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汉武帝的塞上曲（公元前133—公元169年）

燕然山铭的发现，确定了汉代军队最北到达的区域已经进入了蒙古境内。但燕然山却还停留在大漠的北沿，没有深入蒙古最富庶的草原和森林地带。

汉匈战争中，由于各自王庭设置地的不同，汉军的打击往往落在西部，而匈奴的打击大部分在东部。

在与异族的战争中，大量的非战斗人员会死于杀戮，这与同种族之战只杀军人形成对比。

汉匈战争中，李广等老将由于只对军队作战，很难获得太大的战果。无所畏惧的新人却可以通过对部族的屠杀，形成大捷，获得丰厚的赏赐。

卫青第一次大捷杀戮五千人，获得了三千八百户的封赏，接近一个人头一户，可谓昂贵的战争。

汉武帝发动的战争对于国家最大的破坏作用，是对财政的破坏，使得汉代失去了健康的财政，不得不建立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国有政策，从而导致了经济的凋敝。

西汉时期的汉匈之间的消耗战，几乎同时拖垮了西汉与匈奴，使得汉朝社会出现了极大的萧条，也造成了匈奴社会的崩溃。双方均得不偿失。

当一个王朝处于稳定和繁荣期时，人们往往被大国崛起的幻想所迷惑，更愿意发动战争。然而，战争的巨大消耗又会反作用于财政，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导致社会的衰落。

在现在的蒙古国境内，仍然有数目众多的古代石堆墓葬。这些墓葬年代久远，但由于地广人稀，至今仍然广泛地分布在蒙古草原的西部，以及中国的新疆境内。

当我访问蒙古时，曾经在西部的乌瑞格湖（Uureg Lake）畔和科布多河（Khovd River）畔见到了大量的石堆墓葬。回到新疆后，又在清河县的三道海子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游牧石堆墓，这座大墓高达近二十米，直径近百米，如同一座小山的规模。

墓葬是由中间的一个石堆，加上周围的石圈构成。从石堆到石圈之间，还有若干条辐条结构，最多的大概有七条。石堆的大小、辐条的多寡，可能反映了墓主的社会地位。

在墓葬前，有时还会发现树立的鹿石或者草原石人，石人的形象大都带着刀剑，留着胡子，一看就是亚洲人种。

这些墓葬并不来自单一的时代，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草原上的各种民族都有建立石堆墓的习惯。早期墓葬中，甚至有印欧血统的人，而更多的墓主则属于东北亚血统。

许多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他们很有可能就属于当年的匈奴人。

中国人对蒙古的认识是从汉代开始的。秦代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仍然采取闭关的政策，建立了长城，试图将匈奴人隔离在北方。到了汉代，中央政府采取了另一种政策——主动出击。

在出击政策的指导下，人们对于北方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汉代时，两次出击最远的战役，分别是霍去病到达狼居胥山和窦宪到达燕然山的战役。自古及今，人们就在争论这两座山到底在哪里。

最流行的说法是，狼居胥山就是蒙古东部的肯特山（Khentii Mountains），肯特山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面，它不是一条山脉，而是一组山丛，它并不高大，却非常遥远。肯特山现在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蒙古人的图腾成吉思汗就出自这里。而在汉代，中国人可能就曾经出征到达。

燕然山可能是杭爱山（Khangai Mountains），杭爱山位于蒙古的中部，呈南北走向。在杭爱山以东，就是一个硕大的盆地，盆地之中拥有着蒙古最著名的首都哈拉和林遗址，以及唐代突厥人建立的都城所在。当年匈奴人的都城早就不见了踪迹，但也可能在这附近。

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针对狼居胥山和燕然山的另一种说法是：霍去病和窦宪并没有到达蒙古，这两座山可能都位于内蒙古境内，或许就是阴山和贺兰山。这种说法的依据，是认为汉代还不具有穿越大漠的手段。

在蒙古国和现在的内蒙古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戈壁，被称为大漠。这座戈壁几乎是人类的禁区，只有游牧民族才能根据生物的蛛丝马迹穿行而过，对于汉代军队来说，能否穿过庞大的无人区，的确是存在疑问的。

这个疑问随着现代考古的进行，终于画上了句号。公元2017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燕然山在蒙古国境内的最直接证据。当年窦宪到达燕然山后，随行的人中，有《汉书》的作者班固。班固写了一篇铭文《燕然山铭》刻在了燕然山的山体之上。由于考古学家发现了这篇铭文，汉朝人到达过蒙古终于成了定论。

准确地说，燕然山不是杭爱山的主脉，而是在杭爱山脉东南方的一条余脉上，距离主脉有上百公里远。这条余脉位于中戈壁省的西南方，处于戈壁之中，并不高大。

燕然山的确进入了蒙古，却还停留在大漠的北边缘，没有到达蒙古最肥沃的北方草原和森林地带。也正因为这样，汉代对于蒙古高原的回忆充满了沙子和石头。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带着不同种族的偏见与仇恨，以及统治者的贪婪，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作为战争本身，却又是一次发现地理的冒险之旅，让人们可以借助战争的开拓作用，将北方广大的地域收进汉民族的记忆与地理认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