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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章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1]
当中央王朝从和平走向战乱时，首先乱套的是财政系统。一旦财政系统乱套，即便是皇帝也会变成可怜虫。
安史之乱发生后，由于战乱的原因，中央财政收入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能否收到足够的税收，以及能否把各地的税收送到皇帝的军队手中，成为中央政府能否存亡的关键。
唐肃宗起用财经大臣第五琦，打通运输道路，建立国有企业，进行货币贬值，从而筹集到了与安禄山、史思明作战的经费。
唐代宗继续重用第五琦与刘晏，加强专卖制度，加强对土地税开发。到了唐德宗时期，进行了税制改革，从复杂的租庸调制改为简单的两税法，使得唐代的中央收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借助财政的恢复，唐德宗决定镇压藩镇势力，恢复大唐盛世。但叛乱引起的财政崩溃再次袭来，唐德宗不仅无法恢复盛世，反而被赶出了首都。他最终意识到，当失去了财政的支持，一个皇帝会变得多么窘迫，他已经不可能恢复当年的盛世，只能接受藩镇割据的事实。
唐德宗的后半生迫于财政压力，变成了守财奴，但他积累的财富却足够唐宪宗完成一次中兴。
当皇帝出逃时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扰乱了首都长安。 [2]
德宗执政时，已经是“安史之乱”的藩镇割据时期，中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他们手握兵权，争夺地盘，中央政府处于半失控状态。
一年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唐德宗任命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畿汝州节度使，率军前往镇压。但哥舒曜在败仗之后，退守襄城，遭到了李希烈的围攻。
唐德宗连忙召集新的人马去救助哥舒曜。公元783年冬天，位于长安西面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接受皇帝命令，率领泾原的军队向东前进，援救哥舒曜。第二天，泾原军离开京城，到了距离长安东面不远的浐水，一场兵变在此爆发。
泾原军之所以兵变，与德宗时期的军费制度有关。在藩镇割据时期，由于皇帝手中的兵马不足，要借助藩镇的军队来打仗，每次调动藩镇的军队，皇帝都必须给予丰厚的补偿。
在皇帝与藩镇间，军费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镇只是在自己的统治区里调动军队，那么军费由藩镇负担；如果藩镇的军队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离开其统治区，那么从离开的那一天起，皇帝必须支付给藩镇一笔丰厚的军事补贴，叫“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 [3] 许多藩镇为了拿补贴，故意派出军队，不打仗，专门拿津贴。中央政府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花费高昂，却效果有限。
这一次，皇帝动用泾原军，本应该按照规矩，给军队以高额的补贴。当士兵们经过首都长安时，心里也充满了对美妙赏赐的憧憬。然而，令这些饥肠辘辘的士兵感到不满的是，中央政府派来犒劳的官员京兆尹王翔只提供粗茶淡饭，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
士兵们离开长安时，大失所望，感到被皇帝欺骗了。军队中传播着谣言，说长安城里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皇帝一个人享受着荣华，却置士兵的死亡于不顾。上战场的士兵越想越冤，决定停下不走了。 [4]
士兵的“罢工”让唐德宗大惊失色。此时的长安城已经没有军队守卫，在山东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有四大藩镇正在拥兵对抗中央，而在淮西则是李希烈作乱，为了应付他们，几乎所有的军队都被派了出去。
德宗赶快下令安抚泾原军，派人前去犒军。这次的赏赐是每人两匹帛，当赏赐下发时，士兵们更加愤怒了：皇帝如此吝啬，不仅不值得替他卖命，还应该把他推翻，换一个大方的。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只能任由士兵怀着对财宝和劫掠的渴望，冲向了帝国的首都。
泾原兵变爆发。乱兵攻入了长安，在皇宫外扎营，形势已经非常危险，唐德宗匆忙调动他的禁卫军神策营进行抵抗，可令他感到泄气的是，禁卫军竟然没有抵抗——他们也不愿为皇帝卖命。
唐德宗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妃子、公主一百多人，加上几个愿意跟随他的宦官，从皇宫的花园北门出逃。这时他遇到了四百多弓箭手，由右龙武军使令狐建率领，这些弓箭手成了皇帝仅剩的护卫，与他一同逃难。
当天晚上，皇帝一行逃难到了咸阳，匆匆吃了几口饭，继续起程。第二天，皇帝到达了奉天（今陕西乾县）。皇帝本来还嫌奉天太小，希望继续西逃，到凤翔避难，谁知凤翔随即发生了叛乱，唐德宗被叛军团团围住，困守在奉天小城。
这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唐朝皇帝第三次逃出长安。第一次是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第二次是唐代宗避吐蕃之兵，第三次则是唐德宗避泾原之祸。
唐德宗在奉天孤苦无助，长安的叛军却迅速控制了局势。
攻克长安后，不知谁想到的主意，叛军走在街上喊着：“都别怕，不用担心，我们免除你们货柜税、间架税！” [5] 他们的喊话立即受到了长安市民的欢迎，这些市民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于大唐政权的忠诚，毫不犹豫就投入了叛军的怀抱。
货柜税和间架税是唐德宗发明的新税种。所谓货柜税，就是向长安的钱庄借钱，向粮商借粮。钱庄里的钱都是储户的，但皇帝决定让钱庄拿出四分之一来救济，粮商也面临着同样的政策。命令下达后，整个长安的市场一片哗然，商人们纷纷罢市抗议。而间架税则是向所有的房产收钱，每间房最高要缴纳二千文钱。
皇帝的税法彻底激怒了百姓，他们宁肯支持叛乱的士兵，只求废除这些苛捐杂税。但是，市民和士兵不知道的是，皇帝这么做也纯属无奈。此刻帝国的财政已经是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即便搜刮聚敛，仍然满足不了战争开支。皇帝之所以没有赏赐士兵，也是因为国库已经空了。
叛乱的士兵最后找到了一位叫朱泚的人来做皇帝。朱泚担任过卢龙节度使、太尉，由于弟弟朱滔参加了北方四镇的叛乱，他在长安附近被免职赋闲。朱泚自称大秦皇帝，亲率大军进攻奉天。而在奉天的唐德宗部队在围困中缺衣少食。士兵们向皇帝请求发一些御寒的衣服，德宗拿不出来，只能把亲王腰带上的金饰拿下来卖掉，再给士兵补贴。
