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孔　德

孔德的生平和时代

虽然奥古斯特·孔德被称为实证哲学的创立者，但他并没有发现这一理论，因为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实证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一般特质”。孔德求学的时代和地区的特色就是思想混乱和社会不稳定。1798 年他生于蒙特佩里，曾就读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有些年为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当秘书。他在 20 岁出头时出版了一套丛书，其中最有名的是他的《实证的政治学体系》(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1824 )。结果这本书成了他的一部更大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 Course in Positive Philosophy )的一个初期大纲，后一著作以多卷本写成于 1830－1842 年之间，他承认他的早期思想和后期思想迥然不同，声称自己在早期是亚里士多德——就是说，更加理性化——而在后期则是圣保罗——就是说，更加情感化。他后期的一些观点是有些异乎寻常的，甚至招致了嘲笑。他指责大学里的学者极度狭隘的专业化，因为他们拒绝给他提供科学史的教职。他靠着同为实证主义者的朋友们的捐助维持生计，在巴黎一所小房子里继续他的工作，这所房子离索邦大学里如今竖立着他的雕像的那个地方很近。孔德的另外几本主要著作就是在这种穷困的境遇中问世的：他的第二本著作《实证的政治学体系》( 1851－1854 )、《实证主义手册》( Catechism of Positive Religion，1852 )和《主观的综合》( Subjective Synthesis，1856 )。在他能够完成他计划中的关于伦理学、实证的工业组织的学说的系列丛书以及其他一些哲学著作之前，他于 1857 年逝世，终年 59 岁。

孔德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的整体性的改组。但他确信这个实践性的目标首先要求重建或至少是改革当时的思想界的倾向。按他对当时情况的看法，自从伽利略和牛顿的发现以来就一直在展开的科学革命并没有被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思想领域充分吸收。法兰西的科学成就——包括安培和菲涅尔在物理学中、谢弗勒尔和杜马在化学中、马让迪在生理学中以及拉马克、圣提雷尔和居维叶在生物学和动物学中的成果——已经出类拔萃。令人对他们的成果肃然起敬的是，他们的发现能够用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问题。这导致了医学和外科学中的新方法，并且使新的工业技术和运输工具成为可能。科学从自己的惊人成就中获得了权威感，因而向其他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一系列相关问题现在表现得更为尖锐了。这些问题包括科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形而上学的价值问题，以及发现客观的道德标准的可能性问题。

同样在这个时代里，法国哲学的状况既受到内部政治事件的影响，也受到外部思想体系的影响。主要的内部事件就是法国革命，无论对于圣西门还是对于孔德来说它都是社会无政府状态的一个鲜活榜样。由于法国革命，法国思想家们信奉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理论。有些理论是强烈反对革命的，坚持认为革命引起权力的争夺，其结果是破坏政府和教会的合法权利和权威。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摧毁家庭和私有财产制度。另一些理论家认为社会以被统治者在社会契约中所表达的一致同意为基础。除了这些内部的思想分歧之外，还有逐步从其他国家引入的各种哲学。它们不仅涉及社会哲学，而且也探讨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激起了一种生机勃勃的争鸣气氛。法国人现在阅读的是如此各不相同的作家，如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斯特劳斯、费尔巴哈和歌德。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新形而上学体系的提倡者们都榜上有名，关于人性、绝对和进步的庞大理论也纷纷登场。

为了克服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孔德试图通过建立一种社会科学即实证主义来改革社会和哲学。孔德的问题是，当神学的信仰不再被作为政治权威的支柱来接受时，如何能够保持社会的统一。孔德相信，在信仰不再被共同坚守，思想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时，就会产生野蛮的暴力独裁。没有任何一种反对专制的通常的论据在孔德看来是令人满意的。针对那些力图恢复像革命前的那种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平衡的人，孔德反驳道：使历史进程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针对那些民主方式的提倡者们，孔德说，他们的平等和自然权利——尤其是人民主权——的概念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和独断。他宣称，只有实证主义的方法能够保证社会的统一。因此，他的重组社会的任务要求他首先发起一场思想变革，而这又导致他去制定他的经典实证主义理论。

