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军事变革

后周太祖郭威永远想不到，他一手导演的兵变大戏会被别人“依样画葫芦”，用同样的手段篡夺了他的江山。

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率军北伐的郭威在澶州突然被士兵们披上一面黄旗当作黄袍，挥军入京取代了前朝。九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大将赵匡胤的身上。这次，赵匡胤更加等不及，走到距离首都不远的陈桥驿，就让士兵披上了黄袍。

当上了皇帝的赵匡胤意识到，既然郭威和自己都可以通过兵变当上皇帝，那么，在现有的体制下，一定会有下一位权臣利用机会登上帝位。要想防止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只有从制度上来遏制。

五代时期最大的制度特征，仍然是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武将控制政局。节度使们成了每个地方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军队，从地方收税来养兵，甚至有自己的官僚系统。

宰相赵普向赵匡胤提出了三点计策：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

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外，加上了许多附属性的监管措施，来防止官员擅权。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宋代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又将兵权分出去，划归了枢密院。同时将财政权力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事、行政权力也各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 (4)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各种官僚盘根错节，任何人想要反叛，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五代时期为了对抗节度使的权力，形成了枢密院领兵制度。为了限权，除了枢密使之外，还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

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不管是官员还是军队，都没有独立的财政权。中央对地方和军队的制约，表现在财政上的“制其钱谷”。宋太祖剥夺了地方的独立财权，派遣了大量的使职官僚下去。他规定，财政官员直接向中央负责。地方财政事务都由中央政府设立的转运使掌握，而地方长官（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等）均不掌握财政事宜。通过这个做法，皇帝就架空了地方机构的财政权力。

在中央层面上，皇帝设立了三司使，专管财务。三司与宰相、枢密院并立，号称计相。财政官员的地位提升，并独立于行政之外，皇帝更加掌握了对于财政的控制权。 (5)

简单地说，宋太祖的制度变革，就是加大官员和兵员的冗余度，让这些冗官和冗兵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避免任何人有过大的权力来发动政变。

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此复杂的制度经过自然生长过后，其复杂度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到最后，就连皇帝都无法控制事态。北宋中后期，冗官和冗兵如同巨大的肿瘤生长在社会肌体上，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去掉。

为了养活冗官和冗兵，宋代不得不生成了极端复杂的财政体系，从国有企业、专卖制度、金融体系等各个方面，从民间抽取财富，即便这样，仍然无法满足政府的需要。

与此同时，士兵的战斗力却得不到保证，将军们由于没有足够的权力，处处受到制约，在战争中败仗连连。

可以说，宋太祖在防止内部叛乱上极端成功，却以牺牲了对外作战能力为代价。这个特征，决定了宋代的战争大都是对外的，而内部的叛乱规模小，也容易镇压。

但在宋代初年，这些弊端还都没有显现，宋太祖仍然可以借助后周的余勇来统一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