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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章
放诞俗世做酒仙（公元249—公元316年）
玄学发展到嵇康与阮籍时期，已经成了人们反抗政治的武器。而政治对于玄学的镇压，让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即使选择了放诞于世俗之外，也仍然无法逃脱政治的迫害。
嵇康和阮籍将思辨的力量指向了政治本身，将政治的荒谬之处通过逻辑的力量予以展示，提出了将名教排除在自然之外，彻底否定了政治对于哲学的干预。
在嵇康时代，对于人的“才华”和“本性”的讨论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持不同立场的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别，让即便想远离官场的人，也不免卷入其中。
阮、嵇之后的哲学家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但即便最贴近政权的人，亦不免在政治中颠沛流离。
玄学的思辨力量，在论证三个主题——“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时，发展到了高峰。
在三国时期，如果选择最虚伪的人，那么魏国的钟会至少可以进入候选名单。
钟会是曹魏太傅钟繇的幼子，钟繇则是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深受后来“书圣”王羲之的推崇。钟会也和他的父亲一样，以书法闻名当世，而且从他小时候，在魏国君臣之间就传颂着他如何聪明。
比如，他和哥哥钟毓跟随父亲第一次去见魏文帝曹丕时，哥哥吓得大汗淋漓，而弟弟却无事一般从容不迫，魏文帝问哥哥：你脸上怎么这么多汗？哥哥钟毓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魏文帝又问弟弟钟会：你怎么不出汗？钟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两兄弟又喜欢趁父亲睡觉时偷药酒喝。一次父亲装睡，看两人的反应。哥哥钟毓偷了酒之后，喝之前要先学着大人行礼的样子拜一拜，然后再喝，而弟弟钟会则拿起来就喝。父亲问钟毓为什么要拜，钟毓回答：根据礼法，喝酒是一种礼仪，所以喝之前不敢不拜。父亲又问钟会为什么不拜，钟会回答：偷本来就不符合礼仪，所以不用拜了。 [49]
这两件事反映了钟会的聪明才智，又带着很强的功利心态。
到了钟会的青年时期，学问更是与发明了“贵无论”的王弼齐名。钟会曾经学习过道家言说，并把刑名家的思想融合进道家。
当时，魏国文人讨论最多的是“才性”问题，即一个人的才华和他的本性之间的关系。由此演生出了四种说法，分别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
曹操之后的曹魏君主们大都认为“才”“性”是不同的，一个人有才，但不一定品格高尚，而君主重用某人，只要看到他的优点就可以忽略缺点。而司马氏崛起后，为了镇压忠于曹魏的大臣，强调品格和才华是关联的，把不忠于司马氏的人都划归到品格不好的行列中予以贬斥。
钟会本人是一个品格和才华分家的最好例子，他的品格低下，却有很高的才华。为了投奔司马氏，他提出的观点却是“才性合”，也就是才和性是同步的。为此，他写了一本专门的著作，叫《四本论》，将四种观点都进行了论述，并着重谈了自己认为的“才性合”。
写好这本书后，他决定将这本书送给当时最著名的学问家嵇康，请他来评判一番，于是带着这本书去找嵇康。从年龄上说，嵇康只比钟会大一岁，却早已是文坛领袖，又性格桀骜不群，喜欢辩论，绝不谬赞。钟会心怀忐忑地揣着书来到嵇康门外，却不敢进去，只好把书往屋里一扔，吓得扭头就走。 [50]
他之所以这么怕嵇康，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心虚，为了迎合司马氏，违心地提出“才性合”，嵇康如果看出来他的投机，一定会嘲笑他；另一方面，是嵇康的观点更接近于“才性离”，如果两人辩论一番，也不是对手。 [51]
不过，虽然钟会在嵇康面前显得渺小，在司马氏眼中却是很好的帮手。司马氏掌权后（篡位之前），曹魏旧臣有许多心怀不满的，其中位于淮南地区的毋丘俭开始反抗。大将军司马师决定率军亲征，他的弟弟卫将军司马昭则紧跟在后，钟会就在司马师军中。这次反抗虽然镇压了下去，但司马师也得病死去了。这时，洛阳朝廷里出现了一股反对司马氏的阴谋，皇帝派遣尚书傅嘏前往司马昭军中，以淮南刚刚平定为借口，请求司马昭留在许昌稳定局势，而把大军交给傅嘏带回洛阳。这样做，实际上是要剥夺司马昭的兵权。
钟会立刻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他和傅嘏谈话把傅嘏争取了过来，请求傅嘏上书皇帝，要求和司马昭一起回洛阳。司马昭率领大军回到洛阳，由于他的兵权胁迫，皇帝只好任命他继任大将军，继续把持朝政。
随后，淮南再次发生了诸葛诞的反抗，又是钟会的计策让司马昭击破了吴国前来帮助诸葛诞的将领，从而赢得了战争。
钟会在得宠后，成了司马氏集团不可缺少的人物，不时地参与政策制定和人事任免，拥有着打击政敌的权力。
而真正让他扬名天下的，是魏国的灭蜀战争。在战争发生前，大部分朝臣是不主张灭蜀的，认为风险太大，只有钟会是极少数主战派之一。司马昭最终支持了钟会，给了他十几万大军，让他作为主将大举伐蜀。
