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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文人打架与皇帝和泥（公元36—公元200年）
东汉末年，当今文经学者、古文经学者斗得不亦乐乎时，他们却突然间双双变成了历史的注脚，被边缘化了。
今文经学之所以衰微，原因在于它已经不是学问，而是关系与帮派的综合体。失去了研究能力，最终必然失去它把持的权力本身。
古文经学衰微，来自于它过分地想取代今文经学占据政治的中央，吸纳了太多的糟粕，从而失去了原本的锐度。
东汉时期的白虎通会议又做了一次综合今古文经学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东汉末年，综合今古文经学的大儒终于出现，重新统一了经学。但在经学统一之时，人们却悲哀地发现，不管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其实都已经死亡。
在东汉，已经产生了一批试图跳出今古文经学斗争思维研究问题的学者。其中扬雄试图效仿儒教体系，创造一个类似于当时流行哲学，却又有别于流行哲学的体系，但由于他的体系模仿性较强，也缺乏追随者，成了稍显滑稽的异类。
东汉也出现了一批反对谶纬的学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机械论者王充。但王充在质疑谶纬、破坏原有哲学体系的同时，却无法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真正将汉代哲学清扫干净的，是后来的玄学和舶来的佛教。
光武帝刘秀在获得天下不久，就受到了一位郎中的嘲弄，这次嘲弄是东汉时期学术争论的缩影。
公元26年（建武二年），光武帝刘秀任命了一位儒生为郎中，这位儒生叫尹敏。这次任命反映了光武帝的政治抱负。他深知马上打天下、书本治天下的道理，在开国后，迅速向儒术治国转变。他首先从西汉王朝在长安的秘府中寻找到了大量的图书，装载起来竟然有两千多辆马车，由于他把首都设在了洛阳，这些图书都被装上车从长安送到洛阳，成了皇家馆藏。
在东汉历代皇帝的经营下，皇家馆藏又扩大了三倍。但是，光武帝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图书最终的命运。到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时，由于士兵们不知道图书的价值，将竹简木简劈了当柴烧，布帛的图册则被用来制作帘子和伞盖，几乎所有的图书都失散了。当董卓舍弃洛阳，迁往长安时，司徒王允搜集了一下图书，只找到了原藏书的百分之一，装了七十多车，在路上又损失了一半。王允和吕布联合杀死董卓后，董卓的部将郭汜和李傕进攻长安，将关中地区变成了荒地，最后的图书也在此次事件中失散。东汉末年的图书之灾并不亚于秦朝的焚书坑儒。 [115] 汉代之后，历史不断地重复这一幕，大量的古代典籍被藏于秘府，无法被民间利用，却被付之一炬。
光武帝除了搜集图书外，更想像当年汉武帝一样，将帝国的整个学术界掌握在手中。随着王莽的灭亡，大量的读书人都逃进了山中，光武帝将他们延揽到首都洛阳，授予一定的职位。一位叫尹敏的儒生也是这个时候投靠了光武帝。
尹敏最初学习的是今文经中的《欧阳尚书》，后来又学习了几部古文经，包括《毛诗》《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是一位兼修今古文经学的大家。他来投靠光武帝，是希望发挥自己的特长，谁知，光武帝授予他职位后，却派给他一个荒诞的工作：整理谶纬书籍。
在当时，不管是王莽还是光武帝都深信所谓的谶纬、祥瑞和灾异。王莽将原来的谶纬图书攒入了许多有利于自己的内容，于是，对纬书的考据学正式成了一门学问。光武帝希望将王莽添加的内容去掉，恢复谶纬书籍的本来面貌。尹敏的工作就是校订这些书籍，去掉王莽的痕迹。
尹敏对于谶纬书籍毫不在意，他上奏说：谶纬书籍本来就不是圣人的作品，而是后人杜撰的，就算恢复了王莽之前的模样，它照样是伪书，整理这样的书籍会误人子弟的。
光武帝并不这么看，他相信谶纬书籍与经书一样，同样是圣人留下的教导。尹敏闷闷不乐地开始了他的工作。
有一天，光武帝找来一本尹敏校订过的纬书翻阅，突然发现其中有一句：君无口，为汉辅。
所谓君无口，恰好是一个“尹”字，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就意味着应该请尹敏入阁辅政。光武帝连忙将尹敏叫来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尹敏不慌不忙回答：我见前人伪造图书，也不自量力，伪造一把，万一成了呢？ [116]
光武帝知道尹敏这是在讽刺自己过于相信谶纬，不再重用他，但也没有惩罚他。
尹敏的命大在于他碰到了性格宽厚的光武帝，如果碰到汉武帝，他肯定会因为欺君之罪而掉脑袋。不过，光武帝之所以宽厚，也反映了另一个现实：东汉时期的学术界已经不再像西汉时那样铁板一块。西汉时，皇帝的权力更加集中，学者的官运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没有人敢于反抗，也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卖弄学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深深地根植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而各个博士点的家法传承又养成了不容怀疑的精神。西汉的学者大都只从师傅手中接受知识，不准许灵活变通，也不准许融入其他家的说法。
但到了东汉，随着中央集权程度的减弱以及学问的庸俗化，学者为了获得真知灼见，势必要打破家法的束缚，抛弃掉那些成见，开始自我探索。另外，在东汉时期，古文、今文、谶纬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即便皇帝也很难摆平各派的偏见。
以光武帝时期为例，由于王莽大量使用古文经人才，光武帝召回的学者中既有古文经人才，也有今文经人才。光武帝最初的意图是调和今古文经学之争，但由于今文经学者的态度更加强硬，偏见更深，在他们的逼迫下，光武帝不得不取消了古文经学官，只保留了今文经学官，又开始了另一个今文经为主的时期。由于古文经受到排斥，在民间反而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学术群体，结果，皇帝已经不能独占知识的阐释权了。
除了今古文经学之外，谶纬也始终如影随形，成了皇家信仰的一部分。谶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就在皇帝的面前斗来斗去，让皇帝无所适从。
东汉皇帝的式微导致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失控的时期。学者们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皇帝试图在其中寻找平衡，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但最终，学者的争斗还是超出了政权的容忍程度，发展出了影响政局的大变动。
光武帝时期大辩论
公元28年（光武帝建武四年），尚书令韩歆的一份奏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掀起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最激烈的争斗。 [117]
这场争斗可以追溯到两年前光武帝对儒家学者的大征召。这场征召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尹敏之外，还有几个大学问家，他们是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人。在这七位中，有三位是今文经学家，另外四位是古文经学家。 [118]
在光武帝的政治图谱中，最初，他希望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西汉时期设立了五经博士点的都是今文经学家，将古文经学家排除在外。光武帝想对这种局面做出平衡，在征召了诸位大家之后，接下来，就是重新设立五经博士的问题。
这时，尚书令韩歆领会了皇帝的意图，乘机上奏，请求皇帝设立五经博士的同时，注意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平衡，为属于古文经学的《费氏易》和《左氏春秋》设立博士点。
