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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章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1]
唐代同样采取了土地公有制，并受公有制效率低下的困扰，一直税收不足。唐代虽然拥有繁荣的民间经济，却一直得不到充足的财政收入。
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唐代采取一种奇特的养官制度：自我经营模式。皇帝拨给各个政府机关一定的土地和货币，要求各个政府将土地出租，将货币放贷，把收上来的地租和贷款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使用。这些土地和货币分别叫作公廨田和公廨钱。
由于政府机关不懂经济，公廨钱贷出去却往往收不回来，唐太宗只好设立一个叫捉钱令史的新职位，这些人专门负责替政府放贷。捉钱令史出现后，引起了大臣们的集体反对，令唐太宗陷入了朝令夕改的困境。
武则天时期，由于政府无法把足够的税粮送到长安，又由于陕西的关中平原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长安人口，皇帝只好不定期迁往洛阳居住，以减轻长安的缺粮压力。
唐玄宗时期，皇帝的财政更加紧张，围绕着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两个集团：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贤相集团强调减少政府开支、不增加农民税负；而聚敛集团则迎合皇帝的财政需要，想方设法增加收入。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集团。
随着北方的边事紧张，唐玄宗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足够多的士兵，玄宗只好设立节度使的职位，将行政、司法、财税、军事权合一，授予节度使。这种做法导致节度使权力过大，并引起了安史之乱。
中唐以后，帝国的财政事实上已经从财政集权制变成了财政联邦制，唐代中央政府的税收孱弱不堪，无力镇压藩镇。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唐武宗发起了灭佛运动，没收寺院财产，强迫僧人还俗，增加财政收入和纳税人口。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终于步隋炀帝的后尘，决定对高丽开战。 [2]
唐太宗一生戎马倥偬，作为秦国公和秦王时，就参加了隋末叛乱之后的统一战争。他亲自率军平定陇西的薛仁杲，击败并州、汾州的宋金刚、刘武周，歼灭河南王世充、河北窦建德，战功赫赫，威名远播。成为皇帝之后，唐太宗派兵灭东突厥、击吐谷浑、并高昌，继续了扩张势头。但整体而言，太宗有意限制了战争的规模，避免军事开支的失控，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
可是到了统治的后期，雄心勃勃的唐太宗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准备完成隋炀帝未竟的事业，征服高丽。
唐军的三次出征与隋炀帝的结局也类似，劳民伤财，却突破不大。 [3]
公元645年的第一次出征，十万大军在太宗的率领下向东北进军。唐军奋勇向前，取得了局部的胜利，然而，对方采取了紧缩防守的策略，依靠冬天的天气击退了唐太宗。这一次战役，唐军的人员损失不大，但军马损失了百分之八十，在冬天的大雪和泥泞中狼狈撤回。
两年后，唐军再次水陆并进，攻击高丽，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两征高丽都无功而返，唐太宗却更加执迷。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他决定再派三十万大军前往征讨。为了做准备，他在黄河上的陕州和山东半岛一带大量储存军粮，又在南方聚集了庞大的舰队。
一部分征高丽的舰船要在四川境内制造，再顺长江驶入东海，前往高丽；另一部分则先从四川境内采集木料，顺江而下，运到浙江一带制造，造船的钱由四川出，每艘船的成本大约为一千二百匹缣。
对于四川的加税终于引起了当地的骚动，邛州、眉州、雅州的原住民开始造反。为了镇压这次造反，唐太宗又从现在的甘肃、陕西、重庆、湖北一带调兵。于是，东征高丽已经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调兵，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帝国的全面危机。
然而，唐太宗这时却去世了，他的征服计划也随之搁浅。继承皇位的唐高宗性格软弱，不想打仗。将近二十年后，高丽内部衰落，才在总章三年（公元668年）被唐朝征服。
在征高丽的过程中，一个真实的李世民显现了出来。抛开被神化的纳谏因素，晚年的太宗已经变得奢侈傲慢，军事行动也愈加失控，本质上与隋炀帝并没有太大区别。
历史上对他英名的推崇其实表现了百姓对圣君的渴望。特别是到了中晚唐之后，由于人们对现实政治不满，就夸大了初唐时期的政治清明。当吴兢的《贞观政要》问世后，更是没有人怀疑太宗的治国能力了。
但实际上，使唐太宗免于落入隋炀帝结局的，不是他故作姿态的纳谏，而是比隋代低得多的行政效率。这一点，从唐代的人口统计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
隋炀帝时期，人口数据最高接近九百万户，人口则达到了四千六百万。 [4] 由于隋文帝严格的制度，政府的人口统计准确，没有人游离于户籍之外。
隋炀帝统计人口十年后，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年—公元625年），人口统计数据下降到只有二百万户。 [5] 也就是说，十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多。
这个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其原因在于唐代的统计粗疏，许多人成了逃籍户，不出现在政府的花名册上。到了唐太宗的鼎盛时期，全国的统计数据也只有三百万户， [6] 距离隋代的高峰仍然相差甚远。
到了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由于前一年的户籍增加了十五万户，高宗志得意满，觉得很了不起，随口问他的户部尚书高履行：“隋代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
高履行回答：“隋朝大业年间，户口有八百七十万，今年我们有三百八十万。” [7] 唐高宗惊讶于高履行的回答时，他也许不知道，幸亏自己的皇朝查不清户籍，否则，高效的征税机器必然对民间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
唐代每户征税二石，而隋代每户三石 [8] ，也就是说，唐代的税率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二，加之统计人口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负只有隋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量的财富留在民间，才能促成所谓的贞观之治。
即便唐太宗在晚年也有了大把花钱的习惯，但是，由于户籍管理不完善，政府即便想多征税也找不到人头，这种模糊性间接保护了百姓。
那么，为什么唐代的户口总是查不清楚？为什么唐太宗无法建立一套高效的财政体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和唐代继承了隋代的土地制度有关系。
唐高祖称帝前只是隋代太原一代的地方官僚， [9] 夺取天下后，政府机构、财政制度、土地制度，都没有创新，而是直接继承自隋代。
在讨论土地制度前，不妨先看一看唐代的行政、军事制度，以及制度如何在财政的影响下，出现进一步的流变。
汉代的官制以三公九卿制为主，之后，三公的权力逐渐被从内廷分化出来的尚书台所取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权力外化，皇帝认为尚书台不好管理后，又倚重中书省。到中书省过于庞大时，皇帝又扶持门下省。 [10]
隋代时，隋文帝整改了整个官僚系统，彻底抛弃了三公九卿制，将尚书、内史（中书）和门下三省并置。唐代继承了这个制度，改为尚书、中书、门下，这三省构成中央官制的核心。 [11] 其中，中书（内史）是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机构，诏令起草好由皇帝签字之后，还要送到门下去讨论，如果门下省认为诏令有问题，可以将诏令封还，即门下有封驳之权。诏令传达下去之后，尚书省负责执行。
在一个决策过程中，如果中书先起草，门下又封驳，如是折腾上几个回合，就要耽误不少时间。所以，皇帝在起草诏令之前，在政事堂举行中书和门下的联席会议。皇帝的政策可以在联席会议上先进行讨论，然后再进入起草阶段。参加联席会议的包括三省的长官，三省各有正副长官一名，一共六名。隋代时，这六人均为宰相。也就是说，隋唐实行的是委员会制，由一个小小的常委集团共同承担宰相的职责。
到了唐代，由于尚书省只是执行机关，地位下降，尚书省的长官逐渐退出了联席会议。当皇帝想让尚书省的长官参加会议时，会授予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类的加衔，获得加衔才有资格参加联席会议。
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又设四个司，共二十四个司。六部相当于现在的各个部委，而下辖的司则类似于现代部委下属的司。另外，还有处理专门事务的九寺五监，它们分别隶属于六部，却又独立运作，地位很像现在的一些负责专门事务的局级机构。在三省六部之外，设立御史台，它是最高的监察机构，负责监察百官，并向皇帝进谏。
隋唐时期地方官僚体制与汉代不同。后者采取以郡县为主的二级体制，而前者是以州县为主的二级体度。
汉代的郡县下属官吏，可以由郡县长官来任命。隋唐时期不仅州县长官是中央吏部任命的，下属的官吏任命权也收归吏部，地方政治更加依赖于中央。
唐代更是设置了两倍于隋代的州，每个州刺史的权力都更小。除了州县之外，唐太宗将全国分为十个道，并派出观察使进行不定期的巡查。
唐王朝还实行了府兵制，全国各地设有总管府（都督府），这些府本来只管军事，不负责民事，地位却在州之上。有的都督府驻扎在一个州内，同时节制周边的数个州，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
这种结构在初唐时对于民事几乎没有影响，但其实带着某种藩镇制的苗头。中唐之所以采用藩镇制，除了安史之乱的因素之外，另一个因素就是唐代的州面积太小，数量太多，不便于中央政府直管。
对唐代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土地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这些制度继承自隋代，却贯穿唐代始终，造成了诸多问题。
唐代实行的是授田制，这是一种土地公有制。所谓授田制，是指一个人出生之后从政府处获得份地，毕生从事农耕，并上缴税收，人死后，份地由政府收回再分配。 [12]
