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五部
世俗哲学兴起：洗脑术的没落
（公元1368—公元1911年，明到清）
第十八章
用“心”反叛束缚（公元1368—公元1529年）
随着明代八股文的兴起，做官的学问变成了死学问，从民间再次兴起了一波自由学术的潮流，其中的代表就是心学。
南宋后期虽然树立了道学，但另一股潮流却保留了下来，这就是陆九渊所代表的心学。理学认为真理高高在天外，控制着人类的一切，将人类束缚在天理上；而心学则强调人类应该服从于自己的内心，摆脱心外的束缚。
明代的陈白沙重新提倡心学，成为一代宗师。心学由于提倡自由精神，逐渐成为民间反抗僵化思想控制的武器。
作为明代文人代表的王阳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迫害后，龙场悟道，将心学变成了显学，不管是民间还是官场，都兴起了研究心学的热潮。
明代的学术是分裂的，人们知道科举的知识并非是真学术，在科举之外毫无用处，但他们一方面学习“科举技术”，另一方面却毫不耽误他们标榜自己为心学子弟。
公元1397年（明太祖洪武三十年，丁丑年），在首都应天府（现江苏南京）举行了明朝建立以来第九次国家级考试，各地的举人纷纷赶来，参加丁丑科会试，如果能够考取，就有了贡士的身份和当官的资本。
这一年考试的主考官是德高望重的大学士刘三吾，他已经八十多岁，是个饱学的鸿儒，与汪睿、朱善并称朝廷的三老。他之所以成为考官，除了学问好之外，还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
放榜时，人们突然发现，刘三吾录取的五十二名考生，籍贯全是南方人，而北方人一个都没有。这件事最初只是私下流传，就连考官本人都没有当回事，贡士放榜之后，刘三吾继续组织殿试，殿试过后，这一届的考试本应该成为历史。 [1]
但随着北方考生声音的放大，事情终于传到了皇帝的耳中。朱元璋开始下令彻查。刘三吾和他的副官白信蹈认为，之所以全部录取南方考生，是和当时的教育质量有关的，并非是作假。
从唐宋以来，北方战乱频仍，南方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较长。元代控制中心也是在北方，至于南方，虽然蒙古人灭掉了南宋，却无力建立有效统治，致使南方遭受的破坏较小。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中国的文化也出现了倒转，南方的文化已经远远超越了北方。丁丑科放榜的全部是南方人，恰好反映了南方和北方的这道学术鸿沟。
但这种看法在朱元璋这儿却通不过，对于皇帝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学术，而是政治。实际上，虽然教学内容的固化，所谓学术早已寿终正寝，但皇帝并不需要真正的学术，他考虑的是如何才能笼络住全国的人心。特别是明朝起于南方，而蒙古人虽然退回了漠北，却随时可以回到中原北部，如果北方的读书人寒了心，必然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
皇帝责成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阅卷，希望能够给北方读书人找到一个台阶下。没有想到，张信等人汇报时，仍然坚持了刘三吾的判断，认为榜单被南方人包揽是合理的。为了证明合理性，张信还专门把北方考生的考卷拿来呈给皇帝，和南方考生的考卷作对比，彰显其中巨大的差距。
张信、刘三吾的不配合让皇帝大怒。有人立刻读懂了皇帝的心思，检举张信故意拿北方学生中的差卷来充数，以帮助刘三吾洗脱罪名。
这次检举给了皇帝台阶。他下令将主考官刘三吾发配边关，而将他的副官白信蹈和张信一起诛杀。皇帝重新制定考题，再次考试，亲自阅卷，等放榜后，一共取了六十一人，这一次录取的竟然全是北方人。
这件事对于未来的影响有几重：第一，从此以后，科举考试开始在地域上找平衡 [2] ，到了公元1425年（洪熙元年），正式规定南方省份和北方省份的录取比例为六比四，保证北方文人的数量。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出来个中部省份，规定南方录取五十五名，北方录取三十五名，中部录取十名。 [3] 之后又有变化，但这样的架构保留了下来。
中国现在的高考分省设分数线录取的规则，就来自明代。不过，明代最初的目的是照顾落后地区，而现在的目的则是照顾中心地区，以北京、上海的考生分数能上清华北大，在其他省份可能只能上个地方师范院校。
第二，没有人相信刘三吾作假，也没有人相信朱元璋真的愤怒了，他只不过是要找几个替罪羊将事情圆转过去。可皇帝寻找替罪羊，却导致了无辜大臣的死亡。这件事集中地反映了明朝统治制度的严酷，也打消了许多读书人，特别是南方读书人的积极性。