在东汉初期，今文经学继续分裂，较为主流的已经有了十四个分支，分别是：《易》四家，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家，欧阳、大小夏侯；《诗》三家，齐、鲁、韩；《礼》二家，大小戴；《春秋》二家，严、颜。
在十四家今文经学之外，再设立《费氏易》和《左氏春秋》两家古文经学，既符合皇帝的和平意图，也是在政治上做出一定的平衡，避免今文经学一家坐大，也防止古文经学由于没有正规途径进入官场而变得极端。
韩歆的提议让光武帝大喜，但为了向臣下表明他的慎重态度，他下诏请群臣到云台议事，讨论一下可行性。在很多事情上，所谓讨论只不过是橡皮图章，但光武帝没有想到，由于设立新博士点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这次议事变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争吵。而争吵的主角们，就是当初他请过来的诸位大学问家。
由于王莽时期刘歆强行推广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家们结下了梁子，今文经学家们拿出了视死如归的气魄，坚决抵制古文经学。
首先跳出来的是范升。范升是光武帝所立的《易经》博士，学的是《梁丘易》。除了《梁丘易》之外，他还看过《论语》和《孝经》，同时还看过道家著作《老子》。作为今文经学博士的他听说皇帝要立古文经学博士，立刻表示反对，他把主要的火力集中在了《左传》上，主要观点是：《左传》不是孔子著作，而是左丘明写的，不是圣人言；《左传》也没有合格的继承人来做研究；先帝们没有设立这个博士点，现在也没有理由设立。
范升的说法引来了大量的辩驳，韩歆和太中大夫许淑对他进行了诘难。在朝堂上没有吵出结果，范升退下来后愤愤不平，抓起笔来又给皇帝写了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三条理由：第一，经学的各个分支太多，《易经》传承中，除了费氏之外，还有高氏，《春秋》传承中，除了《左传》之外，还有驺氏、夹氏，如果将《费氏易》和《左传》立了博士点，那么其他家都会争先恐后前来争取博士点；第二，《左传》和《费氏易》传承关系不明，内容和其他家大都不一致，有违圣人之理；第三，由于刚刚建国，当务之急是打基本功，找到讲《诗》《书》的人，而不是扩大基础，去寻找偏僻的《左传》《费氏易》传人。
范升还列了《左传》中十四处他认为有违圣人的错误，由于司马迁喜欢引用《左传》，范升连带着把司马迁也批驳了一通，又列了《史记》里三十一处错误。 [119]
范升的奏章上去后，惹怒了另一位当时的大家陈元。陈元也是光武帝当初征召的文人之一，主修《左传》。他上奏皇帝，批驳范升。他对范升提出的《左传》和《史记》共四十五处错误进行了一一反驳，说明范升只是小题大做，故意挑刺。随后，又继续说，即便先帝没有立，但后来的皇帝是可以立的，比如当初的《谷梁传》也没有立博士点，到了宣帝时期才设立。皇帝应该根据政治需要来设立学官，网罗人才。 [120]
范升和陈元又你来我往，进行了十数回合的交战，最终，由于光武帝本人对《左传》有好感，决定仍然设立《左传》博士点。
但随后又发生了问题：在《左传》博士点的四个候选人中，参与辩论的陈元排名第一。为了避嫌，光武帝只好选择了第二位的司隶从事李封来担任《左传》博士。
但即便如此，今文经学的众多官员仍然感到《左传》博士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继续喧哗，试图影响皇帝。
到最后，光武帝不胜其烦，只好趁李封去世的机会，不再补充新的人选，从而废除了《左传》博士点。
这次争执以今文经学的胜利而告终，光武帝最终设立了十四个博士点，全部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经过了王莽时期的曙光之后，再次被打入了地下状态。
然而，今文经学家弹冠相庆时，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胜利显得如此短暂。因为从光武帝到后来的皇帝，都已经是在古文经学的熏陶下长大，他们即便无法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却总是在试图将之正常化。
到了汉章帝时期，古文经学的第二次机会到来了。
白虎观大和泥
光武帝去世后，经过明帝较为严厉的统治，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三派的矛盾被搁置了起来。然而，性格宽厚的章帝继位后，皇帝再次想撮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形成经学上的统一。
章帝本人爱好古文经学，特别是《左传》和《古文尚书》。在当时，研究这两门学问的大家是贾逵。贾逵的父亲直接师从于刘歆，他本人除了熟悉各种古文经学经典之外，对于今文经学经典也有涉猎，可谓最懂两种经典差异的人。
章帝一继位，就把贾逵召进了北宫白虎观和南宫云台。与光武帝不同，章帝明白如果只是泛泛地说要采纳《左传》，必然引起巨大的反弹。他必须找到《左传》优秀的地方，才能说服群臣它值得设立博士点。章帝命令贾逵总结《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的区别，特别是《左传》比其他两传更优秀的地方。
贾逵得到命令后，从《左传》中选取了三十七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强调君臣正义、父子纲纪的。由于东汉最缺乏君臣之间的互相尊重，《左传》显然可以帮助皇帝说话。而与《左传》相比，《公羊传》在这些地方则主要强调权变，对皇权有害，这是皇帝所不需要的。
除了这些区别之外，贾逵认为，《左传》与《公羊传》其余部分大都相同，相同的比例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即便有不同，区别也不大，对整体无害。
另外，贾逵还指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意见：东汉的皇帝自认为是火德，色尚赤，是尧的后代，可是，如果采用今文经学中五经的记载，都记载黄帝之后是颛顼，按照五行迭代，传到尧时，不可能是火德。只有《左传》记载黄帝之后是少昊，图谶中将少昊称作帝宣，从这个世系来算，汉才是火德。
章帝拿到了贾逵的奏章，感到很满意。既然《左传》关系到汉朝的命运，那么应该不会有反对意见了。他赏赐了贾逵，并命令贾逵从《公羊传》的学徒中选取二十位优秀学生教授《左传》。 [121]
到这时，皇帝还只是命令教授《左传》，没有将它列为博士点。但即便是这样，今文经学家们仍然强烈反对，这次跳出来的带头人是公羊学专家李育。贾逵从《左传》中找了三十七处来证明《左传》比《公羊传》好，李育就找了四十一处证明《左传》比《公羊传》差。 [122]
双方仍然大打嘴仗。到最后，兰台校书郎杨终上奏，干脆开个会讨论一下 [123] ，章帝无奈，只好下令在北宫白虎观召开一次经学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视为一次学者们的“华山论剑”，参加的主体，是各大学派的掌门人和官员。这是继汉宣帝时期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后，第二次由皇帝主持的大会。 [124]
与基督教召开的公会议相同，这次会议的目的还是辩论谁是真经。不过，由于皇帝持调解态度，会议不会证明谁是伪经，而是如何将各家学派综合起来，形成一套对汉朝皇帝最有利的学说。
会议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汉儒不善于学习，只善于诠释，结果，五经文本原来极为简单，在他们的注释下却变得冗长乏味，有时候经文不过只有区区数万字，而注释却有上百万字，还不准学生随意发挥，学生学习时背得头大。如何化简注释（也就是所谓的章句），成了人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二，各家学派本来都是为皇权服务的，但随着学问传来传去，就产生了许多不利于皇权的因素，各派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也越来越多。如何把各派的经义重新统一起来，产生一个最有利于皇权的正解？
从这个意义上，白虎观会议又是一场和稀泥的会议，就是要大家放弃分歧，重建共识，服务朝廷。