税收制度则取租庸调制。根据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时期制定的法令，租庸调制的规定如下：
1.租：成年的男丁可以从政府处得到一百亩土地，伤残人士得田四十亩，寡妻寡妾得田三十亩。如果是一家之主，还可以另外得到二十亩土地。在这些田里，十分之二是世业田，其余十分之八是口分田。当受田人死后，他的世业田由户主继承，而口分田则要交还官府，重新分配给别人。受田人按照每一丁男每年纳粟二石的标准，向政府缴税。
2.调：即家庭手工业税。各地根据产出的不同，向政府缴纳不同的手工业产品。养蚕的地方每年每户上缴绫绢二丈，加上二两纯丝；不养蚕的地方缴纳布匹代替丝绢，但是要加五分之一，同时再缴麻三斤。
3.庸：即力役税。所有丁男每年为政府服力役（不是兵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则可以缴纳代役钱，每天丝绢三尺。如果多服役十五天就可以免除户调负担，多服役三十天则租和调都可免除。每年服役不得超过五十天。
4.杂项规定：岭南各州不缴粟而缴米，上等户每年一石二斗，次等户八斗，下等户六斗。少数民族减半缴纳。北方少数民族则缴纳钱和羊。遭遇天灾的地方，如果损失达到四成就免除租税，损失六成则免除租和调，损失七成则租庸调全免。
按照唐代的规定，土地每年都要进行重新分配， [13] 而每户的财产也需要三年厘定一次。 [14]
从理论上讲，由于政府把土地和户籍挂钩，税负由分得土地的人承担。然而，在现实中，理想的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分配制度却立刻出现了扭曲。
早在隋文帝时期，土地数据就出现了巨大的浮夸， [15] 这种浮夸必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一旦政治松弛，立即出现了严重的逃户事件。 [16]
唐代建国时的混战恰好是人民占有土地、逃避户籍的高峰期。由于高祖采取了宽简政策，政府没有再恢复隋代高效的行政机器。 [17] 隋代分配土地时，许多流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即便受田人去世，其家人也不愿意向政府交还土地。而到了唐代初年，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分配制度就慢慢执行不下去了。越来越多的人脱离户籍，越来越多的土地不是被政府回收，而是被私人偷偷在市场上买卖，形成了一个地下市场。
人们寻找一切可能的免税免役机会，逃避户籍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托关系拿到僧道的度牒，有的人占用军籍，或者依靠豪族，充当色役。 [18]
许多有权势的家族开始囤积土地，远超规定的额度。 [19] 到了唐高宗时期，皇帝决定向土地地下市场开刀，下令禁止买卖口分田，回到由政府回收土地重新分配的轨道上。但皇帝的命令比不上利益的诱惑，人们照样买卖不误。 [20]
唐代玄宗之前的皇帝们都为土地问题头疼不已，屡屡下禁令不准买卖，试图回收土地，但总是没有效果。玄宗则干脆默认了既成事实，彻底放松了对户籍和土地的管理。 [21]
到这时，唐代的土地国有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由于政府无法获得准确的土地和户籍数据，税收出现了混乱，造成了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由于无法从正规渠道收到足够的税款，皇帝只好另辟蹊径。正是从唐玄宗开始，各种临时性的财务官员层出不穷，肃宗、代宗时期开始重新建立国有企业。为了节省开支，玄宗皇帝推出的节度使改革葬送了盛唐。
总结起来，从北魏到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度之所以失败，源于它本身固有的巨大缺陷。在任何朝代，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公有制，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农民将土地占为己有，或者土地进入地下市场，流入权贵的手中，政府无法收回土地。
政府虽然在某些时间可以强迫人们退回土地，但随着官僚惰性的滋长，以及人情世故的变化，退地会越来越少，到最后，政府不得不认可土地的私有化进程。而唐初，就是这一进程的起点。
中国从1978年改革以来，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农村最初实行类似于唐代的土地回收和流转制度，每当本村有孩子出生（有的地方要求是男孩），村里就给孩子分配土地。但实行不久之后，这个制度就已经名存实亡，无地可分，回收制度成为画饼，实际实行的是变相的继承制。
元代的马端临感慨地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的盛世，可是根据统计数据，天宝十四年的人口不过八百九十一万户，与隋代相当，而其中不需要缴纳税收的就有三百五十六万户，占了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根据唐代规定，不需要缴税的只有鳏寡、残废、疾病、奴婢、带有余荫权的品官后代，这些人竟然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只能说明作假的人太多了。 [22]
更滑稽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人口逃散得只剩下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而免税户已经达到了总户数的三分之二， [23] 纳税户俨然成了少数派，到这时，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度就连表面上的形式都维持不下去了。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一场争论，让后人得以看到唐代财政的一次特殊危机。
这场危机的主角是一批特殊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遍布于京城七十多个衙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与其他的官员需要科举取仕不同，这些人只有一个考核指标：放高利贷。 [24]
这些公务员的出现，令那些科举出身的大臣感到恐慌，其中谏议大夫褚遂良就直言不讳地说：“从太学和各州送来的人才都要淘汰一半，还有不少不合格的，可是这群家伙一年却有六百多个等着授官，朝廷又怎么能接收得下来？更何况他们都是些粗俗的商人，会坏了官场的风气！”
而唐太宗本人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他翻来覆去改变主意。制度调整之频繁，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无奈。这时候，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而是一个六神无主的可怜虫。
什么危机能将唐太宗折磨得那么可怜呢？这要从隋唐时期的一个财政政策说起。
在北魏孝文帝之前，朝廷的官员没有俸禄，只能依靠劫掠财物、土地，再将财物放贷、土地出租来赚钱。北魏孝文帝实行俸禄制改革之后，官员们有了固定收入。但是，放贷钱财和出租土地的现象并没有完全终止。
当隋替代了北周之后，官家的放贷和出租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公廨田和公廨钱。
所谓“公廨田”和“公廨钱”，是指中央政府给每一个衙门都配备一些土地和货币，由官员去经营，赚的钱充作办公经费。后来，隋代由于财政充足，废除了公廨钱制度，官员不再搞经营。
到了唐代，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不健康，无法清查土地和户籍，皇帝对于正规的财政一直不信任。唐高祖从建国伊始，就决心建立一套更加独立于税收的自我经营式财政体系。
所谓“自我经营式财政”，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模式：各个部门不需要政府每年拨给的办公经费，只需要在最初得到一笔财产，再利用这笔财产去盈利，获得的利润就足以维持部门的运转了。
唐高祖理想中的政府部门就是一个个的企业，每个企业用经营获利来维持行政运转，这很类似于现代中国采取的政企合一模式，政府就是企业，每一级政府都负有赚钱的使命。
在唐代，政府负责的经营项目是土地和货币。中央政府给每一个部门配发一定的土地和一定的铜钱，安排专门的人手去放贷和收租。 [25]
除了政府的公廨钱和公廨田之外，就连给官员发放俸禄也带有自我经营的色彩：政府会根据官员地位的高低授予他们一部分永业田，再根据职位授予他们一部分职分田。官员调任时，需要把职分田交回去，到下一个岗位再重新分配，永业田则可以一直保留并传给子孙。官员的职分田和永业田数量都远远超过普通百姓的分田，如此一来，官员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发给俸禄。
中央政府最大的开支除了养官，就是养兵。在养兵上，唐高祖沿袭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种亦兵亦农的制度。 [26] 由中央政府给每一支军队授予一定的土地，士兵们战时为兵，平常务农。生产的粮食充当军费，只有战争时期，士兵的生产跟不上军费所需，才会使用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来填补。
当唐高祖设立了“公廨田（钱）+职田+府兵制”的制度模式后，他认为政府所有大的开支都已经实现了“自我经营”，不再需要中央政府投入，政府也就不需要完善财政职能了。人民是否愿意登记户籍，政府能否把税足额收上来，都已经不重要了。
高祖当皇帝没几年，全国还没有完全平定，就被儿子赶下了台。唐太宗继承基业后，却发现父亲设计的这套“自我经营”模式并不好用。
最早爆发的问题出在官员的俸禄上。还在唐高祖时期，官员就发现，职分田和永业田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开支。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消费太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营土地并不简单，从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和加工，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官员的收入就要大打折扣。最后，皇帝除了分给官员土地之外，还是要发一部分俸禄。
接着出现问题的是官员的职分田。随着官员的职分田增多，侵占百姓土地的现象屡屡发生。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下令不再按照规定给官员分配足额的职分田，如果官员少分了田，政府就从公廨钱的放贷收入里拨出一部分，按照每亩地两升粟的价格给予补贴，算作他们的职分田地租。
可这时，公廨钱的问题又冒了出来。
在唐代初年，金融业并不发达，大部分人务农，借钱的只是少数的商人。由于市场小，借钱成本也很高。在唐初，借款年利率在百分之百左右。由于利率太高，人们借钱大都是短期使用。 [27]