实证主义的定义

实证主义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成分。在消极方面，它拒绝假定自然有什么终极目的，并且放弃任何揭示事物的“本质”或隐秘原因的企图。在积极方面，它试图这样来研究事实，即观察事物之间的恒常联系，并把科学规律仅仅当作各种不同现象中的恒常联系的法则而确立起来。牛顿就是以这种精神描述了物理现象，而没有超出有用的界限去问有关事物的本质的问题。在他之前，伽利略已经在对行星的运动和关系的理解上跨出了一大步，而并没有去追究它们的物理构成。傅立叶发现了热传导的数学法则而没有作任何涉及热的本质的理论假设。生物学家居维叶制定了关于有生命之物的结构的一些法则，而没有就生命的本性提出任何假说。这种探索和调查精神的一个结论就是，从科学中引出知识这一设想也可以被用在社会领域。这就是实证主义的最诱人之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保证要提供一种有效的工具来处理医学所关心的身体失调之类的物理实在，另一方面，它也涉及社会学所关心的社会科学。

孔德的一句明明白白的话显示了实证主义最初的那种严格性：“任何不能被最后归结为对事实的简单阐明的命题，不论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都不可能具有任何实在的或可理解的意义。”密尔以实证主义者自居，并用了许多孔德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实证主义的总观点：

我们除了关于现象的知识之外没有关于任何事物的知识，而我们关于现象的知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既不知道本质，也不知道任何事实产生的实际方式，而只知道它对其他事实以前后相继或相类似的方式发生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恒常的；就是说，在同样的情况下，总是一样的。这些把诸现象联系起来的恒常的相似性，以及把诸现象作为前件和后件而结合起来的恒常顺序，就被称为这些现象的法则。这些现象的法则就是我们有关它们所知道的一切。它们的本质，以及它们的最终原因，不论是致动因还是目的因，都是我们所不知道也不可思议的。

这就是孔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引入社会和宗教研究中来的思想态度，认为归根到底每个主体都必须采用同一方法来达到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思想和社会生活中都得到统一。的确，这种方法也有它自己的假定，其中首要的就是，在事物的本性中有一个秩序，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秩序的法则。孔德还假定，我们“把人的大脑变成反映外部秩序的一面完美的镜子”就能够克服主观性的危险。他对达成自己的目标所抱有的这种乐观态度来自他对观念史的阐释，也来自他对于各门科学的发展的研究。他相信，这些就清楚地指明了实证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确实有效性。

三阶段法则

孔德说，观念史表明思想运动很明显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代表了发现真理的一种不同的方式。第一阶段就是神学阶段，在其中人们依靠神的原因性力量来解释现象。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它以非人格的抽象力量取代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神性概念。第三阶段是实证主义的阶段，或者说科学的阶段，它只考虑现象之间的恒常联系，而放弃了超出我们经验之外的存在者来解释事物的一切尝试。他把这种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演进称为三阶段的法则。他相信这种法则在观念史、科学和政治领域中都起着作用。他认为，实际上社会的结构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哲学方向，而在哲学思想中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在政治秩序中带来一种变化。例如，在希腊神话和传统基督教中，我们都发现诸神和上帝会频频插手干预人事。这在君权神授论的政治理论中有其对应物。但这种神学的方式被形而上学所取代了，形而上学谈的是必然的存在者，并以之解释有限事物的存在。孔德说，这个必然存在者的概念是抽象的和非人格的，虽然它超越了关于某种作用于物理世界的变化莫测的存在者的观念，但它并没有克服独断论的无效性。它在政治思想中的对应物就是制定一些抽象原则——如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之类——的企图。孔德严厉地拒斥了这两个阶段的政治结构。他认为神学的阶段产生奴隶制和军事统治的国家。形而上学阶段则必然产生自由民主的设想，以及人人平等之类无根据的教条。孔德相信这些观点必须让位给清楚的科学事实，即人民是不平等的，并在社会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为了有效地处理这些关于政治秩序的问题，需要详细地设计出一门社会科学，孔德发现这门科学尚付阙如，因此他着手开始创建，并称之为社会学。

