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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1]
这是一个元代版“四万亿” [2] 的故事。
蒙古人早期的财政以掠夺和放贷为主，蒙古将领们靠打仗掠夺了财富，再交给中亚的色目人帮助打理，利用放贷获得收入。
为了将战时的掠夺财政变成和平时期的正规税收，耶律楚材帮助蒙古人建立了土地税制度。但这种制度常常遭到破坏，与耶律楚材针锋相对，色目人介绍了包税制给蒙古人，即将一个地方的税收包给一个负责人，收取一个定额，由负责人想尽一切办法敲诈该地，除了将定额交给蒙古人外，多出来的部分则归包税人自己。
令马可·波罗惊叹的纸币也成了蒙古人掠夺的工具，元代的纸币一直持续不断地处于贬值当中，并不断发行新币来取代旧币，将旧币贬值。在掠夺财政、包税制、纸币敛财的共同作用下，元代成为最孱弱的朝代之一，一直缺乏真正的经济恢复和盛世时期。
元代末年，雄心勃勃的丞相脱脱为了振兴大元王朝，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改革。他的改革核心是：利用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这是元代版本的“四万亿”。
然而，政府主导花钱必须有钱可花，当政府手中没钱时，就只好偷偷开动印钞机，依靠印制钞票来筹措财政。
脱脱的做法导致了民间经济的紊乱和金融上的大崩溃，随着各地反元起义的兴起，脱脱的改革没有拯救元朝，反而葬送了元朝。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 [3]
元顺帝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一场针对权臣伯颜的阴谋正在展开。 [4]
在元代后期，曾经出现了几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这些参与争夺的人都有一个源头，他们都属于太子真金（元世祖忽必烈的儿子）三个儿子的后代。
在最后一次争夺中，伯颜帮助元武宗（真金次子的长子）的儿子元文宗图帖睦尔登上了皇位。从此，元代的皇位留在了元武宗的后代手中，直到元代灭亡。
到了武宗孙子元顺帝统治时，伯颜更是通过杀害其他大臣独揽大权，天下人只知有伯颜，不知有皇帝。他推行非汉化政策，重用蒙古人和色目人，甚至提出要将汉族的大姓灭绝，防止他们的反抗。
为了巩固地位，伯颜提拔侄子脱脱担任御史大夫一职。他没想到，就是侄子脱脱将他赶下了台。
与伯颜的擅权相反，脱脱从一开始就预感到权臣的下场，故意与伯父保持距离。脱脱在得到皇帝的信任后，设计将权臣贬斥。
公元1340年，趁伯颜出猎的机会，脱脱与皇帝合谋，在控制了京城的卫戍部队和城防系统之后，颁发诏书，贬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一次宫廷政变在脱脱的圆满策划下，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
这次政变显示出脱脱为人的干练与坚决。在经过了元代混乱的宫廷和政治斗争之后，人们对于和平发展充满了渴望。第二年年初，脱脱成为帝国的中书右丞相。这个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一举一动，都寄托着时人的期待。
在重重的期待中，脱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要选择一位最能代表元代气象的人物，这个人也许既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耶律楚材、关汉卿和赵孟頫，也不是那些蒙古帝王，而是脱脱。 [5]
在历史上，成吉思汗的武功不容置疑，赵孟頫的文采也值得推崇，但能兼备所有能力的全能选手，则非脱脱莫属。
在担任丞相期间，他彻底扭转前任伯颜的蒙古化政策。伯颜希望元朝回归蒙古传统，重新回到蛮荒性格，但脱脱知道，要统治这么大的帝国，非得有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不可，像伯颜那样为了回归野性，对正规官僚制度进行破坏的政策是没有出路的。他尊重汉人的权利，恢复了科举考试，为伯颜迫害的宗室亲王和大臣平反，采用儒术治国。一时间元代的政坛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同时，他兴修过水利，制定过农业发展计划，这些显示出他对于经济发展拥有纯熟的理解力。
更难得的是，脱脱并不仅仅是一个官僚型的人物，还是一个颇有文学造诣的大家。中国的二十五史中有三部是在元代编撰的，分别是《辽史》《金史》和《宋史》，之前只有唐、宋两代大规模的史书编修可以与元代相比，而主持这三部史书编撰的，正是脱脱。
不管是制定政策，还是编修史书，都只展现了脱脱作为文官的素质。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很有能耐的将军。元代末年，各地叛乱，脱脱组织军队围攻张士诚，并协调天下的兵马，颇有章法，屡屡得胜。
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人们还是认为，如果不是恰好于此时被罢相，他是有机会将各地的骚乱镇压下去，延长元朝的寿祚，让朱元璋暂时靠边站的。
相比于其他的竞争者，脱脱才是最能代表元代才气的人物，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全能型选手。
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恰好是在他的任上，全国上下的小骚乱变成了大暴动。
