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物质文明遭遇部落战争

    辽国灭亡后,北宋原本占有了幽州,将防御线推进到了燕山。但由于无力在新获得的几个州实施有效统治和占领,所以宋金战争一开,北宋新获得的各州立刻被金军占领。

    原本辽国与北宋对峙的边境线就成了宋金的新边防线。

    北宋的防御线主要是依托于河北地区的河流大清河、易水,以及山西地区的山脉恒山、管涔山、句注山,辅以城市防御。河北地区的战略点在霸州、雄州、保州、定州、真定,其中定州和真定是主要驻军区;山西地区的防线设在了蔚州、代州和岚州,最主要驻军区在太原。

    如果敌人攻克了这道防御线,北宋就会退到黄河一线。在河北方向,有一系列的城市(大名、澶州、浚州、滑州,以及黄河北方的瀛洲、深州、冀州、邢州、磁州、洺州)作为防御,在山西地区则是隆德府(现山西省长治)、怀州、河阳等黄河北方地带。

    宋辽对峙时期,辽国进攻南方的线路主要有两条,分别是从山西大同直下太原、长治,渡过黄河进攻河南的西线,以及从北京出发,进攻河北,渡过黄河进攻北宋首都汴梁的东线。

    辽国人在进攻时还往往犹豫不决,到底是选择其中一路,还是选择两路并进?即便两路并进,也总是协调不好两路的关系,无法完成协同。

    但金国从一开始,就坚决地选择了两路齐头并进的思路。这一点也展现了金国军事比辽国更加强大,也让北宋猝不及防。

    在战略上,金国与辽国也有明显不同。辽国深受中原影响,在战争中强调有效占领,尽量不要在战线背后留下没有被攻占的城市,他们虽然偶尔也采纳纯粹的掠夺式进攻,派军队进入敌人的后方大肆劫掠一通就撤回,但大部分情况下,仍然以占领为目的。

    这种战略让辽国倾向于稳扎稳打,不会孤军深入,也缺乏了锐度,无法一击致命。

    金国由于是新兴的国家,战略体系还没有成型,反而能够打出孤军深入的经典战役。他们不惜在身后留下众多没有攻克的城市,冒险直达最远方。这种冒险性战略属于部落战争的典型打法。在部落战争时期,只要孤军深入将敌人的部落首领抓住,整个部落随即臣服,战争结束。

    金国对北宋采取了类似的打法,却意外地获得最大化的收获:由于北宋皇帝怕打仗,一旦金国孤军深入直捣首都,皇帝就会吓得和谈甚至投降,并主动压制驰援首都的军队;北宋的其他区域虽然屯有大量军队,但很难快速行军救援首都。

    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在灭亡辽国的当年,金军兵分两路,分别从东线河北和西线山西进攻北宋。其中进攻河北的左路军(东路军)由南京路副都统完颜宗望(又名斡离不,宋人称之为二太子)率领,进攻山西的右路军(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又名粘罕,宋人称之国相)指挥。

    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现在北京所在的燕山路(原来的幽州、辽南京)。自从金人将燕山路割还之后,北宋政府就在这里驻扎了大军防卫。如果军事部署能够起到作用,金人就很难越过燕山,从河北南下。

    然而,金人从燕山进入檀州、蓟州之后,燕山路守将郭药师(原来的辽人降将)在白河与金人大战失利后,投降了金人,致使北京地区沦陷。

    北京沦陷后,完颜宗望长驱直入河北。他们进攻中山(定州),无法攻克。但金军没有像当初辽军一样与宋军相持,而是继续南进,直指北宋首都汴京。经过庆源府(现河北省赵县)、信德府(邢州,现河北省邢台)、邯郸、浚州,到达黄河北岸。

    宋军听说金军已经向黄河进发,出现了大溃逃。金军到达黄河北岸时,不仅北岸溃军已经无影无踪,南岸的士兵也烧毁浮桥逃走了。金军在没有防卫的情况下,花了五天时间,用能够找到的所有小船将骑兵全部渡过黄河。如果宋军能够固守南岸,金军根本没有机会渡河。

    金军渡河后,宋军最后的屏障已经失去了。

    在完颜宗望兵围汴京时,金军的西路军却在太原受阻,无法与东路军会合进攻汴京。围攻汴京的只有东路军的六万人。北宋以士兵数量著称,常在一百万以上,只算在金兵围城期间,从各地赶来的勤王大军也有十几万人。

    最著名的是北宋西北边将、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以及位于西北泾原秦凤路的武安军呈宣使姚平仲。最坚决的主战派则是朝内大臣兵部侍郎李纲。

