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　理性思想的结构

康德说：“人类知识有着两个来源，它们或许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它们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给予我们；通过后者，它们被思想。”因此，知识就是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共同作用的事情。但是，虽然我可以将作为一个认知者的我自己和认知对象区分开来，我却永远也不能知道事物自身是怎样的，因为当我认知它的时候，我仅仅是按照我有着特定结构的心灵允许的那样认知它。如果有色眼镜永远戴在我的眼睛上，我将永远透过那种颜色去看事物，永远无法摆脱那些镜片给我的视觉施加的限制。同样，我的心灵总是将思想的特定方式带给事物，而这总是会影响我对它们的理解。心灵将什么带给了那给定的、未经加工的经验材料呢？

思想范畴和直观形式

心灵独特的活动是综合并统一我们的经验。它完成这个统一首先是给各种各样处于“感性杂多”中的经验加上特定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我们不可避免地将事物知觉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但是空间和时间不是由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推导出来的观念，它们也不是概念。空间和时间是在直观中直接遭遇到的，同时它们又是先天的，打个比方，它们就像透镜，我们总是透过它们才看到经验对象的。

除了专门和感知事物的方式发生关系的空间和时间外，还有一些思想范畴，它们更加专门地处理心灵统一或综合我们经验的方式。心灵通过在我们从事于解释感性世界的活动时作出各种各样的判断来完成这一统一活动。我们凭借某些固定的概念形式如“量”“质”“关系”和“模态”等而对我们各种各样的经验或者说“经验杂多”作出判断。当我们断言“量”的时候，我们在头脑中想的是一或者多；当我们作出一个质的判断时，我们作出的是一个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陈述；当我们作出一个关系判断时，我们所考虑的一方面是原因和结果，另外一方面是主词和谓词的关系；而当我们作出一个模态判断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所考虑的是某些事物或者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思想的方式就是构成综合的行为，通过这些行为心灵从感性印象的杂多中建立了一个一致的单一世界。

自我和经验的统一

是什么使我们对周围世界有一个统一的把握成为可能？在分析我们的心灵活动方式的基础上，康德回答说，是心灵把给予我们感官的未经加工整理的材料转变为一个一贯的相互联系的要素集合。这使得康德说，我们经验的统一必定暗示了自我的统一，因为除非在心灵的诸活动之间存在着一个统一，否则不可能有经验知识。要想拥有这样的知识，就需要处于不同次序中的感性、想象、记忆及直观综合的能力。因此，必定是同一个自我感知一个对象，记住它的特性，并加之以空间和时间形式以及因果范畴。所有这些活动必定发生在某个单一的主体中。否则就不存在知识，因为如果一个主体只拥有感性，另外一个只拥有记忆……像这样的话，感性杂多就不可能被统一。

完成这个统一活动的单一主体在哪里？它又是什么呢？康德称之为“统觉的先验统一”——我们称之为“自我”。他使用“先验的”这一术语是指，即使这样一个统一或自我通过我们实际的经验得到了暗示，我们也不能够直接地经验到它。于是，这个自我的观念就是我们拥有的关于统一的自然界的知识的一个先天的必要条件。在统一经验的所有要素这个活动中，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统一，这样我们对于一个统一的经验世界的意识和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就同时发生了。然而，我们的自我意识也受到了影响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觉的同一机能的影响。我将同样的一套构件带到了关于自我的知识中，因此，我用同样的“透镜”来看作为知识对象的自我。正如我不知道事物离开了感知形式会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这个“统觉的先验统一”的本质，而只能说我意识到我拥有对经验领域的统一性的知识。我所能确信的是，任何经验知识都暗示着一个统一的自我。

现象实在和本体实在

康德批判哲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他坚持认为人类知识永远被限制在它自己的范围内。这一限制有两种形式。首先，知识被限制于经验世界。其次，我们的知识被自己的知觉能力和组织经验原材料的思想方式所限制。康德毫不怀疑：向我们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最终的实在。他在现象实在（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和本体实在（纯粹理智的，即非感性的实在）之间作出区分。在我们经验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是通过我们思想的先天范畴“透镜”知觉它的。但是，当一个东西未被知觉时，它是什么样子呢？物自体是什么？很明显，我们永远也不能拥有一个非感性的知觉经验。我们所认识的所有对象都是感性的对象。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经验世界的存在不是心灵的产物。毋宁说，心灵把它的观念加于经验杂多之上，这些经验杂多源于物自体世界。这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外在于我们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实在，而我们只知道它向我们所呈现的，以及被我们整理之后的样子。一个物自体的概念并没有增加我们的知识，而只是提醒我们知识的界限。