在困境中，唐德宗发出了著名的罪己诏，不惜痛斥自己长在深宫，“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将整个国家带往了灾难之中。“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6] 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最深刻的自责。大多数时候，皇帝总是将错误推给别人，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临死还认为是别人辜负了他。唐德宗的诏书却不惜把皇帝的威严全部打掉，只怪自己。
他甚至赦免了大部分发动叛乱的人。不管是北方四镇还是淮西李希烈，一概既往不咎。只有称帝的朱泚不在赦免之列。不过，朱泚的弟弟朱滔是北方四镇的叛乱者之一，皇帝怕他担心受到朱泚的连坐，宣布朱滔也会得到赦免。皇帝还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发誓要做一个好皇帝。
在奉天被困数月后，唐德宗才有机会逃往汉中地区。在汉中几个月后，朱泚叛乱被平息，他得以回到物是人非的长安。
既然德宗在诏书中如此痛斥自我，那么回到长安后，人们是否看到了一个痛改前非的皇帝呢？答案是：唐德宗的确变了，他的变化却令人心碎。
在这几次叛乱之前的德宗皇帝是一个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昔日荣耀的君主，他罢黜了专权的宦官，提倡节俭，摒弃不正规的税收，试图为中央政府建立起健康的财政，并以此为突破口，将藩镇的权力收回，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
可是叛乱过后，皇帝却向着另一个极端靠拢。他不再信任任何大臣，重新依赖宦官掌权。 [7] 他逃离长安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是不可靠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利益抛弃整个皇朝。他也不再指望正规的税收，变得贪婪无比，四处找钱，如果想打动皇帝，只有一个办法：向他进贡比别人更多的钱财。
唐德宗在叛乱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是皇帝，有着无数的美好计划，如果你没有钱，还是什么都做不成。他所谓痛改前非，就是变成守财奴。
这个老守财奴的雄心都已经被钱给消磨掉了，他终生为财政问题焦头烂额，攫取着任何可以捞到的收入。他的形象显得如此卑微，以后历代的皇帝都把他当作笑柄，提醒后代不要变成受困于财政的守财奴。
德宗皇帝去世时，唐代的财政制度已经千疮百孔，谁都无法纠正了。但他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宪宗能够利用这些钱重新实现中央集权。也许，宪宗烧钱打仗时，有一个老守财奴的灵魂正在天上欣慰地望着世间的风云，欣慰感慨一辈子的忍辱负重是值得的。
“安史之乱”后，皇帝为财政付出的努力，如同一部血泪史，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中央帝国财政崩溃的心酸……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盛唐时期正式结束。
在叛乱爆发之前，唐代的财政失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只是掩盖在表面的繁荣之下。而叛乱爆发之后，政府的财政问题迅速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暴露出来。
在叛乱前的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代中央政府统计的总人口一共有八百九十万户，近五千三百万人。 [8] 但是叛乱之后，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人口数量迅速下滑，几年后的上元元年（760年），只剩下一百九十三万户、一千三百万人。户数不到几年前的四分之一，人口不到三分之一。 [9]
更麻烦的是，在这一百九十三万户、一千七百万人中，有一百一十七万户、一千四百六十二万人（老弱病残和特权阶层）是不需要缴纳租庸调税的，只有七十六万户、二百三十七万人来承担整个唐帝国庞大的租庸调税。
由于每个人承担的税率不可能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锐减为玄宗时代的三分之一左右。之所以叛乱前后人口差别那么大，并不是战乱中死了这么多人，而是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许多人游离于政府的户籍统计之外了。
“安史之乱”对唐帝国的打击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大的打击在于切断了唐帝国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
唐朝一代，行政中心仍然是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今陕西地区），而经济中心则变成了东南方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扬州是唐代运河的南方起点，南方的粮食都汇集到这里，再通过运河转运到汴州（今开封），从汴州沿黄河、渭河到达长安，或者走黄河、洛河到达洛阳。
安禄山从范阳（今北京附近）起兵南下，占据了中原地区，逐渐切断了首都长安（行政中心）与东南地区（经济中心）的联系，东南的粮食无法到达长安了。所以，战争爆发后，首先破坏的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动员能力，让它无法利用帝国的物资来供养军队，对抗叛军。
在安禄山的逼迫下，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他的皇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称帝，决心平叛，是为唐肃宗。
在肃宗的领导下，唐帝国进行了一场财政上的生死时速。随着中央财政收入减少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而军费开支却比之前还要庞大，唐肃宗必须抛开所有的顾虑，想尽一切办法从能够控制的区域内搜刮财政。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公元756年肃宗即位后，首先想到的是从商业上寻找补贴。在此之前，唐代的税收主要针对农业，叫租庸调制，也就是对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税，再对农户收取“调”（农产品税，以麻布和丝绸为主），并征发每年二十天的“庸”（劳役）。 [10]
对商业，唐政府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商业税的税率很低，且不是主要税种。正因为此，唐代的商业一直比较发达。