然而，事情却向着对钟会不利的方向演进。他虽然借着蜀国防守汉中（秦岭以南的小盆地，四川和陕西的交通要道）的薄弱攻克了汉中，但在继续向四川推进时，却屡屡不利。从汉中进入四川的关键通道是金牛道，而金牛道上最重要的关口是剑阁，在这里，蜀国大将姜维千里跃进，堵塞了钟会的进路。钟会的背后还有蜀军的据点，魏军很有可能会被包夹。
在作战中，钟会的虚伪狡诈也暴露无遗，给军队造成了困扰。除了钟会之外，还有一支军队由诸葛绪率领，从甘肃赶过来。钟会为了获得指挥全权，秘奏诸葛绪畏懦不进，抓起来用囚车送回了国，接管了对方的军队。
内斗加上姜维的阻挡，这次远征看来要以失败告终。
但就在这时，著名的将领邓艾却打开了一条传颂千年的道路，捷足先登了。当两国大军僵持在剑阁时，邓艾率领三万人马开山辟路，从甘肃的阴平起，在大山里硬是开出一条路，进入了四川盆地，并逼迫蜀国皇帝刘禅投降。 [52]
蜀国投降后，邓艾采取仁政争取人心，同时等候魏国大部队到来。而阻挡钟会的蜀军将领姜维听说成都失陷，选择了投降钟会。钟会兵不血刃地率领大军进入成都。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成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伐蜀的最大功臣邓艾。他利用司马昭害怕将领擅权的心理，密奏邓艾谋反，获得司马昭命令后，将邓艾抓起来关进了囚车。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其实真正谋反的却是钟会本人。除掉邓艾后，钟会不满足于当臣属，决定以恢复曹氏权力为幌子，向司马氏开战。
可惜这一次，钟会碰到了更大的对手。司马昭在向钟会发布命令，逮捕邓艾的同时，就亲率大军向长安移动了，一旦司马昭占领了长安，不让钟会出川，钟会的计谋就告失败了。最终，钟会只好仓促起兵，但士兵不听号令，起事将钟会杀死。 [53]
在伐蜀途中的两次密奏，加上最后的谋反，将一位伪君子的形象展示于人。作为伐蜀最大功臣的战略家邓艾却含冤致死，直到历史进入了西晋时代，邓艾才得以昭雪。
然而，邓艾并非是钟会谋反的唯一受害者。在钟会伐蜀之前，还害死了他认为的另一个仇人，原因同样是妒忌。如果说，在武功上，邓艾超乎钟会之上，那么在哲学和文学上，钟会与嵇康的差距更是云泥，钟会又怎能忍受？
除了钟会第一次向嵇康献书之外，历史还记载了两人的另一次相会。 [54] 嵇康由于家境贫穷，常常和朋友向秀打铁糊口。一次，年少得志的钟会终于鼓起勇气，穿着时尚的衣服，赶着肥马拉的车，带着如云的宾客，一起去拜望嵇康。
当他们来到嵇康的住处，却发现嵇康坐在地上打铁。钟会恭恭敬敬地等着嵇康，嵇康既不说话，也不抬头，继续干他的铁匠活。钟会在众多的随从面前等待良久，大丢面子。离开时，嵇康终于开了口，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怀好意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如果说第一次拜访是因为钟会的胆怯，那么第二次拜访，则是嵇康对他直接的侮辱。嵇康一向对自己看得起的人热情似火，即便千里迢迢也说去就去 [55] ，但对于他看不起的人，连一个字也懒得说。
这次拜访给钟会的心灵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他记住了嵇康这位不给权贵面子的狂人。当司马昭逐渐掌握权力，排斥忠于曹魏的人时，钟会不失时机地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你驾驭不了他，但他言论放荡，诋毁圣贤，又有大批的追随者，是个心腹大患。
司马昭听信了钟会的话，开始制造冤狱，杀掉了嵇康。
司马昭找的理由是一个花边新闻。嵇康有个好友叫吕安，吕安的哥哥吕巽奸淫了吕安的妻子徐氏，为了防止吕安的打击报复，吕巽先发制人污蔑吕安不孝。在司马氏统治下，提倡儒教精神，不孝是大罪。吕安为了脱罪，引嵇康作证，嵇康作为朋友义不负心，将吕巽如何奸淫弟媳和污蔑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但既然司马昭决定除掉嵇康，就不会听他的证词，吕安不承想自己没有脱罪，反而将嵇康也牵连在内。 [56] 两人双双被判死刑。
在临刑前，嵇康望着地上的日影，要过了一把琴，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并叹息这个曲子从此绝迹了。三千名太学生请求当嵇康的学生，希望保下他的性命，但铁了心的司马昭还是除掉了这位才华绝世的高士，只是在事后，才假惺惺表达了后悔。 [57]
也许钟会没有想过，他害死的是魏晋时期最具反抗精神的哲学家，也代表着魏晋玄学最自由最独立的精神。在这个时期，哲学家和文人们大都带着反叛的影子，反抗汉代以来形成的名教对人的压迫。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在反抗的同时，都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既享受名教带来的荣华富贵，又对名教采取嘲弄的态度。还有的人则寄希望于将名教和自然打通，享受政权好处的同时，也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这就像现代某些寄生在体制之中的学者一样，一方面想追求学问，另一方面又很在乎自己的工资和职称，不时地申请个谄媚的课题。
只有嵇康以一种决裂的态度来看待名教问题，告诉人们守着这玩意儿毫无用处，只会妨碍你对自由的追求。