唐代中央政府设立的公廨钱分散在每一个部门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个部门除了有一定的官员编制之外，还有若干办事员，称为“令史”，相当于现在的科员。比如，门下和中书省各有带令史头衔的办事员八十多人，而尚书省中，仅户部一部就有令史一百七十余人。 [28]
这些令史大都负责打杂和文书工作，唐高祖让这些人掌管公廨钱，负责放贷和收取利息。放贷本是一个专业工作，由非专业人士掌管时，不仅赚不到利息，连本金都赔了。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放贷，市面上没有这么多需要贷款的人，掌管放贷的人不称职，也无法控制贷款的风险。如果仅仅依靠公廨钱来筹措办公经费和补贴官员，各个衙门会慢慢倒闭，官员都吃不上饭了。
到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时，皇帝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他首先想到的办法是撤销公廨钱。但撤销公廨钱之后，政府部门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分田补贴谁来出？
唐太宗想了另一个办法：从全国找了七千户最有钱的上等户，逼这些富户每年交钱供养官府和官员，“定向资助”政府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分田补贴。 [29]
这种新的定向资助办法实行了三年，由于扰民过度，受到了太多的批评。唐太宗只得再次下令废弃这个做法，回到老路上去。中央政府再次给各个部门发公廨钱，让他们去经营。
这次，为了解决管理人员不专业的问题，唐太宗直接设置了一个新的岗位，叫作“捉钱令史”，即专门管理公廨钱的办事员。每个单位设置九人，每人掌管五万钱（五十贯），通过向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
为了防止资金再次流失，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实现盈利。他参考了市场利率，认为每年获得百分之百的回报是可能的，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一年四万八千钱，折合年利率百分之九十六）。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完成任务的给予奖赏。如果捉钱令史连续十二个月都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升官。
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出现了开头争论的一幕。褚遂良更是扬言这会让整个官场都庸俗化，导致政治的败坏。
在唐太宗一朝，整个三省六部的官员定额只有七百三十员， [30] 虽然太宗时期已经出现了许多编外官，但是捉钱令史的编制还是太庞大了，中央政府一共七十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九个捉钱令史。如果每年有六百多人需要升官，官僚系统又怎能受得了？
在群臣的抗议下，唐太宗再次废除了公廨钱，由政府财政接管办公经费，并逐步恢复发给官员职分田的做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
但是，问题并没有消失。财政不平衡仍然折磨着这一代明君。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在经历了两次失败后，还是毅然决定再设置公廨本钱。这一次设置的原因，还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支无法平衡。唐高祖已经设立了自我经营式财政制度，要想摆脱对公廨钱的依赖，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重新设计制度。唐太宗在财政上的智慧并不出众，只能一次次地尝试老方法，试图通过改进来获得成功。
但是，这个制度设计的缺陷实在太明显。社会本不需要这么多的贷款，而且总有一时间贷不出去的情况。如果贷不出去，捉钱令史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拿本金充作利息，期待下一次提高贷款利息补回本金；另一种则是强迫商人们贷款，并强迫他们付出利息。不管哪一种方法，到最后都是不可持续的。
唐太宗死后，他的儿子唐高宗随即废除了公廨钱。这已经是唐代第三次废除公廨钱。
令人惊讶的是，唐高宗随后第四次重建了公廨钱制度。不过这一次有了一些区别。高宗通过多收一定的特别税来获得本金。政府把这笔本金直接交给外面的高等户（富裕人家）。至于高等户怎么使用这些钱——是去放贷，还是扔在柜子里，皇帝不管，但是高等户每个月必须按时把利息交给皇帝。
这就将政府的经营变成了明目张胆的讹诈。高等户只能自认倒霉，把它当作每年必须缴纳的特别税处理。
公廨钱制度在政府屡次的兴废中经历了唐代的始终。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公廨钱的利率也逐渐降低，从唐太宗时期的百分之百，降到了开元初的百分之七十、开元末的百分之五十，到了晚唐时期，只有百分之四十。
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唐代的财政制度始终问题重重，效率低下，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日益庞大的官僚系统。
虽然中央政府的财政不健康，但是，由于政府对民间缺乏控制力，民间经济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只是，不健康的财政最终迫使政府用各种歪门邪道来获得收入。在唐代初年，问题看上去还不大，越往后推，财政紊乱引起的问题就越明显。随着官僚系统的膨胀和军事开支的增加，政府的财用出现不足。税收制度不能满足所需，政府就更有动力去绕开正规的税收制度，采取其他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到了玄宗朝的早期，皇帝和大臣们已经想方设法开拓其他的方便渠道来筹措资金。而这些做法又进一步造成了制度性的失衡。
比如，当政府需要更多士兵时，不是通盘考虑财政状况，而是出于惯性直接设立了若干节度使，让他们自己筹措军队，并自己解决粮草的问题。节度使包揽军政大权，造成了制度失衡，从而开启了安史之乱的闸门。
到了后期，各种各样方便之门大开，唐代的财政官僚制度也进入了崩坏阶段。户部逐渐被边缘化，新设的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等，取代了户部的职能，在正规财政机构之外敛财。
正规财政是政府的一道紧箍咒，因为从民间要钱总是困难的。政府采取正规财政之外的其他做法都是为了方便，带着偷偷摸摸的成分。有的政府给货币减重造成通货膨胀，有的政府搞经营垄断资源，等等。唐代的财政制度既促进了初期的经济发展，又造成了最后的失衡。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公元701年冬天，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武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京师长安。为了纪念，她将年号改成“长安”。她这次在长安待了两年，就回到了神都洛阳。 [31] 此时，已经到了她政治生涯的晚期。回洛阳两年后，她就被迫退位，离开了政治舞台。公元701年回到长安，对于年老的女皇帝，更像是一场一生的回忆，让她找回记忆中的那个旧舞台。
女皇一生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双城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昭仪在京师长安被唐高宗立为皇后。
唐代的京师 [32] 东西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南北十四条街，东西十一条街，这些街道纵横，将城区分成了一百零八坊。城市共有两个大市场。皇城在城市的西北角，称为西内。皇城的东北方向则是著名的大明宫，称为东内，高宗在位时已经把大明宫当作了主要的居住场所。后来，玄宗在位时又在大明宫的南面设立兴庆宫，称为南内。京师城外的北面是禁苑。苑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东至灞水，西连汉代的长安城，南靠京师，北枕渭水。
武昭仪册立为皇后两年后，她陪伴皇帝第一次前往东都洛阳。唐高宗在有生之年里，七次从京师到东都居住，每一次都由皇后陪伴。到了后来，由于身体不佳，皇后开始帮他处理政事，上朝时坐在帘子后面听政，与皇帝并称“二圣”。
高宗时期洛阳的地位已经与长安不相上下，它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穿城而过。整个城市规模比长安稍小，南北长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长十五里七十步。城中各纵横十条大街，将城市分成一百零三坊，也有两个大市场。
与长安一样，洛阳的宫城也在城市的西北角。宫城的西南有上阳宫，上阳宫西面又有西上阳宫。禁苑在都城的西面，呈不规则形状，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
从长安到洛阳的大道先是沿着渭水一路前行，当渭水并入黄河之后，又沿着黄河伸展，最后一段则翻山进入了洛水谷地。路程在十天到十六天之间，但是，由于大道上布满了皇帝的行宫，皇室走这条路时游山玩水，最短也需要二十天，有时甚至长达一个多月。
高宗皇帝第七次离开长安后，再也没有活着见到京师。他的遗体装在棺材里运往长安，葬在了乾陵。
在他的灵柩被送往墓地时，武皇后却没有陪伴在左右。皇太后决定留在东都洛阳执政，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也厌恶频繁地在两京之间来回迁徙，想找一个不需要折腾的地方。于是，新改名为神都的洛阳取代了京师长安，在这位太后兼女皇执政期间，成为唐代的政治中心。
唐高宗与则天皇后执政时，他们的迁徙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很多时候都是被迫的：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已经无法养活整个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了。
在西汉，由于官制相对简单，养官成本小，政府在关中地区仍然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但到了唐代，事情发生了变化。
唐太宗时期，内外官员的定额是七百三十人，唐太宗曾经说：我按照这些名额来招纳天下的贤才已经足够了。但随后，由于公事大量增多，太宗不得不增加了许多编外的官员，称为“员外”“特置”，以及许多加上“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的官员，之后又有各种使职，官制更加混乱，官僚人数已经远超了七百三十人。 [33]
在太宗一代，养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员俸禄是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钱。 [34] 即便加上办公费用，也不会过于庞大。由于关中地区自产粮食，每年只需要从中原地区调运二十万石粮食，就足以供应整个京师的消耗。 [35]