与石渠阁会议相比，白虎观会议之所以幸运，在于会议的文集历经沧桑之后竟然保存了下来。在会议过后，皇帝叫人将会议要点记录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这个记录人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他的记载成了一本叫作《白虎通义》（或《白虎通德论》）的书。通过这本书，我们就了解了汉代的“客观真理”。
与现代包揽一切的各种“客观真理”相同，《白虎通义》上讨论天，下讨论地，中间讨论人，将围绕着政权和社会产生的所有问题都考虑在内，将科学、宗教、哲学都包括其中。
全书分成四十三个专题 [125] ，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科学和自然的认识。书中讨论了天地、日月、四时都是什么，为什么形成。
什么是天？汉代君臣认为，天就是居于高处统领天下的有意志的实体，代表着不变，而地则是万物的始祖，代表着变化。
在宇宙形成学上，如同现在的大爆炸理论一样，汉代也有一套生成论。最早的世界叫“太初”，就好像我们常常谈论的“奇点”，“太初”是没有形体概念的。“太初”又变成“太始”，随后形成了形体，称为“太素”。“太素”虽然有形体，但仍然是混沌一片，看不见、听不见的。之后世界开始分离，精气上升、浊气下降，精气形成日月星辰，而其余的形成五行。五行中生出万物和“情性”，“情性”中又生出“汁中”，“汁中”生出“神明”，“神明”生出“道德”，“道德”又生出“文章”。这样，自然的天地就和人世的道德文章联系在了一起。天地之间的运转（天向左旋转，地向右旋转）则和人世间的君臣、自然界中的阴阳一样，是一组对应的概念。 [126]
第二，对于人类社会的讨论。书中讨论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各种事务，如商业、农业、法律、婚嫁、丧事等，这些都是从天地运行中延伸出来的。
第三，从对于人类社会的讨论又上升到了对于政治的讨论，这就有一套符合君臣礼仪的规则出现。君臣之礼又对应于天地之礼，上升为一种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就将人类社会固定住了。当一个人生下来是什么位置，他就必须遵从于这个位置来度过他的一生，因为这是符合天道的。
在这些礼仪中，“三纲六纪”是主要的道德标准。所谓“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所谓“六纪”，就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127] 其中“三纲”效法天地人，也就是君臣关系根据天来设计，父子关系根据地来设计，夫妇关系根据人来设计，而“六纪”则主要根据“六合”，也就是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来设计的。
“三纲六纪”将中国人装入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盒子，从天地到六合都被牢牢控制。一个人生下来就已经不是为自己生活，而是为了皇帝、父亲、配偶以及各种亲戚而活着，他必须努力劳动来维持这些关系，所谓发明和创造力，都是不需要的。
即便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提所谓的汉代的哲学，但是，“三纲六纪”仍然是每个人生活中抛之不去的阴影。君臣父子不再提，却变成了所谓家国情怀继续存在，而夫妇和六纪则变身为各种各样的人情，不断地占用着每一个人的时间。这些事情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放弃自己的创造力和理想，生活在俗事之中无法摆脱。
从传承上来看，《白虎通德论》是一个综合的产物，这一点上，汉章帝和稀泥的目的达到了，它以今文经学的观点和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古文经学中的《毛诗》、《周官》（后来的《周礼》）、《逸礼》的部分文字。另外，还引用了大量的谶纬学著作。
今人在研究哲学时，已经很少提到这本《白虎通德论》，原因在于它很少是原创的，只是各派观点的一个大杂烩，选取了对皇帝最为有利的一方面。但是，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东汉时期最流行的统治哲学，是东汉社会组织的基础性文献。它是东汉时期的语录，是打开一代王朝思想的钥匙。只有理解了这本书，才真正理解了东汉社会的精神面貌。
白虎观会议之后，古文经学在统治圈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承认。但是，如果皇帝想要为古文经学专门设立博士点，仍然困难重重。到最后，皇帝只好做出了妥协，他没有增加古文经学博士点，却以诏书的形式命令各地的高才生必须学习古文经。 [128]
表面上看，今文经学最在乎的官场之路仍然被今文经学博士们把持，但是博士点的学生们被要求必须在学习今文经的同时，学习一些古文经文献，这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混合的第一步。
从此以后，今文经学学者们也慢慢地研习古文经，熟悉了古文经的经文。章帝通过努力，终于将两派捏合在了一起，两者开始了从斗争走向融合的道路。
一个哲学异类的生存方式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复的斗争，其原因在于，他们争夺的是皇家资源。读书人追求的不是学问，而是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或者在各自的地方上当官称雄。他们内部虽然斗争，但随着古文经学的地位上升，又共同反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防止他们抢了饭碗。
随着古文经列入官修课程，汉代的官方教育体系也更加成型。除了中央的太学之外，地方上也有各级地方官设立的教育机构。学生们必须首先到州县的教育机构就学，然后才有可能被发现并送往更高的教育机构。
还有很多人连官方教育机构都进不去，他们就被排斥在了升官道路之外。这些人的学问自成一家，不受经学门派的束缚，甚至想自创门派。
然而，这些人由于水平有限，又学不会各类学术术语，他们的研究能力和创造力到底有多强，是值得怀疑的。这些人的榜样是一个叫扬雄的人。 [129]
扬雄是四川人，生活在王莽时代。对于读书人来说，王莽时代是一个好时代，只要肯出卖自己的立场，奉承几句皇帝，不管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可以升官发财。扬雄所学的学问大都是自学，没有师承，他也不屑于去学习五经的词句，只是了解大意就足够了。这样的人本来是跳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传统之外的，也只有在王莽时期，才有可能受到不拘一格的任用。
但扬雄忍住了奉承君主的诱惑，一辈子虽然做过小官，但整体上不得志。他也淡泊名利，对于钱财不在意，而是专注于文字创作。这样的人成为后世的楷模，的确不算过分。
但是，扬雄既然处于朝廷之外，又没有受到正规经学的腐蚀，是否就可能创造出独立的门派呢？答案却是悲观的。
实际上，由于受到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扬雄的著述并没有摆脱五经的束缚，反而由于强烈的模仿而显得怪异了。
在扬雄看来，汉代的儒生是没有创造力的，只是不断地背诵课文，再生搬硬套运用到生活和执政当中，他希望自己摆脱出来，创造出真正的作品和独创的哲学思想。他的作品不是以对某一本书做注释为满足，而是想写出与《论语》《易经》《离骚》等作品同等地位的杰作。这种理想已经超出了汉儒敢于设想的极限。
但是，扬雄想写出伟大作品的雄心壮志，却是靠模仿来实现的。比如，他认为《论语》是一个伟大的作品，他要写一本超越性的著作，于是，模仿《论语》的格式写出了《法言》一书。但他不明白，当你模仿别人的格式去写作时，就决定了你只是在别人的框架内打转，不可能超越了。
除了《法言》模仿《论语》之外，他还模仿《易经》写了一本叫《太玄》的著作。
《易经》以八卦为基础，采取了二进制的方法，产生了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占卜。《太玄》则模仿性地创造了一个三进制的世界，它的基础符号不是阴和阳，而是“一、二、三”，分别用一长横、两短横和三短横来表示。它的复杂度也是按照三的级数来演化，分成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然后再以这些数字为基础进行一定的比附，与天地人相配合，形成了一套新的宇宙论。
