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公共福祉”的观念及其内涵

彼得一世改革中真正的革命性因素一直未被当代人所认识，恐怕连彼得自己也未必理解。这一因素在于国家作为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个崇高理想的组织之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作为国家的伙伴之理念。

在17世纪中叶之前，俄罗斯人既没有“国家”的概念，也没有“社会”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君主、首领，或者主宰者，即沙皇本人、他的随从和他的世袭财产。至于“社会”的概念，它不是被作为一个整体去认识，而是将其作为相互分离的“等级”去认识的。在西欧，“国家”和“社会”这两个概念自13世纪起，在封建主义实践和罗马法的影响下，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即便是最为独裁的国王也没有忽视这些概念。 ㊟ 【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渗透着与整个西方传统完全背离的精神，其出处可疑，有可能是杜撰的。相对而言，更具典型性的，同时也是真实表达的，则是路易十四临终时的话：“我将离开，但国家永存。”(Fritz Hartung and Roland Mousnier 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Florence 1955), IV, P. 9.)——原文注】 虽然“国家”的概念作为一个不同于“君主”的实体，在17世纪就已进入俄语词汇，但直到18世纪初，在彼得统治时期才开始被广泛使用。“社会”概念的出现则更晚。总而言之，俄语中的“社会”(общество)一词，似乎源起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

正如人们所想的，俄国人所理解的国家概念主要是来源于西方的书籍。然而，这一概念最初的传入并不是直接的。将其传入俄罗斯的，是来自乌克兰的东正教神甫。在乌克兰，自反宗教改革以来，东正教会一直受到来自天主教会的强势压力。为了应对这一压力，乌克兰东正教会被迫去熟悉和了解西方神学及其分支的相关知识，但莫斯科公国的兄弟教会却因自闭于一方而对这些知识仍然处于“幸福的无知”的状态中。1632年，乌克兰的神职人员在基辅（当时还处于波兰治下）建立了一所培养东正教神甫的学院，学院的课程是按照波兰和意大利的耶稣会学校的模式设置的，学院的许多教职人员也都曾在那些学校学习过。基辅归顺俄国后（1667年），这些乌克兰人开始以强势的知识力量影响着俄国。与莫斯科公国的僧侣相比，彼得更喜欢这些乌克兰人，因为他们更加开明、教化，对其改革的态度更加积极。彼得治期的主要政治理论家、将“主权”概念引入俄罗斯的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即是其中一员。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沃尔夫的著作在彼得令下得以翻译成俄语，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政治思想及概念在俄国的传播。

如前所述，彼得所致力于的是国家的强大，尤其是军力的强大，而非西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其17世纪的先辈亦是如此。但不同于他们的是，彼得曾亲赴西欧，并与西欧诸国建立了密切、友好的关系，对现代权力的本质有所了解。他认识到：无情地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国库，有碍于积累更有价值的、潜藏于事物表面之下的财富——经济与文化的财富。而他的先辈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些资源应当被给予发展成熟的机会。借用另一门学科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彼得之前的俄罗斯统治者们对待他们的国家就像处于文明的狩猎阶段的人一样，而从彼得开始，他们转变为了农耕者。瞬间抓住视野范围内任何理想目标的冲动现在逐渐让位于发展的习惯（但偶尔反复）。彼得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在这一方向上所采取的措施的意义，那更多的是源于一个天生的政治家的本能，而非哲学上的先见。彼得对俄国手工业者的大力支持，是因为他渴望俄国的军队摆脱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然而，这实际的长期影响是极大拓展了俄国工业的基础。彼得的教育改革措施首先旨在培养射击学专家和航海家。彼得自己所受的教育十分肤浅，只重视技术类和应用类知识的学习。但是从长远来看，他所建立的学校为俄国所做的不仅仅是培养技术类人才，还创造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最终这一群体变得高度精神化，甚至转而极力反对整个以服役为导向的价值观体系，而最初让该群体存在的也正是这一体系。

正是在彼得治下，“国家”作为某种不同于“君主”且优于“君主”的概念在俄罗斯出现了。狭隘的财政关切让位于宽泛的国家视域。自执政起，彼得就开始论及“共同利益”“公共福利”以及“全民族的利益”。 ㊟ 【Н. И. Павленко, Россия в период реформ Петра I, Москва, 1973, стр. 60–64.】 他是俄国第一位言及“公共物品”(bien public)概念并对改善臣民境遇表现出兴趣的君主。在彼得的统治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在俄国首次关联了起来。彼得从事的大量内政活动都是旨在让俄罗斯人意识到公共福利与私人利益之间的联系。他对从生活琐事（如禁止在圣彼得堡大道上放牛）至国家大事（如1722年修改皇位继承法）的诏令附以解释的举动意即在此。彼得之前，没有一个君主认为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解释，他是首位待民以信的君主。1703年他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圣彼得堡新闻报》(Ведомости)。这份报纸不仅对俄国的文化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也标志着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宪政创新，因为在这一行为中，彼得摒弃了莫斯科公国时期将各类国内、国际新闻列为国家机密的传统。

这些举措及其相关措施假定了一个与国家协同合作的社会。但是，这种假定未经过深思熟虑，而近现代俄罗斯政治的悲剧也正在于此。对彼得及其继任者来说，没有必要待民以信，没有必要把他们当作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臣民，也没有必要向其灌输一种共同命运的观念。许多世袭或专制类型的政权，不采取这样的激烈变革也成功延续了数百年。但是，一旦确定国家利益要求公民意识到其集体认同以及其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特定的后果。一边呼唤俄国人民的公共情感，一边又否认他们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时有任何法律或政治上的保障，这显然是矛盾的。当只有一方掌握全部的权力，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行事时，这样的伙伴关系显然是难以维系的。然而，这正是俄国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并延续至今的统治方式。当权者拒绝正视因邀请公众参与而产生的明显后果，从而导致俄国出现了长期的政治紧张状态，历任政府有时通过放松管制、有时通过加强管制来试图缓和这种紧张状况，但从未邀请过社会共同分享领导国家的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