为了支付军费，肃宗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还效忠于中央政府的江淮、四川地区，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资产税，即率贷。除了这两个地区，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其他区域也在集市和关卡向商人征收贸易税，凡是一千钱以上的货物都必须缴纳。 [11]
对商人征收重税，是唐代税制变化的初步尝试。
但对商人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事开支，皇帝必须另想办法。这时，一位叫作第五琦的官员出现了，他建议设立一个新的职务：租庸使。 [12] 租庸使坐镇经济上最富庶的江淮地区，责任就是寻找一切税源，比如吴地的盐、蜀地的麻和铜。租庸使征收完毕，并不直接将盐、麻和铜运送到朝廷，而是就地卖掉，换成土特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卖高价。
由于史思明已经占领了运河枢纽，中央政府的物资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运河和黄河运来了。于是，中央政府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从长江走汉水到襄阳，再从襄阳继续走水路到汉中，从汉中走陕西的凤翔。 [13] 这条水路难度大，运力小，所以换成土特产可以降低重量，既减少了运输成本，又多卖了钱。
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原本唐代的正式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各位官员各司其职，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需要，利用租庸使绕过了正式官员直接办事，就破坏了政治制度。从这以后，各种各样的“使”职大批出现，这都是皇帝为了避开三省六部而设立的事务性官员。到最后，政府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人手中，将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办公效率的低下，从而加剧了财政的困难。
唐肃宗之后，唐代掌管经济的使职官员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旧唐书》列出的有：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等等。每一个使职都拥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由皇帝直接授权，超乎正规的官僚体系之上。 [14]
但仅仅依靠商业税仍然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第二年，在郑叔清和宰相裴冕的提议下，唐肃宗开始卖爵。人们只要向政府交钱，就可以得到皇帝颁发的证书，被授予一定的官勋称号。除了卖爵之外，朝廷还贩卖一切有变现价值的证书。比如，唐代已经实行了科举制度，考生考取后就有了相应的出身，在未来可以做官或者获得社会地位，在唐肃宗时代，人们只要交钱就可以获得明经科出身。
唐代对和尚、尼姑和道士的数量都有严格的限制，因为他们都是免税的，每个僧人都要持有经过中央政府认可的度牒。唐肃宗出卖度牒，凭空增加了许多僧道。对于商人阶层，肃宗则向他们贩卖免役权，免除他们的徭役。 [15]
这些做法无不是短期行为，会导致长期的问题。不仅会让许多不合格的人挤入官僚队伍，同时，免税、免役权还会让政府丧失更加长远的财政收入。
唐肃宗借助回纥人收复了两京。然而，皇帝发现财政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他不仅要养活唐代的军队，还要补贴回纥人。
此刻，全国各地的人都跑到朝廷来要钱。唐肃宗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从小养在十王宅中，每天都为躲过宫廷的各种阴谋诡计而战战兢兢，没有机会接触政治的实务层面。战争时期的混乱已经令他精疲力竭，他发现卖僧牒的收入刚刚入库，各种将领纷纭而至，一下子把钱抢得一干二净，不管如何拼命地寻找财源，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唐朝廷的财政储备一般是放在一个叫左藏库的仓库里，财政支出和监督有着严格的规定。平常由太府掌管，由尚书的比部审核。皇帝只是过一段时间接到一次汇报，却无法控制具体的每一笔开支。第五琦看出了皇帝的恐慌，建议将帝国的财政库藏从左藏库移走，送进皇家的大盈库。
大盈库一般是作为皇室生活开支的，皇帝更加容易控制。皇帝将国库“私有化”，这进一步破坏了唐代的财政系统。 [16]
与政府财政私有化同时进行的，还有第五琦推出的两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实行货币贬值和建立国有企业。这两项措施终于破坏了唐代初期宽松的经济氛围，回归到汉武帝时期的传统。然而，这两项改革又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当唐代政府损失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之后，不能仅靠卖爵、搜刮等短期手段来解决长期的财政问题，必须系统地寻找到大规模的财源，来对冲土地和户籍税的下降。
在唐肃宗之前，除了高宗时期短暂打过货币的念头，大部分的唐代帝王都尽量保证官铸货币的足值，维持价格体系的稳定。肃宗之前，社会上唯一流通的官方货币叫“开元通宝”，每一千枚重六斤四两。
为了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肃宗新发行了一种货币，名称是“乾元重宝”，这种钱的重量是千枚十斤，面值却是开元通宝的十倍。也就是说，通过发行新币，将货币贬值了六点二五倍。
第二年，肃宗再次出手，发行了千枚重二十斤的“重轮乾元钱”。这种钱有两道边，每枚价值开元通宝五十枚，在乾元重宝的基础上，再次将货币贬值了二点五倍。
货币的贬值造成了物价飞涨，开元通宝钱也在市面上迅速消失，一部分被藏在家里舍不得用，另一部分被人拿去熔化掉，再偷铸成重轮钱和乾元钱。
社会价格体系的混乱，迫使肃宗不得不屡次调整货币的币值。
由于开元通宝的价值被低估，他第一次调整了币值，规定一枚开元通宝价值十文，而一枚乾元重宝价值三十文，一枚重轮钱价值五十文。
这时候，“文”这个货币单位第一次被虚化了。以前，每一枚货币就是一文，可现在流通的三种钱，最小的开元通宝也价值十文，却没有代表一文的货币。人们第一次有了文是货币单位，不是货币本身的概念。
这次币值调整引起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各地的铜器都被人们拿去偷偷铸钱了。京城更是达到了人人偷铸的程度。为了防止私铸，官府四处抓人。郑叔清当京兆尹时，曾经一个月内杀了八百人，都无法止住这股风潮。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肃宗皇帝再次做出稳定币值的努力，将三种钱的币值分别改为十文、十文、三十文，但混乱依旧。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肃宗死去，他的儿子代宗继位。代宗继位后，首先将改革的矛头对准了父亲定下的货币体系。他下令将开元钱和乾元钱等值流通，并废除了重轮钱。
