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农奴的境遇

俄国农奴的境遇如何？这是一个与其略知一二，倒不如一无所知的问题。“人占有人”的观念，在现代人看来是非常恶劣的，以至于几乎很难不带着情感去评判。伟大的经济史学家约翰·克拉彭是研究该问题最权威的学者。他着重强调了培养“所谓的统计观念”的重要性，“即对于任何制度、政策、群体和运动提出相关的问题的习惯，诸如：规模有多大？持续的时间有多久？频次如何？代表性如何？” ㊟ 【‘Economic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1944), V, p. 328.】 如果用这一标准去衡量工业革命的社会效应，则可以发现，尽管本就有着根深蒂固的神话，但工业革命从一开始就已经提升了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至今还没有关于俄国农民生活水平的研究。然而，我们已知的内容足以对目前关于农奴及其境遇的主流观点提出质疑。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农奴不是奴隶，领地不是种植园。将俄国的农奴制与奴隶制度相混淆的错误至少已存在两个世纪之久。18世纪70年代，一位来自俄国的年轻而敏锐的贵族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读到了雷纳尔的著作《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在这部著作的第11册中，对加勒比海奴隶制有令人痛心的描述，而这些内容令拉吉舍夫联想到了自己在家乡的见闻。拉吉舍夫在其《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中对农奴制的暗喻，是最早通过强调那些农奴制与奴隶制确实存在的共同特征（例如没有婚姻的权利）来含蓄地将两者进行类比的。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这种类比在受西方文化精神影响的作者所写的废奴主义文献中成了普遍现象；这种类比从而进入了俄国和西方的主流思想中。然而，即便是在农奴制最为兴盛的时代，这种肤浅的类比还是受到了更具洞察力的思想家的质疑。在读了拉吉舍夫的书后，普希金写了一篇仿文《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其中就有这样的片段：

曾经［在18世纪晚期］游历法国的冯维辛有言，平心而论，俄国农民的境况在他看来似乎比法国农民更加幸运。我相信这是真的……

读一读英国工厂工人的怨诉，会令你毛骨悚然！多少极端恶劣的压迫，不可思议的苦难！一方面是如此冰冷的残暴，另一方面是如此可怕的贫困。你会以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金字塔的建造过程，是在埃及人皮鞭下干苦力的犹太人。事实上全非如此，我们谈论的是史密斯先生的纺织工厂或是杰克逊先生的缝纫车间。请注意，所有这些不是虐待、不是犯罪，而是在严格的法律限制下发生的现实。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比英国工人更加悲惨的生物了……

在俄国则没有类似的情况。劳动义务完全没有那么繁重。人头税由村社支付，徭役依法设定，代役租不致人穷困潦倒（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地区除外，因为在这两个地区，工业门类的多样性强化刺激了业主的贪婪）。地主只管设定好代役租，不管农民选用何种方式去完成。农民可以从事任何他能想得到的事业，有时可能会远赴2000千米以外的地方赚钱……到处都有许多不法行为，到处都是可怕的刑事案件。

看一看俄国的农民：在其言行之中能看出奴隶般卑微的痕迹吗？关于俄国农民的胆魄与聪慧无须多言；他们的创业精神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灵活机敏是令人惊讶的；一个从俄国的一端游历至另一端的旅行者，一句俄文都不懂，但是所到之处都能被人理解，他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也能与人达成契约。在俄国人民中，你永远找不到法国人那种所谓的“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徒”(un badaut)：你永远看不到俄国农民对外国人粗鲁的惊异或无知的蔑视。在俄国，没有一个人不拥有属于自己的居所。只有那些流浪在外的赤贫者才会离开自己的木屋。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拥有一头牛已是奢侈的象征；而在俄国，连一头牛都没有则是极度赤贫的象征。 ㊟ 【А. С. Пушк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М.-Л., 1949, VII, стр. 289–91. 普希金对俄国的代役租和徭役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即便是普希金的权威，也无法取代统计学的证据。不过，他的判断非常值得深思，因为他对俄国农村的了解来自其亲身经历，况且，他具有与生俱来的远见卓识。

如普希金所言，与北美和中美洲的奴隶不同，俄国农奴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非奴隶宿舍。俄国农奴在田间干农活时很少受到监工的监督，而是受自己的父亲或兄长的监督。在许多庄园，所有者将土地划分成狭窄的地带，将其与农民的份地间杂在一起，由此产生了与典型的种植园完全相异的情形。最重要的是，农奴的劳动成果归他们自己所有。尽管从法律上讲，农奴无权拥有财产，但事实上在整个农奴制时代，农奴一直拥有财产——这是一种在俄国普遍存在的违法却有利于穷人的罕见现象。