与《易经》的宇宙论一样，《太玄》的宇宙论也是扬雄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最初的出发点只是一个头脑游戏，即利用三的级数创造一个图形，再对图形进行一定的解释。至于这些解释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则是作者无法考虑的。
扬雄认为他的体系足以比肩《易经》，但可惜的是，汉代的人们偶尔会赞叹他设计的图形如何精妙 [130] ，但很少有人真的把他当回事儿。
除了《太玄》和《法言》，扬雄还模仿过别的作品。屈原的《离骚》在当时算是最流行的文学，扬雄又想着去超越，于是模仿《离骚》写了一篇《反离骚》，后来还不过瘾，写了一篇《广骚》，又写了一篇《畔牢愁》。 [131]
他以为自己写得很好，是反抗当时流行思想的代表，却不知道正是这些模仿，证明了他仍然没有摆脱汉代的流行哲学，只会用与流行哲学类似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当下出现的许多文人一样，一方面批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小时候教育的关系，只会用马克思的语言说话。
扬雄的遭遇说明，在汉代随着政府将哲学垄断，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都不由自主地受到影响，无力摆脱从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即便到后来，汉代的经学已经变质，甚至腐烂了，人们也无力拯救。直到社会崩溃后，读书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进阶的可能，才痛定思痛，产生了一批背离经学的思想者，这就到了魏晋时期。
扬雄当年的大部头到了现代，也几乎被遗忘。但他的另一个成就却越来越多被人提及，那就是对谶纬观念的反叛。
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令学术界最乌烟瘴气的还不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斗争，而是对谶纬的滥用。谶纬作为一种皇帝提倡的思想，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学者们开始了自发的抵抗。
扬雄不算反对天人合一的代表人物，他有时强调人力决定，有时候又透露出人力无法干预天命的思想。 [132] 但在对待谶纬的态度上，却有着强烈的反对色彩，认为如《黄帝终始》这样的书不仅不是圣人言，反而是伪造的。 [133] 对邹衍这样受到经学家们崇拜的阴阳家，也认为不可信。 [134]
东汉初年，扬雄对于谶纬的态度被继承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谶纬。其中比较著名的，除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尹敏之外，还有桓谭、郑兴等人。
在光武帝时期，由于皇帝喜欢图谶，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言必谶纬，一时间整个朝堂之上弥漫着各种各样的预言和灾祥，桓谭 [135] 和郑兴 [136] 却当着皇帝的面宣称自己不相信。桓谭更是屡次上言，表示谶纬误国，都没有效果。
从扬雄到桓谭、郑兴等人，对于谶纬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东汉的皇帝们却由于政治的需要，继续推崇谶纬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这时，就到了王充出世的时候了。
反对谶纬的机械论者
光武帝建国后不久，在东南方的会稽郡出生了一位童子，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反对谶纬的主将。
王充出生于贫困人家，年幼失去了父亲。后来他来到京师进入太学机构，师从于当时的大儒班彪，也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的父亲。王充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虽然是太学出身，但脾气倔强，与其他的钻营之徒不合拍，最后退而写书。王充最著名的著作是《论衡》，流传到了今天。
由于深受唯物主义影响，当今的学者对王充总是持拔高态度，认为他是东汉时期唯物主义的旗手，与唯心主义做斗争。但实际上，王充也许并不符合当下给他贴的那么多标签。
首先，我们总是把人类哲学史当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做斗争的历史，但这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只是人类思想中一个很小的分支，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大都相信神灵、灵魂，即便到了现在，相信神、上帝的人也不在少数。
人类历史上哲学的对立，在不同时候也有不同的主题，有时候表现为唯实论和唯名论的争论，有时候表现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而在中国的汉代，在哲学上则主要是汉儒所代表的宇宙论（强调人依附于天，建立一个试图解释一切的理论体系）与战国哲学强调的心性论（试图弄明白人如何认识世界，但不主张建立包容一切的理论体系）之间的争执，在组织上主要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论之间的合纵连横。所谓唯物主义，其实并不在人们争论的焦点之内。
其次，王充是否是唯物主义者，也是有问题的，他并不完全否认天和命。如果找一个更合理的标签，我们可以将他称作机械的经验论者。
所谓机械的经验论，是从他的主要观点来看的。他的主要观点是：我只相信我看到的东西，其余的一切都是虚妄的。 [137] 他的出发点是从经验中寻找真相，而绝不是有一个自动站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由于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他对当时的一切流行看法都看不惯，所以针对流行的观点都一一进行批判，写了一本愤世嫉俗的书。由于汉代时谶纬流行，谶纬也就成了王充批判的对象。而现代唯物主义者以破除迷信自居，自然也就把王充划归了同类。
在哲学上，王充的价值并不大，原因也在于他擅长批判，却极少构建。哲学上最伟大的人物往往是创造型的，他们构建了一套自洽的理论（如柏拉图、笛卡尔、牛顿），或者研究出一种方法（如亚里士多德、培根）。
王充的批判也大都是从机械经验出发，如果放在现在，他会否定万有引力和电磁波的存在，原因是“我看不到”。
但在质疑王充唯物主义标签时，不能否定，王充的质疑很多是有道理的。总结起来，他对当时的几个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
第一，对汉代的灾异观进行了批判。汉代儒生认为，天人之间是有感应的，所以，人世出了问题，老天爷就会降出灾异来惩罚人类。王充并没有完全否认人类的命运，而是认为老天爷太大了，不可能对人类的事情随时做干预。 [138]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所谓的天降灾异都是假的。他对于天的认识，反而更接近道家的天，认为天道自然。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受汉儒的局限，他对天的认识又停留在董仲舒的意志天上，认为天是一种拥有意志的实体存在。