在他之前，元代虽然进入了不稳定时期，却还没有出现失控，而他担任丞相之后，各地的红巾军、强人纷纷揭竿，元政府进入疲于奔命的镇压时期。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个人呢？一方面他能力超强，但另一方面，又是他的政策导致了元朝的倾颓。我们如何将这两方面协调起来？
这就不得不说说他的经济刺激计划。简单地说，脱脱信奉由政府主导经济，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凯恩斯主义者。他认为，利用政府主导项目、大力花钱的方法能够将帝国疲弱的经济刺激起来，走向繁荣的轨道。
为了刺激经济，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但元政府手中没有钱，脱脱就只好依靠印刷纸币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结果，一不小心发过了量，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社会经济失控，各地骚乱随之扩大了。
这个元代凯恩斯主义的故事，显示出集权式政府的困境：为了筹措建设资金，仅仅依靠普通的税收不能满足需要，还要依靠金融手段。但最终毁掉社会经济的，往往是政府过于野心勃勃的金融扩张。这个元代发生的“四万亿”故事从元初就已经铺垫了结局……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公元1260年，忽必烈称帝。这一年也是蒙古帝国消失的一年。 [6]
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布继承蒙哥汗，成为大蒙古国的新一任大汗。他的僭位立刻在蒙古人的世界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蒙古帝国一共拥有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这四大汗国，都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
在忽必烈之前，四大汗国与各个亲王家族共同选举大汗。大汗这个职位，拥有整个蒙古帝国的最高权威。随着忽必烈上台，除了他控制的窝阔台汗国之外，其他三大汗国均不承认他的权威，蒙古帝国分裂成了四个地区性的国家——元朝就是其中之一。
元代虽然是类似于中国各个朝代的集权式帝国，却由于曾经是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记。
首先，元代与中国的其他朝代不同，政府的选官范围是世界性的。在成吉思汗和察合台汗时代，蒙古人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大都有景教、伊斯兰教的背景，他们组成了一个色目人集团，为蒙古人管理着庞大的财产。
蒙古的王公在当时没有固定的薪俸，他们依靠打仗从各处劫掠了不少财产，这些财产大都是黄金和白银，王公们让色目人为他们打理财产，使其增值。
此前，历代货币以铜币为主，而在西方则以银为主。蒙古人在这点上继承了西方的理念，为中国境内白银的普及做了铺垫。
蒙古帝国分裂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代。虽然元代统治的疆域已经局限于现在的中国、朝鲜和蒙古国，但忽必烈等人任命的官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东亚、中欧。由于蒙古人有理财和文字（蒙古人继承了中亚字母来书写蒙古语）的需求，所以，中亚的回民们一直处于上等阶层的地位。
对中亚人的宠信甚至影响了蒙古人在中原建立更加稳固的财政基础。最初，蒙古的财政是掠夺式的，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抢来的东西就是帝国的财政基础。到了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代，契丹人耶律楚材任中书令，为蒙古人制定财政计划和政治结构。 [7] 耶律楚材建立了一套类似于中原的财政体系，依靠向农民征税来获得收入，当时的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和财产税。这件事情让蒙古人喜出望外，他们意识到除了掠夺之外，还可以从占领地获得更加持久的税收。
但是，随着蒙古军事行动的扩大，大汗需要更多的钱，各个王公们更是需要立刻拿到现钱。这时，中亚的理财专家们再次登场，把耶律楚材给边缘化了。他们向大汗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选项：蒙古人不需要操心所谓的税制结构，只需要将征税权包给他们即可。
所谓包税制，就是帝国将税权包给某些人（包税商），包税商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从地方上榨取税收，然后每年向帝国贡献固定的数额，剩下的收入都归包税商。包税制带给了帝国便利，大汗和皇帝们不用费心就有了固定的财政收入，却让包税商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地方上榨取财富。这种方法将短期效益最大化，却破坏了帝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征税能力。
大蒙古帝国时期的财政就在正规税制和包税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之间摇摆着。可见，一个游牧民族要建立完整的社会架构、维持长期的统治有多艰难。