孔德的社会学概念例释了他对知识进化的描述。因为在他的理论中，思想的运动通常是从普遍性的减少到复杂性的增加，并且从抽象到具体的。他特别在五种主要的科学上注意到了这一点。数学是最先出现的；然后依次出现的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在这一次序中他看出了从普遍性和简单性到复杂性和具体性的运动。具体说来，数学处理的是一种普遍的量。天文学在量上增加了质量和力的要素和某种吸引的原则。物理学在处理重力、光和热时，对力的各种类型作出了区分。化学对各种物质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然后生物学又在物质秩序上增加了有机的和动物的生命结构。第六种科学——社会学——则处理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并且它本身也是前一科学阶段的必然结果。孔德生动地描述了数学和天文学是如何很早就在古代世界中产生的，而物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产生则要等到 17 世纪的伊萨克·牛顿。然后化学开始于拉瓦锡，而生物学开始于比沙。现在轮到孔德自己来担负开创社会学这门科学的使命了。在他看来社会学是诸科学的女王、知识的顶峰，因为它利用了以往的一切资料，并把它们整合起来为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服务。

孔德的社会学和“人道教”

孔德的立场既不同于那些为社会的彻底改革而大声疾呼的革命思想家，也不同于那些规划乌托邦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方法是永远参照科学和历史的实际情况来描述事物。有两样东西特别在他的社会学理论中占着主导地位，这就是他所谓社会存在的静力学成分和动力学成分。静力学成分包括社会的某些稳定的要素，如家庭、私有财产、语言和宗教。因为这些实际上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他不提倡对之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同时，他也承认某种动力学的成分，他将之理解为进步的力量。他的“三阶段法则”理论就包含有对这种动态力量的技术的详尽阐述。进步并不要求改变任何基本的社会要素。相反，它仅仅要求懂得我们应如何以最合适的方式利用这些稳定结构。恒星和星座，当我们对它们的运动从神学的考虑进到形而上学的考虑，最终进到科学的考虑时，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社会的结构在其基本要素上也不应当有所改变。例如，家庭必须保留，而且实际上，孔德相信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然而，家庭的某些方面会有所改变，比如妇女的地位会得到提高。同样，财产的利用方式应该唤起利他主义的最高本能，而不是贪婪和嫉妒。孔德相信宗教是建立这整个系统的关键，但构成宗教的不应当是对超自然的存在者的膜拜，而应当是对人性的崇拜。所以实证主义呼吁建立一个政治组织来利用宗教的和非宗教的机构，不是让它们两者对抗，而是让它们和谐互补。

孔德经常提及中世纪，认为这个时代，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成分之间达到了最充分的相互协调。他实际上把中古社会当作他的新社会的模型。当然，他会拒绝这个阶段上的神学方面。但这一社会让他心动的是在宗教和社会之间——在思想体制和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家庭、财产和政府——所有这些要素的合理性和动力都源于一套共同持守的信仰。19 世纪的社会重组不应当是把旧的社会结构推倒重来。相反，它应当使社会的永恒要素适应新的时代。所以它应当通过重建宗教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来克服当代的无政府状态。而宗教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只能通过思想和技术的进步来重建。按孔德的看法，这个时代的无政府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由科学兴起而导致的神学权威的瓦解。他相信不可能在现代人身上重建以前那种神学统治。而启蒙运动留下的思想遗产是高扬每个人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它也不能导致任何的统一性。

只有一种新的宗教能够建立一切人之间以及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统一。孔德认为，中世纪有着社会组织的正确方式，但它却有着错误的思想方向。另一方面，现代欧洲在他看来拥有科学实证主义的正确哲学，但却没有一个适当的组织。虽然科学严重地动摇了神学的统治，但并没有完全消灭它。由此导致的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的争论也引起了理智和情感的相对地位这个特殊问题。因此，孔德的艰巨任务就是以科学的方式重新构想宗教的全部本性。他必须把这种新宗教与社会的结构结合起来，并使人的理智和情感统一起来。所以他要给每个人的行动注入一种目的性和方向感。孔德说，在着手完成这一任务时，“爱是我们的原则，秩序是我们的基础，而进步是我们的目的”。