南方文人的反思，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在唐代，由于统治者尊重文化，读书人很容易就找到当官的途径，所以唐代的读书人和仕途是不分家的，官员们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也都是著名的文人，诗酒应答，文采飞扬。政府也不限制人们读什么书，一个人不读孔夫子，完全可以凭借佛教、道教甚至诗词歌赋入仕，唐代的官员的最高学问，就是整个社会的最高学问。
宋代虽然同样尊重读书人，但王安石之后，出现了强烈的党争，使得读书人当官的路子不好走了，必须参与党派，才能当官。即便文采如苏轼，由于党派的排挤，大部分时间是被边缘化的。这时的读书人之中出现了一批人不以当官为目的，只为了研究学问。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带着民间学问的特征。他们广招门徒，一旦门徒中有人发达了，老师的学问就推广开来。
所以，宋代的学问是半官方半民间的，在民间做学问的目的最终仍然是为了获得官方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宋代总是出现党禁的原因。
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变化。明代的读书人依靠官方做学问的空间已经很小，如果依靠官方，只能读劣质的参考书（各种大全），写八股文，这显然满足不了他们的学术需求。更麻烦的是，皇帝一系列的规定将学问打成了权力的附庸，明朝的官员虽然出身于科举，但有真正学问的并不多，大都是皇帝说啥，就帮着皇帝寻找依据，学术的自由和官方的束缚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到后来，明代的读书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人彻底放弃思考，以科考为目的来学习；另一部分人则放弃了官场，坚持自己的民间学术立场。
坚持民间学术立场、脱离官场的一部分人，又借助着世俗商业的兴起，成了商业阶层的代表。到最后，明代的民间学术反而出现了市井化、实用化的倾向，不管是哲学还是文化都逐渐发达，与官方控制的学术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明代，民间学术的发展使得哲学背离了官方指定的理学道路，沿着一条前人打下的小路，找到了一条反叛之路。他们认为，不管皇帝怎么控制人身自由，只有一个领域是自由的，政府无论如何无法插手，那就是：一个人的内心！
鹅湖寺风波
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一个叫作鹅湖寺（现江西铅山县鹅湖镇）的小地方迎来了它历史上的巅峰时刻。
这一年，朱熹和他的朋友吕祖谦来到了位于当时信州的鹅湖寺，随后，吕祖谦邀请另两位哲学家——陆九龄和陆九渊兄弟——也来到了这里。双方展开了一次关于认识论的大讨论，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碰撞。
双方的焦点在于：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获得“天理”，也就是最高的绝对的知识？
针对人类的学习能力，朱熹提出，人类的学习，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格物致知，就是穷尽所有事物之理，推广到知识的极致。按照他的主张，人们首先应该是对具体的事物进行思考，找到具体事物的道理，再进行总结获得更加普遍的高层道理，以此类推，逐渐上升到“天理”，并以此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而陆氏兄弟则认为，按照这种方法，穷尽一生也无法获得“天理”，因为世间事物如此之多，哪有时间每件物都去格一遍？即便格一遍，也很难从每一件具体的事物中提取出什么有用的道理，更无所谓获得“天理”了。
针对认识论，陆氏兄弟则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他们并不反对天理的存在，而是认为，其实天理不需要每件物都去格，所谓天理，就隐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直接去心中寻找就行了。
在他们看来，人从出生开始，心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甚至在孩提时这些知识还更纯粹，长大了反而越来越被污染，忘记了本心。所以，人类不需要读太多儒经，也不需要面对每一根竹子都格一遍，而是定下心来，跟随内心的召唤。