但不管多艰难，到了大汗蒙哥时代，蒙古帝国的税收结构已经逐渐建立起来。当时的税收项目包括人头税、农业税、商业税，附加一定的徭役。在中原，征税以农业税为主，农业税的征收类似于宋金时期的两税法，一年收两次，这说明蒙古人学习的能力并不弱。
大汗窝阔台时期，也是蒙古的官僚制度逐渐成形的时期。蒙古人的人口非常稀少，却控制了如此广阔的疆土。被当地人稀释后，蒙古人在所有被征服地区（除了蒙古本部之外）都是少数民族。
在最初征服时，蒙古人对每一个地方只派出很少的代表，行使宗主权，这个代表叫作达鲁花赤。公元1231年，大汗终于在中原地区借鉴辽国和金国的经验，建立了一种类似于汉人政权的政治结构。
在辽代，皇帝创立了一种叫作两面官的制度。 [8]
所谓两面官制，指的是皇帝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在游牧区实行游牧民族的法制，而在农耕区，则采用宋代的农耕社会制度；其官僚系统也分成了主管游牧民族的北面官和主管农耕社会的南面官；而在军事上则以北面官为主，南面官主要负责民政。
辽代的两面官制被金代继承。但金代在继承的同时，又加强了汉化制度的正规性，仿照唐代设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
不过，由于三省制结构过于复杂，金代统治者掌握不好，所以，三省制结构就逐渐被一省制取代了。金代海陵王时期，将中书、门下两省废除，只保留尚书省。金代的做法影响了后续的元、明、清三个朝代。 [9]
另外，为了便于地方治理，金代还建立了行台尚书省，即行省。所谓行省，指的是按照中央政府（尚书省）的模式，在各地建立克隆机构，完成对地方的统治。行省的官员设置与中央类似，构成单独一级政府。通过行省的设立，这些由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就能够更牢固地控制汉人，施行异族统治。
蒙古征服金国之后，继承了金国已经探索出来的方法，只是将尚书省改为中书省，在名称上做了改变，但实质并没有变。
行台中书省则与蒙古人的达鲁花赤制度天然契合。蒙古新征服一个地方，会选择暂时保留这个地方的行政结构，同时派出几个代表在当地组建一个新的机关，代表中央的中书省来指导当地部门的工作，这个机关就叫行中书省。
在忽必烈上台之前，蒙古人已经通过摸索，在中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结构：中央为中书省和下辖的六部，地方为行台中书省。后来，除了中书省之外，又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这一省一院一台构成了蒙古时期的权力制衡结构。 [10]
但不幸的是，虽然政治制度逐渐成形，但元代脆弱的财政却贯穿始终，皇帝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他的战争和浪费。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
与其他朝代不同，蒙古人的元代始终缺乏一个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类似的盛世时期，除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政治架构过于简单、财政结构过于粗暴之外，还和元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有直接关系。
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发展出盛世，都要有一个较长的休养生息时期，但元代是个例外。建国者忽必烈从上台起就一直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 [11]
这些破坏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战争。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打了一场内战，为的是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对阿里不哥所在的蒙古本部进行经济封锁，让他无法与外界交换物资，最终孤立并打败了他。但这次战争却使得统一的蒙古解体了，从此忽必烈虽然获得了虚的称号，却再也不可能从其他汗国获得必要的支援。
之后，忽必烈征服了朝鲜和中国南部，加上之前的吐蕃等部和大理，基本上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这些战争，特别是和南宋的战争旷日持久，元代的财政一直处于危机状态，根本没有时间整理财政和发展经济。
除了这些以胜利告终的战争之外，忽必烈时期还打了许多徒劳无功的败仗，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在各个方向被遏制。
在日本，蒙古人的战船被台风袭击，致使两次远征都惨淡收场，造就了日本不可入侵的神话，也让本来就不宽裕的财政彻底失控。
在越南，蒙古人试图征服越南南部的占婆，最初是想从海上进攻，但占婆人退入山里和蒙古人打游击。后来为了运送更多的兵力和后勤物资，要从越南北部的安南国借道，被拒绝后与安南进行了三次战争。蒙古人三次被击败，损兵折将，越南的民族主义获得了重大进展。
在缅甸，蒙古人占领了蒲甘王朝的首都，大肆劫掠，但是他们没有实力进行长期占领，只能撤退将机会留给掸人。这次表面上的军事胜利无法掩饰事实上的亏损。
在爪哇，远征军也遭到了惨败。
总之，在忽必烈时代，蒙古人的扩张已经到了极限，四处失败增加了它的财政负担。由于无法建立起稳定的财政结构，崩溃很可能是早晚的事。