但是，嵇康的死让人明白，集权的笼子里不会有自由的鸟儿，只要你在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就不会找到真正的自由，哪怕你想回归山林，不问政事，但只要你有足够的才华，这个政权就会自动把你当作敌人。
嵇康死后，哲学虽还保留着反叛之名，却再无反叛之实。文人们那种故作超然的姿态，实际上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表演，既要彰显独立性，又总是在谄媚着权力者。
那么，嵇康的哲学包含了哪些内容？他给魏晋这个动荡却反叛的时代做出了哪些贡献，才让现代人把他当作魏晋玄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予以纪念呢？
非汤武而薄周孔
大约在公元260年（曹魏景元元年），一次当官的机会突然出现在了嵇康的面前。这次机会是由他的朋友山涛举荐的。这一年，山涛从尚书吏部郎迁任大将军从事中郎，留下来的职位需要填补，他立刻想到了好朋友嵇康。
嵇康，字叔夜，在他年幼时就失去了父亲，跟着哥哥嵇喜长大。他身长七尺八寸，换算成现在的尺度，身高超过一点八米 [58] 。他言谈举止优雅风仪，却又土木形骸，不加修饰，人们称之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他性格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在学问上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却不讲究师门，博览群书，而尤其喜好《老》《庄》。 [59] 对嵇康，当时人形容他的风姿是“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山涛之所以想到嵇康，除了他的才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嵇康娶了魏国曹氏的宗室女子，是曹魏的女婿。他还因此官拜中散大夫，只是随着对政治的失望，才远离了政坛，放弃了职务。
但是，随着司马氏掌握了曹魏大权，司马氏取代曹氏已成定局，作为曹氏姻亲的嵇康就成了司马氏忌惮的人物，甚至有生命危险。如果这时候能够出山担任司马氏提供的一个官职，就相当于投靠了司马氏，也就获得了安全。山涛举荐嵇康，是想保护这位最好的朋友。
嵇康的哥哥嵇喜就很懂得这样的道理。他也是当时的名士，论做官，比嵇康更胜一筹，担任过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职位，自然也获得了安全。 [60]
但令山涛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片好心被嵇康直接拒绝了。不仅拒绝，嵇康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与他绝交。这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成了魏晋时期少有的好作品，也是解读魏晋风流人物的一个窗口。
在信中，嵇康首先表示他和山涛不再相知，之后，转入对历史人物的总结，评论了十一个历史人物，认为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格，各安本命。而他本人则仰慕那些不为官的人士，这样的志气不可夺。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懒散、孤傲、不喜约束的人，懒到常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不洗头不洗脸，更不通人情礼仪。 [61]
随后，他转入了最著名的段落，提出了自己不适合当官的九个理由，这九个理由又分为“七不堪”和“二甚不可”。所谓“七不堪”还简单，指的是生活上的七种习惯与做官格格不入，比如起得晚、不喜人跟随、爱动且不喜欢向上级行礼、不喜欢写字、不喜欢应酬、不喜俗人、不耐烦俗世。而“二甚不可”则显得离经叛道了。所谓“二甚不可”，是指他喜欢“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及说话直言不讳，绝不替人掩饰。 [62] 而“非汤武而薄周孔”一项，更是对自汉代形成的儒教文化的彻底否定。
从孔子开始，整个儒家的哲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周代礼法体系之上的，特别是周公这个人，更被认为是周代礼法体系的鼻祖。这就好像基督徒突然有一天对耶稣开炮，或者佛教徒否定释迦牟尼一样，一旦批判，整个体系就会轰然倒塌。
“非汤武而薄周孔”表明的是嵇康的生活态度，但在时人看来，却是他的政治宣言。因为如果周公失去了合法性，在当时受打击最大的就是司马氏。因为司马氏在篡权之前，总是以周公自居，这就像当年王莽以周公自居，到最后却篡夺了汉朝是一样的。如果周公没有了合法性，那么司马氏搞摄政就成了乱臣贼子，而不是功臣了。
“非汤武而薄周孔”还不是嵇康态度的终点，他除了否定这些人之外，还要替被周公镇压的人翻案。在周公时代，他有两个同胞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这两个人在儒教写成的历史上一直是反派角色。西周灭商后，他们最早被周武王派到了崤山以东原来商朝的土地上帮助周朝维持秩序，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成了摄政，这时管、蔡两人发动了叛乱反对周公。他们的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他们也被打成了将近三千年的恶人，是冒犯中央帝国的罪犯。