    从数量看,宋军更具优势;从防守看,北宋首都汴梁也有着完整的防御系统;从后勤上看,金军长途奔袭,本无后勤保障。

    但宋钦宗却急于与金军达成和议,以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条件,换来金兵北归(三镇并没有完成交割)。完颜宗望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偿,心满意足。

    如果皇帝与群臣能够取得一致,坚决抗敌,那么不用多久,金兵如果不北归,也必然会因为孤军深入而崩溃。

    东路军撤离后,金军的西路军继续围困太原,围坚打援,击溃了北宋数次援军,并最终攻克了太原。

    太原的失守使得金国在西路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在第一次南征中,由于东西两路大军配合出了问题,且西路受阻于太原,无法完成攻克汴京的战略目标。

    但由于获得了太原,在第二次进攻时,他们的战略必将更加成熟。

    宋钦宗以为金军北归,事情就结束了。但事实上,东路军获得了大量的赔偿,必然让西路军更加心动。金国的军队还不是兵饷制,而是掠夺制。表面上,皇帝征召军队都是不出钱的,由各个部落自己组织军备,这样使得皇帝基本上没有养兵成本,在财政上极其灵活。但皇帝必须允许士兵在攻克城池后进行掠夺,获得战争收入。东路军在第一次战争中获得了太多的收入,西路军却一无所获,于是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军成了坚决的主战派。

    不到一年时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在完颜宗翰的推动下,宗望和宗翰分别率领东、西两路大军,再次进攻北宋。

    他们仍然采用快速打击、略过坚城、闪击首都的方法。

    与第一次相比,他们特别注意两路大军的协调,避免像第一次那样,当东路军赶到时,西路军却无法会合。

    西路大军首先在攻克太原后,从长治方向过天井关渡过黄河,与此同时,东路大军仍然采取上次的线路进军汴京,两支大军渡过黄河后在汴京城外会合。

    北宋朝廷中,此刻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立了大功的李纲已经被贬到南方任职,另一员大将种师道已经死亡。在死前,他预计到金兵还会再来,向皇帝提出迁都陕西长安,利用潼关天险进行长期抗战。这个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好方法被钦宗否决。

    汴京之围,也表明了北京和太原在防卫游牧民族袭击中的重要性。它们只要掌握在南方王朝手中,就封死了北方的进攻线路,一旦两城丢失,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游牧民族直达黄河了。

    在一片慌乱中,东京围城战持续了一个月。由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崩溃,外界的援军很难有效组织。加之城内的指挥失误,金军最终攻克了汴京,北宋灭亡了。

    金军进攻北宋的两次战役,也诠释了汴梁作为首都的不足。当足够强势的北方军队南下时,由于缺乏天险,对方可以快速渡过黄河,对首都形成围攻。闪击战之下,全国可能来不及救援,首都就已经陷落。

    在灭亡北宋的过程中,金军还表现出虚虚实实使诈的天才。即便在宋钦宗投降之后,天下的大势也并没有确定。各地勤王的部队虽然缺乏有效组织,在数量上并不少,康王赵构也举起了反金复国的大旗。

    但金军一直给宋钦宗以希望,仿佛他们掠夺过后就会撤退,将江山还给赵氏。满怀希望的宋钦宗配合着金军完成了投降之后的交接工作,甚至压制对金人的反抗。

    直到最后,金军才告诉徽、钦二帝,要一网打尽,将两位皇帝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女妃嫔都带回北国。除了已经逃脱的康王赵构之外,两位皇帝的子女全成了俘虏。

    金军的做法在部落战争中并不稀奇,胜利者战胜一个部落,便将首领一家带走,换另一个傀儡当首领。失败首领的儿子被迁到受监视的偏僻之地,女儿嫁给战胜者。

    根据这种做法,金军把赵氏全部带走,换上他们认为听话的张邦昌当皇帝。两位皇帝和他们的儿子们都可以保全性命(除非死于疾病),被分送到北方各地居住,他们的女儿和妃嫔则嫁给金军将领,或者充当官妓。

    但中国并不是一般的部落,皇帝也不是部落首领。在一般的部落里,首领家族并不大,一般几个人几十个人足够了。但要将整个北宋皇族迁走,却造成了一次近两万人的大迁移。在部族传统中,女人嫁给胜利者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华夏民族而言,皇室子女死的死,卖的卖,有的成了蛮人的小妾,有的进了洗衣院(可能是面向皇帝的带有妓院性质的妇女储备中心),却是奇耻大辱。

    靖康之耻留给汉人的,不仅仅是失去了两个皇帝,而是华夷失序所带来的哲学崩溃,这种创伤远远超过了徽、钦二帝的寿命,直到现在,仍然被称为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