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智者派

在公元前 5 世纪前后，雅典出现了三个最为杰出的智者，他们是普罗泰戈拉 、高尔吉亚和塞拉西马柯。他们这群人或者是作为游历教师来到雅典的，或者是像埃利斯的希庇亚的情况那样，作为使节来到雅典的。他们给自己加上“智者”或者”有知识的人”的特别称号。他们的文化背景各异：普罗泰戈拉来自色雷斯的阿布德拉，高尔吉亚来自南西西里岛的林地尼，塞拉西马柯则来自卡尔亚冬一些追根究底的问题。特别是，他们使雅典人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观念和习俗是基于真理还是仅仅基于惯常的行为方式。雅典人在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以及在主人与奴隶之间作出的区分是有充足的根据还是仅仅基于偏见？智者们不仅居住在有着不同习俗的不同国家，还通过对多种文化事实的观察而收集了大量的信息。他们对不同文化的广博知识使他们怀疑获得任何让社会能借以对人们生活进行规范的绝对真理的可能性。他们迫使富有思想的雅典人考虑希腊文化是建基于人为的规则( nomos )还是建基于自然( physis )。他们令雅典人追问自己的宗教和道德规范是约定俗成的从而也是可变的，还是自然的从而也是永恒的。毫无疑问，智者们为更加深入细致地思考人类本性开辟了道路——尤其是我们如何获得知识以及我们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智者派主要是一些有实际经验的人，他们尤其善于语法、写作和公开辩说。这些技能使他们成了惟一有能力满足雅典社会中一种特殊社会需要的人。在执政官伯里克利（公元前 490 年－公元前 429 年）的领导下，雅典旧有的贵族政体被民主制取代了。由于自由民可以参与政治讨论并担任领导职务，人们的政治生活得到了强化。但是旧有的贵族教育体系主要建基于家庭传统，无法使人们适应民主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在宗教、语法领域以及对诗歌的细致解释方面，还没有严格的理论训练。智者们进入这一文化真空，他们在教育上的实践兴趣满足了这个迫切的需要。他们成为广受欢迎的讲师，是新式教育的主要提供者。使他们特别受人追捧的首先是他们自称能教授修辞术——即令人信服地演说。在民主的雅典，说服力对任何一个想要爬到领导层的人都是政治上所必需的。智者派就正好拥有满足这一需要的技能。

智者派的声誉最初是很好的。他们为训练人们清晰有力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而做了大量工作。不具备演说技能的人们既不能有效地表述自己的思想，也不能发现对手在论证中的错误，在公共集会上让他们互相争论就会把局面弄得一塌糊涂。但是修辞术有些像一把刀，既可以为善，也可作恶。一方面，那些拥有说服力的人可以用这种力量影响听众的心理，使他们采纳一个好的想法。但另一方面，有说服力的演说者可以使那些对他们有特殊好处却在道德上成问题的思想被广为接受。修辞术的运用从令人赞许变为令人遗憾，这其中智者派所固有的怀疑主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没有多久，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使他们受到了怀疑。没有人能够由于他们训练律师们为讼案的每一方作辩护——一种被称作“背反论”( antilogic )的技术而批评他们，因为被告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与原告控告他的陈词一样富有技巧的辩护。只要他们把说服的技术与对真理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人们对智者派就不会有什么非议。但是由于他们把真理看作一种相对的东西，最终他们受到了人们的指责，说他们教青年公民如何把无效的论据说成好像有效，如何把不正义的事情说成好像公平合理。此外，他们有这样的名声，把年轻人从好端端的家庭带走，引导他们去从事要摧毁传统宗教与伦理观点的批判性分析。这样一来，他们使年轻人对传统再无好感，而倒向一种玩世不恭的利己主义。令他们的名声更为狼藉的是，他们的形象已经不同于早期哲学家那种不带任何经济考虑而从事哲学的不偏不倚的思想家形象。智者派为他们的教学索取费用，而且刻意找那些付得起学费的有钱人来教。苏格拉底曾在智者门下学习，可是因为穷，他只上得起他们提供的“短期课程”。这种收费教学的行为使得柏拉图将他们讥为“销售灵魂食品的商人”。