但嵇康认为，管、蔡两人不是罪犯。首先，他们是周武王任命的，帮助维持了中原地区的秩序，如果不是他们，地处陕西的周朝是无法控制广大中原地区的。其次，按照儒教的看法，圣人不犯错，而周武王就是个圣人，如果管、蔡是坏人，就证明周武王的任命是错误的，这和周武王是圣人相矛盾。再次，从情理上讲，一个小孩子当了王，而另一个成年人虎视眈眈地摄政，自然会让人疑心这个成年人要篡位。所以管、蔡的叛乱不是叛乱，而是在勤王。 [63]
最后这条理由更是直刺司马氏。魏明帝曹叡死后，大将军曹爽和太傅司马懿摄政，随后司马懿发动政变，处死了曹爽，开始了摄政生涯。在司马氏摄政之后，发生了著名的淮南三叛：淮南地区的三位将军（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毋丘俭、征东将军诸葛诞）先后叛乱。他们之所以起兵，是不满司马氏的摄政，试图恢复曹魏的政权，赶走司马氏。嵇康对管、蔡的辩护，就仿佛是在歌颂三位将领的反叛。 [64]
嵇康这样的观点绝不会被司马氏所容忍，却让他成了文坛领袖。实际上，司马氏篡夺皇位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大量的人敢怒不敢言，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迫投降，而嵇康的态度则成了当时不屈服的标志。
在司马氏辅政的那段时期，文坛最著名、最具特色的是一个叫作“竹林七贤”的松散群体。这个群体中最年长、最具组织才能的是山涛，而最核心的人物有两位，除了嵇康之外，还有一位叫作阮籍的人。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这七人常在竹林中游晏，号称竹林七贤。除了七贤之外，还有一个他们的朋友圈，而在朋友圈中最显著的就是嵇康的朋友吕安，也就是导致他死亡的那位挚友。
竹林七贤代表了一种倾向，当文人们对政治不满时，就会寄情于山水之间，流连于诗酒之中。虽然后来七人的结局不同，但在某个时间，他们都对政治有着强烈的不满。而在七人中，又以阮籍和嵇康最为纯粹，两人兴趣相似，互相钦慕，成为双璧。嵇康更善于论理，而阮籍长于写诗。有后人品诗将阮籍列在了上品，而将嵇康列在了中品，大概因为嵇康不注重文采，写诗时，只是用极其冷峻的笔调记录自己的感想而已。
两人的作品中，都流露着对于现实的巨大不满。
比如，阮籍最著名的非诗体作品叫《大人先生传》，就是对现实的批评。阮籍和嵇康都认为，古代的制度是一种无为而治的制度，所以人们相安无事，和平幸福。但是到了当世，由于皇帝推崇名教治国，强调人的德行和君王的有为，大量的赏赐和严苛的刑法不仅无力治理国家，反而让社会乱了套。而所谓的名教，实际上是“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 [65] 。
阮籍对于那些儒家君子最精辟的嘲讽，就是把他们比作一群裤裆里的虱子，追求功名利禄自以为安全，就像虱子在裤裆里，躲在棉絮里以为是大宅子，行动在布缝里以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动不动就吸人血，以为找到了享用不尽的美味佳肴。但是，一把火袭来，这些虱子就被烧死在裤裆里了。 [66]
嵇康对现实鞭笞最深的文字则来自《太师箴》，认为以前治国是为了天下，今天则是为了一个人而已。结果导致臣下仇恨皇帝，皇帝猜忌臣下，四处丧乱，国家倾亡。 [67]
正因为司马氏统治的残忍，嵇康和阮籍对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才发生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大转折：彻底放弃人们热衷的名教，彻底地拥抱自然。
越名教而任自然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永远是政治压过科学，入世压过出世，名教压过自然。所谓名教，一般指功名利禄和儒家礼法，而自然则指政治之外的江湖之远。走得最远的人，也只能说要兼顾“名教”和“自然”，不敢将自己彻底置于传统的敌对面。
发明了“贵无论”的王弼本人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他认为“名教”和“自然”是调和的，不管是“名教”还是“自然”，它们的最终特征都是“无”，把握了“无”，既可以理解“名教”，也可以理解“自然”。而理解了“无”之后，可以把自然界的“无”“无为”等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之中，实现“名教”和“自然”的统一。
和王弼相比，嵇康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于他出生于公元223年（黄初四年），比王弼还要大三岁。在王弼与何晏的思想占据主流时，嵇康也秉持与他们同样的观点，认为通过掌握自然的规律，就可以过一种将名教调和于自然的生活。
他甚至认为，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是因为有人根据自然规律，制定了正确的生活准则，才让当时的人们幸福地活着。
这个时期是曹魏统治时期，曹氏并不是东汉的大家族，它的统治虽然强调法家和刑名思想，但主要是为了将社会捏合在一起。而在实际的统治中，却对士大夫阶层相对宽松。加上曹氏统治者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文人，创造了一个文人的黄金时代。