代宗的改革得到了民间的配合，很快，乾元钱和重轮钱都退出了流通领域，只剩下开元通宝继续流通。民间经济暂时从金融混乱中走了出来。
初唐和盛唐时期是少有的商业开明时期，中央政府不设立国有企业，不参与盐铁的经营，只收取一定的税额。
到了肃宗时期，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将财政增收的目标定在了盐业上。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新盐法推出，政府下令垄断产区，招收游民开采盐业。开采的盐由政府统一收购，不准私卖。后来，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第五琦担任了各州的榷盐铁使，在全国范围内（中央政府还能够管辖到的区域内）实行盐的专卖。
盐铁专卖是肃宗财政聚敛中最成功的改革。在专卖之前，每斗盐只值十文钱，专卖之后涨到一百一十文，整整上涨了十一倍，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
更为夸张的是，随着对私盐打击的加强和各种官僚机构的不断庞杂，盐的价格还将进一步上升。到了代宗时期刘晏掌管盐铁事务时，盐的批发价最高已经达到三百七十文，而零售价格还要高一倍。
当然，随着盐业专卖、缉私等制度的常态化，盐业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都消耗在了制度上，并没有作为中央财政收入用到实处。否则，盐业在国家财政中的占比还会更夸张。
与汉代相比，唐代的冶铁业过于发达。从技术上，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再垄断经营，基于这个原因，这个行业没有出现垄断。
唐肃宗死后，“安史之乱”已经进入尾声。唐代宗继位后，开始考虑帝国财政的正规化问题。
代宗所面临的局面仍然复杂，由于在镇压“安史之乱”中大量使用回纥兵，政府必须对回纥人进行安抚，每年送马十万匹、锦帛百万匹。在他的任上，吐蕃人也乘机从西藏进入了青海、新疆、甘肃一带，甚至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占领长安长达十五日。 [17] 加上皇帝无法掌控领土内所有的土地资源，政府的开支仍然紧张。
但与他的父亲不同，代宗更注重财政的可持续性，除了吐蕃入侵京城的短暂时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实行劫掠式的财政措施。
他放弃父亲所有失败的改革措施的同时，把当年成功的改革措施保留了下来，甚至推行到了极致。肃宗发现的两位理财天才——第五琦和刘晏，也是代宗理财的左膀右臂。
代宗的改革重点落在两个方面：加强专卖制度，加强对土地税的开发。
代宗任用了刘晏来管理盐业垄断。 [18] 刘晏借助民间资本，建立了一条官僚资本的产业链，由政府垄断源头，再由官商资本贩运到全国各地，政府则为这些大资本提供免税待遇。两者的勾结使得政府把对盐业的控制权延伸到了全国各个角落。
在刘晏任上，政府的盐利从一年四十万缗涨到了六百余万缗，增长了十五倍，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从宫廷开支到军饷、百官俸禄，都要依靠刘晏的盐业。 [19]
除了盐之外，代宗还逐渐建立了酒业专卖，唐代的专卖制度进一步复杂化。
在建立专卖制度的同时，唐代宗在土地税上的开发上也没少动脑筋。 [20]
在“安史之乱”前，唐代的税制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著名的租庸调制，另一部分人们了解很少，叫地税和户税。
租庸调制是依据人民的户口来征税的制度。唐代有着严格的户籍系统，一个人一生要享受一次政府分配土地的待遇，而他的户口就落在分配土地的地方。原则上来说，一个人不能离开户籍所在地，每年都要在这里纳税。
但随着战争爆发，许多人都流亡到了其他地方，而一个人就算到其他地方住下，由于户籍还在原地，也不需要缴纳租庸调税。
由于户籍混乱，唐代宗更看重以居住地和土地来纳税，加强了地税和户税系统的管理。
在唐代宗时期，地税的税率比“安史之乱”前增加了五倍。在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期，地税的税率是每亩二升，但是到了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政府试图在关中推行每亩收成十分之一的新税率，四年后，又确定为好地每亩一斗（十升），坏地每亩六升。过了一年，每亩又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升。
除了地税，户税系统也增加了至少一倍。
除地税和户税之外，还有许多苛捐杂税，最典型的是青苗税。每年庄稼还只是青苗时，政府最初每亩收十文，到后来变成每亩收十五文、三十文。
通过对土地和户口加税，以及政府垄断经营，代宗逐渐恢复了脆弱的财政平衡。然而，这种平衡是如此脆弱，禁不起折腾，而它面对的，却是强大的藩镇势力和复杂的国内环境。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继位。
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变成了一具陌生的躯体。这个躯体曾经属于一个中央皇朝，而现在则四分五裂，缺乏统一的指挥。
“安史之乱”前，（藩镇）节度使只存在于边境地区，是为防范外族入侵而设的。但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皇帝为了防止叛军占领更多的地盘，在内地也建立藩镇，授予节度使军政全权。
内地的节度使最多时接近五十个，每个节度使都是一个不受节制的土皇帝。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地方行政结构是这样的：地方分成州、县两个级别，州有刺史，县有县令，他们是负责地方行政工作的主要官员。而州县的下属官员主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在汉代是由郡县长官任命下属官吏，这是唐代和汉代的区别，也向进一步集权迈出了一步），以防止州县长官拥有过大的权力。
后来，政府又设立了十到十五个道， [21] 每个道设置一个观察使，但这个观察使并非行政官员，也不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而是监视州县官员有没有违法乱纪。
政府在各地还有一定的驻军，归都督府管辖（相当于现在的军区），都督府可以协调周围的州县资源，但不得干涉地方事务。
而藩镇节度使就相当于兼有观察使的监察职能、都督府的军事职能，同时还有管辖几个州的行政权。有的节度使还拥有任命下属州县官吏的权力。当军事、行政和监察权都集中于一人，这个人还拥有任命官吏的权力时，他就等同于一个小规模的皇帝了。 [22]
这些藩镇节度使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各有不同。东北地区（今河北、北京一带）的几个藩镇的节度使都曾经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将领，唐军将领仆固怀恩在扑灭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允许他们投降朝廷。 [23] 但事后，给他们保留了节度使的职务。