普罗泰戈拉

在来到雅典的诸多智者当中，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 490 年－公元前 420 年）是年纪最长的，在许多方面他也是最有影响的。他因下面的这一陈述而广为人知：“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就是说，每个个人是他或她作出的所有判断的最终标准。这意味着我可能获得的任何关于事物的知识都受到我作为人的能力的限制。普罗泰戈拉不考虑任何神学的探讨，他说：“关于神，我既不能认识到他们是否存在，也不能认识到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阻碍我的认识的因素有很多：主题的晦涩，人生的短暂。”普罗泰戈拉说，知识受到我们各种知觉的限制，这些知觉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两个人观察同一个对象，他们的感觉会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人相对于这个对象的位置不一样。与此相似，同一阵风吹向两个人，一个人会觉得凉，一个人则会觉得暖。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方式回答这阵风是不是凉的。事实上，它的确对一个人是凉的，对另一个人是暖的。因而，说一个人是所有事物的尺度，就是说我们的知识被自己的知觉所限制。如果在我们内部的某个东西使我们以与别人不同的方式知觉事物，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标准来检验是不是某个人的知觉是对的而另一个人的是错的。普罗泰戈拉认为，我们通过自己各种各样的感官知觉到的对象，必定具有不同的人各自知觉到的属于它们的所有属性。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不可能发现一个事物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一个事物有多少感知它的人就有多少特性。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区分一个事物的表象和它的实在。基于这一知识理论，我们不可能获得任何绝对的科学知识，因为不同的观察者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差异，这使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观察各不相同。因此，普罗泰戈拉总结道，知识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相对的。

当普罗泰戈拉谈到伦理学时，他认为道德判断也是相对的。他乐意承认法律观念反映了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中的、想在所有人中建立道德秩序的普遍愿望。但是，他拒绝承认存在着任何适合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统一的、所有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的自然法则。他区分了自然和习俗，他说法律和道德规范不是基于自然，而是基于习俗。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没有什么方法来断定这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对错。但是普罗泰戈拉没有将这一道德相对主义推到极端，他并不认为每个个人都能够仅凭自己就断定对他或她而言什么是道德。相反，他持下种保守的观点，认为城邦制定法律，而每个人应该接受它们，因为这些法律是能够制定出的最好的法律。其他的社群或许有不同的法律，这个城邦里的个人或许想到不向的法律，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并不是说它们就是更好的法律：它们只不过是不同的法律而已。因此，为了社会和平有序，人们应当尊重和支持自己的传统精心发展出的习俗、法律和道德规范。在宗教问题上，普罗泰戈拉持类似的观点：我们不能确定地知道诸神的存在及其本质，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神的崇拜。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有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他保守的结论，即应该教育年轻人接受和支持自己的社会的传统，这不是因为此传统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使一个稳定的社会成为可能。尽管如此，毫无疑问，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严重地打击了人们对有可能发现真知的信心。他的怀疑主义招致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严厉批评。

高尔吉亚

高尔吉亚（公元前 5 世纪后期）于公元前 427 年作为使节从他的母邦林地尼来到雅典。他所持有的真理观如此极端，以至最终他放弃了哲学，转向了修辞术的实践与教学。他的极端观点不同于普罗泰戈拉的观点，因为普罗泰戈拉说，相对于不同的观众，一切都是真的；而高尔吉亚则拒绝承认任何真理的存在。高尔吉亚极其繁琐地运用埃利亚哲学家巴门尼德和芝诺所使用的推理类型，提出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观点：( 1 )无物存在；( 2 )如果有某物存在它也无法被认识；( 3 )即便它可以被认识，也不能被传达。以第三个观点为例，他论证说，我们用语言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只是符号或标记，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事物是绝不相同的。因此，知识就不能被传达。通过这种推理，高尔吉亚认为，他能够证明上述的所有观点，至少他的推理与和他意见相左者的推理一样严密。他确信不存在任何可靠的知识，当然也不存在任何真理。

高尔吉亚放弃哲学之后转向了修辞学，他试图将之作为说服的技艺加以完善。在修辞学和说服术的这种结合中，传统认为他运用心理学和暗示的力量发展了欺骗术。先前他已经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真理，所以他也就很愿意把这种说服的技艺用于他所选择的无论什么实用目的上了。

色拉叙马霍斯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 Republic )中色拉叙马霍斯被刻画为智者，他断言不正义比正义的生活更可取。他并不把不正义看作性格的缺陷。相反，色拉叙马霍斯将不正义的人看作在性格和智力上更优越的人。他说，事实上，不正义不只是在小偷这种可怜的水平上令人“获利”（虽然在这里也会有利可图），而且尤其对那些将不正义推行到登峰造极之境的人有利，并使他们成为城邦或国家的首领。只有傻子才追求正义，正义只能导致软弱。色拉叙马霍斯主张，人们应该以一种事实上是毫无顾忌地自作主张的方式去肆意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他将正义看作较强者的利，益他相信“有力即有理”( might is right )。他说法律是由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这些法律规定了什么是正确的。所有的国家都一样，“正当”的观念意味着同一个东西，因为“正当”仅仅是以权力建立起来的，反映了把持权力的集团的利益。所以，色拉叙马霍斯说：“合理的结论就是‘正当’的东西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更强大的集团的利益。”

这里有一个从道德到权力的还原。这是智者派的怀疑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怀疑主义使得他们对真理和伦理抱有相对主义的态度。而揭示智者派的逻辑矛盾，重建某种真理概念，为道德判断建立某种牢固的基础，这些就是苏格拉底主要考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