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流放与苦役

政治镇压制度中包含了流放。流放判决可以由法庭做出，也可以由行政决议做出，可能采取的几种形式严厉程度不一。最温和的形式是流放至农村地区或外省一段特定时间，并在警察的公开监管下生活；较为严厉的形式是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相比之下，作为服刑地，西西伯利亚要比东西伯利亚好很多），这种“定居式的”流放者(Ссыльнопоселенцы)基本上就成了自由人，可以去工作赚取收入，可以有家庭。如果他们有钱去补微薄的国家津贴，则可以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最严厉的流放形式是苦役(каторга)，这种刑罚式的劳役是由彼得大帝创造的。他利用罪犯造船、采矿、建造圣彼得堡，为有需要的地方提供免费劳动力。那些被用作苦力的罪犯居住在牢营中，在卫兵的看管下从事着体力劳动。曾亲历过苦役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死屋手记》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画面。1886年以后，对强制劳动力（包括监狱劳力）的剥削，有专门的规章制度，旨在确保政府从中赚到钱。例如，在1887年，对强制劳动力的剥削为内务部带来了538820卢布的毛收入，除去开销，净收入为166440卢布82戈比。 ㊟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тр. 215.】

由于有太多不同的官员具有判处流放的权力，关于这类刑罚的统计数据很难找到。根据最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1898年在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有各类流放人员30万人，以及10688名从事苦役的在押犯。 ㊟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Ссылка и каторга в Сибир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5, стр. 230–1. 但是，在此数据中，根据地区的不同，有22%至86%的被流放人员处于“未经允许缺席”状态，即逃跑状态：同上，第231页。】 但是，与19世纪上半叶一样（参见428页），这些囚犯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政治犯。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曾得以利用相关档案文献，引用官方报告证明，在1880年整个俄罗斯帝国仅有大约1200人因政治犯罪而被判处流放；在这1200人中，定居在西伯利亚的只有230人，其余都定居在欧陆俄罗斯部分，其中服过苦役的仅有60人。（数据不包括因参与1863年起义而被流放的4000余名波兰人。）1901年，各类政治流放犯，无论是通过法庭判处的还是通过行政决议判处的，总数升至4113人，其中3838人受到公开警察监管，180人被判服苦役。 ㊟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Кризис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стр. 184, 296, и Российско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стр. 168.】

为了完整描述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限制性措施的情况，必须提到被纳入“反改革”这一术语下的一系列政策，“反改革”宣称其旨在削弱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其中包括限制地方自治会的职权范围、取消治安法官职位设置、任命地方行政长官——对农民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地方官（参见238页）。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被认为是特别具有颠覆倾向的犹太人遭受了全面的强制性法律束缚，这些法律虽然一直存在于过去的法律书籍中，但没有被严格执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