他的这个新社会将是什么样子，这首先要看他不希望它是什么样子。虽然神学的阶段早已经过去，但由形而上学建立的新教条还在苟延残喘，而对这些教条都必须加以拒斥。为了建成新的社会，必须放弃一切旧的虚构的东西，不管是有神论的上帝还是平等和人民主权这些形而上学教条。既然心灵的作用将是反映事物真实实在的状态，则新宗教的内容就必然是从这样一种客观实在的源泉中引出来的，而在孔德看来这个源泉就是人性本身。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所有物质的、理智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资源都是从人性中引出来的。他虽然并不想保留过去的教条，但他还是建立了其新的人道教，这种人道教仿佛是天主教的一种世俗化的翻版。孔德用人性代替了上帝，他把人性称为 Grandêtre，即至上的存在者。他自封大主教( high priest )并制定了一份圣徒名录，其中大部分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也创作了一本教义问答，在其结尾处他说“人性无疑占有上帝的地位”。他还补充说，“人性不会忘记上帝的观念所临时提供的服务”。圣礼变成了“社会性的”，而且首先是洗礼，然后是 14 岁被批准事奉人性时的接受式。职业的指定或选择式是在 28 岁结婚，退休在 63 岁。对于孔德抛弃罗马天主教的一切超自然要素而建立它的一个世俗化翻版的企图，密尔感到遗憾。对于孔德自封的大主教一职，密尔说：“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气氛”笼罩着孔德的宗教，而当“别人可能会发笑时……我们却宁可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这种可悲的堕落而痛哭”。

从开始其系统思考时起，孔德就不容置疑地认为，他的实证科学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健康的哲学，它能够为真正的宗教提供基础”。然而，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他后来的著作受到了他与克罗蒂特·德·福克斯，他的“无与伦比的天使”热恋之后的感情危机的影响。他们的这段纠葛持续了两年，从 1844 年到 1846 年，直到她怆然离世，这促使他认识到感情必然在生活中有其作用。此前他强调的是理智的作用，他现在为感情的至上性辩护，宣称“感情的成分支配着我们的本性……这一真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这点上，他现在的说法是：

凡是能举出真正的宗教在道德上的优越性的例子的地方，占第一位的都是情感。理性对情感的灾难性反叛永远也不会终结，直到新的西方教士阶层能够完全满足现代理智的要求为止。但这一点一经做到，道德的要求立刻就会再次得到一个属于它的位置，因为要建构一个真正完备的综合，自然而然都要以“爱”作为唯一的普遍原则。

鉴于情感的这种至上性，实证哲学的作用就是“使情感、理性和行为达到永久的和谐，由此形成一个体系来规范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全过程”。由于爱是道德的至上原则，所以一切思想和理智的行动就必然都服从于它，由此科学家就成为了哲学家，而哲学家就成为了教士。生活中的一切就都成为了“一场持续而热烈的礼拜”，而真正人性的道德标准就是我们应当“为他人而活”。科学家将组织和统治社会，而哲学家−教士将通过组织公共礼拜和控制教育而对社会施加其影响。孔德试图这样达成一种中世纪宗教与政治权威分离的现代形式。同样，这样一来，道德将独立于政治，但依然会对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发挥建设性的影响。

公民秩序也会反映出动力学进程的力量，特别是当这一过程从以军事为基础向以工业为基础转化的时候。孔德认为历史的军事性阶段与现代国家工业的实力和组织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具体说来，它迫使人们为了生存而把本来是孤立的物质资源和人类劳动集中起来。但现在工业和纪律的这种特性必须被用来促进和平、内部秩序和文明。孔德认为，一切人所致力的主要目的必然是自然秩序的改善。科学帮助我们理解自然，使我们得以对它进行改造。我们对人性这个新上帝的崇拜并非像以往的宗教那样只是正襟危坐。相反，这是一种积极的宗教，“崇拜的对象其本性是相对的、可变的和可完善的存在者（人性）”。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崇拜来获得进步，而这种进步就是“秩序在爱的影响下的发展”。孔德强调人的努力，这一点取代了关于天命或神的指导的神学理论。他声称：“要找到能缓和我们命运的严酷性的唯一天命，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不懈的能动性。”

