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思乡武士叛乱记

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一场爆发于桂林的兵变吹响了唐王朝解体的号角。这场兵变最初只有八百人，却转战千里，为后来的黄巢提供了经验借鉴，也展现了唐代末年运动战的魅力。

这场兵变的缘由可以追溯到云南的大理王朝。在唐代，位于云南洱海边的南诏国一度强盛，成了西南方除了唐朝和吐蕃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南诏国长期依附于吐蕃，后来改为依附唐朝。但在安史之乱前，南诏国由于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的不法，起而反叛，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将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大败，战死六万人，三年后，唐将李宓率军七万攻打南诏，又全军覆没。

现在的大理下关有两座巨型古墓，号称千人冢和万人冢，据说就是当年唐军将士的集体墓葬。虽然战争过去了千年，大理人仍然通过集体记忆，记得当年唐军将士进入洱海盆地后，在龙尾关外的平地上被全歼和埋葬，他们死亡之地现在成了下关市中心区，但附近的街道仍然被当地人称作“战街”。

这两次战役让唐朝的军事情况更加失衡。由于主持战争的是宰相杨国忠，也从侧面助长了他与安禄山对抗的可能性，导致了安史之乱。

唐代晚期，南诏再次展开了对唐代边疆领土的进攻，主要的进攻点除了兵向四川、贵州、广西之外，还向现在的越南河内（交趾）一带进攻。为了对付边关寇乱，唐政府派出高骈去收复交趾，并在内地大肆征兵戍边。

征兵命令传到徐州境内，这里分配了两千名的征兵名额。被征集的新兵统一前往南方集散地。在南方集散地，又有八百人被二次分配到桂林。

按照规矩，戍边三年后，士兵就可以调回原籍。然而由于兵源的缺乏，地方政府并不能很好地执行中央定下的规矩。三年期满，突然徐州的行政长官决定延长服役期三年。军队中开始出现牢骚，但士兵们仍然服从了政府的命令。

公元868年是戍卒们六年期满的日子，但这时又传来了命令，徐泗观察史崔彦曽再次命令戍卒们延长服役一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戍卒迭代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牵扯到从徐州招兵，再把士兵派往数千里之外，同时把远方的士兵调回去。运输、军供成本大都由地方财政承担。士兵们就成了政府节省经费的牺牲品。

士兵们这一次再也不愿等待了，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反抗，政府会将他们无限期搁置在边关，永远离开父母老婆和孩子。他们哗变了。

哗变的领导者是一位叫庞勋的人，他是这支部队的粮料判官。庞勋率领士兵杀掉了主将，开始了归家之路。

与普通的叛乱不同，士兵们并没有多少野心，他们的诉求只不过是回家看亲人。中央王朝的庞大规模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已经显露无遗：大理、交趾距离徐州有五千里，而桂林距离徐州也有三千多里。为了遥远的大理和交趾的争端，徐州的士兵必须远赴三千里之外的桂林。当他们起义后，又必须跨越三千里，才能回到家乡。其间需要经过无数城市和节度使辖区，处处都有军队可能拦截他们。这区区的八百人能够跨越地理上如此遥远的距离，与亲人见面吗？

幸运的是，唐末的另一个特征帮助了这群思乡的武士，让他们不仅没有被吞没，反而逐渐壮大。这个特征就是节度使制度。

唐代的节度使一度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宪宗时期，开展了对节度使的一系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兵权，又承认了他们一定的独立性。到了唐末，藩镇制度继续异化，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藩镇的领地内都会打折扣；另一方面，藩镇本身也老化了，不仅中央政府兵力不足，就连藩镇本身也没有太多可用的兵。有的城市只有几十人、数百人，且大都无法作战。

当战争威胁传来，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打仗，而是自保，或者把起义者引入别家地盘，只要不威胁自己就可以了。

在这种特征下，庞勋的归家士兵们很少被阻拦，甚至受到各州县的款待，只求他们尽早离开。

从桂林前往徐州的路是这样的：在桂林北上严关，可以到达灵渠，这里是长江（湘江）流域和珠江（漓江）流域的分界线，顺着漓江南下可以进入珠江水系，而顺着湘江北上则进入长江。庞勋的士兵们进入湘江后，顺流而下，直达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岳阳，进入长江，再顺长江而下，到达大运河的长江起点扬州，顺运河进入淮河，转泗水进入徐州。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庞勋的士兵担忧起自己的命运来。他们通过起义实现了见到亲人的愿望，可之后又该怎么办？他们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原谅吗？由于地方官员的错误，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发生兵变，但中央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吗？实际上，地方政府早已在报告中将他们当作彻头彻尾的叛乱分子了。

这时，庞勋和他的士兵们开始密谋如何获得中央政府的承认。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循：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徐州节度使崔群被他的部下王智兴发动兵变驱逐，由于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无法镇压，只好承认了王智兴的合法地位。庞勋认为，只要他们武力攻打下徐州，并能巩固住地盘，中央政府就会被迫承认他们的地位，士兵们不再是叛乱分子，还能统治自己的家乡。

按照计划，他们顺利地打下了徐州，并以徐州为基地，向四面扩张，希望控制淮河、泗水、运河流域的土地。

庞勋的计划看上去完美，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唐末，当一个流寇比当一个坐寇要有利得多。由于地方的守备不足，流寇可以一跃千里，向政权的薄弱处渗透。可一旦他想以某个地方为基地停留下来，立刻就侵犯了周围各个藩镇的权力，也为中央政府不容。

在历史上，徐州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控制着黄河、淮河之间地带，四周平原物产丰富，历代政权都将徐州视为必须控制的地区。这使得任何一个想控制徐州的军阀都要花费比别人多数倍的努力，还大都以失败告终。

庞勋选择以徐州为基地，就意味着这支小小的部队凶多吉少。果然，为了夺回徐州，唐政府派出大军，在周围藩镇的配合下，对起义者发动了进攻。士兵们虽然竭尽全力支撑了一年，最终仍然被政府军剿灭。

庞勋以失败告终，却为后来的起义者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与普遍的认知相反，如果起义者力量还不够强大，就不要在一个地方死守，而是应该打运动战，流亡四方。在流亡的过程中不仅不会被政府的军队消灭，反而会越来越壮大。另外，打运动战应该向政权力量薄弱的地区去发展，直到实力足够强时，再突然间跃进中原，甚至进攻关中，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守住徐州也许是比攻克长安更加艰难的任务。

庞勋的经验被黄巢付诸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