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往海洋的皇帝

历史习惯于将徽、钦二帝被金人掳掠当作北宋灭亡的标志，但实际上，两位皇帝被俘并不一定意味着灭国之灾。

虽然金军攻陷了首都汴梁，但要想把占有的土地都消化，却显得困难重重。

作为新兴民族，金国出征时并没有想到，它要征服的是一个面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更没有费心考虑如何去统治这个大国。他们对这片土地和社会都处于极其无知的状态。

两位元帅获得了首都汴梁，却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统治，只有树立傀儡这一条路可以走。

金国树立的傀儡叫张邦昌，曾经是宋代大臣（担任过少宰和太宰，都属于宰相）。金人北还后，将广大中原留给了摇摇欲坠的傀儡政权。

但在一个拥有着强烈君臣观念的社会，人们对张邦昌的认可甚至还不如对金人。张邦昌也很识时务，他放弃了帝位，迎接唯一没有被带走的徽宗皇子康王赵构当了皇帝。在当时的人看来，除了两位皇帝北狩之外，大宋江山又恢复了，甚至连汴梁和洛阳两个首都也都回到了汉人手中。

金国实际控制的中国土地是极其有限的：在北方，燕云十六州归了金国；在山西，宋朝丢失了太原（含）以北地区；在河北，金国借助占领了燕京的势头，逐渐南向渗透，但实际控制地依然只在北京以南数州，其余地区要么依附于宋，要么处于半独立状态。

宋朝仍然控制了山东、河南全部，山西、河北南部，以及陕西南部（其北部是西夏，不是金控制），所失去的领土并不多。北宋除了首都汴京之外，还有三个陪都，分别是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现河南省商丘）、北京大名府。这四京之地都掌握在宋朝的手中。

在高宗君臣的讨论中，大都贯穿着如何利用大半河山完成抗敌，甚至收复山西、河北北部地区。但有一个核心问题无法绕过：是否迁都？

由于北方领土的损失，汴梁已无险可守，太容易受到打击，不迁都很容易遭受徽、钦二帝的下场。但如果迁都，又影响了士气，意味着放弃了北方。

围绕着迁都问题朝臣分成了若干派别，比如宗泽主张不要迁都，以东京为基地进行抗战；李纲借鉴了种师道的主张，认为可以迁都，但最好迁往陕西地区，利用陕西的天险与金国抗衡。还有人主张迁都应天府（即商丘），商丘是宋高宗即位的地方，仍然属于北方地区，不至于影响士气。

这些人的主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皇帝不要离开北方。不管是东京、长安，还是应天府，都在抗金的前线。皇帝只要留在北方，那么未来收复北方失土就是有望的。

朝廷中还有另一派人主张南迁，他们有的主张迁往东晋南朝的首都建康（现江苏省南京），有的主张迁往湖北的荆州。主张南迁的人一个始终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当朝廷距离北方边境过远时，很可能意味着北方领土的永久丢失。一旦皇帝离开，金国将重新蚕食中国北方，宋金将形成以淮河流域为边境的新边界。到那时，所有的北伐都会成为空谈。

但南迁派手中又有一个王牌：皇帝的安全。宋高宗赵构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经过靖康之变后，皇帝首先要防止的是成为下一个宋钦宗。

争执过后，宋高宗决定迁都南方。他首先退到了扬州，将扬州建成了暂时的首都（在宋代，皇帝暂时驻扎的地方称为行在所，或者简称行在）。这次搬迁也决定了宗泽、李纲等主战派的疏远。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于在汉境树立的傀儡张邦昌退位，处于军事极盛期的金军再次南下。

此刻，更加了解南方地形的金军兵分三路，对长江以北三个最重要地带进行打击：西路军从山西进入陕西，试图征服这个地处西北的战略要地；中路军在元帅完颜宗翰的领导下，从山西南下，渡过黄河后向洛阳进军；东路军的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和他的弟弟完颜宗弼（又名金兀术）从北京出发，向河北、山东地区扫荡。东路军和中路军又负有另一个使命：南进后，他们将合势再次进攻东京汴梁。

这次，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西路军攻克了长安；中路军攻克洛阳后，继续南向到达襄阳、房州、邓州，并向长江流域施压；东路军则掳掠了山东地区。

但在东京汴梁，老将宗泽成功地组织了东京保卫战，阻止了金军的继续南下。后由于金军的后勤出了问题，三路军都不得不退军，将所侵略的领土尽数让出。战争以宋军的战略胜利而告结束。

这也是金军第一次显出疲态。由于金国是单一民族武装的国家，女真族人口不多，这支武装具有足够的锐度，却缺乏厚度，可以迅速奔袭，却无法维持占领。

当宋高宗撤到南方后，在双方的政治中心之间留下了庞大的空白地带，从河北地区直到黄河，再到淮河、长江之间，直线距离有一千多里，金军每一次发动袭击都必须首先跃进一千多里，才能抵达宋代的新政治中心。而完成跃进后金军已经开始疲劳，进入了衰竭时期。