地主和农奴的关系也不同于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对农奴来说，地主拥有的权力首先在于其作为国家税收和征兵代理人的职责。地主因此能够行使大量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地主对农奴的主宰权的确近似于奴隶主。不过，地主在法律上从未拥有过对农奴的所有权，他只是拥有束缚着农奴的土地。在废除农奴制时期，地主也没有因解放农奴而得到补偿。法律严禁买卖农奴。虽然一些地主违法从事着这种交易，但基本上可以确信的是，俄国农奴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在自己的木屋里与家人一起度过一生。彼得一世推行的兵役制对农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它打破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年复一年地迫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家庭。农民还将参军仪式视为死刑判决。后来，农民可以通过寻找替身或是花钱赎买的方式免除兵役，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能力采用这种解决方式。

如前所述，全国大约一半的农奴（粗略估计，南方占1/4，北方占3/4）属于缴纳租金的佃农。这些农民可以自由来去，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各类职业。他们的生活不受地主的干涉。对这些农民来说，农奴制实际上意味着向自己所属的贵族缴税，或是按定额缴纳，或是根据收入情况缴纳。无论这种税收的道德性如何，它都不是一种与奴隶制有关的制度；相反，它更像是“封建制度”的残余。

从各项实际意义上看，农奴制仅限于那些完全或主要以劳役的方式履行地主义务的农民，尤其是那些依附于农奴数量在千人以下的中小地主的农民。据粗略估计，有700万—900万以劳役方式履行义务的男女农民属于后一种类型。这一群体在1858—1859年间占整个帝国人口数量的12%—15%，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农奴；他们被束缚于土地之上，臣服于地主的直接权威之下，被迫为地主履行任何所需的劳役。

当然，对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体的状况进行概括是完全不可能的，加之我们还要考虑大约5万人的地主群体（这是拥有劳役农奴的地主的大概数量）。在对该课题更具学术性的研究出现之前，我们所有的判断依据都是印象和观感。这并不能对主要从文字资料中得出的关于广泛的苦难和压迫的画面提供证据支撑。尽管农奴制本身的不公正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绝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种体制的现实情况。几位英国人曾描绘了自己在俄国旅行时的经历。他们发现，俄国农民的实际处境比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尤其是爱尔兰了解到的情况要好，因而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普希金的判断。以下是从这类描绘中节选的两个片段。第一段出自一位英国船长之手，他于1820年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的徒步穿越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旅行，这使他得以有亲眼目睹俄国农村生活的独特机会：

我可以不假犹豫地说，这里的农民处境远远优于爱尔兰的农民。在俄罗斯，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且物美价廉；而在爱尔兰则供应匮乏、质次价高，最好的货品都拿去出口了。相比之下，在俄国，由于地方的阻碍使得生活必需品值不了那么多钱。在这里，每一个村庄都有良好舒适的木屋，大量的牛群散落在广袤的草场上放养，可以从整片森林轻易获得燃料。俄国农民只需稍稍勤劳和节约便可致富，尤其是那些位于都城要地之间的村庄。 ㊟ 【Captain John Dundas Cochrane, Narrative of a Pedestrian Journey through Russia and Siberian Tartary (London, 1824), p. 68.似乎前面的参考文献里普希金记忆中的那位旅行者正是Cochrane。】

第二个片段出自一位英国旅行家，他去俄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寻找比当时文献所能找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资料：

总体上说……至少仅仅［！］在食宿方面，俄国农民并不像我们这里的穷人境况那么差。俄国农民也许是粗鲁无知的，易受到其主人的虐待，以及放纵自己的习性，外表肮脏邋遢；但是他们从未体会过爱尔兰农民所处的那种赤贫境遇。他们的食品虽然粗糙，但是非常充足。他们的小屋虽然简陋，但是干爽温暖。我们倾向于想象，即便我们的农民是贫困的，我们至少可以自信地进行自我安慰，认为他们的生活远比外国人要舒适得多。但这纯粹是错觉。不仅仅是在爱尔兰，而且是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在那些人们通常认为远离爱尔兰式的苦难的地区，我们仍在目睹着悲惨的处境。与之相比，那些不管是居住在拥挤的大城镇上，还是最为偏僻的小村庄里的俄国粗人的处境，可谓奢华。例如，在苏格兰的一些地方，人们的居住条件，如果在俄国农民看来，甚至会觉得不如他们的牛棚。 ㊟ 【Robert Bremner, Excursions in the Interior of Russia (London, 1839), I, pp. 154–5.】

