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观点代表了 19 世纪哲学为回应早先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所采取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唯心主义的方向。按照康德和他的德国同仁们的看法，传统理性主义忽视了感性印象形成我们观念的内容这一明显事实。可是，传统的经验主义者也忽视了塑造我们的经验的我们固有的精神结构。于是，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者们强调心灵在组织经验时所起的核心作用；这种作用事实上是如此具有核心性，以至于唯心主义者们认为心灵既是我们的感性经验的来源，也是这些经验的塑造者。然而，19 世纪还有另外一种不取唯心主义路线的哲学思路。有些哲学家相信，经验主义者的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而哲学的任务是要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进行提炼。在大不列颠就有两位这样的领军人物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1748－1832 )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边沁和密尔两人都不承认理性直观在我们探索知识的过程中的作用，相反，他们使整理和评价感性经验的技术精致化了。他们在这一点上最值得铭记的贡献是在伦理学领域，特别是功利主义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道德的行为就是为最大多数人产生最大的善的行为。在法国，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 )作出了类似的努力来对经验主义进行提炼，并建立了名为实证主义的哲学路径。按照实证主义，我们应当拒斥任何不是建立在直接观察之上的研究。

边沁和密尔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戏剧性地影响了西方哲学的方向。很少有一种思维方式像他们的功利主义理论那样如此完全地吸引了好几代人的想象力。吸引人们的是这种理论的简单性和对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相信的东西——即每个人都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证明方式。从这一简单的事实出发，边沁和密尔论证说，道德的善包含为最大多数人实现最大量的快乐——以及减少最大量的痛苦的意思。

对道德善的这样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明不仅因其简单性而可取，而且在边沁和密尔看来还具有科学的精密性这一优点。以往的伦理学理论或是以上帝的诫命，或是以理性的命令，或是以实现人性的目的，或是以服从定言命令的义务，来理解道德的善。这一切引起了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些诫命、命令、目的和绝对命令包含着些什么东西？然而，功利的原则却是用每个人都知道的标准即快乐来衡量每个行为。为了绕开神学的道德教诲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理论以及新近的康德的规范伦理学，边沁和密尔沿着他们自己的同胞英国经验主义者的哲学足迹前进。

霍布斯已经想要构建一种人性的科学，并且背离了传统的道德思想，转而强调人对自己的快乐的自利性考虑。休谟也摒弃了传统的哲学和神学的纠缠不清的麻烦，而围绕个人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否定人除了能认识普遍的物理规律之外还能够对普遍的道德律有任何认识。在休谟看来，整个伦理学都与我们对同情和愉快的体验能力有关，这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一种能力，我们用它来“拨动一根所有人都与之共呜的弦”。因此，边沁和密尔在道德哲学中并没有什么创新，因为他们的先驱者们已经以一般的形式阐明了功利主义的原则。使边沁和密尔成为最著名的功利主义者的是，他们在把功利原则和他们时代的许多问题联系起来这方面，比其他人做得更有成效。为此目的他们为 19 世纪的英国提供了不仅是道德思想上而且也是实践变革上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