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　柏格森

柏格森的生平

亨利·柏格森 1859 年出生于巴黎。这位非凡人物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英国人。这一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杜威诞生。柏格森在学术界很快就平步青云。22 岁时他就当上了昂热公立中学哲学教授。1900 年，他被任命主持法兰西学院著名的现代哲学讲席。柏格森以他非同寻常的明晰思想和引人入胜的文风写出了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赢得了广泛的注意，也激起了很多的讨论。这些著作包括《时间与自由意志》( Time and Free Will，1889 )、《物质与记忆》( Matter and Memory，1897 )《形而上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1903 )、《创造进化论》( Creative Evolution，1907 )和《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 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1932 )。最后那三部著作尤负盛名，其中包含了他最有特色的思想。这些书的出版使柏格森享誉世界，吸引了来自许多国家的人到巴黎听他的讲座。他一直在巴黎生活到 1941 年 82 岁去世时。

绕行和进入

位于柏格森哲学的中心的是他的这样一种信念，即有“两种有深刻差异的认识事物的方式”。他说，第一种方法”意味着我们要绕着对象走”，第二种方法则意味着要“我们进入事物内部”。由第一种方法得到的知识依赖于我们观察对象时的视角。因此，这种知识是因不同的观察者而异的，所以是相对的。而且，由观察而得到的知识是用符号来表达的，但是，符号不仅可以指称这个具体对象，也可以指称一切类似的对象。但第二种知识则不然，它是绝对的。柏格森说，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了对象，从而克服了任何个别视角的局限性，把握到了对象实实在在的样子。

柏格森用几个例子来阐述这两种知识。首先是一个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他说，我对这个物体的观察将随着我的观察点的不同而变化，尤其是随着我自己的运动或静止而变化。当我试图描述这个运动时，我所做的表述将随着我所用的参照系不同而不同。不论是观察还是描述那个运动着的物体时，我都是位于此物体之外的。在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时，我设想一条被分成许多单位的线，并且通过画一幅带有纵横坐标轴的图，也就是画出一系列的点来表征它，设想这个物体就穿过这一系列的点而运动。与这种企图以空间中互相分离的单位来标明和图示运动的想法相反，柏格森认为真正的运动是一种连续的流动，其中事实上不需要穿越任何点。柏格森说，假设当物体运动的时候，你在物体里面，那么你将知道那个物体真实的存在和运动是什么样子，而不仅仅是它被转换成点和距离单位的符号语言时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经验到的东西将既不依赖于我观察对象时可能占据的角度，因为我就在对象之中，也不依赖于我借以对运动进行转换的符号，因为我为了拥有本原性的东西而拒绝了一切转换。”我不能从我所站的角度出发，以静止的立场来把握运动，而必须力求从对象所在的地方，从内部来把握对象的运动，把运动当成在对象自身中的东西。当我抬起自己的胳膊的时候，我对于我所产生的运动有一个简单而单一的知觉；我对于这个运动有着“绝对”的知识。但是，柏格森说，对于从外面来看我抬起胳膊的旁观者来说：

你的胳膊通过了一个点，接着通过另一个点，在这两个点之间将还有其他的点……从里面看的话，那绝对的东西就是单纯的东西；但是，从外面来看，也就是说，与其他的事物相对而言，从它与表达它的符号的关系上看，绝对的东西就成了一枚似乎永远无法兑换成零钱的金币。

小说里写的人物也是如此。作者努力地描述他的特质，把他放到行动和对话中去。但是，柏格森说：“所有这一切都决不能和我在某一瞬间把自己当作主人公本人时所体验到的那种简单而不可分割的感觉相提并论。”之所以对于性格特质的描述无助于我了解这个具体的主人公，是因为这些性格描述仅仅是些符号：“这些符号使得我只有通过与已经了解的其他人或事作很多比较才能达到对这一主人公的了解。”这些符号使得我处于他之外，“它们所提供给我的仅仅是他与别人共同的东西，而不是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柏格森说，想从外面来感知构成一个人的本质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本质的题中之意，就是内在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用符号表达的。描述和分析都要使用符号，但是，与我们要从某个角度去观察或用符号试图要表达的事物相比，符号总是不完美的。把从可以想象的一切角度拍摄下来的巴黎照片甚至电影画面都加起来，也无法与我们在其中生活、往来的实实在在的巴黎相比。一首诗的所有翻译都无法传达出原诗的内在含义。以上的每个例子，首先都有一个原本，我们只有进入其中才能绝对地认知它。其次，有对这个原本的“翻译”或摹本，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知只能是相对的，要看我们观察的角度以及我们进行表述时所使用的符号。

