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

恰达耶夫开启的争论

19世纪30年代末，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爆发了第一场论战，论战的主题是俄罗斯的历史使命。谢林与黑格尔的哲学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每一个大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什么？德国思想界倾向于否认斯拉夫人的贡献，并把斯拉夫人贬入那些“非历史性的”种族类别里。斯拉夫人对此的反应是自誉为未来的浪潮。首创“斯拉夫派”理论的是波兰人和捷克人，且都是源于德国人的直接压力。在俄罗斯，这一问题来得稍晚，是在1836年之后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提出的，源于这一年莫斯科的社会名士彼得·恰达耶夫发表的一篇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文章。恰达耶夫深受复辟时代的天主教思想的影响，已经到了几乎要改信天主教的地步。他认为，在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中，唯独俄罗斯没有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任何贡献；俄罗斯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我们完全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最狭窄的空间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死寂一片。” ㊟ 【关于历史哲学的第一封信，见Сочинения и письма П. Я. Чаадаева, под ред. М.Гершензона, Vol. I (Moscow, 1913), p. 79。】 俄罗斯就像是历史的沼泽，像是一片偶泛波澜但从未真正流动过的死水。这是因为俄罗斯的基督教来自于受到了污染的拜占庭基督教，是拜占庭使其与源自罗马的基督教主流精神相隔离。由于持这些观点，恰达耶夫被当局定性为精神病，虽然他因此放弃了部分观点，但是在其生命的尾声，他对俄罗斯的悲观情绪再度出现。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说起俄罗斯，人们总是会认为它与其他国家一样，实际情况却全非如此。俄罗斯是一个完全孤立的世界，顺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妄想与随心所欲，无论这个人名叫彼得还是伊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专横的化身。相悖于人类社会所有的法律，俄罗斯只是沿着自我奴役和奴役邻邦人民的方向行进。因此，迫使其走上新的道路不仅符合他族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俄罗斯自己的利益。 ㊟ 【П. Я. Чаадаев,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Звенья, т. III/IV, 1934, стр. 380.】

斯拉夫派的理论

恰达耶夫1836年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持续20多年的争论，这场争论使俄国知识分子分成了两个阵营。其中之一的“斯拉夫派”创造了俄罗斯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潮流。他们最先创立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有别于仇外心理），通过借鉴西欧的思想，贬低西欧，抬高俄罗斯。斯拉夫派的主要思想家来自贵族群体的中间阶层，与土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斯拉夫派的思想是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莫斯科的沙龙讨论中逐渐形成的。在19世纪50年代，当其影响力达到了巅峰时，斯拉夫派围绕《莫斯科人》(Московитянин)杂志组织了一个政党。尽管他们不谋求任何政治利益，但还是不断受到当局的滋扰，当局怀疑一切思想意识，甚至对支持专制的思想意识也一样持怀疑的态度。

根据斯拉夫派的理论，俄罗斯与西方所有的本质性差别最终都可追溯至宗教。西方教会自其创立之初便受到了古典文化的影响，并因此受到理性主义和傲慢之毒害，东正教会则矢志不渝地坚守着真正的基督教理想，它才是真正的公共教会，从群众的集体信念和智慧中汲取力量。这种集体精神(соборность)形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征，成为俄罗斯各类制度规章建立的基础。相比之下，在西方，组织生活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和对法律的敬畏。有赖于东正教的影响，俄罗斯人得以保留了“整体性的”人格，其中逻辑与信仰相融合造就了一种高级的知识，被斯拉夫派的杰出理论家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称作“活生生的知识”(живое знание)。

西方文明在屈从于理性主义之后，把个人从社会中隔离了出来：当每一个西方人遵循自己的理解的支配时，渐渐地就封闭在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中。如果用黑格尔惯用的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他“已被疏远了”。相比之下，在俄罗斯每一个个体（除了那些已经被西化了的人）都融入在社会之中，感觉到自己与社会是一个整体。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应该回归社会、回到农民群体中。在斯拉夫派看来，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是俄罗斯人表现其社会本能的一种自然形式，农村村社和生产合作社就是例证。法制与私有财产对于俄罗斯精神来说是完全异质的东西。