然而从高宗和武后，直到玄宗皇帝上台之前的时期，是唐代官僚系统膨胀最厉害的时期。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数百人扩张到了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比起太宗初年已经增加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新增一千四百人进入官僚队伍。 [36]
这还不算夸张，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数并不庞大， [37] 到了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年—公元707年），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千人。到玄宗时期，仅宫女就达到了四万人，带品的宦官已达三千人，更高级别穿紫衣的也有一千人。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数量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务员（吏）更是多达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 [38] 这些人加上皇族、官员子弟，以及各式各样的仆人、供养人，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且需要供养的集团。
随着官僚人数以及都市规模的膨胀，长安的粮食日渐供应不上了。
唐代之前，隋炀帝已经发现了中国经济的变化趋势，长安和关中平原这个西汉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已经变得贫穷，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江南地区已经汇聚了大量的财富。炀帝建立运河系统的初衷，就是要将江南富庶地区与首都连接起来。一旦首都资源紧张，可以便利地从江南调运物资。
然而，在唐代初期，人们发现炀帝当初的设计有一个瓶颈：南方的粮食经过运河北上到达黄河后，经黄河运输到长安却困难重重。 [39]
当时的运输路线是这样的：每年二月份开船从扬州出发，四月之后才能通过淮河进入汴河（属于大运河河道），由于这时候运河水浅，通行不便，要到六七月份才能到达运河与黄河交接的河口。可这时恰逢黄河的丰水期，无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黄河水落下去之后，再航行进入洛河（洛水）。把粮食从扬州运往洛阳，需要耗费多半年的时间。从运河转黄河时，江南的水手由于不熟悉黄河水性，必须雇佣当地人，这也加大了运输成本。
把粮食运到洛阳，整个运输工程只完成了一半。从洛阳转运到长安还有更大的麻烦。首先，要从洛阳用车辆或者牲口把粮食驮运到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通过陆路绕过三门峡，再重新入黄河，入渭河，将粮食运往长安。
为什么粮食从运河进入黄河之后，不直接沿着黄河一直西进直达渭河和长安，而非要经过如此麻烦的陆路转运呢？因为黄河有天堑——三门峡。 [40]
在古代，位于河南、陕西交界的三门峡是造成黄河运输困难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峡口位于崤山的怀抱之中，河中立有砥柱，水流湍急。当时坐船过三门峡，十艘有七八艘会出事故。走水路必须做好折损百分之八十资产的准备。而走陆路的成本又很贵，从洛阳到陕州的三百里，每运送两石粮食就要花费一千钱，运输成本远超粮食的价值。
由于运输成本太高，唐代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大规模运输漕粮到长安。皇帝只能采取另一个做法：不定期地将政府从长安迁移到洛阳。政府迁移到洛阳时，所有相关人员也都跟过去，长安的粮食需求迅猛下跌。
隋文帝也采取过类似的方法，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地区大旱，隋文帝就只好跑到洛阳。
唐高宗和武后也屡屡采用这个策略。咸亨元年 [41] （公元670年），四十多个州出现灾情，其中关中最严重，第二年正月受灾最重之时，新的收成没有下来，老的收成已经吃完。皇帝立即决定打包走人，迁徙到东都，避免与民争粮。皇后跟着高宗皇帝七次迁徙，高宗一死，她立即决定永久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洛阳建立神都，不再回长安了。
武后的选择也显示了长安的窘迫地位：从西周时期，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就是最繁华的所在，但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长安已经变成了西北一隅，在经济上丧失了重要性。但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仍然是首都，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长安输血，这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武后时代，也是唐代财政问题逐渐积累的时代。她依靠迁都避免了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都在恶化。
在官僚系统上，唐高祖制定的一系列可笑的自我经营式财政政策已经失效了，而官僚的膨胀速度超过了预期，政府需要更多的财政经费来维持运转。
土地国有制和分配制度也执行不下去了。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能回收的土地有限，土地兼并问题表现得愈加明显。
而令唐代政府更加头疼的是逃税户问题，一旦税收加重，超过了人民承受的极限点，人民立即逃走不再缴纳税收，而他们的土地也被更强势的人兼并。
高宗时期的名将刘仁轨曾经在白江击败日本和百济的联军，他在上奏时却说，自从开战以来，政府大肆征兵，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靠贿赂逃避兵役，没钱的人，哪怕是老弱之人也被充军。 [42]
武后时期的陈子昂更是屡次谈到民间的困苦，如四川的官吏横征暴敛，导致大量人口抛弃土地，逃入山林。 [43] 狄仁杰谈到，由于军事征召，河北地区出现大量人口逃离的现象。“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 [44]
武后时期也是府兵制逐渐衰落的时期。这种农战结合的兵役模式在建立之初极有效果，但是，随着机构的老化，军士的惰性增加，府兵制必然如同国有企业一样低效，整个系统变得臃肿，士兵既不能耕地，也不会打仗，军事体系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武后看到了问题所在。她一上台，就准备整理财政。她试图查清税基，避免偷税漏税。
普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后将帝位传给儿子唐中宗的那一年，唐代的户籍已经达到了六百一十万户以上，比唐高宗初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万户。 [45]
人口的增加使得政府税收也相应增长，但仍然比不上官僚队伍膨胀的速度。
为了防止忠于唐皇室的官员起兵反对她，也为了整治贪污成风的现象，武后进行了又一轮的集权。她撇开了正规的官僚体系，借助亲手提拔的酷吏，加大监察力度，并采用举报加酷刑的方式，来让官员俯首帖耳，减少贪污，从而解决更加恶化的财政状况。
但这些酷吏一旦掌了权，就和武则天想惩治的官员一样，变得不受约束、为所欲为，武则天只能扶持新一批酷吏来对付前面的一批，这样的循环直至她下台才结束。她死去时，唐代原本的官僚系统正在解体，宰相权力削弱，围绕着皇帝形成了新的小圈子。
宫廷挥霍成风、养官成本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官员行为缺乏约束，这是高宗和武后时代遗留的问题。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宝初年（公元742年），水陆转运使韦坚导演了一出“百船来朝”的精彩好戏，让长安人大开眼界。 [46]
在长安城外浐水旁的长乐坡，修有皇帝的宫苑望春楼，这里突然开挖了一个水潭直通浐水，过了些时候，从渭水开来三百艘船，停在了水潭外，长长地排开，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船上的人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衣袖宽大，与长安一带的着装绝不相同，反而像是从南方来的。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互相猜测时，皇帝已经到达了望春楼，与他同行的还有许多文武大臣。
皇帝到达后，突然一声令下，歌声四起，三百艘小船如同活了一般，排着队挨个儿从水潭经过。每一艘小船上都写着州郡的名称，仿佛它们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来的。
在船上，还摆放着各地的土特产品：广陵的锦、铜器、官端绫绣，会稽的罗吴绫、绛纱，南海的玳瑁、象牙、珠串、沉香，豫章的瓷器、茶具和锅，宣城的空青颜料、孔雀石绿，始安的蕉葛布、蟒蛇胆、翠鸟羽毛，吴郡的方文绫，等等，应有尽有。
就在人们被船上丰富的贡品吸引时，突然有人发现这支船队的领头人有些怪异。这个人站在第一艘船的船头，穿着短袖的衣衫，红抹额，欢快地领着大家唱歌。两侧则是从京城招呼来的一百多个妇女，她们妆饰鲜艳，鸣鼓吹笛。
有人发现领头人是陕县县尉崔成甫，而他所唱的歌叫《得宝歌》，歌词也是为了这次表演创作的，分成十段，风格喜庆。
当船队来到望春楼下时，水陆转运使韦坚走过来，将船上代表的贡品拿过来，献给楼上的皇帝用来分赐众人，又送上了百余种食品。船队边奏乐边表演，俨然一副军民同乐的联欢场面。
联欢结束后，皇帝大肆赏赐，将新开凿的水潭命名为广运潭。
这是唐玄宗时期典型的热闹场景之一，表现出了盛唐时期的奢侈与繁华。
然而，这个场景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对于玄宗皇帝而言，广运潭和之前一系列的水陆工程，表明首都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通过几位大臣共同的努力，黄河天险成通途，增强了帝国的运输能力，关中地区不再缺粮。困扰了高宗和武后几十年的问题在他的手上得以解决，而他也不用再定期到东都洛阳了。
任何看到这一幕繁华景象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已经是盛世王朝的晚期，再过十几年，唐帝国就会在“安史之乱”的灾难中步入残年。即便是后世的人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开元年间尚是盛世，天宝年间就一派萧条了。
在传统的历史书中，开元和天宝之间如同有一个鸿沟，开元时期的玄宗英明神武，到了天宝时期却昏庸不堪，引起了千古巨变。
