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顽强的对手
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古人与南宋联合将金国灭亡。但也从这时开始,失去了屏障的南宋直接与蒙古人对垒了,双方之间发生了连绵不绝的战争。
最先进攻的是南宋,南宋的目的是收复被金国占据的三大京城:“东京”汴梁(现河南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现河南商丘)。这三大京城都在黄河以南,借助收复三京,可以巩固黄河南岸的防御系统,将北方民族赶到黄河以北。至于号称“北京”的大名(现河北大名),由于已经过了黄河,是无法收复的。
但事与愿违的是,南宋收复三京之战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激发了蒙古人的好战性,于是战争就演变到了下一个阶段:蒙古人进攻,南宋防守。
不过战争也并非一面倒,蒙古人在进攻南宋时,发现原来南宋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堪一击。实际上,它可能是蒙古人自从离开蒙古高原后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
在宋蒙对峙时期,双方的分界线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从东面靠海的海州(现江苏连云港)出发,直到西面的岷州(现甘肃天水以南的西和县)。虽然南方与北方有着数千里的分界线,但实际上,由于山脉阻隔,沟通南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北方的军队如果想占领南方,要从这三条通道经过,才能顺利地到达南方的地界。
这三条通道的西道,是从长安(现陕西西安,已经被蒙古人控制)出发,翻越秦岭,到达南宋控制的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走古代的蜀道进入四川,这也是三国时期魏国灭蜀的主线路。如果能够控制四川,再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横扫湖北、湖南,甚至直达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西晋灭吴之战的主线路之一。
西道是三条通道中绕得最远的一条,从位于杭州的南宋中央政府视角来看,这条路过于迂回,且必须通过两个最艰难的关口:从汉中到成都的蜀道,以及连接湖北和四川的长江三峡,蒙古人几乎不可能短期内打通这些关口。
从西道往东,就遇上了巍峨连绵的秦岭山脉。在中国古代,秦岭就是天险,几乎是不可通过的,只有绕过秦岭寻找进攻机会。在秦岭东侧还有一系列的小山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这些山脉从河南西部一直延伸到江苏、安徽、江西,将北方与南方隔开,也不容易通过。
但是,这一连串小山脉之间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在历史上称为南(阳)襄(阳)隘道,也叫方城隘道。宋蒙对峙时期的中道就位于这条隘道上。
南襄隘道从现在河南的方城县,经过河南的南阳市到达湖北的襄阳市,从襄阳可以继续向南走陆路,到达长江边的荆州,也可以在襄阳顺汉江而下,走水路到达湖北武汉(宋朝时叫鄂州)。
从荆州和武汉,可以过江去往湖南,也可以顺江而下进攻江西和江苏。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道都是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宋蒙对峙时期,蒙古人占领了中道北端的唐州(现河南唐河县及其周边区域)和邓州(现河南邓州市),也就是将南襄隘道的南阳部分占领了,而宋朝则占据了襄阳,双方形成对峙。
从中道再往东,又是连绵的桐柏山和大别山,这些山脉向东南方延伸。在两山的东侧,终于到达了位于现在江苏、安徽的淮河平原地区。淮河就是从桐柏山发端,向东流入大海。
按常理讲,既然到达了平原地区,那么这里的道路系统就应该是四通八达,也是最容易进攻的。但不幸的是,淮河平原却是个例外。这里河湖纵横,充满了沼泽,非常不利于行军。蒙古人擅长骑马,却对河湖地区不够适应,反而不容易发挥机动性。
在淮河平原上,人们经过数千年的交通实践,发现利用这里丰富的河网系统,也能找到几条比较容易行军的水陆交通。所谓东道,就是在淮河平原上形成的一系列的水道和陆路的综合通道。
最著名的通道是:从北宋曾经的首都开封出发,附近有数条淮河的支流,分别是东面的汴河,中间的涡水,以及西面的颍水,北方的军队可以从这几条水路出发,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转入陆路,或者仍旧走水路,进入长江。
在长江北岸(以及西岸),又有两个著名的战略要地,分别是扬州(位于现江苏省)与和州(现马鞍山市和县)。在扬州的江对岸,是另一个著名重镇京口(现江苏镇江),当年南宋高宗逃避金军追杀,就是从这里渡江。而在和州的对岸也有一个城市叫当涂(现马鞍山市),这里拥有长江上著名的江岸礁石采石矶,驻兵采石矶附近,就可以封锁长江水道,防止北兵前来。
既然从北方攻打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那么蒙古人在这三条道中选择哪一条为主攻方向呢?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军事行动中,往往会采取以一路主攻,其余方向佯动(牵制敌人兵力)来进攻。
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作为进攻大师的蒙古人很少采取“一路主攻,其余佯动”的做法,而是习惯于数路大军并进。由于他们的机动性太强,在每一个方向都配备实力雄厚的大将,几路大军是竞争关系,他们争先恐后,谁先获得突破谁就是主攻方向。这种做法在北亚、中亚、西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敌人根本无法配置兵力在广阔的战线上做出有效抵抗。当某一处被突破后,蒙古人就蜂拥而入,整条战线一溃千里。
在最初的宋蒙战争中,蒙古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三路并进,进攻南宋。但这一次,蒙古人却遭遇了巨大的困境:南宋的疆域太庞大了,地形也过于复杂,超过了蒙古之前并吞的任何国家。要想在如此庞大的战线上进行机动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在中亚,两路大军之间往往只隔了两三天的行程,通过快马传递消息,就可以做到各路军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但是,中国南北三条道路之间却隔着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行程,三路大军之间很难协调,更无法取得联系,在进攻中纷纷变成了局部的孤军奋战,从机动战变成了阵地战。
在西道,如果要从西安进攻四川,首先要拿下的是汉中地区。汉中是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一块小盆地,是入蜀道路的中点,当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根据地就在这里。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人顺利地攻克了汉中,获得了进入四川的跳板。
此后,蒙古人数次进入四川盆地,甚至攻陷了成都,但他们接下来碰到了另一个问题:他们试图从成都平原沿长江三峡进入湖北的宜昌、荆州地区,一旦过了三峡,也就可以乘胜攻克湖南、湖北。但南宋守将孟珙却在三峡部位扎住了口子。蒙古人经过数次尝试,不仅无法突破三峡,甚至连四川都守不住。他们每次攻克城池,劫掠完毕后,都因为后勤以及当地人反抗问题,无法久守,最终还是得撤出四川盆地。
与此同时,南宋蜀地守将余玠也找到了正确抗击蒙古人的做法。四川盆地内部和边缘分布着许多小山,他在各地的山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进行死守,将蒙古人擅长的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蒙古人在西道的进攻虽然让四川成了废墟,却无法获得更大的进展。
在中道,蒙古人曾短暂地占领了襄阳,但随后,南宋在中道的守将孟珙建立了完善的防护体系,让蒙古人在中道也丧失了机动性,变成了持久战。
而在东道,蒙古人的马队不熟悉水战,骚扰之后,也无法形成稳固的进攻点。
传统的三条线路都无法获得突破,在全世界罕有对手的蒙古人第一次尝到了僵持的滋味。善于快速作战的他们被迫进入了汉人的战争模式,双方围绕着一城一池展开了争夺,将蒙古人耗在了中国广大的土地上。
如果要打破这种僵持,就必须重新机动起来,回归到蒙古人习惯的作战模式中。但是,他们到底如何才能重新机动,打破僵局呢?
这时,蒙古人想到了一位汉人将领曾经提出的极其大胆的主张,正是他的奇谋让一场千里跃进式的奇袭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