其次，政治结构不完整，导致很难从中国南部征收税款。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古征服南宋。但征服了南宋之后，蒙古人却一直没有控制好这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按照常理，蒙古人征服之后应该努力建立一套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行政架构，并利用这个架构获取常规的税收，并保证民间经济的繁荣。但忽必烈长于军事，对于经济和政治并不看重，也无暇关注如何建立这种结构。
终元一朝，政府始终没有掌握好南方的经济，正规税收不足，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措施获得收入。但政策的随意性又破坏了民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导致人民的反抗。
到了元代后期，南方的零星反抗不断地冒出来，而政府很难找到有效的镇压手段。军事征服又加重了财政负担，掉入了财政和社会崩溃的旋涡。
再次，纸币的发行缺乏必要的准备金制度。
元代之所以不愿意致力于建设长久有效的税收结构，还在于元政府找到了从民间抽税更加便捷的方式——印钞票。
元代和宋代一样，有着发达的纸币系统。纸币曾经让马可·波罗惊叹不已，把这一切都写进书里。但这种方式却带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政府缺钱时总是控制不住印钞票的冲动，造成普遍的通货膨胀，相当于征收了额外的通胀税。
忽必烈时期，元代发行了两种钞票。
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政府发行了叫作中统钞的纸币。 [12] 中统钞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中统元宝钞，这种钞票以银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银；另一类是中统交钞，以纱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纱。
宋代的纸钞是以铁币和铜币为储备，而元代以银和纱为储备，表现了元代银的地位上升和铜的地位下降。另外，宋代的钞票往往带有地点限制，比如北宋的交子只在四川使用，南宋会子只在江南使用，而元代的钞票不再有地点限制，是全国通用的。元代的钞票也不像宋代那样有界的划分，而是发行完就不再回收，并且没有规定发行量。
两类货币发行后，以银为储备的中统元宝钞成为主角，并在全国通行。但很快，元政府由于财政的紧张，就开始滥发中统钞，所谓的储备也成了空谈。1260年，中统钞共发行了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公元1265年，发行量为十一万六千二百零八锭。公元1276年，由于和南宋、日本交战的需要，财政出现了亏空，发行纸钞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这时，通货膨胀就已经有了苗头。 [13]
公元1287年，忽必烈利用色目人桑哥（著名的吐蕃僧人萨迦八思巴的弟子）启动了新的敛财之旅。 [14] 这一年发行了所谓的至元宝钞，这种宝钞和中统钞的兑换比例是一比五，五锭中统钞只能兑换一锭至元钞。这一下子就将旧钞贬值了五倍，不仅引起了币制的混乱，还让纸钞逐渐失去了信誉。
另外，政府为了刮钱不得不求助于专卖和其他敛财制度。
桑哥以敛财著称。他提高专卖价格和商税，直接打劫了元代的民间贸易系统。桑哥手下的吐蕃僧侣杨链真伽为了寻找财富，甚至刨掉了南宋皇帝的陵墓，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恨。
除了桑哥，还有回族人阿合马、中书右丞卢世荣等，也是有名的理财专家，以加税、专卖和敛财著称。 [15]
在元代，甚至连竹子都实行专卖，借口是防止敌方得到竹子制造弓箭。
最后，除了这些方式之外，元代的运河系统和邮递系统也耗费了大量的物资。
由于首都北京地处一个不能自给自足的区域，皇帝和宫廷的消耗不得不从南方运输过来。元代最初是利用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北方，后来在公元1289年开通了运河，改走内河运输。但是，运河的维护成本非常高昂，维持首都的正常消耗需要竭尽元王朝的全力。
令马可·波罗感到吃惊的驿站系统也要靠当地人提供马匹，而元代的王公贵族总是在滥用这些邮递系统。驿道上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和政府无关的私人业务，这些业务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转嫁到了维护驿站的当地人头上。
当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整个元王朝已经千疮百孔，财政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因为开国的皇帝继承了蒙古人开疆拓土、好大喜功的传统，他们在获得了整个帝国之后，没有恢复经济和整理财政，于是帝国进入了中年阶段。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元代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帝统治时间都不长，他们如同匆匆过客，虽然制定着不同的计划，但这些计划又在死后被推翻，由新人重新制定新的计划，这些政策根本没有时间得以落实。
另外，忽必烈是典型的汉化派，但在他死后，子孙们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到底是保留蒙古传统，还是拥抱先进文化？到底是保留蒙古人的部落制，还是实行汉人的官僚制？