最能反映嵇康此阶段思想的作品是《太师箴》，嵇康甚至为此叙述了他的宇宙观 [68] ，认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物质是太素，从太素生阴阳，随后生出天地万物和人伦社会。人伦社会刚刚形成时，没有善恶羞耻，也不担心未来、不经营财产，处于自然状态，而这个时期反而是最“仁”的时期。之后，随着人们的物欲打开，忧患意识形成，才有了人世间的各种祸患。所以，圣人不是要打开人们的欲望，或者限制人们的生活，而是要让他们回归自然。所谓“君道自然，必托贤明”。
从“君道自然”可以看出，嵇康当时仍然相信可以把“名教”和“自然”结合起来，也就是皇帝采取“自然无为”的方式进行统治，就可以做到人事与自然和睦。
然而，嵇康的想法却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公元239年（景初三年），魏明帝曹叡去世，将太子曹芳托给了司马懿、曹爽等重臣辅佐。十年后，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从司马氏掌权到篡位的十几年中，司马氏祖孙三代四人镇压、淘汰不服从的人，曹魏时期文人的黄金时代成为过去。嵇康的思想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嵇康不参与、不认同司马氏党同伐异的做法，开始对政治失望，他不再相信所谓人既可以享受功名利禄，又可以遵循自然的说法，而是把自然和名教对立了起来。
他开始仇视名教，认为人之所以受到束缚，是因为脱离了自然，而坠入了名教织成的网中无法自拔。如果想恢复自由，必须挣破这个名教之网，到自然中去寻找真正的自由。如何挣破名教之网？他认为所谓挣破，不是说人要到山上隐居，再也不见人，而是要做到对名教无视。哪怕你身处于闹市之中，甚至朝堂之上，只要做到无视眼前的人，将功名利禄之徒视为粪土，不追求、不参与、不恭维，就已经挣破了这个名教之网。
这个时期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另一篇文章《释私论》中。
他在《释私论》中提到 [69] ，所谓君子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心里根本不在意人世间所谓的礼法、是非等观念；第二个标准是：减少自己的欲望，不放纵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当做到第一点的时候，就能够“越名教而任自然”，做到第二点，就可以“审贵贱而通物情”。
后人常说“大隐隐于市”，与嵇康的观念就有相似之处，一个真正的君子既要在思想上超脱于俗世之外，但又甘心在行为上做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的境遇毫不在意、毫不强求。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是秦代之后中国文人第一次要摆脱集权帝国的束缚，寻找真正的自由。嵇康将自然看成是通往大道的途径，而把俗世的名教看成是通往大道的障碍。
与此同时，阮籍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阮籍的观点反映在他的作品《大人先生传》里，他塑造了一个叫作“大人先生”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原型可能是嵇康和阮籍都认识的好友孙登，也是一位隐士。
在文章开头，“大人先生”和一位名教中人辩论，这个名教中人认为，所谓君子，应当注重礼仪，忠于朝廷，束身修行，钻营官职。而“大人先生”乘机反驳，将名教所说的君子礼法说成是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而真正的君子要超乎于天地之外。 [70]
这一段的辩论基本上继承了嵇康所说的第一个标准，心里根本不在意人世间所谓的礼法是非。
“大人先生”的话自然引来了叫好声，这次叫好的是一位隐士。这位隐士立刻把“大人先生”当作同类，骂了一通社会之后，邀请他一同去隐居。
而“大人先生”随即又把隐士教训了一通，他认为，隐士所骂，只不过是出于激愤，别人说是他就一定要说非。而真正的君子，是超脱于世事之外，不会为了这些事激愤，也不会专门去隐居。他可以处于任何地方而又对一切身外之物视而不见。
“大人先生”和隐士的辩论，恰好与嵇康所说的第二个标准暗合。
嵇康和阮籍的思想也由此达到了中国文人的反叛极致。在之前和之后，中国也有数次对政治不满的思想反抗运动，但除了嵇、阮之外，文人们虽然对政治不满，却并不否认有一种理想的名教系统，只是现在的统治者做得不够好而已。只有嵇、阮认定，名教本身就是与大道相矛盾的，如果要追求大道，就必须放弃名教本身，去追求心灵和思想的彻底解放。其他人也有游山玩水不问政治的，但他们大都采取犬儒主义态度，比如陶渊明。但嵇康却是以完全敌视的态度来对待政治，采取了极端的否定态度。
嵇康、阮籍等人抛弃名教逃到自然之后，又能做些什么？他们两人的境遇又有所不同。
嵇康注重的是“养生”，所谓养生，除了为长命百岁，也是为了与自然合一。嵇康由此成了养生学的专家。只是司马氏对他的迫害，打断了他的养生之路。
与嵇康相比，阮籍的心没有那么沉，他更多的是靠喝酒发泄苦闷，却仍然无法避开世事的纷扰。史书中记载了许多阮氏喝酒的故事，比如阮氏家族喝酒用大缸喝，有时猪过来喝水，也走到大缸前喝一通，人们也毫不在意 [71] 。