这几个节度使由此获得了东北地区的军事行政大权，几乎完全独立于朝廷，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江南地区的藩镇节度使则更加拥护中央，但前提是：中央必须默许他们有很大的财政自由度，可以截留大笔税收。
另外，各个藩镇招募了大量的军队，军费开支成为藩镇和中央政府财政的重头戏。
唐代中央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是：从西北的甘肃，到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再到河南南部，结束于江南、岭南一带，呈一个长条形。而河北、山东、北京的大片地区，以及淮西地区则游离于中央之外，甚至形成了节度使的世袭制。
这种结构对中央政府最大的打击在于财政方面。虽然皇帝规定了更加高昂的税额，但这些税大都到不了中央政府的手中。当时的税收一部分需要留在州政府，也就是州刺史收税后，提留下来用于本州的行政花费；一部分则交给节度使，供他养兵之用；最后一部分才上缴中央。经过层层盘剥之后，中央政府所能利用的资金就很有限了。
除了经费不足之外，中央政府手中的军队也不足，除了有一支比较精良的神策军之外，其余的部队几乎都不能打仗。如果有征伐，必须依靠其他藩镇贡献军队。如果中央政府征调了藩镇的军队，还必须提供军事补贴（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代价高昂。
为了节省财政，皇帝甚至连好衣服都舍不得穿，一件衣服要洗染好几次。即便如此，皇帝的财政收入仍然无法满足一次大规模的军事需要。
总结起来，唐代宗留给儿子的财政遗产是：
第一，管理财政的官僚系统出现了更迭。 [24] 以前的财政机构主要归属于户部，而现在户部已经靠边站了，整个中央财政控制在两个名称古怪的使职手中。东都洛阳以及整个帝国的东南部地区归转运使管辖，而西京长安以及整个帝国的西部地区由度支使掌管。担任这两个使职的就是刘晏和第五琦。两个人通过发现任何赚钱的机会，帮助中央政府创造收入。
而财政系统中，唐初的租庸调税已经萎缩，战争中形成的盐业、酒业专卖正在扩大，加上唐代宗逐渐摸索的地税和户税，构成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
第二，中央政府虽然收不到钱，但人民缴的税并不低。由于藩镇割据，加上地方的州县吏治恶化，这些机构截留了太多的税收，民间被压榨得很厉害，但中央政府并不了解民间经济的苦楚。
第三，藩镇虽然不愿将正规的税收交给中央，却又乐意为中央政府提供额外的“上贡”。这就像老板不愿意给职工涨薪水，却喜欢时不时发奖金一样。各种名目的月供、年供源源不断地送往长安。“上贡”对于藩镇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上一笔贡，藩镇都会以此为借口向民间进行一次额外的摊派，多一个名目收钱，最终民间要承受几倍的代价。
虽然皇帝知道财政走到这一步，既无法维持，也代价庞大，却又因为离不了地方的贡品，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
通过这种弊病丛生的税收系统，在代宗离世时，中央政府达到了暂时的税收平衡。但是，每个人都清楚，这种状况不会维持长久，势必改变，不是向好，就是向坏。
公元780年，新皇帝登基时，大家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他的祖父肃宗保住了唐王朝的国祚，而父亲代宗则完成了平叛，并初步恢复了稳定，到了德宗，会将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贯彻中央集权，达到永久的平衡，恢复大唐的稳定和繁荣。
但是，德宗皇帝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呢？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唐德宗上台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
德宗首先废除了皇室一系列的奢侈消费。代宗虽然生性节俭，但因为相信佛教，在宗教支出上从来不知节省，他又喜欢人们上供，许多人借着上供的名义来讨好他。
德宗在太极殿继位后的一个月内，下了至少七道圣旨，禁止了一系列的进贡。这些贡品五花八门，包括东北（新罗、渤海）的鹰鹞、山南的琵琶、江南的柑橘、剑南的春酒，以及各地的奴婢、其他的珍禽异兽，等等。他还撤销了皇宫里管理戏子的机构，戏子被解散，一百多名宫女被送回家，就连皇宫里的三十二只大象也送归了山林。 [25]
在他父亲任上，宦官已经逐渐居于重要地位。德宗对待宦官也毫不手软。他继位不久，宦官邵光超借着去淮西出差的机会，收了淮西节度使留后（即代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七百匹绸缎。德宗发现后，打了邵光超六十杖，并发配充军。从此以后，宦官再也不敢胡作非为。 [26]
之后，德宗皇帝撤销了不必要的朝廷食客机构，削减宫廷开支，严令中央官僚不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废除酒类专卖。
此时，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形象已经浮现，如果这种势头继续下去，那么，人们可以期待又一次的中兴。毕竟，德宗时代距离玄宗盛世不过只有三四十年而已，人们太渴望社会的复兴了。
德宗皇帝并没有让人们失望，接下来的改革更加关键，也更加显示出皇帝的雄心。
在唐德宗上台的第二年，他采纳了宰相杨炎的提议，推出了影响深刻的两税法，对唐初的租庸调制进行了彻底改革。两税法，是指每年的税分夏天和秋天两次缴纳。 [27]
后世往往夸大了两税法的意义，认为这是政府税收从“对人收税”转变到“对土地收税”，也就是按人头收税变成按照土地额来收税。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两税法仍然要同时统计人口和土地。
两税法的实施，主要是因为先前的租庸调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实施，已经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无法清理了。
租庸调制包括三部分：地租（租）、劳役（庸）和家庭手工业品（调）。在缴纳时，是根据家庭来缴纳的。
每年，地方政府都会组织调查，给新生人口分一块土地，把已亡故之人的土地收回，统计一个家庭有多少亩需要纳税的土地，有几个可以服劳役的年轻人，要缴纳多少布或者帛。这些统计数据就成了纳税的依据。
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政府已经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分配，而那些该缴回土地的家庭也不愿意上缴土地，土地数据失真。由于人们不愿服役，人口数据也出现了混乱。 [28]
唐代的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就是百姓分配土地的地方，如果此人移居别地，需要登记为客户。按照规定，主户需缴纳租庸调税，而客户不需要缴纳。于是，许多人把手里的土地卖掉，搬到了其他地区，就不需要再缴税，而购买土地的人也将土地隐藏起来，没有登记。这就造成了税收的大量流失。