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总是朝三暮四，基本上这个皇帝愿意采纳中原统治方式，下一个皇帝立即决定恢复蒙古文化。后期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这一点决定了政策具有摇摆性。
在摇摆当中，帝国的财政问题被搁置了。元政府不仅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还随时出台各种临时性的措施来破坏财政。
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统治了十四个年头，算是中期统治最长的皇帝。他在位时期，元代经济有所恢复，但随后就进入了彻底的失控期。
即便是铁穆耳时代，也只是把问题掩盖了下来而已。官僚数量膨胀、赏赐无度成为这个时代的通病。在忽必烈死去那年，铁穆耳就开始了他的赏赐之旅。根据有据可查的数据，为了稳固人心，他一年内共送出了金四千两、银十六万七千九百两、钞票二十三万三千一百锭。 [16]
一边是大幅赏赐，一边是亏空的国库 [17] 。为了要钱，皇帝将目光转向了钞本银。
所谓钞本银，就是准备金。政府如果发行纸钞，就必须有真金白银做后盾，当人民手中拿着纸钞，必须有一定的银子做保证。
元代初期，钞本银虽然不足，但毕竟政府还设立了一定的储备。而忽必烈时期为了战争曾挪用过准备金。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是财政困难的时期。成宗下令，将存放在全国各地的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准备金只留下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剩下的全部运往首都供他使用。 [18] 之后准备金有所恢复，到了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成宗下令再借二十万锭。 [19] 到了大德三年（1299年），元政府已经有一半的财政是出自钞本。 [20]
另外，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朝发兵攻打位于泰国的八百媳妇国，又造成了失控的军事负担。第二年，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至元钞发行量达到了创纪录的二百万锭 [21] 。
这种挥霍无度的使用方法立即造成了通货膨胀，但成宗皇帝并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到了武宗海山统治时期，他不仅想恢复蒙古人的荣耀，还要养活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而四处花钱的做法令财政危机更加明显。海山开始进行所谓的改革，目的是通过裁减官僚数目来节省开支，并加强政府的理财能力。但实际上，不仅没有把机构减下去，皇帝一不小心又增加了新的机构。
由于中书省机构僵化，办事效率变得更加低下，武宗希望恢复尚书省，由尚书省专门负责理财，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22] 在保留了中书省的同时，又平白多出来一个尚书省，反而让官僚阶层越来越庞大。
另外，他模仿元世祖忽必烈，再次想到了发行新钞票的办法。武宗发行的钞票叫作至大银钞，同样按照忽必烈的老规矩又将旧钞票贬值了五倍，规定至大钞和至元钞的比值也是一比五，和中统钞的比值是一比二十五。虽然叫银钞，准备金其实已经不足，于是，武宗干脆下令，以后不准纸币兑换金银，民间也彻底禁用金银。 [23]
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至大钞的发行总量达到了一百四十五万锭，折合中统钞三千六百三十万锭，印钞量比前三年翻了七倍。 [24] 再加上一定的增税措施，从这时起，元代就已经出现了末期的症候。武宗死后，仁宗虽然废除了他的所有改革措施，但武宗改革的影响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即便废除也于事无补了。
到了文宗时期，由于皇位争夺战，元代的政治结构更加脆弱，接近于解体，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也失去了。
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上台时，元代经济已经近于失控，人们都意识到再不改革就要完蛋。
伯颜作为右丞相时，采取了降低盐税和普通税的方法，让民间经济少受骚扰，减缓民间的反抗。 [25] 但由于他在民族政策上是个守旧派，他赞成加强民族区隔，取消科考，避免蒙古人的进一步汉化。这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经济措施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这时，随着元顺帝地位的巩固和脱脱的执政，他们开始对帝国财政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丞相脱脱更希望通过雄心勃勃的改造，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将帝国带出政治和财政危机。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脱脱为相时，面临的是一个急需恢复、经不起折腾，却又四处都是叛乱小火苗的帝国。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都会顾此失彼，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但脱脱有着巨大的信心来改变孱弱的局面，他试图通过加强政府权力来实现一次中兴。