如果要想克服此处不利，金国必须将前进基地迁往南方靠近淮河流域的地方。但由于金国的政治过于落后，无法形成有效统治，所以很难建立起稳定的政权来控制黄河、淮河地区。

对于金军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实行闪电战，派出军队进攻宋朝皇帝，迫使他迅速投降，利用皇帝的权威让全国归顺。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守卫东京的老将宗泽去世，金军随即开始了第二次南侵。这次南侵除了与第一次一样兵分三路，分别进攻陕西、河南和山东之外，还增加了机动性要求，在各个将领分兵掠地时，东路军的完颜宗弼则率领人马直捣扬州，试图在宋高宗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兵围扬州，擒获皇帝。

于是，就有了本章最初的一幕，皇帝在金兵到来之前仓皇渡江，逃过了被俘的命运。由于金兵没有准备渡江，缺乏器具，只得第二次撤军。

但是，此次偷袭扬州将宋高宗吓破了胆，他不仅不再考虑将首都迁回北方、收复旧土，甚至连长江沿岸都认为不再安全，将首都迁往了更加遥远的杭州。

宋高宗迁都杭州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金军的作战臂长很难到达杭州，这也决定了宋金战争将演变成长期的对峙；第二，北宋的彻底灭亡，随着皇帝南迁杭州，北方领土由于过于遥远，相继沦陷。陕西的关中平原，河南的东京汴梁、西京洛阳，河北、山东全境，逐渐被金国占领。双方对峙线向淮河地区南移，形成了以淮河流域为主体的新防线。

由于金国无力统治如此广大的领土，在山东、河南地区又设立了一个新的傀儡——号称齐国的刘豫政权。直到公元1137年金国的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后，才废掉了伪齐政权，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

在宋金对峙转化成长期之前，金军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冬，金将完颜宗弼以山东为基地兵下寿春，向江南扑来。在到达寿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向江西境内扑去，追袭位于洪州（现江西省南昌）的隆祐太后（宋哲宗的第一位皇后，也是汴京围城时唯一没有被金军带走的当过皇后的女人）；另一路则走传统的巢淝故道，兵下采石矶，渡过长江后进攻建康（现江苏省南京），再从南京向高宗所在的杭州地区进军，意图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与完颜宗弼大军相配合的，还有西路进军陕西和东路进军淮河岸边楚州的军队。然而，对南宋真正形成威胁的还是完颜宗弼率领的中路军。

扑向江西的金军顺赣江而上，直扑洪州，却由于隆祐太后的南走，没有成功，最后从江西绕道湖南，从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岳州（现湖南省岳阳），经过襄阳北归。

而完颜宗弼亲自率领的军队，在采石矶渡江，击溃了建康的防务后，迅速南下。一路上由于进军太快，守将根本无法完成防务。当地人即便看到金军，也以为是宋朝的溃军，直到金军射箭进攻，才意识到是金军来了，纷纷逃走避难。

金军到达杭州时，高宗已经逃走，到了东海边上的定海（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在这里，他乘船出海，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第一次为了逃难而到了海上。与唐明皇逃到四川不同，茫茫大海上无法保证后勤，稍有不慎就是死路。由于船只不够，大量的士兵和家属都被扔下，如同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一样。金军一直追到了舟山群岛上的昌国，才由于对海洋准备不足遭到了失败。

这次著名的逃亡，成了南宋挫败金国速胜企图的最后努力。如果金国失败，必定无法再组织起下一次如此巨大规模的远征，双方将进入均势状态，以淮河为界各自统治一半中国。

完颜宗弼撤退时，在如今南京附近的黄天荡遭到了韩世忠的阻击，韩世忠以八千人围困了金兵十万人达四十八天，金兵才由于另掘新的河道而逃走。这次战役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破除了金军不败的神话，也终结了金国军事的上升势头。

金国对河南地区的经营几经波折。由于经营不善，甚至想将汴梁、洛阳、长安地区还给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40年）。由于元帅完颜宗弼的力争，金国才没有这么做。最终，金国不得不在征服的土地上开展政治建设，消化中国北部，即便不情愿，也走上了汉化之路。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2年），宋高宗以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为代价，与金朝议和，维持了以进贡换和平的传统。此前，宋金之间的拉锯战又维持了十年，才以淮河为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新国界。金国获得了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在内的北方地区。这是双方军事实力再平衡的产物，一旦进入均势，就很难再打破。

公元1161年，新夺取帝位的金国海陵王完颜亮率军南侵，试图从采石矶过江灭亡南宋，却遭到了决定性失败，海陵王也在兵变中身死。这时的金国已经如同当年的辽国一样，无力对南宋构成决定性的威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