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时代的来临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在通州与北京之间一个叫八里桥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改变中国战争观念的血战。

通州是古运河的终点站，漕粮从南方运到通州后，再经过一条细小的河流通惠河运往北京城。八里桥就在通州与朝阳区交界的通惠河上。

这一年，骁勇善战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三万骑兵和两到三万步兵，在八里桥一带布防，准备迎战从海上来到的英法联军。

在之前一年，僧格林沁在天津的大沽口打败了英法联军，击毁击沉了英国四艘舰船，打死打伤英法士兵五百多人。

然而第二年，卷土重来的英法联军依靠着阴谋诡计从大沽口北面的北塘登陆，绕到了大沽口炮台的后面进行攻击。炮台的大炮都是固定的，只能对海上射击，无法覆盖后方的陆地。英法联军攻克了大沽口，并占领了天津。

随后，联军向通州挺进，接近中国的首都北京城。在八里桥作战三天之前，僧格林沁已经在通州的张家湾与英法联军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战斗以清军撤退告终。

外国人的进攻之路是一条全新的、看上去充满了风险的路线。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依靠陆地，借助山川之胜进行防守。以北京为例，自古以来，北京的威胁大都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游牧区域。在游牧区域与北京之间，隔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只要把守好燕山和太行山上的几条孔道，就基本上保证了北京的安全。

有时候北京也会受到南方的威胁，北京之南是华北平原，千里平原不容易防守，必须借助平地上的几条小河，在保定到沧州之间建立防御型的城寨，驻扎大量军队，依靠军队的机动性进行防御。

如果北方、南方、西方的兵力部署得当，北京就可以保证安全无虞。

在古代的军事家看来，最不可能出事的是北京的东南方。原因很简单：北京东南方的天津面朝大海，而海洋对古人就是一面无限高度的墙，没有人会从海上进攻北京。因此，这里是不用设防的。

西方人的到来终于打破了这条铁律，他们第一次从海上进攻中国。但清朝将领们似乎并不担心英法联军的到来。海上进攻看起来是出其不意，但船只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英法联军能够运送上岸的不超过一万人。北京和天津之间是一马平川，缺乏战略地形，进攻部队即便登上了岸，也是背水而战，没有退路，很可能被拥有优势兵力的防守方消灭。

僧格林沁为了准备八里桥歼灭战可谓下足了功夫。张家湾之战虽然清军撤退，但这只是大战的前奏，战后，清军的主力不仅还在，甚至还得到了加强。

在八里桥布防时，僧格林沁投入了华北地区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蒙古科尔沁、察哈尔部的野战骑兵。在清朝，除了与太平天国打仗的湘军、淮军之外，蒙古骑兵是最骁勇善战的部队。

英法联军总数不超过一万人，僧格林沁用六倍的兵力进行决战，拥有了必胜的把握。

英法士兵们并没有意识到清军已经做了埋伏。早上七点左右，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列队上路，显得很随意。就在这时，突然从树林冲出了许多蒙古骑兵，他们目标分成了两个：第一，从正面冲击敌人；第二，企图绕到侧翼冲击敌人的后方。另外他们还布置了二十多门大炮，对英法阵地进行轰击。

一方是准备充分，另一方是仓皇上阵。谁胜谁负是可以预期的。

但战争的过程却超出了清军的理解。侧翼的包抄确实让英国军队中的印度部队慌了阵脚，一度距离敌人只有二三十米。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十米却成了无法突破的障碍。蒙古人的马刀无法落到敌人的脖颈上，就被枪炮撂倒，无法前进。

正面冲击也同样无法奏效。英勇的蒙古人一茬一茬倒下，又一茬一茬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英法联军只能无奈地一次次装填子弹、射击。

战斗结束时，最英勇的蒙古骑兵部队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有的死亡，有的溃散。通往北京的大门敞开了。咸丰帝听说了战斗的结局，立刻决定逃往热河避难，将北京城留给了联军去劫掠。

西方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战争哲学。在这之前，中国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来进行防御或者攻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战争武器的进步非常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上有绝对优势。

但西方人到来后所展现的却是另一种战争的可能性：依靠科学技术，跨越地理障碍，从原本不可能的方向发动袭击；利用先进武器，可以达到以一当百甚至当千的作用。僧格林沁的战术没有问题，但落后的武器系统却让任何战术都无法奏效。所谓战术，必须在双方武器基本对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施展。

一旦以前的战争规则都失效了，海洋不再是屏障，反而成了最危险的所在，武器的差距之大让军事家失业了。这意味着，敌人可以从海岸的任何地方实施打击，并且都能获胜。清末的主战场已经从秦岭、太行山这些地理要素转移到了广州、天津、大连这些海滨地区。

海权时代到来了。

直到清朝灭亡，整个国家都没有从海权冲击的休克中缓过神来。

但是，海权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都成了废纸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一旦武器再次获得了均势，一旦防守方将海防也纳入了战争考量，以往的经验会再次复活。

清朝之后的陆地战争又回到了旧的地理限制之中，当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国民政府与八路军分别选择了中国西部的高山地区进行机动。日本人虽然从海洋出发，占据了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平原地区，却由于缺乏制高点，始终无法完全征服中国。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类似于黄巢机动作战的翻版，依靠机动寻找薄弱地区，等待对方政权财政失衡引起崩溃。长征在路线选择上，与当年蒙古人进攻大理有很大的重合，蒙古人顺着川西、甘南向南进攻，如果把路线倒过来，就是红军北上的线路。

当公元1949年国共双方在长江对峙时，仗还没打，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告诉我们，南京地区的命运不在长江，而在于淮河。淮海战役失败后，国民政府丢失了淮河，已经注定无法坚守长江了。

未来的战争如果在海外发生，制空权与制海权依然是最重要因素。可战争一旦回到本土，或者到了占领土地与建立政权的阶段，决定性的，仍然是那千年不变的山川地理。

(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留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2) 清朝建立后，发生了三藩叛乱，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号召北伐。但这次北伐更多是异族统治和削藩引起的官僚阶层的反抗，与对明朝的忠贞无关。由于吴三桂选择从四川、陕西进军（类似于蜀汉的诸葛武侯北伐），道路遥远，对华北地区没有形成有效威胁，叛乱很快就失败了。三藩叛乱的结束，更帮助清政府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南部。

(3) 这次战争成了本书作者的小说《告别香巴拉》的历史背景之一。郭建龙：《告别香巴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4) 魏源《圣武记》卷四：“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

(5) 魏源《圣武记》卷四：“一激再激，以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殁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