他担任过两次右丞相。第一次在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到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在此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扭转伯颜前期的政策，重开科举考试，重新向汉人开放官制。同时为了表明元代的正统和持续性，他主持编修了辽、金、宋三代的史书。
在他第一次任期中，他还试图解决南方的粮食运往首都的问题。由于元代重新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在投入运营后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淤塞问题，不得不重新使用海上航线。在鼎盛时期，元代南粮北运的规模在每年三百万石以上。但在脱脱执政时，已经下滑到二百六十万石到二百八十万石之间。 [26] 脱脱为了保证大都的粮食供应，避免帝国的基础失衡，试图开凿一条从大海到北京的水运系统，让海上粮食能够不间断地直达北京。但这次开凿以失败告终。 [27]
虽然失败，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眼光独到。如果不解决粮食问题，元大都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后来在黄河泛滥和武装割据的时期，元的漕运和海运都中断了，大都的经济也就死了。
这次失败的开凿仍然反映出脱脱的经济发展思路：利用一定的大工程来解决帝国的根本问题，扭转经济颓势。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脱脱下台，继任的宰相们在几年内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了。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黄河又发生了决口， [28] 运河系统更加不堪一击，北方的粮食短缺加剧。同时，各地的反抗力量也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促使皇帝再次想起了帝国最有才华的大臣脱脱，于是，在至正九年（1349年）第二次任命脱脱担任宰相。
面对比第一任时更糟糕的情况，脱脱又如何应对？
脱脱仍然满怀信心，试图用更大规模的政府行动来实现中兴。这次他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手段也已经纯熟，他的措施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整顿吏治减轻人民的负担，发展经济。这是历代政府的常规动作。特别是到了帝国后期，吏治已经比较混乱，这是任何一个强势的宰相都会动用的手段。
第二，大规模地兴建水利工程。由于黄河的泛滥，如果要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和运输问题，必须首先治理黄河。脱脱高效地组织了数十万劳工治理黄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由于北方的粮食问题很严重，脱脱提出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在北方种植产量更高的稻米。他采用了政府指导的方式，专门从南方请来了熟练的稻农，由政府出资来教北方的农民如何种植稻米。在整个国家都处于非常状态时，脱脱仍然投入大力去做这些基础性、长效性的措施，说明他认为帝国是可以治理好的。 [29]
第四，为了维稳，他还建立了庞大的军事系统。由于黄河泛滥、灾荒加重，帝国的财政已经处于非常状态，各地官吏争相采取非常规方法获得收入，反抗也层出不穷，并且规模在不断增大。为了对付这些反抗，脱脱尽可能建立起一整套高效的制度，来保证调兵的需要。
总之，脱脱的思路很明确，利用政府的一切资源，一方面加强维稳力度，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力量，让社会暂时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加快改革进度，加强基础建设和经济指导。这两方面都需要政府庞大的财政投入。
当时政府是否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即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我们还不敢确定，但他们肯定是相信一旦政府出手进行刺激、控制和指导，就可以让问题马上好转。
然而，好想法没有带来好结果。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原因在于这个理论虽然严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钱从哪儿来？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
脱脱的所有措施都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花钱。对于元代入不敷出的国库来说，又如何承担得起这些工程？