但事实上，唐玄宗的统治是一贯的，他与前代帝王的统治也是连续的，帝国的隐患在唐代的前半期逐渐积累、失衡，终于在玄宗末年爆发了。
天宝变局为什么会发生？答案仍然是：财政。
公元713年，唐玄宗粉碎了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政治集团，巩固了帝位，改元开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盛世。 [47]
然而，新皇帝执政伊始就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在他之前，韦后和太平公主相继擅权，这两个女人治理经验不如武后，将之前遗留的问题扩大化了：她们提拔了大批不称职的亲信，进一步破坏了官僚体制，并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府兵制的进一步衰落已经威胁到了边疆的安全，特别是在吐蕃崛起之后，军队能否禁得起战争的考验已经成疑。土地制度的破坏，令户籍管理也逐渐混乱，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另外，困扰帝国的漕运问题仍然存在，关中的粮食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帝国，但从中原运输，又受到自然条件的阻碍。
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唐帝国随时有可能面临一场危机。
唐玄宗登基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斥退冗官，减少皇室开支。在找到有效的军事改革办法之前，宰相姚崇制定了保守的军事原则：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进行战争。为了解决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皇帝学习武后的做法，不定期地迁往东都洛阳。在天宝之前，唐玄宗在洛阳居住的时间合计不下十年。
从开元初年始，玄宗任命了一系列的贤相治理国家，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人先后拜相，他们或者为官清廉，或者政宽刑息，或者满腹文采，形成了少有的政治新气象。
然而，这些宰相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会帮助皇帝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节省开支，指的是精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政府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政府除了节流之外，还有着强烈的开源的要求。
玄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余万端。 [48]
同时，玄宗时期的花费却非常惊人。以他建立的收容皇族的十王宅和百孙院为例，十王宅每院配置四百宫人，百孙院每院也有几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都必须由政府来养活。官员和吏有七万多人，宫人四万多人，军费也在连年上涨。
但是，所有的宰相都不会帮助皇帝去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心里还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意味着盘剥民间。
皇帝需要另外一类人来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聚敛之臣。他们更懂得商业，更知道如何来帮助皇帝赚钱。
于是，在正规的官僚系统之外，皇帝设置了一系列的使职，来帮助他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开元贤相们各领风骚的同时，唐玄宗的周围也形成了一个不下于汉武帝时期的聚敛团队，主要人物包括：宰相裴耀卿、监察御史宇文融、太府卿杨崇礼，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户口色役使王、水陆转运使韦坚，还有后来著名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除了裴耀卿之外，其余每一位都是野心家的典范。
这样，唐玄宗的身边就围绕着两个集团：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皇帝需要前者帮助他治理国家、抚慰人民，又需要后一种人帮助他寻找财源。这两个集团从皇帝上台之始就并存着。
最初，唐玄宗还能在贤相群体与聚敛之臣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但随着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聚敛之臣才能够给皇帝带来更多利益时，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之臣。
正是靠着聚敛之臣这个群体，唐玄宗解决了从东方支援京师长安的重大工程。这项工程始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由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主持。当年由于出现了灾情，玄宗从京师前往东都，而裴耀卿适时地提出了解决运粮问题的方法。 [49]
他认为，之前运粮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江南来的船在路上要等待很久，由于运河水浅，从淮河经过运河到达黄河口要等两三个月时间才能通过，而从黄河口进入黄河，又要等两个月才能过去。他希望在每一个等待的地方设立粮仓，船直接把粮食卸在仓库里就调头，分级转运，效率会更高。
另外，由于黄河三门峡一段很险，难以通船，裴耀卿在三门峡口的两侧都设了仓库，运粮时先走水运到东库，从东库走陆运，经由十八里山路到西库，再走水运从西库到京师长安。整个行程只有十八里路是陆运，其余都走水运，降低了运输的成本。
裴耀卿还开辟了一条北路，将粮食先运送到太原，再走水路进入黄河和渭河，这条北路也保证了河东地区的粮食得以汇聚京师。
通过裴耀卿的努力，玄宗时期的税粮运输能力从每年几十万石增加到二百三十万石，足以供应关东地区。唐玄宗在后期，已经没有必要不定期迁往东都了。天宝年间，玄宗回到了京师长安与杨贵妃缠绵，东都洛阳恢复了陪都的地位。
裴耀卿功成身退，却没有想到他带来的示范作用给一批钻营之人指明了道路。
在裴耀卿榜样的作用下，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决定开凿三门峡，将峡谷河道中间的砥柱山凿开一条船道，再在两边开凿栈道用来拉船。他的目的是粮食运输不用再转陆路，全部走水运。
但不幸的是，由于开凿过程中大量的石头崩塌进入河道，反而使河道更加险峻，只能等涨水时再拉船通过。这个方法劳民伤财，并不实用，但是李齐物仍然上报表功。唐玄宗有些怀疑，派宦官下去调查，李齐物通过贿赂封住了宦官的口。
而开头提到的韦坚，在取代李齐物任转运使之后，更是把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变成了仅供皇帝观赏的游戏，整个漕运系统不停地运转，每年的运量已经达到了四百万石，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 [50]
除了税粮运输系统之外，皇帝最头疼的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混乱。避税逃户的人太多，如何把这些人找到，逼迫他们缴税，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
这个工作交给了监察御史宇文融。 [51]
宇文融请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和土地，统一纳入征税范围，来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皇帝允许后，宇文融立刻任命了二十九个劝农官到各地去巡查。由于他的性格严苛，各地的官员出于畏惧，不惜报假数字来讨好他，结果又造成了新的逃亡户。
不过，报给皇帝的数字却非常漂亮：当年就增加了八十万户人，以及同比例的无主土地。新增人口达到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政府随即按照数字派税，当年税收增加了几百万贯。
宇文融的巨大成功让他升了官，但也遭到了大量的质疑。有人认为，他的做法过于侵扰百姓，会让百姓变得更加贫困，让更多的人逃亡。但皇帝认为宇文融能带来新的财源，不容许质疑，并将皇甫憬、杨玚等反对人士都加以贬斥。
宇文融的升官终于引发了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的正面冲突，宰相张说看不起宇文融，不断地压制他，宇文融则大肆诋毁张说。在这场两个集团的斗争中，玄宗皇帝最终选择了宇文融。贤相集团主导的政治历程已经接近了尾声。
宇文融对于政治气氛的破坏极其严重，除了以聚敛之臣的身份官拜宰相之外，他还设立了一大批临时官员（使职），穿梭于全国，满足皇帝对于财政收入的需要。
后来，皇帝在其他官员的坚持下，贬斥了宇文融，但随即就问宰相裴光庭：“在你们的要求下，我已经把宇文融治罪了，但是，他一走，国家财政就不够用，你们谁能帮我呢？”
宰相默然。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尖锐。宇文融下台后，由于他对于正规财政系统和民间经济的破坏，财政收入势必下降得更快，但是皇帝不认为问题是宇文融造成的，反而认为正是缺了他，才有了问题。宇文融死后，皇帝还在怀念着他的好处。
但皇帝不用等太久，太府卿杨崇礼接替了宇文融，开始从地方压榨财税。 [52] 杨崇礼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但正因为他清廉，反而给地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除了杨崇礼，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也都是著名的理财官员。
聚敛更甚的是一个叫作王鉷的人，他善于搜刮财产，每年献给皇帝的钱就达上百亿，上贡的其他财宝也差不多值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王鉷宣称这些钱都不是正式的税收，不用存入国库，而是存入唐玄宗的私库——百宝大盈库，供唐玄宗私人支配。这就彻底破坏了唐代的财政基础。
当这些聚敛之臣得势，控制了唐玄宗的宫廷之后，他们之间的内斗也越来越激烈。韦坚、杨氏兄弟、王鉷互相倾轧、互相告状，而皇帝利用完他们之后，一一将其诛杀。最终的胜利者，属于玄宗时期最著名的奸相李林甫。
到此刻，政府已经陷入财政饥渴症不能自拔。贤相集团退位后，聚敛集团带领着唐玄宗，为了财政目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一项政策直接导致了天宝变乱，将盛世王朝彻底葬送。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你问当时天下最繁忙的人是谁，会有人告诉你，是宰相杨国忠。 [53]