作为调节性理念的纯粹理性的先验理念

除了本体领域这一一般概念之外，还有三个调节性理念是我们倾向于加以思考的，它们引导我们超越感性经验，但由于我们不可避免的想要统一所有经验的倾向，我们不可能对它们无动于衷。它们是自我、宇宙和上帝的理念。它们是先验的，因为在我们的经验中没有相应的对象。它们不是由直观，，而是由纯粹理性单独产生的，然而在如下的意义上它们也是被经验所激发的：我们在对我们的经验完成一个综合的尝试中思考到这些理念。康德说：“第一个（调节性的）理念是‘我’本身，它被仅仅看作思考着的本质或灵魂……尽可能地将存在于一个单一的个体中的所有规定性、所有力量，表象为源于一个单一的基础，将所有的变化都表象为属于同一个永恒存在的不同状态，将空间中的所有现象都表现为完全不同于思想活动的东西。”我们的纯粹理性以这种方式试图将我们所意识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综合成一个统一体，它通过形成自我这一理念而做到这一点。与此类似，纯粹理性通过形成世界理念，试图产生经验中的诸多事件的一个综合。这样，

纯粹思辨理性的第二个调节性理念是一般的世界理念……诸条件序列的绝对整体……一个在理性的经验运用中永远也不能被完全认识的理念，但是它作为一个规定了我们在处理这样的序列时应该如何继续进行的规则而起作用……宇宙论的理念不是别的，它仅仅是调节性的原则，它远远不是……这种序列的一个实际的整体。……纯粹理性的第三个理念包含着一个对作为宇宙中所有序列唯一充足的原因的存在者的相应假定，这就是上帝理念。我们没有任何根据绝对地假定这个理念的对象……很明显，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理念就像所有的思辨理念一样，只是阐明了理性的要求，世界中的所有联系都是根据这些综合统一的原则而得到考察的——似乎所有这些联系都源于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存在者，它就是最高的充足的原因。

康德对这些调节性理念的运用就是他调和独断的理性主义和怀疑的经验主义的例子。康德同意经验主义者们的如下看法，我们不能拥有关于超越经验实在的知识。自我、宇宙和上帝的理念不能够给予我们任何关于相应于这些理念的实在的理论知识。这些理念的功能仅仅是调节性的。作为调节性的理念，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处理形而上学中一直不断重现的那个问题的合理方式。在这一限度内，康德承认理性主义主题的有效性。但是，他对人类理性范围的批判分析使他发现，以前的理性主义者错误地将先验理念当作有关现实存在的观念来进行处理。康德强调：“在作为一个对象而绝对地给予我的理性的东西与仅仅作为观念中的对象而给予我的理性的东西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概念被用来规定（超验的）对象；在后一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图式，它不对应于任何直接被给予的哪怕是假定的对象，甚至一个假定的对象，它只是使我们能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它们与这个理念的关系而将其他对象在其系统统一中呈现给我们自己。于是我说，最高理智的概念仅仅是一个（先验的）理念。”

二律背反和理性的限度

因为调节性的理念没有指向任何我们能对之拥有知识的客观实在，所以我们必须将这些理念看作纯粹理性的产物。因而我们不能够将时间、空间或因果范畴这些先天形式运用于这些理念，因为它们只能被运用于感性经验的杂多。科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心灵结构，都会时时处处以同样的方式来整理感性经验事物。就是说，我们都同样地将相同的知性整理能力加于被给予的感性经验之上。但是并不存在形而上学的科学，因为当我们考虑自我、宇宙和上帝理念时，并没有当我们考虑“两点之间最短距离”时那样的被给予之物。在形而上学中被给予的是想要完成对经验中各种极为不同的事件的综合的一种被感到需要，要不断将这些各种各样的事件综合于一个更高的水平，不断发现现象领域的一个更普遍的解释。

对康德而言，先天的或理论的科学知识与思辨的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这就是我们能够拥有关于现象的科学知识，但是不能够拥有关于本体领域的科学知识，或者说，我们不能够拥有关于超验领域的知识。康德认为，我们想要完成一个形而上学的“科学”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试图讨论自我、宇宙或者上帝，仿佛它们是经验对象一样，但是心灵对这一点的绝对无能为力通过我们所陷入的康德所谓“二律背反”表现了出来。这四个二律背反向我们表明，当我们超越了经验探讨世界的本质时，我们可以用同等有力的论证来证明不同命题的两个相反方面，具体来说，即：( 1 )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或者它是无限的；( 2 )每一个复合的实体都是由单纯的部分构成的，或者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复合的东西是由单纯的东西构成的；( 3 )除了根据自然律的因果性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因果性即自由，或者不存在自由，因为世界中每一个事物都只是根据自然规律而发生的；( 4 )存在着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作为世界之部分或作为它的原因，或者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

这些二律背反反映了由独断论的形而上学产生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发生仅仅是因为它们基于“无意义”的东西——就是说，它们想要对一个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拥有感性经验的实在进行描述。但是康德相信这些二律背反也有积极的价值。尤其是它们为下面的说法提供了一个额外证明：时空世界只是现象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由是一个无矛盾的一贯的理念。这是因为如果世界是一个物自体，那么它在广延和可分性上就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无限的。但是二律背反指出，对于这两个命题的对错没有任何演证的证据。在这个意义上，因为世界仅仅是现象的，所以我们就有理由对道德自由和人类责任加以肯定。