孔德认为人的天命主要分为四类：妇女是道德的天命，教士是理智的天命，资本家是物质的天命，而工人则是普遍的天命。他说：“人民代表着至上存在者的能动性，正如女人代表着它的同情心，而哲学家代表着它的理智一样。”对于资本家，孔德说：他们是“养料的贮存器，这些贮存器能发挥其社会效益的主要前提，就在于它们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还说，唯有道德劝说的影响力才能约束“他们那愚蠢而反乎道德的傲慢”。孔德的社会势必会要求每个人都固守在与他或她的力量最相宜的位置上，从而实现其特殊的功能。首先，知识精英必须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懂得管理一个复杂社会的技术问题。因为这个理由，孔德认为允许大众去自由地过问社会问题和政治管理，正如让他们去就化学中的某个技术问题发表他们的意见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两个领域中大众并不具有适当的知识，因此他呼吁废除“个人思想的漫无约束的自由”。

再者，人道教的成功将要求家庭的稳定以及利他主义和爱的精神。孔德不接受先前神学关于人性堕落的评断或利他主义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思想。在孔德看来，利他主义的本能是一个科学事实。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引证了颅相学的创立者弗兰茨·约瑟夫·伽尔的说法，此人认为在大脑中存在着某种乐善好施的“器官”。此外，妇女将在家庭中发挥她们的创造功能并将自发地奉献她们的“理性和想象机能于情感照料上”。在孔德看来，在实证主义的大旗上，人性的象征是一个带着自己的婴儿的年轻母亲——这是基督教和人道教的最后一个相似之处。

孔德越是为一门新宗教的创立而操心，他看起来就越是与实证主义原则背道而驰了。到头来，他似乎是在指示社会应当趋向的目的，而不是在描述历史实际上正在遵循的进程了。孔德的影响很快就在政治上更有魅力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面前相形见绌了。但他仍不失为首先有培根、霍布斯，继而又有他之前的洛克、贝克莱、休谟等经验主义者的那一系列伟大思想家中的一位有开拓性的人物。

总　结

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是 19 世纪延续了经验主义传统的两种哲学。边沁提出功利原则作为“无论赞成或反对任何行为的原则”。他反对诸如宗教道德这样的其他理论，因为最终它们至多是功利主义的伪装版本。对他而言，行为规则背后的约束力是惩罚或“约束”，它们在人们违反规则时会给人们带来痛苦。这些包括由政府施加的惩罚。边沁理论最有名的部分，现在被称作“功利计算”，是说行动的正确性可以通过考量关于该行为所带来快乐的七个因素来准确计算。这些因素是快乐的强烈性、持久性、可靠性、临近性、多产性、纯粹性、广泛性。他拒斥政府的社会契约和自然权利理论，坚持功利应当是法律和道德形成中的指导原则。法律的目标是既要避免主要的恶，比如盗窃行为，又要避免次要的恶，比如一个成功的强盗传达出盗窃很容易的信息。只有基于功利主义，惩罚才是正当的，因为功利主义提供有用的惩罚，而不是以报复为目的。他认为，有些行动应该留给私人道德，而不涉及政府监管的复杂性。他认为，政府应该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以确保他们为绝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而不是立法者的个人利益服务。

密尔遵循了边沁的功利主义，但作出了三处修正。第一，根据密尔，高级的心理快乐比低级的身体快乐更重要。心理上的那些快乐在质上更高级，但不像身体快乐，更高级的那些不能基于其产生的快乐的量在功利计算中得到评估。第二，密尔认为，我们应该主要使用功利原则来确立我们遵循的道德规则，而不去使用功利逐个评判每个行动。第三，不像边沁认为我们自动地将他人的快乐与我们自己的快乐联系到一起，密尔认为我们可能需要接受教育，才能将他人的快乐与我们自己的快乐联系起来。在政治哲学中，密尔主张，即便在一个民主国家，个人的自由也需要从“多数人的暴政”中得到保障。为此，他捍卫了自由原则，即当我们的行动伤害到他人而非我们自己时，政府可以正确地约束我们。