双方吵了数天之后，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最后不欢而散。
鹅湖寺之会只是几个文人的冲突，其哲学意义上的丰富程度也比佛教辩论要弱得多，却由于朱熹最后被封神，这一场争论被记入了史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大事件。
鹅湖寺之会，也成就了陆氏兄弟的“心学”，它成了宋代理学的一个异类，直接影响到了明代心学传统。
陆九渊，江西抚州人，出生于当地的大家族，有兄弟六个，其中哥哥陆九韶、陆九龄和他三人的共同研究，形成了一代心学学派。
关于他对心学的理解，传说他从小时候就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4] 他在三四岁时，就曾经问过父亲天地到底有多大，父亲笑而不答，引得他废寝忘食地思考。稍大一点，开始读程颐的书，突然意识到，程颐虽然标榜来自孔孟，但他的理论却和孔孟相差极大。这是陆九渊和程朱理学分裂之始。在读古书时，他有一次见“宇宙”两个字，请人解释，说“宇”是空间量度，就是东西南北上下的延伸；而“宙”是时间量度，就是往古来今直到无穷。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宇宙内的事情就是自己心中的事，而心中的事情就是宇宙的事。
最能表明他想法的，是他的一段话：东海有圣人，他对于“天理”的认知必定藏在心中，而西海、南海、北海的圣人，心中也必定有对“天理”的认知，而这些认知虽然来自于不同人，但既然是同一个“天理”，认知也必然是相同的。所以，东西南北圣人的心其实是相同的。 [5]
通过这样的抽象，陆九渊就得到了一个概念——“心”，认为天理存在于人的心中，天理相同，那么人的心也必然是相同的。这个心不同于一颗颗具体的心，而是一个抽象的心，这个抽象的心与“天理”是等同的概念。不过这个抽象的心又蕴含在每一个具体的心之中，再被装进了每个人的胸膛里。所以，每个具体的人要想了解天理，首先要通过自己胸膛中这颗具体的心，达到那颗抽象的心，再达到最终的天理。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陆九渊和朱熹的分歧并不在有没有天理，其实双方都承认天理，但在承认天理之后的方法论上，两者却截然不同。朱熹希望通过观察思考外部事物来获得天理，而陆九渊则认为应该求诸自己的心中。
由于方法论上的不同，他们对于儒教经典的态度就有所不同。比如，如果一个人和朋友吵了架，朱熹的判断方法必然是从经典中寻找解决朋友矛盾的办法，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根据中庸的原则，希望以息事宁人的方式来获得和解。陆九渊则会告诉你，抛弃一切经书典籍，根据你的心自己去判断，因为真理已经在你心里，如果你的心告诉你，这个朋友不值得要，就直接散伙；如果你珍惜这个朋友，自然会想办法留下他。前者求助于外界，后者则求助于本能。
正因为更相信自己的心，陆九渊曾经对劝他写书的人说：写书要么是六经注我，要么是我注六经，写它干什么。又曾经说过，做学问如果知道了“道”，那么六经只不过都是“我”的注脚而已。 [6]
从理论上说，陆九渊并不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朱熹为了论证万物如何影响人类社会，首先要从万物上升到天理，再设想一种东西叫作“气”，由理影响气，而气再影响人类的认知，从而达到人的精神，最终影响人类社会。但对陆九渊来说，这一切都是不证自明的，人心里就有天理，还去论证这些干什么。
这种简单性会让哲学家们嗤之以鼻，却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而他本人也把这种简单性运用在了政治上。
他曾经担任荆门军的地方官。宋代在边境地区设立了一种军屯机构，类似于州府，但名字叫“某某军”，荆门军就是荆门地方的军屯。这种军屯除了军队驻扎之外，围绕着军队也会形成庞大的民间社会，需要政府的民政机构治理。
由于地处边境，人等繁杂，这类的民政机构在治理上更加复杂。但陆九渊不看重条条框框，往往能够一眼就找到简化的方法，解决实际的问题。他减轻税负，简化诉讼手续，减轻惩罚力度，一切便宜行事，反而让当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说，陆氏的心学比起繁文缛节的朱氏理学，更利于经济的发展。
但是，南宋晚期的局势却对陆氏心学不利，因为政府的财政崩溃要求加税，社会的不稳定要求加强社会控制，陆氏却是反其道而行，希望减轻控制力度，将判断对错的权力交给每个具体的人，削弱了政府的权威。
到最后，朱熹的理学得以成为政府的标配，心学却在陆九渊之后走入低谷，陷入了被遗忘的境地。