但不管怎样，到最后，这群放纵诗酒的人仍然无法躲过名教的迫害。司马氏在夺取曹魏政权的过程，不允许有不站队的人。特别是嵇康、阮籍这样的文坛领袖，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太多的人，当他们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时，就是对帝国最大的威胁。
最终，不肯合作的嵇康被杀。嵇康就刑后，阮籍又多活了一年，他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直到死去。
司马氏为了拉拢阮籍，想和他结亲，为了避免和司马氏成亲家，阮籍大醉六十天，让提媒的人没有机会说话，才躲了过去 [72] 。
害死嵇康的钟会也曾经想对阮籍下手，他数次向阮籍请教问题，试图找到他的把柄，也被阮籍喝醉躲避了过去。
但即便这样，当司马炎篡位时，要完成一系列的仪式，魏国皇帝要先给司马炎加九锡，而司马炎要推辞，这时再由群臣写劝进表，请司马炎接受。写劝进表的任务就被推给了阮籍。阮籍还是以喝醉推脱，但这次他没有这么幸运，司马炎派人去取时，发现他趴在案上醉了，却什么都没有写，于是临时把他摇醒，让他在醉中强行写一篇。
阮籍只好抓起笔完成了任务。在如此高压的政治下，他也很快去世了，到底是因为酒，还是因为政治？也许只有死亡能让他们摆脱名教的迫害。
嵇康的《琴赋》 [73] 中暗藏了一首歌，这首歌仿佛是他提前为自己的结局所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是：“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一句“委性命兮任去留”道出了他对生命的旷达态度，他相信，所谓生和死，只不过是两种自然的形式。在他死后，人们也乐于相信，他不是死去，而是进入了“齐万物兮超自得”的另一种境界，继续以他高冷的姿态嘲笑着世人的蝇营狗苟。
分道扬镳的贤人们
嵇康和阮籍的先后死亡，让司马氏恢复了对魏国朝政的控制权，从而为取代魏国做好了准备。此时，在战场上的反抗早已经消失，首都文化圈的领袖人物已经除去，没有人再敢发出对司马氏统治不利的声音。
曾经的竹林七贤是最活跃思想的发源地，七贤中又以阮籍和嵇康的成就最大，失去了他们之后，这个松散的群体中剩下的人又将如何？
事实证明，他们本来只是有着一定共同兴趣的人，聚合在一起，当政治压力逐渐加大时，这个群体就分崩离析了。
在七贤中，山涛的年龄是最大的，他比阮籍大了五岁，比嵇康更是大了将近二十岁。他的社会交游更广，可以视为这个群体的组织人。他虽然也读《老》《庄》，但对所谓的名教并没有如此排斥。他当初之所以弃官，更多是出于自保，避开司马氏与曹爽的争斗。也是在弃官期间，他和嵇康、阮籍等人来往过密。
后来，一旦司马氏确定胜利，山涛意识到必须投靠司马氏，就再次进入了官场。他的一个姑祖是司马懿的岳母，凭着这层关系，他很容易就融入司马氏集团。在司马昭率军西进，防止在四川的钟会作乱时，山涛被留在了后方监视曹魏的宗室。司马炎被立为太子的过程中，也有山涛的功劳。
由于山涛有过竹林七贤的经历，具有一双辨识人才的眼睛，他向西晋帝国进荐了大量的人才，人们甚至将他推荐的人才列成花名册，称为“山公启事”。到最后，山涛官封司徒，达到了极致，并安然善终。 [74]
不用怀疑，如果嵇康和阮籍更加灵活，都会被山涛一一发掘出来，成为达官贵人，甚至位居“山公启事”的榜首。
虽然由于山涛推荐嵇康，导致嵇康与他决裂，但嵇康死后，山涛义无反顾承担了抚养嵇康未成年儿子（嵇绍）的责任，并且把他培养成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人。嵇绍后来在晋朝为官，也是山涛鼓励的。
山涛死时家无余财，只有十间旧屋而已。这个人是大部分中国士大夫的榜样，一个合格的大臣、好官员。竹林的经历只是他一次短暂的休息而已。
除了嵇康、阮籍、山涛这三大主将之外，竹林七贤中还有四个名气稍微小一点的人，分别是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
这四人中，刘伶的才华并不算突出，却是竹林七贤之中的死硬派。他有过几次短暂的入朝和参军经历，但在军队仍然维持着自己邋遢的作风，后来晋武帝司马炎把他召去策问，他仍然坚持宣扬无为而治，与皇帝对着干，结果被赶走了。 [75]
后来他放荡到光着身子喝酒，当别人指责他时，他就说：天地是我的房子，屋子是我的裤子，你跑到我裤子里干吗？ [76] 刘伶就这样在酒坛子里度过了一生，算是保留了在竹林时期的气节。但是刘伶的创造力不足，除了留下“酒仙”的名声之外，在思想上无法与阮籍和嵇康比肩。
比刘伶灵活一点的是向秀。在竹林七贤中，嵇康对阮籍非常尊重，但最亲近的是向秀。嵇康喜欢打铁，在住处支起了铁匠炉子，而为他拉风箱的大都是向秀。在学问上，嵇康与向秀的交流也最多，特别是在养生的问题上，两人还有过交锋，但这只是学术上的探讨。
嵇康死后，作为嵇康密友的向秀也成了目标，为了避开司马氏的迫害，他不得已应诏担任了一些闲职。但他选择了做官不做事，以消极抵抗的方式度过了危机，保留了自己的气节。 [77]
最能体现向秀心情的是他写的《思旧赋》。 [78] 中国历史上有几首著名的纪念亡人的诗歌，其中纪念死去妻子最悲切的是苏轼的《江城子》，而纪念朋友最深切的则是向秀的《思旧赋》，其中几乎每一句都能榨出人的眼泪来。
四人中最得阮籍真传的，是他的侄子阮咸。阮咸生性放达，无拘无束。虽然也和阮籍一样挂着散官官职，实际上却远离官场，过着自己的日子。他爱好音乐，认真钻研，真正做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完全不去考虑官场的钩心斗角，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79]