作为调节性的理念，自我、世界和上帝的理念有一个合法的功能，它们帮助我们综合自己的经验。而谈论一个本体的领域或者物自体的领域，也是对某些被给予的经验和我们思想的倾向作出的反应。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一个人：作为一个现象的人和作为一个本体的人。作为一个现象的人，他可以被作为一个处在时空以及因果背景之中的存在者来进行科学的研究。同时，我们道德责任的经验也暗示了，一个人的本体本质——他超越于我们对他的感性知觉之外的样子——的特点是自由。在这一情况下，自由概念如同自我或上帝概念，是一个调节性的理念。对于人是自由的或上帝是存在的，永远也不会有任何演证的证据，因为这些理念让我们去超越我们的感性经验，在那里心灵的诸范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进行加工。

上帝存在的证明

有了这个对人类理性能力和范围的批判性评价，康德不可避免地要拒斥对于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即本体论的、宇宙论的和目的论的证明。他反对本体论的证明的论证是，它只是在操弄语词。这一证明的本质就是断言，既然我们拥有最完善的存在的观念，那么，如果否认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存在就会导致矛盾。这种否认之所以会是矛盾的，是因为一个完善的存在者的概念必定包含着“存在”这一谓词。也就是说，一个不存在的存在者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完善的存在者。但是康德论证说，这一推理的过程“源于判断而不是源于事物和它们的存在”，上帝观念仅仅是通过把“存在”包括在一个完善的存在者的概念中的这个方式而简单地形成的概念，由此它断言上帝概念具有存在这一谓词。这一论证丝毫没有表明为什么我们必然拥有上帝这个主词。如果一个完善的存在者的确存在，而我们拒斥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全能，那会导致矛盾。但是，我们通过同意一个最高的存在者的全能而避免这一矛盾，其自身并没有表明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存在。此外，否认上帝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否认一个谓词，而是抛弃这一主词从而也抛弃所有伴随它的谓词，“如果我们同样地取消主词和谓词，就没有什么矛盾了；因为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之相矛盾了。”因此，康德概括说：“笛卡尔派（本体论的）对最高存在者存在的著名论证所作的艰辛劳作都是徒劳的。一个人希望通过单纯理念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就如同一个商人希望通过在自己的账本上添加一些零来增加自己的财富一样不可能。”

本体论的证明从一个（完善的存在者的）观念开始，而宇宙论的证明则“以经验为立足点”。因为它说，“我存在，因此一个绝对的必然存在者存在”，这是基于如下设定：如果任何东西存在的话，那么一个绝对的存在者也必然存在。根据康德的看法，这一论证的错误在于，虽然它是从经验开始的，但是很快它就超越了经验。在感性经验的领域，为每个事件推导出一个原因是合法的，但是，“因果性的原则除在可感世界中外，其应用都是没有意义、没有标准的”。这里是康德批判方法的一个直接运用，因为他论证说，我们不能够运用心灵的先天范畴来尝试描述超越感性经验的实在。因而宇宙论的证明并不能成功地将我们导向一个所有事物的第一原因，我们从自己对事物的经验中能够得出的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调节性的上帝理念。事实上是否真有这样一个存在者、一个所有偶然事物的根据，这引起了和通过本体论的证明所引起的同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跨越我们的一个完善存在者的观念和它存在的演证的证据之间的鸿沟。

同样，目的论的证明从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东西开始，因为它说：“在世界中我们到处都可以发现根据一个确定的目的而安排的迹象……如果不同的事物没有被一个与潜在的理念相符合的安排的理性原则所选择和设计，它们自身不可能以如此多样的方式协同运作，从而实现确定的最终目的。”康德对于这一论证的回答是，我们对宇宙中秩序的经验很有可能暗示了一个安排者，但是世界中的秩序并没有证明世界的物质材料没有这个安排者就不存在。这一论证从设计能证明的最多只是“一个总是被自己劳作的物质材料绊手绊脚的建筑师，而不是一个让所有事物都服从于他的观念的创世者”。要证明一个创造者的存在，这会把我们引回宇宙论的证明及其因果性观念。但是既然我们不能够将因果性范畴作超越经验事物的运用，我们就只剩下了一个第一原因或者创造者的观念，这就将我们带回到本体论的证明，但它是无效的。所以康德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够使用先验观念或理论原则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它们不能运用于超越感性经验的领域。

然而，康德对“诸论证＂批判性评论的结果必然是，我们不能够证明上帝存在，同样也不能够证明上帝不存在。仅仅通过纯粹理性，我们既不能够证明，也不能够否证上帝的存在。因此如果上帝的存在不能够被理论理性有效处理，那么理性的某些其他方面就必定会被认为是上帝理念的源泉。这样，上帝的理念在康德的哲学中就还是有其重要性的，其他的调节性理念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