这些见证者对农奴制或其他绝大多数俄国农民生活的不利条件都没有给予任何同情，所以他们的评判更有分量。

纠正所谓的“地主残暴对待农奴”的说法显得尤其重要。去过俄罗斯的外国旅行家几乎从未提到过体罚，这与去过美洲奴隶种植园的探访者十分不同。 ㊟ 【不可忽视的是，俄国农民并不像现代人一样有对这类惩罚的恐惧感。在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乡村法庭有权对农民处以罚金或体罚，人们发现，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更愿意选择挨揍。——原文注】 20世纪，暴力的蔓延与随之而来的性幻想的“解放”，促使现代人通过投射到过去的方式来放纵自己的施虐冲动；然而，现代人渴望虐待他人的事实与那些可能的情况下实际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关。农奴制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不是一个为了追求性欲望的满足而建立的封闭世界。个别的残暴案例不足以证实相反观点。引用声名狼藉的萨尔特奇哈案例是不足为证的，这是一个被历史学家标本化了的残暴的地主婆，用虐待家佣的方式消磨自己的闲暇时光，致数十名家佣死亡。她展示给我们的帝俄的情况，就好比开膛手杰克展示给我们的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情况一样。在一些统计数据较为可靠的地方，从中可以看出惩戒措施的使用是适度的。例如，每一个地主都有权把不守规矩的农民交给官府，进而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在1822—1833年间，有1283名农奴受到了这样的惩罚，在总数为2000万的私人农奴中，被流放的人数仅为年均107人，这并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 【И. И. Игнатович, Помещичьи крестьяне накануне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СПб., 1902, стр. 24.】

对农奴来说，地主权威最严苛之处莫过于干涉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劳动习惯。地主非常希望农奴年轻时就结婚，这既是因为希望其早日生儿育女，也是希望通常在出嫁之前免除劳役的年轻女性能尽快投入工作。许多地主强迫他们的农奴一到适合的年龄就立刻结婚（甚至更早），有时甚至为他们选择配偶。纵欲的现象亦不少见。有相当多关于地主将农奴女子纳为妻妾的真实事件。所有这些都令农民深恶痛绝，有时会以纵火和谋杀来报复地主。地主对农民日常耕作活动的干涉则会激起更大的不满。意愿在此不起作用：善意的地主，即使希望通过自费去改善农民的境遇，也仍会被当作一个残酷的剥削者而被憎恶。哈克斯特豪森称：“对地主来说，如果要求农民耕犁土壤的深度再多1英寸，就足以招致农民们的抱怨：‘他不是一个好主人，总是折腾我们。’如果他也住在这个村子里，他就有祸了！” ㊟ 【A. von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Russlands (Hanover, 1847), II. p. 511.】 实际上，一个热心肠的地主，因为倾向于较多地干涉农奴的日常耕作活动，要比他的邻居——一个只关心如何能够获得更高租金的冷漠的地主，更容易受到蔑视和厌恶。

人们形成了一种印象：农奴接受了与其宿命相同的社会地位，这种宿命还使他们承受了农民生存的其他负担。农奴勉强地留出一部分工作时间和一部分收入作为税贡献给地主，因为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就一直是这么做的。农奴还要有耐心地忍受地主的各种怪癖，只要这些怪癖没有触碰到农奴最重要的东西：他的家庭和耕作。农奴最主要的不满情绪来自土地。他们深信，所有的土地——耕地、牧场、森林，按理说都是属于他们的。从最早期的拓殖开始，农民就带着这样的信条：未开垦的处女地不属于任何人，已开垦的土地属于开垦者。在1762年之后，贵族已经从强制性的国家服役中解放出来，这种信条得到了加强。农奴以某种本能的方式将贵族为国家服役的义务与他们自己受奴役的地位联系了起来。农村中有着这样的传言：1762年，在彼得三世签署《贵族自由宣言》的同时，还发布了另外一项将土地交予农民的法令，但是贵族将这项法令压了下来，并将彼得三世投入了监狱。自那年之后，农民都生活在期待之中，期待着对全国所有私人拥有的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所谓“黑色重分”，而说服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是错的，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俄国农奴脑子里完全是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农奴自身是隶属于地主的，但是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农民的，然而事实上这两点都是不对的。这种信条强化了农村中的紧张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况表明，就农奴制本身而言，农民对它并没有强烈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