除了天之外，他也相信命，认为人的命运是绝对的，人的生死、福祸、贵贱，无不是命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在否定灾异的同时，为了迎合皇帝，又在某些篇中赞扬所谓的瑞符。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表明他并没有一个体系，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第二，对于鬼神观念的批判。汉代流行厚葬，认为人死后会去往另外的世界，而王充不仅对这种传统不满，同时还否定鬼的存在。 [139] 那么，人死后去了哪儿？王充认为，人是阴阳二气交汇的结果，阴气形成人的形体，阳气形成人的精神。而阴阳二气则弥散在空中，是没有感觉、没有意识的。直到阳气的精神附着在阴气形成的实体上，才有了感觉和意识。当人死后，阴阳二气分离，阳气又回到了空中，感觉和意识也随之消灭。 [140]
需要说明的是，王充对于阴阳二气的看法同样来自汉儒体系。以阳为天，阴为地，所以阳气代表了天，是人死后精神去往的地方，阴气代表了地，是人死后身体腐朽之地。
第三，针对汉代神化孔子，将儒家五经奉为神圣的做法，王充也感到不满。他写了《问孔》《刺孟》等篇，认为圣贤也会犯错，不需要将他们无限制拔高。所谓的五经，在王充看来也不是不能更改的圣经，因为在汉儒传播的过程中，不知道错过多少了。 [141] 这个看法又和当年刘歆的看法类似。
第四，除了上述三点之外，王充还花了大量的篇幅对当时的种种迷信做法进行了驳斥，如神仙方术、占卜忌讳等。
整体而言，王充的书代表了汉代学者对于汉代思潮中不良观念的较高水平批评，也表明在他的时代，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阶层，开始反思当时的各种谶纬观念。并不是王充一个人粉碎了谶纬，而是这个时代已经感觉到了谶纬的荒谬性，这才会出现王充。
到这时，董仲舒所建立的天人合一体系也进入了垮台的节奏。一方面，它已经成了整个社会观念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人们开始不相信它。这就像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整个社会构建的基础，但已经没有人相信它，只是缺乏另一种理论来取代它而已。更麻烦的是，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但由于受教育的关系，所有的人思维方式还是固定不变的，哪怕就是反对，也只会用固定不变的语言去反对，这样的苏联政权不可能不出现问题。
果然，随着东汉的崩塌，魏晋知识分子抛弃掉汉儒的天人合一之后，建立了另一套玄学体系，希望尽早地摆脱汉代的影响。
但在汉代哲学崩塌之前，由汉章帝开始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合并，也即将完成。
合并时，已临近死亡
汉章帝要求儒家知识分子也学习古文经学，但没有单独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点，这导致东汉时期哲学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特征：今文经学由于把持着通往官场的渠道，输送了大量的官员，但古文经学虽然在野，却逐渐成了哲学的主角。到了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再也出不来大学问家，而古文经学却人才辈出，他们大都不是当权派，却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
这样的格局看上去相安无事，但随着今文经学丧失了研究能力，合并的机会终于来临。
东汉由于皇权较弱，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较为优厚的时代。明帝时期，皇帝要亲自到辟雍去尊养三老五更，以示对学问的尊重，并亲自参加讲课，听众如云，《后汉书》中用“亿万”来形容当时的听课人数。对于功臣子孙、大姓都要设立单独的校舍，甚至匈奴都派子孙来学习。 [142]
学校的规模到了顺帝和质帝时期达到顶峰，皇帝修建了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的大校舍，人数则达到了三万余人，略少于东汉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143] 青年人已经形成了游学的风气，以上学为借口到京城游荡，建立关系网。 [144]
但东汉又是一个分层的社会，读书人虽然多，进阶的机会却大都被世家大族把持，许多读书的青年并没有明确的出路，皇帝也没有这么多官位留给他们。结果是，一方面读书人数众多，但另一方面，真正乐于去读书的却是少数，特别是在官方举办的学校之中，混日子的人很多。安帝时期，由于皇帝突然间松懈下来，结果，博士们占据了职位却不讲课，学生们也懒散惯了，学校荒芜成了菜园。 [145] 顺帝虽然增加了人数，却无法让他们更加重视学业，反而成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今文经学走到这一步，与它成为当官的工具有着必然的联系，看上去这可以鼓励人们学习经学，但实际上，随着求学目的的庸俗化，反而产生了大量的学阀，他们的教科书充满了错误，又不允许学生自由发挥，形成了学术僵化。与人们的理解相反，任何与官运挂钩的学术机构到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从汉代的太学，到明清的科举莫不如此。即便到了社会多元化的现代，最热门的考试也不是为了学术，而是最没有学术价值的公务员考试。在大学中，由于行政化的束缚，真正追求学问、产生出有价值研究成果的也是极少数。
今文经学走向僵化的同时，古文经学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却没有参与官位的分配，反而产生了一大批立志于学问的大家。东汉时期，古文经学人才辈出，杜林、郑兴、卫宏、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人相继主导了经学的发展。
最初，这些大家还以与今文经学辩论为己任，到后来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争吵，而是遍读书籍，开创自己的体系去了。
今文经学由于壁垒森严，一个学者往往只学一本书或者几本书，而古文经学家到了后期几乎要把所有的经典都读一遍，再统统进行注释。
以古文经学大儒马融为例 [146]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活到八十八岁），仅仅他注释过的书籍就有《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他曾经还想注《左传》，但看到贾逵和郑众的注释后，最终放弃了，只写了一部《三传异同说》。
由于他的学问扎实，受到世间称赞，他的学生常常有数千人，其影响力已经远超过了那些官方的博士。
对于整个经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郑玄的经学家。在流传中，由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于经典的解读并不相同，甚至意思上都会出现巨大的差别，大部分古文经学家在注疏时，会严格地按照古文学派内部流传的解释来注释。但郑玄是一个例外，他不仅精通古文经学，还对今文经学有着透彻的学习，这使得他成了统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不二人选。
郑玄年轻时曾经进入太学，学习了《京氏易传》《春秋公羊传》等今文经学著作，以及《三统历》《九章算术》的历数方法。后来，又师从东郡的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春秋左氏传》《韩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著作。
他把在洛阳所能学到的学问都掌握后，感慨整个中原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又过函谷关前往陕西地区，投在马融门下学习。学成后继续游学，共花了十几年时间在游学上。这与太学生们只守在京师等待升官发财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由于郑玄的学问好，他的弟子有了数千人之多，北海相孔融由于尊敬他，专门在高密县（今高密市）设立了一个乡，叫“郑公乡”。郑玄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反叛者的耳中，黄巾贼乱时，郑玄从徐州去往高密，路上遇到了数万人的黄巾军，这些叛乱者不仅不敢动他，还见了他都下拜，纷纷避开他所在的高密县，不打扰他。