竹林七贤中最小的是王戎，他比嵇康整整小了十岁。在竹林七贤中官瘾最大的也莫过于王戎。他参加与嵇、阮的宴游时仍然是年轻人，随着司马氏的得势，他很快就放弃了自然，回归了名教。
山涛虽然为官，但是私心不大。而王戎与山涛不同，有着很强的私心，是个财迷鬼，购置了大量的田产和水碓。在当时，水碓作为捣米的设备，是一种重要的工业资源，购买水碓，就像拥有磨坊一样。
但王戎本身的能力又很出众，除了做京官之外，还做过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豫州刺史，担任过建威将军，参加过灭吴战争，后来还封了侯（安丰县侯）。
王戎和山涛一样，也做到了司徒，晋身于西晋的最高官员行列。
但是，在西晋的政治制度下，虽然做官可以风光无限，却总不能避免政治斗争和战乱。王戎曾经因为八王之乱，为了避祸而游山玩水，不问政事，也因为派系之争而失去官位。最后，又由于战乱而颠沛流离。
公元305年（西晋永兴二年），王戎去世。在他去世之前，西晋帝国已经被八王之乱折腾得元气大伤，王戎本人也逃出京城，在跟随皇帝逃亡的途中去世。
王戎死前一年，嵇康的儿子嵇绍在保护晋惠帝时，中箭身亡。竹林贤士的下一代，也进入了凋零之年。
王戎可以说是竹林七贤中的异类，他只是暂时与嵇、阮等人接触，很快禁不住诱惑，选择了离开自然，返回名教。有一次，已经当上尚书令的王戎乘车经过一家酒馆，这是当年他和嵇康、阮籍痛饮的所在地，只是这时候，他却发现，酒馆就近在眼前，却仿佛隔着无数的山河。当年的竹林精神已经变成了一场梦境 [80] 。
玄学思辨的精华
历史倏忽间已到公元317年（东晋建武元年）。这一年，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登基，在北方，蛮族人刘曜正横扫着这片文明的土地。
在辅佐晋元帝开国的元勋中，有一对兄弟的功劳最大，他们是王戎的族人王导和王敦兄弟。兄弟两人一个管文，一个管武，帮助司马睿稳固了东南江山，并建立起了领导班子。可以说，如果没有王氏的努力，就没有东晋的江山，所以当时才会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王导作为当时文人的代表，也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当他到了江左之后，文人贤士更是云集在他的四周。但人们发现，在谈玄论道时，王导总是由三个主题出发，再由这三个主题发散出去，变得无所不入，无所不能谈。
这三个主题是“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 [81] 在王导看来，这三论代表了当时哲学的最高成就，他把它们称为“三理”。
在三理中，《声无哀乐》和《养生》都是嵇康的理论文章，而《言尽意论》则是西晋时期哲学家欧阳建的文章。从王导的推崇也可以看出嵇康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这三论都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受推崇？
如果用现代的观点进行评价，《声无哀乐》和《言尽意论》代表了魏晋时期思辨玄学的最高成就，特别是《言尽意》，已经接近了西方哲学的热门题目之一：概念与事物的对应关系，这是唯名论与唯理论的争执焦点。
而《养生》则是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然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从古至今追求长生的自然延续。由于《养生》研究的题目过于具体，这里只对更具思辨性的《声无哀乐》和《言尽意》进行讨论。
首先看《声无哀乐》。在两汉时期的儒教哲学体系中，音乐是一个重要的道具，当时的人认为，音乐是一种等级礼仪的表现，也有着好坏之分，比如，孔子对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那是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庄重的音乐则适合在国君的朝廷中演奏。到了汉代，音乐更是成了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比如司马迁就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82] 将音乐和礼等同起来，又和天地关联在一起。
汉代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时候，要找童男童女七十人唱着歌完成祭祀。
而叔孙通替汉高祖制定庙乐规矩更是繁复，当皇帝的神官迎接神灵时，必须在庙门口演奏专门请神的音乐，叫《嘉至》。等皇帝进了庙门，要演奏《永至》，这首歌就如同现在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上的进行曲一样，是有行步节奏的。等上了祭祀品，要奏《登歌》，这是一首人声歌曲，不能用乐器伴奏。《登歌》完了，要演奏《休成》，请神明享用美食。然后皇帝在东厢房摆酒坐定，演奏《永安》，表示礼仪已经完成。另外，汉高祖的唐山夫人还写了一首《房中祠乐》，简称《房中乐》，也被用来演奏。