在杨炎的两税法中，不再区分主户和客户，也不再区分土地的性质。政府只确定人们现在的居住地和拥有的土地数量，以此作为纳税的依据。当然，政府以后也不再承担分配土地的责任。
税种则分为户税和地税。所谓地税，就是按照每户拥有的土地数量缴税。所谓户税，是一种财产税，统计每户的财产多少，按照一定比例纳税。
在制定财政计划时，政府是以公元779年（也就是两税法前一年）的税收额度为参考基准的。中央政府根据这个额度制定财政计划，分摊给各个地方。
这就类似于包税制：地方负责征税交给中央。中央要求的额度是一定的，地方政府可以多征，把剩下的留给自己，只要中央额度得到了满足，皇帝就不管地方的行为。这种做法保障了中央政府每年的岁入。
按照分配，中央政府每年可以得到钱九百五十万缗、米一千六百万斛，地方政府可以得到钱二千零五十万缗、米四百万斛。 [29]
两税法的实施并没有让民间经济有根本性的好转。由于一系列折算的问题，加上地方层面的征税失控，农民的税收可能已经达到了初唐的十几倍。 [30] 但两税法的意义在于，中央政府由此得到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的话语权大大加强。
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那么唐德宗距离恢复中央政府控制力的梦想，又更近一步了。
但就在这时，情况出现了逆转。过于心急的唐德宗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削藩。
唐德宗本应该等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巩固时，再着手对付地方的藩镇势力。
要削藩，必须做好武力准备。而政府要发动战争，必须给人民留下足够的休养生息时间，也必须等大家都适应了新的税收体制，让粮食和金钱塞满仓库。在曹魏和西晋决定南征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粮食储备问题。但在唐德宗时代，事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皇帝的控制。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两税法实施的第二年，成德（位于今河北和山东境内）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在河北一带，一共有四大节度使拥兵自重，都是“安史之乱”时期投降中央的叛乱将领，也是中央政府的大患，他们掌管的藩镇是成德、魏博、淄青和卢龙 [31] 。德宗如果要削藩，首先就要对这四家下手。
按照代宗时期留下的惯例，对于这些地位显赫的节度使必须给予安抚，默认他们的世袭权力，当老节度使死去后，朝廷就任命他指定的接班人（一般是儿子）来担任新节度使。
但这一次，德宗决定采取强硬的态度，拒绝任命。
德宗的拒绝迫使成德与附近的魏博、淄青联合起来，向朝廷宣战，参加叛乱的还有远处的山南东道，一共四镇。
为了对付四镇叛乱，唐德宗动用的武力除了朝廷控制的神策军，还包括周边数个藩镇的军队。神策军需要军费，而藩镇武装等着补贴，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得花钱，这就变成了一场财政的消耗战。
然而，掌管财政支出的度支杜佑却给出了悲观的估计，认为当时朝廷的财政储备只够几个月的军费。 [32]
如果德宗能够等几年，等朝廷的府库更加充足，也许削藩的过程将更加顺利。可现在，一旦缺乏军费，皇帝必须重开敛财的门路。
杜佑认为，为了再多支撑半年，必须向长安的商人借五百万缗钱。于是朝廷命令户部侍郎赵赞筹措借钱，虽然约定战后归还借款，可是没有人相信。在朝廷官吏的巨大压力下，有的人受不了压榨而自杀。但就算这样，整个长安也只凑了八十万缗，距离目标数额还差很多。
为了继续搜刮，唐德宗开征货柜税以及粮食贸易税，最高税率达到四分之一，整个长安抗税罢市。市民们出动守住路口，拦住宰相哭诉。可政府仍然征收了二百万缗。
当首都宣布征税时，地方也行动了。最先加税的是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加税的幅度是百分之二十，德宗下诏全国推广。
除了直接从市场上抢钱之外，德宗又打起了常平仓的主意。常平仓就是官府调节粮价的仓库，丰年时低价收购粮食，歉年时加一点价平仓卖出，相当于赈济百姓。但这类的平准制度看上去很美好，实行起来却总是出现大量的粮耗子把常平仓偷盗一空，而最大的粮耗子不是别人，正是皇帝和政府。
在德宗之前，全国的常平仓已经被政府偷空过几次，到了德宗时要征收一些特别税来重建常平仓。现在由于打仗缺钱，正好把里面的粮食拿走吃掉。 [33]
再后来，赵赞又想出了新办法：除陌钱和间架税。除陌钱的税率，以前是每发生一千钱的交易额，就缴二十钱的税，而现在增加到了五十钱。所谓间架税，就是房屋税，官员挨家挨户去数房间，每个房间都要交税，上等间两千钱，中等间一千钱，下等间五百钱，隐匿一间打六十杖。 [34]
唐代的城市里有许多破落户，祖上发达时购买过许多房子，家境衰落后，所有的动产和现金已经没有了，但房子还在。政府征收间架税时，这些破落户首当其冲，成了受害者，他们其实已经很穷，但因为房屋众多，成了缴税大户。许多人为了完税被逼得自杀。 [35]
在社会被财税压垮的同时，皇帝的削藩过程却一波三折，越拖越长。
最初，皇帝的部队占了先机，几乎降服了叛乱的藩镇。然而皇帝错估了形势，没有及时收手。他没有意识到财政的脆弱，一旦和平无法维持，不仅社会受不了，中央也无处再征收更多的钱了。
皇帝的强硬让本来与中央政府联合的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担心了，他害怕皇帝胜利后会对付自己。于是幽州反转矛头，加入了叛乱的一方。幽州是东北方最强大的藩镇，它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实力对比，还让唐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更使形势雪上加霜的是淮西藩镇。淮西地处运河要道，是中央政府获得南方粮食的枢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曾经帮助中央政府打败了反叛的襄阳，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这时终于也参加了叛乱。淮西的叛变让中央政府的江南粮食供应彻底中断。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围攻襄阳，唐德宗的兵马还在北方，只好命令泾原节度使率兵前去救援。由于中央政府已经没有钱进行补贴，泾原士兵发生了叛乱，攻克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
直到公元786年，整个叛乱才归于平静。
在战争中，除了皇帝感到精疲力竭之外，各个藩镇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当叛乱的藩镇离开了自己的地盘时，突然也发现财政问题难以解决。在自己的地盘上，筹措粮食都是现成的，可一旦进军长安，就等于是实行远距离打击，后勤工作必须跟上，否则就会进入衰退期，直至被消灭。
中央政府无法消灭藩镇，而藩镇也无法消灭中央政府。两者是一种共存关系，剩下的只是如何认清形势，寻找一个平衡点。
