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仙芝：失控社会的流窜作战

庞勋起义对唐朝政府的打击，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财政上的。由于唐政府动用了大量军队参与镇压，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平衡被打破，民间经济越过了能够承受压榨的临界点，唐代也随即进入了起义频发的末期状态。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在山东地区的濮州（现河南省濮阳境内），有一位叫作王仙芝的人借助饥荒开始造反，第二年，冤句（现山东省曹县）人黄巢也加入了王仙芝的队伍。这次起兵是西晋末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民间运动，也向世界展现了运动战的魅力。

不管是王仙芝还是黄巢，都充分发挥了起义军擅长的游击战。由于唐末地方政府的盘踞分隔，几乎很难对持续运动的军队形成有效打击。唐代中央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只能仰仗地方割据势力。而战争制造的流民又源源不断加入起义队伍，使得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当起义规模超过了地方藩镇势力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直捣关中了。

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王仙芝的死亡作为分界点。在前个阶段，起义者的活动范围还有所收敛，被政府军围困。而到了后一个阶段，黄巢开始了极为大胆的长征，在唐代的边境地区穿插发展，使得政府无力再应付。

最初两年，两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如今的山东西部一带，以濮州、曹州为中心，并向东南方进攻沂州（现山东省临沂）。为了镇压起义，唐代中央政府派出了周围的五路节度使军队，分别是镇守郓州、曹州、濮州的天平节度使，镇守江都（现江苏省扬州）的淮南节度使，忠武节度使（现安徽省淮阳），宣武节度使（现河南省开封），义成节度使（现河南省滑县）。后来又动用平卢节度使宋威参与救援。

但政府军犯了一个错误，宋威率军将王仙芝、黄巢在沂州城击败后，以为两人已经死亡，就上奏中央罢兵了。罢兵之后，要想再次召集军队，势必引起更大的不满，甚至士兵的哗变，对于镇压更加不利。

王仙芝、黄巢兵败后，离开了他们的老家根据地，开始了更加广泛的军事机动。从这一刻开始，唐朝传统的镇压方法变得不再灵光，因为藩镇兵不愿离家太远，无法跟上起义者的行军速度。

王仙芝的下一站进入了现今河南境内，很快攻克了阳翟（现河南省禹州）、郏城（现河南省郏县）等八县，这些城市都靠近现在的许昌、郑州一带，距离洛阳已经不远，威胁到了唐王朝的东都，变得更加危险。

唐朝政府被迫部署东都的防守，并派人守住了潼关，避免王仙芝流窜进入关中平原。此刻，王仙芝的军事实力还不够强，虽然能够攻克一系列的城市，引起东都巨大的震动，却无力攻打东都。他在政府军的逼迫下，继续向西南方机动，寻找薄弱点。

王仙芝寻找的薄弱点是洛阳南方的邓、唐一带，以这里作为跳板向汉江流域的南襄平原进军。南襄平原是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在湖北的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湖北、湖南的跳板，占领了这里，就扼住了两湖与中原之间的最主要通道。

王仙芝与黄巢在南阳、襄阳地区攻城略地，攻克郢州（现湖北省钟祥）、复州（现湖北省仙桃）、随州、安州（现湖北省安陆）等地，又派人向东面的淮河、长江流域渗透，攻打申州（现河南省信阳）、光州（现河南省潢川、光山）、寿州（现安徽省寿县）、舒州（现江西省安庆）、庐州（现江西省九江）等一系列地区。如果这些地区丢失，意味着从中原到长江流域交通的阻滞。唐朝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只有南襄隘道、武汉以北的义阳三关、寿州以南的巢淝故道以及大运河四条路可以走，王仙芝活动区域扼住了前三条通道，只有最后一条道尚没有触及。

唐朝的地方官员为了自保，纷纷闭关不出，也不参与讨伐。中央政府第一次感觉到无力镇压，于是开始考虑封赏和招降王仙芝。

在王仙芝和黄巢之间，也有了矛盾，王仙芝不排斥招降，而黄巢则是更加坚定的起义者。

第一次招降虽然没有成功，却分化了王、黄两人，此后，黄巢北上回到了山东根据地，并在山东、河南、湖北的宽广区域内来回流窜，而王仙芝的活动范围则主要在湖北中西部、河南西南部。

到这时，两人的命运也有了区别，黄巢仍然把军事机动贯彻到底，攻克州县是为了劫掠，不是长期占领。如果碰到绝对优势的敌人，就明智地避开。王仙芝由于受到招降的影响，开始寻找根据地，他的目光盯在了湖北西部。他攻克了鄂州（现湖北省武昌），但随着盘踞意识的增强，机动性大大下降，随着伤亡的积累，军队也逐渐被削弱。

当军队被削弱后，唐王朝的招安意识也越来越淡，更倾向于武力镇压。

在南襄地区无法立足的王仙芝决定向荆州进军，企图夺取荆州作为基地，但进攻失败。他的军队实力、士气等都受到了严重打击，最终在黄梅被杀。

王仙芝早期的成功，在于他的机动性作战原则，使得唐朝调动军队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极限，不得不对他招降。王仙芝要么接受招降，要么坚持机动性，但他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丧失了机动性的他不得不承受失败的代价。

在王仙芝兵败被杀后，他的搭档黄巢却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胆的机动行军，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直到拥有了推翻唐王朝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