陈白沙：变奏之始
时间进入了明代，另一场心学的复兴运动正在酝酿。
公元1451年（景泰二年），著名的学者吴与弼收了一位落第的乡举为弟子。吴与弼是明代早期学者，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却一辈子立志不当官，以研究学术和开课授徒度过一生。在黄宗羲著名的《明儒学案》中，将吴与弼作为明代第一个学派“崇仁学案”的创始人。 [7]
吴与弼本人是一个虔诚的理学信徒，为了学习曾经数年不下楼。在学问上，他的思想接近于正统的朱熹式思想，创造性不大。但在治学上，他强调要心境澄明，去掉刚勇的血气，这其中，似乎蕴含着心学的影子。不过，如果有人告诉吴与弼本人，他偏离了理学的道路，一定会遭到他的驳斥。
可吴与弼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收的弟子陈献章，最终却成了一个叛逆、脱离了程朱理学的窠臼，自成一体，重新发现了心学的人。
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最初以考试为目标，接连考取了秀才和举人，可是在继续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却总是失败，最后前往江西投奔了吴与弼。学习半年后，回到广东专心读书，他专门修筑了一个书阁叫阳春台，在其中日日静坐，苦思数年之后，抛弃了老师的学问，也抛弃了朱熹的理学。
朱熹的理学是一种讲究进取的学问，他要求学者主动去“格物”，以求获得其中的真知。吴与弼虽然强调养心和沉静，但在格物致知上从来没有抛弃朱氏的理论。陈献章却将静发挥到了极致，认为人的修养首先要舍弃繁华，回归简约，静静坐着将心中的杂事都抛弃掉，才能发现世界的真相。他教学生的时候，首先要求学生端正地静坐，让心安静下来，从静中寻找心之所思所想。 [8]
他之所以取静，从根本上说，是被朱熹逼的。在他发现静的道理之前，按照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论研究学问，朱熹强调“理一分殊”，也就是说天理只有一个，但在各种事物中的表现不同，为了追求这个天理，必须对于不同表现都一一进行追究，这样追究下来，不是把人搞得更明白，而是让人变得混乱不堪，陷入具体的事物之中。
陈献章发现，要从朱熹理学的一团乱麻中跳出来，必须静下心来坐好，将这一团乱麻全部从心中清理出去。心中放空之后，反而能看到一片桃源景象。
他最终认定，所谓的理并不在于具体的格物之中，而是就在人的心中。当人心能够静下来统御万物时，就达到了天理。如果人心无法静下来，而是被万物所左右，就变成了万物的奴隶，谈不上所谓的天理了。
这种想法最终又回到了陆九渊。陈献章在陆九渊之后数百年，重新把心学发现了一遍。
发现心学后，陈献章回到了京城，他曾经就读于太学，现在回去探望。他的学问突然间名震京师，甚至有官员立刻辞官不做，拜他为师。回到广州后，人们纷纷探望已经成了名儒的陈献章，白沙学派成为显学。
陈献章之所以显名后世，还得益于他的学生湛若水。湛若水也是广东人，中了举人，在赴京赶考之前认识了陈献章并拜他为师，甚至烧毁了赶考的路条，安心学习。
不过最后湛若水学成之后，还是回到了考场，考取了进士。考取进士的过程也和陈献章有关，当时的考官是学士张元祯和杨廷和，他们看了湛若水的考卷，赞叹说：只有陈白沙的学生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于是把他选做了第二名。 [9]
湛若水历任礼部侍郎、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作为高官更有机会宣传老师的学问。他走到哪儿，就把老师的学问带到哪儿，首先建立书院祭奠陈献章。湛若水活到了九十五岁，这使得陈献章的学问遍及天下。
人们在谈论陆王心学时，往往会谈及两人的不同点，比如，陆九渊是从理学到心学的，简单说，首先承认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天理”，只是在如何认识天理这个问题上，才认为心里就含着天理。而王阳明则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天理，将一切都解释成心的活动。
陈献章、湛若水两人的看法和陆九渊更加接近，他们讲的是“随处体认天理”。也就是说，天理是存在的，但是在学习天理的过程中，要做到心之所至，理之所至。所以，陈白沙虽然背叛了朱熹，但仍然可以看作一次对朱熹的改造，并没有完全背离理学，或者说，只是改造了学习的方法论而已。
而再接下来，明代哲学终于超出了理学的范围，开始了更加开创性的一步。
王阳明：无奈的思想反叛