杨国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帝国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他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各方面事务。
杨国忠的办事效率奇高无比，在他以前，吏部对官员的选拔有复杂的程序，经过三道唱选，评比从春天持续到夏季，才能将官员选出。但是杨国忠却做得轻轻松松，他在私宅里进行选拔，再召集官员在尚书省的办公室里唱一次票，一天之内就选定完毕。
对于帝国的国库，他也维护得井井有条，不让国库出现哪怕一时的短缺。直到安禄山兵起，各地的物资仍然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师长安，将府库填满。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库视察，看到仓库堆得满满的，对杨国忠推崇有加。
除了吏治和财政之外，杨国忠对于军事也“有所涉猎”。在他的组织下，唐政府对西南方的小国南诏连续发动了两次大的战役，都是全军覆没。不仅如此，战争过后，原本臣属于唐朝的南诏国全面倒向当时最大的威胁——吐蕃。
但是，在杨国忠的汇报中，这两次战役都是唐朝大捷。为了扭转人们私下里对他的非议，他决定在军事上再立功勋，将安禄山拿下。
人们很难想象，唐玄宗晚期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人怎么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权力。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温柔乡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人能够满足帝国的财政需求。这时，中央政府已经离不开这些敛财能手的帮助了，否则帝国的财政就要亏空。
如果一切以财政为目标来考核政绩，政治权力就会被这些财政专家所把持。
更致命的是，同样是基于财政的原因，唐玄宗做出的一项军事改革，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再也无法回转。
在唐玄宗时期的国际关系中，突厥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不再构成威胁；回纥人还在遥远的北方，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然而此时，在西方崛起的吐蕃却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 [54]
统治中心位于今西藏的吐蕃人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唐玄宗时期，吐蕃恰好也处于鼎盛时期，不仅占领了今天的西藏，还向西进入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带；在东面进入了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带；在北面，则进攻了新疆的部分地区。
吐蕃人全面扩张，与唐朝在从巴基斯坦经过新疆延伸到四川、云南的巨大弧形区域都存在着军事对抗。
在与吐蕃对抗时，唐玄宗发现，帝国建立的府兵制已经腐朽得不能打仗了。府兵制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但由于招不够兵，许多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还在驻守边防。唐代实行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也成了虚设。 [55]
玄宗登基后，进行了军事制度的改革。
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建立了十二万人的![第八章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1] - 图1](https://i.sou.st/projects/d27007549/images/00010.jpg)
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建立后，府兵制更成为累赘。
到了天宝年间，就连当初精锐的 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侍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早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忙着做买卖，身强体壮的就靠玩杂耍、拔河来糊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军事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怎么穿军装，更别提打仗了。 [56]
面对边境蛮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开始另外组织部队。他倚重于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
唐高宗时期，由于在军事行动中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了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但当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正式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到了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皇帝授予凉州（今武威）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成了正式官职。
所谓节度使，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他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权和民事权。节度使将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了，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 [57] 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
到了玄宗时代，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于是，唐玄宗在边境采取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
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钱能养活这些士兵。根据统计，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以及募兵制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 [58]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钱只包括士兵的口粮、衣服以及零花钱，如果将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再将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计入，那么，军事开支要比统计数字高得多。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了几倍，甚至十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应付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由此，边境的士兵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玄宗又设立了几个节度使，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
这些节度使是：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前两个节度使位于今新疆）、河西节度使（位于今甘肃）、朔方节度使（位于今黄河北部大拐弯内外）、河东节度使（位于今山西北部）、范阳节度使（位于今北京、河北一带）、平卢节度使（位于今北京以东的东北地区）、陇右节度使（位于今陕西甘南、青海一带）、剑南节度使（位于今四川西部和云南）。 [59]
这些节度使并不能帮助皇帝减少财政开支，却可以把财政“隐形化”。他们的许多开支自行筹措，不再受皇帝的管制，也不需要皇帝操心。
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诚，皇帝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些在职或退职的宰相担任或兼任节度使，因为这些宰相对皇帝忠心不二，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把持。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交给那些失败者。
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蛮族之手。
就能力而言，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完成皇帝的一切要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典籍，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宰相期间完成的。但玄宗时期的宰相已经不同于太宗时期。太宗时期的宰相有四个，是集团领导制，而玄宗时期是以一个人为主。能干的李林甫享有过多的权力，承担过多的事务，能制约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小。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并精心建立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他一旦离任，这种平衡立即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他的新方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将掌管起了庞大的唐朝军队。
