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　杜　威

杜威的生平

威廉·詹姆斯生动的写作风格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杜威才是最有影响的实用主义者。在 92 岁去世之前，杜威已经使哲学得到重建，并影响了美国的很多制度，特别是学校制度和某些政治事务。他的影响超越了美国的国界，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他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杜威 1859 年出生于佛蒙特州的柏林顿镇，并在佛蒙特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上学。1884 年，他从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在之后的 10 年，除了有一年在明尼苏达大学以外，他都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再之后的 10 年，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其间，由于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而名声鹊起。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儿童实验学校的负责人，他就营造一种更为宽松而有创造性的学习环境进行了实验。他抛开了传统形式的学习方法——即听课和做笔记——而鼓励学生直接参与教学方案的制订。从 1904 年到 1929 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甚至在 1929 年退休以后，他还写了大量的著作。他的研究兴趣很广泛，其著作涵盖了逻辑、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等领域。但是，由于他对实用主义的阐发主要是在社会的而不是个人性的领域，所以，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与教育、民主、伦理学、宗教以及艺术有关的。

旁观者与经验

杜威与以前哲学的主要分歧在于后者混淆了知识的真正性质和功能。他说，大体而言经验主义者认为思想所指的东西是自然界里的固定事物——也就是说，每一个观念在现实中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东西。这就好像认知的过程就是我们在观看某个事物时是在对假定发生的事情加以模拟一样。因此，要看到某物就必须对它有一个观念。他把这种观点称为“旁观者的知识论”。但是，理性主义认为，真实的情形与此相反，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观念时，这就保证了我们思想的对象是存在于现实中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把心灵看作是思考自然界中的固定的和确定的东西的工具。自然界是一个东西，心灵是另一个东西，而认知就像旁观者所做的事情那样，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观看外在事物的过程。

杜威认为，这种关于知识的理论过于静态也过于机械。杜威受达尔文的理论的影响，把人看成是生物机体。这样，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才能得到最充分的理解。尽管杜威放弃了他早期的黑格尔倾向，他仍然相信人类处于辩证过程之中，特别是处于物质或自然环境的冲突中。所以，杜威的最高概念就是经验，他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把作为能动的生物体的人和他们周围多变的环境联系起来。如果我和我的环境都是动态的，那么，很明显，简单的旁观者的知识论就不能说明问题。我的心灵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知识也不是一系列静止不变的概念。人的智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与环境打交道的能力。思维不是私下里从事的个人行为，也不是与实践问题隔绝的。相反，思维或者积极的智力，是在“问题情景”中产生的；思维和行动是密切相关的。

杜威说，所有的思维过程都有两个方面，也就是，“从开始的迷惘、不安、混乱的状态到结束时的清楚、统一、确定的状态”。他把他的理论称为工具主义，强调思维永远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把思想和行动割裂开来，然而，工具主义认为，反思的思想总是参与到对现实状态的变革之中。我的思想不仅仅认识个别的事物，而且调节作为有机体的我与我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我的心灵关注着一系列与我的欲望、怀疑、危险有关的事物。认识很可能是由“认知行为”——一种心灵中的活动——构成的，但是，对于认识的全面描述必须包括产生问题的环境根源或引起认知行为的情景。工具主义在这一点上不同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所以，思维并不是对“真理”的探求——仿佛“真理”是事物的一种静态的永恒的性质似的。毋宁说，思想是试图调节人们和他们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行为。杜威说，对一种哲学的价值的最好检验，是问这样的问题：“它是否达到了这样的结果，当把它应用于普通生活经验和生活里的困境中时，使得它们对我们来说变得更显著、更明了，从而使得我们在处理它们时更有成效？”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工具主义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理论。

习惯、智力和学习

杜威是围绕着一种关于人性的特殊观点来建立他的工具主义理论的。尽管他相信，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但他还是认为，我们具有某些本能。他的观点是，这些本能不是固定不变的遗传特征，而是“极富弹性的”，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它们会起不同的作用。他说，“每种冲动，由于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生成任何一种气质”。例如，害怕既可变成怯懦，也可以变成对尊长的敬重，还可以成为接受迷信的原因。一种冲动究竞产生什么结果，这要看这种冲动与环境所提供给它的条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也要看这种冲动与其他的冲动是如何结合起来的。所以杜威反对采用简单机械的“刺激–反应”模式来说明人的行为。即使一个冲动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也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性，而不过是习惯导致的结果。但是，习惯仅仅是对于冲动引起的刺激的反应方式之一，而人的那些自然冲动并不必然联系于任何一种特定的反应。他说，所有的反应方式都是通过人性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习得的。因此，习惯并不代表固定的人的行为方式。我们甚至可以根据习惯是否有助于改善生活，是否在大体上有助于个人成功地适应环境，来检验习惯是否有用。

