》。

[35] 　《太极图说》全文：“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36] 　邵雍著作《皇极经世》，所谓皇，指的是“至大”；所谓极，指的是“至中”；所谓经，指的是“至正”；所谓世，指的是“至变”。

[37] 　《西铭》全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38] 　《宋史·程颢传》：“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39] 　《宋史纪事本末·洛蜀党议》：“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

[4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赵元镇用伊川门人》：“赵元镇初相，喜用程伊川门下士，当时轻薄者遂有伊川三魂之目，谓元镇为尊魂；王侍郎居正为强魂，以其多忿也；谓杨龟山为还魂，以其身死而道犹行也。”

[41] 　《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诎》：“（宋高宗绍兴六年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上疏言：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者非也。诚恐士习从此大坏，乞禁止之。”

[42] 　《宋史·孝宗纪》：“五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从之。”

[43] 　《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诎》：“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未尝不同，既同矣，而谓已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辨，诚与伪而已矣。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已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

[44] 　《宋史·李道传传》：“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

[45] 　见《宋史·魏了翁传》。

[46] 　见《宋史·朱熹传》。

[47] 　《宋史·理宗纪》：“（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丙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郿伯，程颢河南伯，程颐伊阳伯。”

[48] 　宋代文庙制度参考《宋史·礼志·文宣王庙》。

[49] 　见《元史·祭祀五》。

[50] 　见本书作者所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

[51] 　《辽史·义宗倍传》：“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52] 　《金史·选举志》：“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

[53] 　本书所谈的金国考试制度参见《金史·选举志》。

[54] 　本表根据《金史·选举志》制成。

[55] 　《金史·熙宗纪》：“（天眷三年）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

[56] 　《金史·熙宗纪》：“（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57] 　《元史·耶律楚材传》：“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

[58] 　《元史·太宗纪》：“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

[59] 　《元史·太宗纪》：“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万安宫落成。诏印造交钞行之。”

[60] 　《元史·太宗纪》：“秋八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

[61] 　《元史·耶律楚材传》：“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楚材曰：‘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奏罢之。……自庚寅定课税格，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羡，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极力辨谏，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帝曰：‘尔欲搏斗耶？’又曰：‘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62] 　见《元史·选举志》仁宗皇庆三年十一月诏。

[63] 　《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64] 　《明史·钱唐传》：“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65] 　见《明史·选举志》。

[66] 　《明史·解缙传》：“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67] 　鲁不鲁乞的观察参见他的回忆录《鲁不鲁乞东行记》。

[68] 　《鲁不鲁乞东行记》：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腾格里），在他保佑下我们生活，在他保佑下我们死亡，对于他我们怀着一颗正直的心。但是，正如上帝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地，他也赐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并不遵守它们。另一方面，他赐给我们占卜者（萨满），我们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行事，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69] 　现从《丘处机集》中摘两首：（其一）还丹要妙筑基先，筑得基牢寿命延。延寿须饮延命酒，饮将一得返童颜。（其二）月在当头星在天，阴阳妙处岂言传。人将纸上寻文字，看尽丹经也罔然。

[70] 　见《长春真人西游记》。

[71] 　以下叙述内容参见《大元至元辩伪录·卷三》。

[72] 　唐代胡曾《咏史诗·流沙》：“七雄戈戟乱如麻，四海无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将徐甲去流沙。”

[73] 　本表采自《大元至元辩伪录·卷四》。

[74]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内容，被当作了老子西去化胡的证据：“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