郑玄曾与今文经学唯一还拿得出手的学者何休展开了论战。其原因是何休写了三本反对古文经学的书，分别是《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利用何休的章句进行回击，破掉了何休的说法。何休感慨地说：这是在进我的房间，拿我的矛来打我。 [147]
这也是最后一次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之后，经学将进入另一个时期。
虽然与今文经学论战，但郑玄并没有马融等人的门派之见，他的目标是超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为现存的所有的经典都寻找一个权威的解读。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中，对于同一本书的解读大部分是相同的，不同的部分中，有的今文经学说得对，有的古文经学说得对。但在双方长期的争吵中，由于门派之见，即便知道对方说对了，也不能采纳，只能全盘性地接受某一方的理论。
郑玄正是将所有各家的观点拿在一起进行比较之后，择善而从形成一个新的版本。 [148] 汉代的大儒并不以著述出名，而是以注释经文为傲，郑玄用一生的工夫将儒家经典的大部分都重新进行了注释，包括《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除了这些注释之外，还写了《天文七政论》《鲁礼祶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书，加起来一共百余万言。另外，他的学生根据他解读五经时的问答，又依照《论语》的格式整理了八篇《郑志》。
在对于经典的注释中，郑玄大部分选用古文经学版本为底本，又加入了大量今文经学的研究成果，甚至有的进行对校，或者将两方的说法并行排列。比如，对《诗》的评注，采用了古文版的《毛诗》为底本，但也用了今文经学的齐、鲁、韩三家来进行校正。注《仪礼》则并存今古文经学，按照今文说法记录的，就在注里写出古文经学，按照古文经学的说法，则在注里标出今文经学。注释《论语》，则以鲁论为底本，用齐论和古文经学进行考证。
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整本流传到今天的一共四部，分别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注释，以及《毛诗》的注释。后人总结的儒家经典“十三经” [149] 中，有四部用的就是郑玄的注本。
郑玄的著作一出，不管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都被边缘化了。在他之前，每一个博士都有自己的课本。郑玄之后，博士们的书没人看了，不管谁家的弟子只要拥有一套“郑玄全集”，就可以了解整个儒教系统了。可以说，郑玄的课本成了孔子之后又一次统一的教科书。
随着东汉末年和曹魏初年，郑玄的弟子们在政权中逐渐升任高官，“郑学”也成了一门显学，正式取代了两汉的今文经学。当年横行一时的各大学派逐渐衰亡，被人遗忘，最终失传了。 [150]
郑玄统一经学本来应该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但实际上，他的统一又是微不足道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斗争，为的是进入朝廷，掌握政权，影响社会。在东汉的整个繁荣期内，文人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不仅没有成为政权的好帮手，还不停地制造麻烦。由于政权机器运行不畅，皇帝不能靠文人治理，逐渐倒向了宦官和外戚，引起了东汉政治的腐败和崩塌。
直到东汉已经不行了，汉代的经学才归于统一。时局的动荡已经把对社会的控制权从文人转到了武夫手中，依靠学问控制社会的时代结束了。
所谓儒家弟子们不仅没有为经学统一而欣慰，反而体会到了社会的幻灭。于是，他们不仅把今文经学抛弃了，甚至连儒家的理想都抛弃了。董仲舒创建的今文经学和谶纬两大系统，躲过了文人们的攻击，最终在武夫们的冲击下崩溃了。
两汉经学刚刚统一，就被抛弃，埋入了坟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叛逆和玩世不恭的哲学嬉皮士时代。
注解：
[1] 《史记·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2]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
[3]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4] 见《史记·项羽本纪》。
[5] 见《史记·高祖本纪》。
[6]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7] 见《史记·高祖本纪》。
[8]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9] 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10] 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11] 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12] 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13] 见《史记·黥布列传》。
[14] 《史记·高祖本纪》：“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15] 《汉书·高帝纪》：“郦商见审食其曰：‘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畔，诸将外反，亡可跷足待也。’”《史记》也有同样记载，但将郦商记为郦将军。
[16] 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17] 见《史记·孝文本纪》。
[18] 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19] 见晁错《论贵粟疏》。
[20] 见晁错《论守边疏》。
[21] 见晁错《削藩策》。
[22] 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3]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4] 见陆贾《新语》。
[25] 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6] 《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27] 见《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28] 见《汉书·艺文志》。
[29] 见《汉书·儒林传》。
[30] 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1] 见《史记·游侠列传》。
[32] 《潜夫论·断讼》：“春秋之义，责知诛率。”
[33] 《汉书·薛宣传》：“春秋之义，原心定罪。”
[34] 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35]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6] 《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37] 见《汉书·艺文志》。
[38]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39]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40]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41] 《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42]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