在李林甫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杨国忠试图从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下手，整治藩镇。安禄山也意识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
在天宝变乱发生后，杨国忠依然保持着高效的财政工作。当各地的勤王士兵们纷纷赶到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为军队花掉太多的钱感到惋惜。他决定尽量不动国库，而是另外找钱来帮助皇帝打仗。
他派侍御史崔众到太原出卖僧尼道士的度牒，用这种方式筹钱上百万缗。 [60] 但此刻的搜刮已经无助于维持唐帝国的稳定，唐玄宗也把他的理财官与宠妃一起，抛弃在了马嵬坡……
盛世王朝的终结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 [61]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作赵归真的道士，向他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
在道士们的影响下，武宗一直打压佛教，但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灭佛运动。
这年四月，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了一次调查，查出全国已经有寺庙四千六百座，僧舍（兰若）四万处，和尚、尼姑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全国人口占比约百分之零点五以上。 [62]
到了七月，皇帝正式下达了灭佛的法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有的寺庙里有先皇、先贤的塑像，可以移入到这座保留的寺庙内。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东西两都各保留十座寺庙，每座寺庙十个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四所，每所三十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在唐代一直繁荣的佛教突然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除了佛教之外，全国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祅教。这两个教派约有三千名僧人。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三千僧人一起转业。
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套慈善机构。在唐代，佛寺负责赡养老弱病残人士，佛寺关了门之后，这些人没有着落，大部分贫病交加，濒临死亡。灭佛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拨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来赡养这些人，将原本由佛寺主持的慈善机构变成公办。当然，这个机构效率不会高，却可以堵住批评者的嘴巴。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个短名单，历史给这个短名单起了个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灭佛的皇帝一共四个，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
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让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最终中毒而死。
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宣宗下令，僧人回流，政府不得干涉。
佛教徒只是从教义和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问题，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惹祸的其实不是信仰，而是财富。
“三武一宗”灭佛的理由只有一个：财政。 [63] 他们在意的不是佛经对错，而是三样东西：
一是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都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时，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三是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币，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采取限制寺庙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而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无法推行。
唐武宗的灭佛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报告，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二十六万僧尼还俗，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佣的十五万奴婢也变成了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计。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熔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到了宣宗时期，政府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 [64]
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享用了武宗灭佛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武宗的灭佛也可以被看作是国家逐渐瓦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仍挣扎着，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唐德宗用一生聚敛财富。虽然制度性的败坏已经深入骨髓，但从表面上看，德宗积累的财富又足以让他的孙子宪宗进行再一次集权的努力。宪宗也因此被称为“中兴皇帝”。
唐宪宗对唐代藩镇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并在其统治的十五年间，让大部分藩镇重新听命于中央。 [65]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在改革之前，地方向中央上缴财税，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都下辖几个州，而节度使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直辖州的征税权完全交给节度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收入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 [66]
中央政府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减少了节度使的权限。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全面插手下辖的几个州的财政，现在只能管辖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权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这自然引起了节度使的不满。
但由于宪宗时期的财政状况比德宗时期有所好转，他坚持不懈，依靠着灵活的合纵连横的策略，加上武力胁迫，将这项政策逐渐贯彻下去，让大部分藩镇遵从了这个新的规则。
十年后，到了唐宪宗执政的末期，当财政重整规则见效、藩镇的财政权受到遏制后，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项改革：针对藩镇的军事制度，采用与财政制度类似的规则。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则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 [67]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大幅削弱。
在这两次改革中间，唐宪宗也逐渐利用军事行动，将当年侮辱他祖父的东北诸侯一一纳入控制之中。
而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除了东北诸藩镇，还有淮西。这个藩镇地处运河要道，威胁着唐朝中央政府的漕运安全。在唐宪宗的支持下，名将李愬率领中央军，雪夜奔袭，拿下淮西藩镇的中心蔡州，拔掉了这枚钉子。 [68]
根据统计，宪宗初期，每年都上缴赋税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个道，一共有一百四十四万户，只有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而政府财政需要养活的士兵却达八十三万，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两户就要养一个士兵。京西北和河北地区由于军队太多，将赋税全部减免。而到宪宗统治结束时，全国户数已经达到三百三十五万，士兵人数九十九万，大约三户养一兵，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好转。 [69]
唐宪宗的削藩和集权措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人们将他视为中唐以后最强大的君主。但人们忽视了其中一点，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宪宗时期的财政虽然经过重整，但远称不上健康。而当宪宗诉诸武力时，那条左右了德宗的财政规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东北藩镇又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了，而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采取一次宪宗时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经过几代懦弱的皇帝和宦官专权之后，皇位传到了唐武宗，财政收入再次出现困难。武宗必须依靠武力来平定泽潞节度使的反叛，这次平叛虽然成功，却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窟窿，皇帝必须依靠灭佛来筹钱。