这些前提导致了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根据斯拉夫派的观点，在国家或政权与“土地”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是俄罗斯的传统。土地将上层政治的管理权委托给了国家，且不强加任何法律限制。它所要求的最多就是国家在做出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听一下其声音而已。作为回报，社会有自行决定其生活方式的权利，国家不去干涉。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尊重不受任何礼数的妨碍，是俄罗斯真正的宪法。这一传统被彼得大帝所破除，从他的治期开始，俄罗斯走上了一条与其本性完全相异的道路。彼得一世在圣彼得堡建立起了一套官僚机构，由此阻断了皇权与人民之间的沟联。更糟糕的是他对民族习俗、礼仪和宗教的干涉。整个圣彼得堡时代都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错误。这个国家必须回归其传统，不应该有宪法和议会，但也不应有霸道专横的官僚体制。“土地”应该还给人民，人民有权在除政治之外的一切事务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农奴制应被废止。

斯拉夫派对其国家历史的看法与历史记录并无相似之处，也经不起长期的学术批评。但是，在19世纪中叶斯拉夫派理论形成时，前几页中所述的有关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史实并不为人们所知，它们基本上都是过去一百年里学术研究的成果。斯拉夫派的观点可能应更多地归功于同时代的“青年英格兰”运动，而不是俄罗斯自己的传统。斯拉夫派对英国极为敬佩（因为他们厌恶法国和德国），他们希望俄罗斯也能有像英国那样的不成文宪法。在这种不成文的宪法下，皇权与国民之间的关系由礼俗来规定，而不是成文的法律；皇权（在理想情况下）与劳动阶层是盟友；官僚机构小而弱；社会有自行决定其运行方式的权利，国家不予干涉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维多利亚的妥协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前因的，斯拉夫派对此当然是一无所知。此外，斯拉夫派对他们恨之入骨的东西，即法律、财产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已经制度化了的对手关系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同样是一无所知的。

斯拉夫派对历史的荒诞理想化描绘，使得他们认为俄罗斯是属于未来的国家，注定要解决困扰人类的问题。俄罗斯的贡献将在于传播和推广自发组合而成的社团，这种自发的社团是建立在爱和兄弟情谊的精神之上，以及以政权与国民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之上。如此一来，俄罗斯人将一劳永逸地消除全世界的政治与阶级矛盾。

“西方派”

历史学家们，因喜好对称而为斯拉夫派创造了一个镜像，他们称之为“西方派”，但是在斯拉夫派理论的诸多反对者中，除了反对之外，很难找到能将他们统一起来的其他共同点。他们反对斯拉夫派对俄罗斯和西方的整体认识，将其视为无知加乌托邦思想的混合物。在斯拉夫派看到宗教深邃情感的地方，他们则看到了近乎无神论的迷信（参见230页引用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中的内容）。反斯拉夫派的历史学家们没有耗费多大的力气就逐一摧毁了斯拉夫派最为珍视的信仰；他们可以证明：对土地进行重分的现代村社不是古代的产物，也不是自然形成的、具有“民间性质的”产物，而是国家为了保障税收而创制的一种组织机构（参见24页）；他们还能证明：彼得一世的每一项“革命性的”创新在莫斯科罗斯时期都有前例；所谓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谅解从来都不存在，俄罗斯国家一直以巨大的压力粉碎社会。他们不否认俄罗斯与西方有差异，但他们将这种差异解释为落后而非独特性。他们看不出俄罗斯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东西；仅有的一点点值得保留的东西，也是由国家创造的，尤其是彼得大帝。

除了对斯拉夫派的思想进行驳斥之外，西方派没有共同的思想。他们中有自由主义者、有激进主义者，甚至还有极端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激进思想常有变化。例如，别林斯基在其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忽然彻悟，认为俄国需要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而赫尔岑，毕生都在倡导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却在其最后的一篇著述（《致一位老同志》）中拒绝了革命。因此，将西化运动称为“批判运动”可能更好，因为对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批判态度是其最突出的特征。除了历史之外，文学批评也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别林斯基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坚定的西方派。书评和散文是别林斯基最有力的社会分析工具。他以其显要的影响力去揭露种种将俄国现实理想化的行为，推广他认可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正是因为别林斯基，俄罗斯的作家才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