当唐德宗认清形势，递出了赦免的橄榄枝时，藩镇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也发现要么接受这个台阶，要么慢慢地消耗直至灭亡。两相妥协，局势再次恢复了平静。只是，这次战争的代价实在太大。叛乱后中原遍地士兵，养兵费用失控，大量的人口逃籍，户口减少了三分之二 [36] ，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随着户口的减少，两税法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这个税法的成立，需要足够数量的人数来支撑。由于帝国征收的总税额是不变的，如果一个人逃走了，那么他的税额要由其他人平均承担。全国户口少掉三分之二，意味着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税负要增加三倍。
税负的加重让更多的人逃亡，而逃亡的人越多，剩下的人税负就更加沉重。这个恶性循环抑制着经济的发展。
关于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一清二楚。这些事也曾作为议题被多次讨论，但都因为财政的原因被束之高阁。
政府讲道理时只在它缺乏税收时，而讲道理的唯一方式就是加税。
沦为守财奴
当战争结束时，唐德宗一生的悲剧已经注定。
他曾经想重振帝国，重新建立可靠的财政制度，成为中兴的明君。但刚刚开了个好头，就被现实击得惨败。
叛乱之后，他回到长安，感慨着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他曾经试图信任大臣，却发现他们在关键时刻都离他而去。他曾经试图清除宦官，却发现落难时只有窦文场、霍仙鸣等几个宦官紧紧相随。 [37] 他曾经试图让皇室府库充盈，可在逃难时却连给士兵买衣服的钱都没有。
他意识到，真正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做好财政准备就贸然发动了攻势。于是，他用整个后半生去弥补这个错误。他不再管什么正规财政手段还是非正规财政手段，只要能给他带来金钱的都是好的。
他曾经拒绝各地藩镇的贡献，因为他知道，藩镇每贡献一分，就会从民间压榨三倍到五倍的财富。但现在，他对任何贡献都敞开大门。各个地方给皇帝的贡品络绎不绝，节度使们有的日进，有的月进，还有的故意把正税算作给皇帝的私人进贡。皇帝都当作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人们给他带来了多少钱。 [38]
有的人假托皇帝密令增加课税，或者克扣官饷，加收关税、丧葬税、蔬果税。但只要能够分得一杯羹，德宗都欣然接受。 [39]
为了增加收入，德宗还派宦官作为宫使（皇帝的使者），以几乎白拿的价格来买东西，还要向人们索取各种好处。只要这些宦官出动，就会吓得街上的商户纷纷逃走、关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卖炭翁》所写的就是德宗时代的宫使，在诗中，皇帝的宦官以“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拿走了卖炭翁的千余斤炭。
德宗曾经取消过酒类的专卖，可是到了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他却下令对茶叶征税，只是因为每年茶税能够给政府带来四十万贯的收入。他后面的皇帝则借鉴他的方法，干脆对茶叶实行了专卖。 [40]
也正是在德宗时期，宦官进一步得势。皇帝不信任外朝的大臣，不敢把手里唯一的军队（神策军）交给大臣，只能重用宦官，让他们指挥军队。 [41] 同时，德宗还派出宦官当监军使，去监督地方的军事力量。即便是各个藩镇，也要给这些宦官面子，任由他们大发横财。
唐代后期，宦官问题愈加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无法驾驭整个官僚体系，只能倚重身边人进行统治。德宗对于官僚体系和财政体系的放纵留下了无数的隐患，但即便换一个人也很难做得比他更好。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贪财吝啬的皇帝竟然积攒下了庞大的家底，唐代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当这个家底传到他的孙子唐宪宗时，宪宗竟然能利用它完成一次中兴，将主要的藩镇势力一一降服。
历史将掌声送给了宪宗，却没有人意识到他将德宗留下的家底再次耗空，造成了唐王朝的最终衰落。历史将嘲讽留给了德宗，却没有意识到有了德宗的吝啬和抠门，才有了宪宗的武功。只有想到了这一层，我们才会对这个古怪的老皇帝多一分同情，理解他的无奈和苦心。
有人认为，唐德宗之所以这么窝囊，并不怪他本人，而应该怪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正是玄宗皇帝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导致了“安史之乱”。战乱之后，无论谁都无法控制局势了。
在唐玄宗时期，帝国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玄宗不止一次受困于财政的不足，想出了种种方法去化解。而藩镇制度就是他想到的方法之一，只是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灾难。
但人们在责怪玄宗时，也应该看到，玄宗时期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更早时种下的祸根，甚至唐代一诞生，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局。
唐初，统治者继承了北魏、隋代的传统，设立了土地公有制，建立了一套过于复杂的财政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变得千疮百孔，让每一个皇帝都头疼不已。
北魏最早建立的土地公有制传统，跨越了朝代的界限，造就了唐代这个财政失控的中央帝国。一次“公有制”实验，将它的影响传到了数百年之后……
[1] 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779年—公元805年。
[2] 见《旧唐书·德宗纪》。关于唐代的正史一共两本，其中《新唐书》以思想和结构见长，《旧唐书》纪事虽然拖沓啰唆，却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材料。本书在引用传记时多参考《旧唐书》，但引用各志，则优先考虑《新唐书》。
[3] 《新唐书·食货志二》：“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旧唐书·德宗纪》：“凡诸道之军出境，仰给于度支，谓之食出界粮，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
[4] 《旧唐书·姚令言传》：“泾师离镇，多携子弟而来，望至京师以获厚赏，及师上路，一无所赐。时诏京兆尹王翃犒军士，唯粝食菜啖而已，军士覆而不顾，皆愤怒，扬言曰：‘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