孔德拥护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他主张( 1 )自然中没有有待发现的隐秘目的；( 2 )我们通过观察各种现象之间的恒常关系来制定科学法则。他主张，不仅自然科学应当遵循这一理路，对社会的研究亦应如此。由此，他被认为是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奠基人。孔德主张，纵观历史，观念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人们通过援引神圣的因果力来解释事物的神学阶段；第二，宗教解释被概念的抽象力量所取代的形而上学阶段；第三，限于我们经验之中恒常关系的实证主义阶段。实证科学本身按照以下顺序逐步出现：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些一般而言不变的静态组成部分，比如家庭、私有财产、语言和宗教。但即便是它们，也具有动态的元素，它们内部经历了某种社会变革。孔德认为，中世纪对于社会组织有着正确的方法，但也有着错误的智识导向，宗教的整体本性需要根据科学来重新加以构思。这会是一个需要家庭的稳定性、利他主义精神和爱的“人道教”。

研究问题

• 用你自己的例子描述边沁功利计算中的七个因素。

讨论在边沁看来，社会契约和自然权利理论错在哪里，并说说你是否同意他的批判。

• 边沁主张，有四种不应加以惩罚的情境。讨论这四个要点并用例子来说明。

密尔说：“当一个不满足的人要胜于当一头满足的猪；宁当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当心满意足的傻瓜。”解释这段引文，并说说这如何说明了密尔关于不同的快乐之间质的区别的观点。

• 密尔的自由原则是：“不管作为个人还是集体，人类对任何人的行动自由加以干涉的唯一正当目的，就是自保。所以唯有为了防止对别人的侵害，对文明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施加违背其意愿的强力，才是正当的。”用各种政府不能限制的行动为例讨论这一原则。

密尔主张，我们一般应该用功利原则来确立我们遵循的道德规则，而不是说我们施行的每个行动都要去诉诸功利。这有时被描述为规则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之间的区别。解释密尔的观点，并说说你是否同意。

• 密尔批评康德定言命令的说法：“他（即康德）所表明的是，他们普遍采纳的后果将是没有人愿意承担的。”密尔的观点是，定言命令还原后只不过是我们不应该施行总体会导致不幸的行动的功利主义主张。讨论密尔对康德的批判，并说说你是否同意密尔的观点。

定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并讨论它是否有任何错误之处。

• 讨论孔德思想在社会中经过三个阶（段即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发展的观点，并说说你是否同意。

讨论孔德对传统宗教的批判以及他对人道教的实证主义论述。

• 林肯协会为英国伦敦四个具有律师资格授予权的法学团体之一。——译者注↩

• John Stuart Mill，旧译作“穆勒”，今改译作“密尔”。——译者注↩

• 安培( Andrè Marie, Ampère,1775－1836 )，法国物理学家，首创电磁理沦，制定了“安培定律”。——译者注↩

• 菲涅尔( Augustin Jean, Fresnel，1788－1827 )，法国物理学家。—— 译者注↩

• 谢弗勒尔( Michal Eugène, Chevreul，1786－1889 )，法国化学家。——译者注↩

• 杜马( Jean Baptiste Andrè，1800－1884 )，法国化学家。——译者注↩

• 马让迪( Francois, Maggendie，1783－1855 )，法国医生、神经病学家。——译者注↩

• 拉马克( Jean Baptiste, Lamarck，1744－1829 )，法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最早提出者。——译者注↩

• 圣提雷尔( 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1772－1844 )，法国动物学家、解剖学家。——译者注↩

• 居维叶( Baron Georges, Cuvier，1769－1832 )，法国动物学家，创立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译者注↩

• 指法国化学家傅立叶( 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 )，曾用数学方法研究热传导法则。——译者注↩

• 比沙( Marie Francois Xaver, Bichat，1771－1802 )，法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译者注↩

• “积极的”原文为 positive，与“实证的”是一个词，这里是双关语。——译者注↩

• 伽尔( 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 )，奥地利医生，颅相学的创立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