税务整顿促成了唐代最后一个安定时期。武宗与宣宗时代，唐代户口恢复到了四百九十五万户。
只是，这时的所谓“安定”，与财政匮乏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唐宣宗时期，全国两税、盐酒茶的专卖收入每年有九百二十二万缗，但每年的开支却要多出三百多万缗， [70] 而其中的财政缺口只能靠寅吃卯粮、提前收税来解决。末世的气象初现，民间的反抗已经不可避免。
宣宗还在世时，浙东的裘甫叛乱已经爆发。政府为了镇压反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军费。而更多的税收意味着对民间更大的压迫，这又会带来更大的反抗。所以，一旦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再也挣脱不出来。
各地反抗频发时，唐宪宗改革的另一个弊端也显现了出来。唐宪宗为了削藩，不惜降低整个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在藩镇统兵时期，藩镇为了自身的生存，会加强士兵的训练。但唐宪宗削弱了藩镇的力量，将兵权分散在各个州刺史的手中，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州刺史没有动力维持军队的训练，当财政不足时，首先考虑的是克扣军饷，减少军事开支。
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越南北部出现叛乱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可军事开支的缩减再次造成了庞勋兵变，政府进一步失控。随着藩镇制度的衰落，唐代统治者已经没有力量来防范全国性的反抗了。
最后的一击来自于唐代的重臣高骈。 [71] 黄巢叛乱时，身处江淮最富裕地带的高骈按兵不动，放走了黄巢。中央政府失去了江淮这块最富庶的土地，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此时距离唐朝的灭亡仅仅是一步之遥。当官制无法保证统一，财政也无法养活这个庞大的官僚结构时，帝国分崩离析。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1] 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2] 见《旧唐书·太宗纪》。
[3] 见《新唐书·高丽传》。
[4] 见《隋书·地理志》。
[5] 见《通典·食货七》。
[6]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7] 见《旧唐书·高宗纪》。
[8] 唐代数字见下文，隋代数字见《隋书·食货志》。
[9] 《旧唐书·高祖传》：“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1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流变，可参考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11] 唐代官制，见《新唐书·百官志》。
[12]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唐代土地分配制度可参考表4。
[13] 《新唐书·食货志一》：“凡收授皆以岁十月。”
[14] 《旧唐书·食货志》：“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
[15] 见第七章第二节。这里可以对数据失真的原因作进一步猜测：土地浮夸可能来自于皇帝对土地分配的强调，由于地方政府拿不出土地来分给农民，只能在账面上作假应付皇帝，而浮夸的土地数据又刺激了税收的增长，使得民间受到压迫。
[16] 万国鼎《中国田制史》第三章二十九节：“均田制度均授民以田，而逃户之多，乃以实行均田制度之北朝隋唐为最。”
[17] 《旧唐书·食货志》：“高祖发迹太原，因晋阳宫留守库物，以供军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
[18] 《通典·食货七》：“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
[19] 《新唐书·循吏传》：“永徽中，迁洛州。洛多豪右，占田类逾制。敦颐举没者三千余顷，以赋贫民。”永徽是唐高宗的年号，只有六年，紧跟在太宗贞观之后。但从行文上得知，土地问题在太宗时期就已经恶化了。
[20] 《新唐书·食货志一》：“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
[21] 《新唐书·食货志二》：“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22] 见《文献通考》卷三。
[23] 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24] 见《新唐书·食货志五》。本节未做说明者，均出自本志。
[25] 《新唐书·食货志五》：“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26] 见《新唐书·兵志》。
[27] 根据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整理。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的放贷年利率为百分之百，到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降到百分之四十。见本书第二十八章。
[28] 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统计得出。
[29] 《新唐书·食货志五》：“十二年，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
[30] 《新唐书·百官志一》：“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
[31] 见《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32] 见《旧唐书·地理志》。下文对洛阳的描述亦出于此。
[33] 见《新唐书·百官志一》。
[34] 见《新唐书·食货志五》。
[35] 《新唐书·食货志三》：“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
[36] 《旧唐书·刘祥道传》：“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
[37] 根据《旧唐书·宦官传》，唐制有内侍省，官员六十名。另外设有五个局，各有宦官人数不详。
[38] 见《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一年相关记载。
[39] 见《新唐书·食货志三》裴耀卿的奏章。
[40] 关于三门峡和漕运对唐代长安城的影响，可参考赵冈的著作《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根据其测算，唐玄宗时期解决了漕运问题之后，每年最高运量可养活五十一万人，而唐代长安城人口达到了六十万。
[41] 见《旧唐书·高宗纪》。
[42] 见刘仁轨《陈破百济军事表》，《全唐文》卷一百九十六。
[43] 见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全唐文》卷二百十一。
[44] 见狄仁杰《请曲赦河北诸州疏》，《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九。
[45] 见《资治通鉴》卷二○八。
[46] 本故事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韦坚传》。
[47] 见《旧唐书·玄宗纪》。
[48]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49] 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裴耀卿传》。
[50] 见《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韦坚传》。
[51]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旧唐书·宇文融传》。
[52] 杨崇礼、王、韦坚的事迹，见《旧唐书》各自的本传。
[53] 见《旧唐书·杨国忠传》。
[54] 见《旧唐书·吐蕃传》。
[55] 《新唐书·兵志》：“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
[56] 《新唐书·兵志》：“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57] 《新唐书·兵志》：“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58] 《通典》：“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疋段，给衣则五百二十万，别支则二百一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于此）。”
[59] 见《旧唐书·地理志》。
[60]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61] 见《旧唐书·武宗纪》。
[62] 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户数为四百九十五万户，缺乏口数，但以唐代人口整体趋势判断，应在五千万左右。
[63] 我们可以把唐武宗的诏令当作自白书来看。在诏令中，他详细谈到了自己对佛教危害的认识：“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见《旧唐书·武宗纪》。
[64] 《新唐书·食货志四》：“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65] 见《旧唐书·宪宗纪》。
[66] 《新唐书·食货志二》：“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
[67] 《旧唐书·宪宗纪》：“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溪洞连接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不在此限。”
[68] 见《新唐书·李愬传》。
[69] 见《新唐书·食货志二》。
[70] 以上数据均见《新唐书·食货志二》。
[71] 见《旧唐书·高骈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