[43] 见《汉书·董仲舒传》。
[44] 《汉书·艺文志》即反映了刘向的划分。
[45] 见《论语·先进》。
[46] 见《论语·述而》。
[47] 见《春秋繁露·阴阳义》。
[48] 《春秋繁露·阴阳义》：“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成天之功，犹谓之空，空者之实也，故清溧之于岁也，若酸咸之于味也，仅有而已矣，圣人之治，亦从而然；天之少阴用于功，太阴用于空，人之少阴用于严，而太阴用于丧，丧亦空，空亦丧也。”
[49]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50]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是故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
[51]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
[52]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数以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无失矣，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与直道而行也。是故天子自参以三公，三公自参以九卿，九卿自参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参以三士，三人为选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时以终始岁也，一阳而三春，非自三之时与！而天四重之，其数同矣。”
[53] 《春秋繁露·王道》：“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54] 《春秋繁露·正贯》：“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
[55]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56] 《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少有的兼容并蓄的作品《淮南子》。
[57] 见《汉书·翟方进传》。
[58] 见《汉书·淮南王传》。
[59] 《淮南子·主术训》：“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60]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史记·平准书》中，这一篇章超越了时代，即便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看，仍然不落伍，甚至超乎许多当代经济学家之上。
[61] 关于汉武帝财政改革的情况，可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62] 参考《史记·酷吏列传》，汉代酷吏一半以上产生于汉武帝时期。
[63] 见《汉书·眭弘传》。
[64] 见《汉书·盖宽饶传》。
[65] 《汉书·儒林传》记载的奏章全文如下：“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巨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66] 见《史记·儒林列传》。
[67] 《汉书·儒林传》：“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未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68] 见《汉书·儒林传》。
[69] 小夏侯又分成了五派，分别是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
[70] 见《汉书·张汤传》。
[71] 见《史记·平准书》。
[72] 公元前1年，丞相职位改称大司马，本统计也将大司马计算在内。
[73] 资料采自《汉书·百官公卿表》。
[74] 见《汉书·王莽传》。
[75] 《汉书·王莽传》：“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76] 《白虎通德论·封禅》：“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荚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草木朱草生，木连理；德至鸟兽则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陵出异丹，阜出莲莆，山出器车，泽出神鼎；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醴泉通，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则祥风至，佳气时喜，钟律调，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贡。”
[77] 《汉书·王莽传》：“汉危无嗣，而公定之；四辅之职，三公之任，而公干之；群僚众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庙以安，盖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赐嘉号曰安汉公，辅翼于帝，期于致平，毋违朕意。”
[78] 《春秋纬·演孔图》：“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
[79] 《河图稽命征》：“帝刘季，日角载北斗，胸龟背龙，身长七尺八寸，名圣而宽仁，好任主。”
[80] 《汉书·宣帝纪》：“（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81] 出自《石渠礼论》，原书已佚，辑本来自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82] 《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
[83] 《汉书·儒林传》：“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
[84] 见《汉书·昭帝纪》《汉书·宣帝纪》《汉书·戾太子传》。
[85] 《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
[86] 《汉书·儒林传》：“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
[87] 《汉书·宣帝纪》：“（甘露二年春正月）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减民算三十。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88] 见《汉书·艺文志》。
[89] 见《汉书·张苍传》。
[90] 《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91] 《汉书·景十三王传》：“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92] 另一处记载来自《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
[93]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94] 《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95] 《汉书·艺文志》：“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96] 本节描述参考了吴雁南等人著作《中国经学史》第二章第一节。