汉高祖死后，祭祀他的高庙里要演奏《武德》《文始》《五行》这三种舞乐，因为这三种乐代表了汉高祖的盖世功绩。文帝死后，文庙里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武帝死后，武庙里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 [83]
这一切都是说，音乐是一种与天地合拍的礼仪，同时，音乐也分好坏，有神圣的，也有淫邪的。
但这种说法到了嵇康时期，却受到了怀疑。嵇康试图用客观的考察来戳破神话。由于嵇康将“自然”和“名教”彻底割裂开，认为自然是人类追求的极致，而名教只是障碍，这种二分法让他认为，所有自然之物，和人类之物是没有必然关联的。他试图把这种二分法贯彻到一切领域。最典型的思想体现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一是《明胆论》，二是《声无哀乐》。《明胆论》讨论的是人的才性问题，而《声无哀乐》讨论的是音乐和人的感情之间的关系。
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之声，和人类没有必然的关系，自然声音的发出不是为了取悦人类，也不是为了惩罚人类，所以，音乐本身是没有喜怒哀乐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听了声音之后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呢？这是因为，人本身就已经有了情绪，只是当听到音乐后，借助音乐而激发了出来。由于每个人心情的不同，听见同样的音乐，有的人会高兴，有的人会悲伤，这就是明证。
嵇康的《声无哀乐》实际上打破了汉代的宗教教条，将音乐重新放回了欣赏的角度，不再带有任何的功利色彩。他本人也因为对乐理的理解，成了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
《言尽意论》则是针对魏晋时期人们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牵扯到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即便现代人也会有这样的体会：相对于自己丰富的感情而言，语言总是不够用的。不管是男孩子想赞美女孩子，还是作家想描绘一个丰富的场景，都会感到语言的贫乏，突然间不知道该写什么、说什么。
那么，语言是否能够把自然、社会或者感情百分之百描绘出来呢？有的人认为做不到，这就是“言不尽意”；另一些人认为做得到，这就是“言尽意”。到底哪一种更正确？
如果再升华一点，语言问题其实是人类认知过程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类如何从客观世界获得认知？又如何把这些认知组织成语言？再通过文字记录语言，将认知变成知识传授给没有这类认知的其他人？这些都是西方哲学所研究的重大主题，在魏晋时期，这些主题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玄学之中。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思辨性探讨，来自西晋时期的欧阳建。
欧阳建是西晋大富豪石崇的外甥，担任过冯翊太守、顿丘太守，在八王之乱时和赵王司马伦有矛盾。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图谋石崇的宠姬绿珠，向石崇讨要，石崇没有送给他。当司马伦篡位后，孙秀借机杀掉了石崇和欧阳建的全家。 [84] 在死前，欧阳建写了一首《临终诗》，表达了对游于世外的向往，以及对自己身陷名教的无奈。 [85]
在《言尽意论》中，欧阳建首先虚拟了两个人物——雷同君子和违众先生，前者持“言不尽意”的观点，并说世间大部分人都认为“言不尽意”，为什么你偏偏认为“言能尽意”呢？
违众先生先是总结了一下那些认为“言不尽意”的人的观点。那些人之所以认为言不尽意，是通过比附的方法来论证的。比如，老天爷不说话，但是一年四季照样运行；圣人不说话，但是心中对人和事物的评价都已经有了；形状不用说出来，而方圆已经现成摆着呢；颜色不用称呼，黑白早已分明。这样看来，不用说话，事物的性质已经确定了。 [86]
那么，违众先生怎么来反驳这些人的看法呢？他认为，“不说”和“不能说”不是一回事。比如，圣人不说话，但是心中已经清楚善恶对错。可实际上，圣人只是不说，并不代表他说不出，他想说的时候自然可以说出来。“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但实际上，方圆是有名字的，不管你名还是不名。
违众先生认为，名称相对于物体，语言相对于事理，就如同回声相对于声音，影子相对于物体一样，是现成的、不可分离的。
对于人来说，要想辨识物体，就必须给它们不同的名字；要阐述你的意思，就必须给它们不同的表达。物体和意思有多少，名称和语言就有多少，这样，最终必然能做到言尽其意。 [87]
欧阳建以他高度的思辨性，获得了人们的赞赏。正是这种思辨的方法让王导可以举一反三，用这几个有限的命题来解释一切。
魏晋时期所开辟的思辨哲学，也终结了两汉时期的机械宇宙论，让人们开始关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不是死记硬背什么灾异对应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当思辨的大门打开后，从印度而来的佛学才容易“占领”这个东方的中央帝国，继续注入更加思辨性的哲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