公元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一位三十四岁的中年人开始了自己的逃亡和流放之路。这时恰值大太监刘瑾擅权，他大肆打击政敌，大部分官员为了怕得罪他，不敢为被打倒的人说一句话，但一位资历很浅的官员却站了出来 [10] ，他就是王守仁。
王守仁时任兵部主事，是一个勤勉、有抱负的官员，他的父亲王华则是成化十七年的进士第一名，任礼部左侍郎。父子双进士，共同在朝为官，本来是一桩佳话。但在刘瑾迫害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时，心高气傲的王守仁忍不住出来说了几句话，结果得罪了刘瑾。他本人被打了四十杖，公开羞辱一番，最后被发配到贵州的龙场当驿丞，这个职位是不入品的小官，相当于某个偏远县的邮政局局长。他的父亲也受到牵连，改为南京吏部尚书。
但刘瑾根本就不打算让王守仁活着。在去往龙场驿的途中，王守仁遭到了刘瑾一派打手的追杀，只能脱掉衣服伪装成跳水自尽，才躲过了一劫。他逃到了南京的父亲处，父亲开导了他一通，认为驿丞虽然是不入品的小官，但毕竟是皇帝的旨意，应该去上任。
王守仁辞别了父亲，到了龙场驿。在这里，已经到达人生最低谷的他开始总结自己的人生哲学，并成了一代宗师。
明朝到了王守仁时期，仍然是程朱理学统治天下，虽然陈白沙已经开始发展心学，但影响力还无法与理学相比。
王守仁则是从另一个方向上怀疑理学。在年轻时，他曾经是一个理学的信徒，但与普通的理学学者不同，他却执迷于悟道。比如，普通的人都会说，世界上有一种包罗万物的“天理”，这种天理就隐藏在纷纭复杂的万事万物之中，一个人要想领悟这种天理，就必须首先去“格物”，也就是去领悟万事万物。大部分人学到这一步就算了，至于从万事万物中领略的天理到底是什么滋味，他们就觉得太难了，不去管了。
王守仁却想真的从万事万物中领略天理，所以，他最初对着一根竹子不停地去“格物”，想发掘出竹子里蕴含的天理，可不管怎么对着竹子看，它还是根竹子，很难从这根竹子上领悟到什么大道理。最终，他认定，这种空对着竹子胡思乱想的做法绝对找不到天理，还会把心情搞乱套。所以，朱熹的所谓“格物致知”无助于寻找天理，只不过是告诉人一种等死的方法，一个人可以对着竹子思考一辈子，就到了死的时候了。
王守仁年轻时没有想到如何破掉朱熹的“格物致知”，但到了龙场这个偏僻的地方，却有了更多的世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最终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后来心学信徒最常提起的“龙场悟道”。
王守仁想到的答案是这样的：他认为朱熹解释的“格物致知”是错误的，实际上，“格物致知”有另一种解释方法。朱熹认为，要想获得关于天理的知识，必须首先去对着各种物体苦思冥想，他的方法是从“物体”到“知识”。而王守仁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人类意识和外界事物的交互过程应该是从“知识”到“物体”。
他认为，所谓天理，根本不用去外面寻找，它就藏在人的心里。每个人都有一颗心，但他们生下来，心中就深藏着所有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被隐藏起来，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一旦意识到了这些知识，我们就了解了全世界。 [11]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把外界的万物放回到心里，发掘出内心知识的过程。他的方法是从“知识”到“物体”的。首先发掘内心的知识，再用来比照外界的万事万物，或者改造世界。 [12]
王守仁之所以如此相信自己的内心，和他的抱负有关。他一方面喜爱军事，另一方面，自从受到迫害挨了四十大板后，开始依赖于内心深处的自我保护意识躲过灾难，这两方面都要依靠高度的内心活动和直觉。
王守仁在龙场待到了刘瑾倒台，终于被召回内地，在经历了一系列小官之后，他受到了兵部尚书王琼的赏识，担任了右佥都御史，并开始巡抚南方。这个官职在当时是一个棘手的位置。明代时南方的江西、福建山区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盗贼，这些地方都属于边区，明政府很难管辖，这些盗贼不仅不听从政府的指令，还四处劫掠。地方官员们头疼不已：不理他们，他们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如果镇压，一是花钱太多出不起钱，二是用兵太多权限不够，三是地方偏远跑不过盗贼。