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汉代或者唐代，那是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在汉唐时期，由于货币是金属的，具有稀缺性，即便是皇帝，如果国库没有钱，也无法增加开支，更无法实行野心勃勃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脱脱以前的各个王朝缺乏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原因：政府不是不想，是没有能力。
但到了元代，现代社会的金融秘诀——纸钞——已经出现。从宋代到金代，甚至元代前期，纸钞都展现了巨大的魔力，可以从无中创造出有。当然也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某一天政府醒来，会发现发行的纸钞已经没有人接受了，这就会造成整体性的崩溃。
南宋末年，朝廷在讨论金代崩溃的原因时，认为除了军事上不敌蒙古人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导致社会在蒙古人打来之前已经崩塌了。但即便南宋政府能够看到金代的致命短板，到最后还是重蹈覆辙。 [30]
那么，脱脱又能否利用好手中的工具，发挥它的长处，同时避免它的害处呢？
脱脱筹钱有两个途径：
第一，传统途径：加强国有企业，也就是盐、茶的专卖，以及增加农业税和商业税。但这些项目大部分已经被前面的政府榨干了，所以没什么特别之处。
第二，当传统途径提供不了这么多发展资金时，脱脱打开印钞机，加印钞票。
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为了筹措资金，脱脱以货币改革的名义启动了印钞之旅。他设计了一个整体性的改革方案，在这之前，元代几乎没有铜币，只使用纸钞。脱脱认为正常情况应该是钱币和纸钞同时流通，大额的用纸币，小额的用铜钱，为此，他发行了一种叫作至正通宝的钱币，进入流通市场。 [31]
乍一看，这种金融思想带有明显的进步性，有纸币，有硬币，已经很类似于现代的货币制度了。但是，再一看，就会发现他的真实目的。发行钱币只是一个幌子，而真正的目的是印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才是货币改革的本质。
除了钱币之外，脱脱还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叫作至正交钞。脱脱规定，至正交钞和至元宝钞的兑换比是一比二，将原来的纸币贬值了一倍。相对来说，脱脱没有像前人那么心急，将货币贬值那么多。
货币改革后，第一次就印了二百万锭 [32] ，用纸钞支付工人、士兵的工资，以及用纸币进行采购。同时，这些纸钞都是没有准备金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钞票都拿去兑换金属货币，会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多金属货币可以兑换。
但很快，钞票的发行就出现了失控，一旦开动了印钞机，就会形成惯性依赖，停不下来。2008年，美联储决定大幅度救助金融系统，敞开印钞票时，人们担心的同样是只要开动了就收不住。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依赖性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更何况生活在七百年前的人呢？当脱脱在北方发展农业时，政府再次需要钞票，于是，立马又加印了五百万锭 [33] 。这一下，不仅没有帮助经济，反而产生了更加重大的问题。
脱脱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不管他最初如何小心，恶性通胀还是如期而至。物价上涨超过十倍，在价格失控的情况下，政府为了解决采购和发薪问题，只好加班加点地加印钞票。最后钞票要用车船装运，运往四方。由于购买力太小，纸币散落得到处都是，也没有人去捡，如同废纸一般。 [34]
金融秩序乱套，是导致人们对政权丧失信心的最关键因素。
第二，大量的政府工程占用了太多的劳动力。去修黄河、运河的人很多，而参加维稳的人也脱离了劳动，不再创造产品，于是种地的人少了，粮食减产，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同时由于天灾，村庄的人手不足，抵御能力也下降了。
宣判脱脱依靠政府发钞，花钱刺激经济的措施走到尽头的，是无情的军事动乱。由于经济秩序紊乱带来的民不聊生，山东、浙江、江苏、湖北等地先后叛乱。脱脱组织人马进行征讨。
元政府最后自掘坟墓的举措是：在脱脱征讨南方的叛军张士诚即将取得突破时，突然将他罢免了。这次罢相反而让人们忘记了脱脱此前的作为，纷纷同情起他来，认为如果不罢免他，也许元朝能够拖延得更久一些。
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却很难掩饰他之前的作为对元朝社会造成的伤害，更无法推脱他的责任。
脱脱被罢免后，元朝就已经瓦解了。这个社会不是被敌人征服的，而是从内部自动瓦解的。中央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全部疆域，南方各个小政权纷纷独立，不再听话。帝国皇帝的政令无法到达长江以南，在北方，也仅仅被限制在京郊地区。在这样的状况下，迟早会有人起来取代这个瘫痪的政府。当朱元璋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时，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接手了全国。