[97] 这种说法以《尚书·禹贡》为代表：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98] 这种说法以《周礼·夏官》为代表：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99]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00] 《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于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101] 《洪范五行传论》在《汉书·五行志》中得以大量保留。
[102] 见《汉书·刘向传》。
[103]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104]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105] 《移书让太常博士》全文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106] 《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明堂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107] 《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108] 张衡《东京赋》：“左制辟雍，又立灵台。”
[109] 见《汉书·王莽传》。
[110] 《汉书·王莽传》：“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廖，一异说云。”
[111] 本表引自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的纬书综述一章。
[112] 《汉书·王莽传》：“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以万数。莽恶之，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
[113] 《后汉书·公孙述列传》：“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
[114] 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115] 《后汉书·儒林列传》：“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116] 见《后汉书·尹敏列传》。
[117] 见《后汉书·儒林列传》。
[118] 陈元、郑兴治《左传》，杜林治《古文尚书》，卫宏治《毛诗》。
[119] 见《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120] 见《后汉书·陈元列传》。
[121] 见《后汉书·贾逵列传》。
[122] 见《后汉书·李育列传》。
[123] 《后汉书·杨终列传》：“终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124]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125] 分别是：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瑞贽、三正、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嫁娶、绋冕、丧服、崩薨。
[126] 《白虎通德论·天地》：“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易也。言养万物怀任，交易变化也。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为天地动而不别，行而不离。所以左旋、右周者，犹君臣、阴阳相对之义。”
[127] 《白虎通德论·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纲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诗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纪助也。”
[128]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建初八年冬十二月）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129] 见《汉书·扬雄传》。
[130] 比如《后汉书·张衡列传》：“常耽好玄经，谓崔瑷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
[131] 《汉书·扬雄传》：“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132] 《法言·问明》：“或问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为也。人为不为命。请问人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
[133] 《法言·重黎》：“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仇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
[134] 《法言·五百》：“邹衍迂而不信。”
[135]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136] 《后汉书·郑兴列传》：“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137] 《论衡·佚文》：“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138] 《论衡·变动》：“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于天，天为人物主也。”“故人生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器之理也。”
[139] 《论衡·论死》：“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140] 《论衡·论死》：“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论衡·订鬼》：“人之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
[141] 《论衡·正说》：“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142] 《后汉书·儒林列传》：“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143] 《后汉书·儒林列传》：“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东汉总人口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144] 《后汉书·儒林列传》：“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145] 《后汉书·儒林列传》：“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
[146] 见《后汉书·马融列传》。
[147] 《后汉书·郑玄列传》：“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148] 《后汉书·郑玄列传》：“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149] 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150]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