但这个棘手的职位对于王守仁来说却是游刃有余，他对于人心的洞察力是一流的，在龙场和边民打交道的经验也能派上用场。首先，他认定这些群贼一定有内应，由于边区人民之间的婚姻、亲戚纽带，不可能不把官府的行踪透露给盗贼。如果只想到这一步，还不算有洞察力，可王守仁认为，这种纽带是双向的，既可以把官府的消息泄露给盗贼，也可以把盗贼的消息透露给官府。果然，他通过官府的仆役们拿到了盗贼的动静，再出兵剿匪，获得了巨大的效果，荡平了当地的匪患。
除了剿匪之外，另一件好事也突然间降临。当时宗室子弟朱宸濠被封在了南昌，封号为宁王。宁王一直不满武宗的统治，突然间举起了造反的大旗，率军进攻九江、南京，试图占据帝国的南京。
王守仁在剿匪的途中得到了消息，他随机应变，在朝廷命令还没有下达时，就挥兵直捣宁王的根据地南昌，利用虚虚实实的欺骗战术，拖延住宁王，最终先攻破南昌，又北上生擒了宁王。
整个叛乱在三十五天之内就被镇压了下去。而此时，北方的皇帝还在和群臣讨论要御驾亲征呢。 [13]
剿匪和平宁王这两件事给王守仁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带来了棘手的麻烦。麻烦在于，他的功劳太大，引起了朝臣的妒忌。特别是宁王事件中，当皇帝刚刚组建团队御驾亲征，突然间传来宁王已经被擒的消息，这是直接让皇帝难堪。而宁王在造反之前，又曾经花大价钱买通了许多高官，这些高官也希望掩饰自己的罪过。
这一切让王守仁突然间成了公敌。如果有一点处理不当，就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灾难。
但王守仁在对付皇帝和这些大臣时，展现了他心学的风范。他一方面低调处理自己的功劳，满足皇帝的虚荣心；另一方面避开风口浪尖，只通过偏向自己的太监张永说话。当北方的士兵来到时，已经成为江西巡抚的王守仁嘘寒问暖，收买了士兵的人心。到最后，除了少数他的死对头之外，大部分人都感到满意了。
这件事也反映出明代政治的复杂性，一个人的地位不是靠功劳来决定的，而是他的资历和人脉。否则，即便有功劳，也可能变成祸患。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让王守仁更加相信自己创立的对心的崇拜。 [14] 他从“格物致知”开始，又提出了所谓“致良知”。所谓良知，指的是人心之中固有的理念，致良知就是寻找内心深处的呼唤，利用这种直觉来做事。
王守仁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致良知”的实践者，他正是因为寻找到了内心的呼唤，才能避开了如此众多的祸患，将这些祸患都变成了有利的机会，躲过了政治的惊涛骇浪。
他的功劳虽然得不到朝廷的承认，却在民间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保证了“致良知”理论的传播。
这种理论不仅仅是对于朱熹的反驳，更是一种明朝人必须学会的处世之道。他们希望像王守仁那样既做成事情，又不被这一团乱麻的政治所伤害。
到了晚年，王阳明更是越来越相信心的作用，认为外在的一切都只是心的一种表现，除了心，没有其他的东西是实在的。 [15]
针对心法，他提出了四句口诀：“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16] 解释开来就是，人心的本质是没有善恶之分的，而之所以产生出善恶，是由于人们的意（欲望）的作用。而所谓良知，就是人根据自己的内心，区分善恶的过程。当寻找到良知之后，也就达到“知”的境界，再用这个良知去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叫“格物”，这个过程也是践行善事、去除恶习的过程。
王阳明的无奈在于，他的学说是对正统思想的一次反叛，却又不得不隐藏起来装成温顺。这种伪装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心学的践行，可他的政敌却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危险。如果让他的学说传播，所有的人都不再相信天理，也不相信依靠天理架构的政治体系，而是一味地遵循个人内心的良知，那必然引起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怀疑，甚至会质疑皇帝的合法性本身。
实际上，后来的人们思想解放，也果然得益于王阳明把人们的“心”解放出来。
在他刚刚死后，就有人上告他的学问是非法的，是以邪说蛊惑人心。 [17] 皇帝听后，立刻下诏停止了他的世袭职位，并禁止了他的理论传播。
只是，这时的心学已经传播开来，不是皇帝所能禁止的了。阳明心学的开辟，让明代的哲学进入了双轨制。一方面，政府还在用正统的理学考试选拔人才，但另一方面，民间的心学已经颠覆了理学的统治地位，甚至官员们也变成了双重人格，他们要晋升就必须背诵理学经典，但要修身，则必须皈依心学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