[5] 《新唐书·食货志二》：“赵赞复请税间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匿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万。除陌法：公私贸易，千钱旧算二十，加为五十；物两相易者，约直为率。而民益愁怨。”
[6] 见《旧唐书·德宗纪》。
[7] 德宗前期想除掉宦官揽权的弊端，但在统治后期，由于不再信任大臣，却唯宦官是听，造成了整个中晚唐宦官专权的局面。
[8] 从附录表2，见《通典·食货七》，但需指明，各典籍记载数目略有差异。根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三载，户部见管州县户口：“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四不课，五百三十万一千四十四课；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不课，七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课。”
[9] 见《通典·食货七》。
[10] 《新唐书·食货志一》：“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11]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12] 见《旧唐书·第五琦传》。
[13] 《新唐书·食货志三》：“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泝汉江而上。”
[14] 《旧唐书·食货志》：“开元已前，事归尚书省，开元已后，权移他官，由是有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随事立名，沿革不一。”
[15]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16] 《新唐书·食货志一》：“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17] 见《旧唐书·吐蕃传》。
[18] 见《旧唐书·刘晏传》。
[19] 《新唐书·食货志四》：“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20] 以下讨论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21] 《新唐书·地理志》：“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开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采访使，检察如汉刺史之职。”
[22] 见《新唐书·兵志》。
[23] 见《旧唐书·仆固怀恩传》。
[24] 见《新唐书·食货志一》。
[25] 见《旧唐书·德宗纪》。
[26] 见《旧唐书·德宗纪》。
[27] 《新唐书·食货志二》：“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
[28] 《新唐书·食货志一》：“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
[29] 见《新唐书·食货志二》。
[30] 在公元779年定基准时，政府采用的是以金钱折算的方式。人们缴纳的是实物（米和粟），可在统计时，按照市价折算成钱币，以钱币的数字作为未来税收的基准。而在未来的年份缴税时，又要将钱币按照当年的市价折算成米和粟，农民们真正缴纳的，还是以实物为主。不幸的是，公元779年恰好是粮价昂贵的一年，所以算出来的以钱币计价的税额很高。这一年过后，粮价一路下跌，加上政府故意压低价格，农民们缴纳的实物实际上已经是当年的好几倍。两税法实施时，其税率就已经是唐初的数倍，中唐时期的税率之重，可能已经是初唐的十几倍了。
[31] 成德节度使治理恒州（今河北正定）、冀州（今河北冀州）、赵州（今河北赵州）、深州（今河北深州），魏博节度使治理魏州（今河北大名）、博州（今山东聊城）、相州（今河南安阳）、贝州（今河北清河）、卫州（今河南辉县）、澶州（今河南濮阳）。淄青节度使治理山东中部和东部半岛地带。卢龙节度使治理今北京、天津及周边的河北地带，直到辽宁辽阳。四藩镇的事迹见《新唐书·藩镇魏博传》《新唐书·藩镇镇冀传》《新唐书·藩镇卢龙传》《新唐书·藩镇淄青横海传》。
[32] 《新唐书·食货志二》：“德宗以问度支杜佑，以为军费才支数月。”
[33] 《新唐书·食货志二》：“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其后第五琦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畜本钱。……属军用迫蹴，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34] 《旧唐书·德宗纪》：“至是又税屋，所由吏秉笔持算，入人庐舍而抄计，峻法绳之，愁叹之声，遍于天下。”
[35] 《旧唐书·食货志》：“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其苦。”
[36] 《新唐书·食货志二》：“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
[37] 《旧唐书·宦官传》：“窦文场、霍仙鸣者，始在东宫事德宗。初鱼朝恩诛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以亲军委白志贞。志贞多纳豪民赂，补为军士，取其佣直，身无在军者，但以名籍请给而已。泾师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文场、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志贞贬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
[38] 《文献通考·国用考》给出了德宗皇帝后期执政最好的图景：“初，德宗居奉天，储蓄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乃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他如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馀，至代易又有进奉。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二三，无敢问者。刺史及幕僚至以进奉得迁官。继而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生民重困，又为宫市。”
[39] 《新唐书·食货志二》：“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
[40] 《新唐书·食货志四》：“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兴利者益进。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
[41] 见《旧唐书·宦官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