或许在杜威的分析里最重要的内涵是关系到社会和人的“恶”的本性的。恶不是人性中某些永恒本能或冲动所产生的不可更改的结果。相反，恶是一种文化形成与支配人们的冲动的特殊方式的结果。按照这种观点，恶是“已经形成的习惯的惰性”的产物。智力本身是我们调节我们与环境关系的一种习惯。因此，习惯不仅包括对某些刺激源的反应方式，而且包括对环境的思考方式。由于所有的习惯都只是人为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必然的行为方式，所以，克服个人和社会的恶的途径就在于改变一个社会的各种习惯——社会的反应习惯和思维习惯。

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教育。如果说我们是习惯的动物，那么教育就提供了发展最有用、最具创造性的习惯的条件。杜威很遗憾地指出，过去所取得的进步只是在大灾难或社会大动荡把顽固积习的魔力打破以后才发生的。他倾向于一种更有控制的变革方式，而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所提供的控制力能比知识所提供的更大。所以，社会的变化，不应通过革命，而应通过教育来精心改变我们的习惯而达到。他坚信，“持续而渐进地改善经济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方法，在于利用教育年轻人的机会来修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欲望模式”。教育的精神应该是实验性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所以，尝试不同的方法来成功地解决问题比追求干净利落的理论公式更重要。

杜威的工具主义是受科学的前提支配的。像科学一样，教育应该认识到行动和思想——实验与反思——之间的密切关系。获得知识是一个不断的过程。这一过程努力地在实验和思想的背景中提出理论。但是，如果教育是改良社会的关键，而实验是发现解决问题的工具性手段的最佳途径，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涉及目的。改良设定了一种价值尺度，而方法则是用来实现目的的。社会是如何发现它的目的或价值基础的呢？杜威特别考察了把事实和价值、科学与道德联系起来的棘手问题，并在考察过程中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理论。

事实世界里的价值

杜威的价值理论仍然遵循了他关于知识的总体理论。我们发现价值就像我们发现事实一样，都是通过经验。价值并不是作为只等理论头脑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存在着的。每一个人都遇到过在两个或更多个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价值的问题就是起源于这种必须作出选择的经验。我们最常作出的选择，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对方法进行选择。一旦目的清楚了，我们就能够以科学的严格性来寻找方法。杜威认为，能最成功地达到目的的行为毫无疑问就是最有“价值”的行为。举例来说，我的房顶漏水。这立即就产生了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堵住漏水是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则是手段。我很快就意识到漏水的房顶是需要采取行动的。在我开始行动之前，我尽力依据以往的经验和实验，找出各种可能。在杜威看来，要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无须求助于详密的价值理论。因此，他反对任何基于所谓“事物本质”或超验的永恒真理的价值理论。杜威说：“结构的不可渗透性和固定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价值的探寻要依靠科学的方法论，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明智地选出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

由于智力是在任何问题和解决方法之间架起桥梁的力量，杜威认为，同样一种实验性的和工具性的处理方式可以成功地解决个人和社会的命运的问题。对于和道德、社会政策、政治、经济有关的价值理论，这种方法都是适用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乐观态度是因为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如果我们问杜威，要是没有了传统的道德和宗教标准，我们到哪里寻找价值，他会回答说，大体说来应该“从自然科学的发现里去找”。在杜威的理论和功利主义之间有一种相似性，它们都认为正确的行为是能够给社会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然而，杜威试图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理论。我们的道德选择是从确定我们在事实上需要什么开始的，比如，修好的房顶或经过改革的学校制度。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智力来考察这些需要或愿望，进而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发明一种简明的公式来确定任何一种给定的行为会有怎样的结果，什么又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最佳方法。生活是如此变动不居，行动的环境又是如此多种多样，这些都使我们不可能列出一套规则来。最好的价值就是产生了相对于我们想达到的目标来说令人满意的结果的价值。我们正是通过经验才能发现生活和行为所朝向的目的。在杜威看来，每一代人都应该在民主的条件下建立他们自己的目的。民主本身就代表了杜威对人的智力的信念。他相信，除了“共同合作的经验”之外，没有任何来源可以提供知识、智慧或集体行动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