当然，不能完全责怪脱脱导致了元朝的灭亡。不管对谁来说，元晚期已经注定是个悲剧，灭亡不可避免，但脱脱的经济刺激计划却起到了加速灭亡的作用。
脱脱的例子提供的教训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政府往往会大手大脚花钱，大手大脚花钱导致它必须尽可能地捞钱，捞钱最简单的方法是加税和印发纸钞，这些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朝代中期，导致的是经济抑制和社会衰落，而如果发生在朝代末期，就是直接的崩溃。这与个人的人格和人品无关。
[1] 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206年—公元1368年。
[2]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经济受到冲击。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投资四万亿。
[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ho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著有《就业、信息和货币理论》，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4] 见《元史·伯颜传》。
[5] 见《元史·脱脱传》。
[6] 见《元史·世祖本纪》。
[7] 见《元史·耶律楚材传》。
[8] 见《辽史·百官志》。
[9] 见《金史·百官志》。
[10] 见《元史·百官志》。
[11] 见《元史·世祖本纪》。
[12] 《元史·食货志》：“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
[13] 《元史·食货志》均给出了详细发行数据。
[14] 见《元史·桑哥传》。
[15] 见《元史·阿合马传》《元史·卢世荣传》。
[16] 根据《元史·成宗本纪》记载相加，有许多赏赐未写数字，故本数字是保守的估计。
[17] 这一年，中书省一共发出了两次警告，请皇帝少赏赐点钱。第一次警告“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第二次警告时，表示“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上都、隆兴、西京、应昌、甘肃等处籴粮钞计用二十余万锭，诸王五户丝造作颜料钞计用十余万锭”。扣除后剩下七十六万余锭。
[18] 《元史·成宗本纪》：“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
[19] 《元史·成宗本纪》和《元史·食货志》均有记载。“帝谕中书省臣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
[20] 《元史·成宗本纪》：“中书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支。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
[21] 《元史·食货志》：“五年，至元钞五十万锭。六年，至元钞二百万锭。七年，至元钞一百五十万锭。”
[22] 《元史·武宗本纪》：“甲申，诏立尚书省，分理财用。命塔剌海、塔思不花仍领中书。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任尚书省，仍俾其自举官属，命铸尚书省印。”
[23] 《元史·武宗本纪》：“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
[24] 见《元史·食货志》。
[25] 《元史·伯颜传》：“至元元年，伯颜赞帝率遵旧章，奏寝妨农之务，停海内土木营造四年，息彰德、莱芜冶铁一年，蠲京圻漕户杂徭，减河间、两淮、福建盐额岁十八万五千有奇，赈沙漠贫户及南北饥民至千万计，帝允而行之。”
[26] 《元史·食货志》：“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二百八十万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
[27] 《元史·河渠志》：“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儿、傅佐俱伏诛。”
[28] 《元史·河渠志》：“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
[29] 《元史·脱脱传》：“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而脱脱领大司农事。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
[30] 见本书第二部最后两章。
[31] 《元史·食货志》：“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
[32] 《元史·顺帝纪》：“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
[33] 《元史·顺帝纪》：“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召募农夫诸费，给钞五百万锭，以供其用。”
[34] 《元史·食货志》：“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