“围绕”着一个对象和“进入它里面”，如果更精确地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柏格森的“围绕着对象”说的是一种特殊的理智活动，即他称之为“分析”的活动所要做的事情。相反，“进入对象里面”则包含在他所用的术语“直觉”之中。柏格森的“直觉”是指“一种理智的同情，一个人借此而置身于对象之中，以便能与对象所具有的独特的因而不可表达的东西相一致”。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由“分析”与“直觉”的区别所决定的。

科学的分析方法

柏格森认为，由于科学是以分析为基础的，所以科学上的意义最终只能是对于它所分析的所有对象的本质的歪曲。他说，这是因为，分析是“一种把事物化约为已知要素的操作，也就是，还原为它与其他事物共同的要素”。因此，“分析指的是把一物表示为不同于它的另一物的函数”。例如，分析一朵玫瑰是把它拔下来，并找到它的组成成分。从这样的分析中，我们的确获得了有关玫瑰的知识，但是在这种分析活动里，玫瑰已经不再是花园里的活着的玫瑰了。同样，医学科学也是通过解剖人体来获得有关人的知识的。

柏格森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切场合，分析的理智都是通过摧毁事物的本质来认识事物的。事物的本质是它的动态的、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活生生的、持续的存在一也就是它的绵延。然而，分析打断了这种本质性的绵延。它使生命和运动停顿下来。它把在真实生活中统一的、有机的和能动的实在分离为各个独立的静止的部分。

分析科学的语言通过应用符号使得这种对于事物的静态的和分离的观念更加离谱了。有多少观察事物的方式，科学就有多少用来描述一个新事物的符号。柏格森说，每一个这样的知觉的内容都是抽象的，也就是从对象之中抽离或者说提取出来的。于是理智就构造了关于某事物的一系列的概念，“按照我们为了行动方便起见而必须遵循的那些界限对实在进行裁割”。由于我们是用语言也就是用单个的概念来思维的，所以，我们就倾向于把事物分析成很多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数量就和我们环绕一个对象来观看它的方式一样多。这就是科学分析的一般职能，即符号操作。就连研究生命的科学，“也把自己局限于生物体的外观形式、它们的器官以及解剖学单元上。这些科学在这些形式之间比较，把较复杂的化约为较简单的。简而言之，这些科学不过是根据那些可以说只是生命的外观符号的东西来研究生命活动”。柏格森说，在我们的理智和物体之间似乎有一种“对称、一致、协调”，仿佛我们的理智生来就是为了对物进行分析和利用的。他说，实际上，“我们的理智是我们的感官的延伸”。早在科学或哲学产生之前，“理智就已经在起着制造工具并指导我们的身体对周围的物体采取行动的作用了”。

那么，如果理智是为了利用物质而产生的，“它的结构无疑就是以物质为摹本建立起来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理智的功能是有限的。它的结构和功能使它适合进行分析，即把统一的东西分成部分。即便在研究最具体的实在——自我——的时候，理智仍然沿用分析的方法，所以决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像其他所有的科学一样，心理学把自我分成不同的状态，例如感觉、感情、观念等，并分别加以研究。在柏格森看来，用分别研究不同的心理状态的方式来研究自我，就像通过研究各种各样都贴上了“巴黎”标签的素描来研究巴黎一样。心理学家声称在各种心理状态中发现了“自我”，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当自已完全走出自我之外，才得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状态”。而“无论他们把这些状态如何紧密排列，如何增加其间的接触点，如何考察其间的间隔，自我却总是逃避着这些东西”。

形而上学的直觉方法

但是，柏格森说，有另外一种认识自我的方式，这就是直觉。他说：“至少有一种实在，我们对之不是通过简单的分析来把握，而是通过直觉从内部来把握的。它就是我们自己的贯穿在时间中的人格——我们的延续的自我。”柏格森就像笛卡尔一样，把他的哲学建立在关于自我的直接知识之上。但是，笛卡尔是在他的自我知识之上建立起了一个理性主义体系，而柏格森建立的则是与理性主义截然不同的直觉方法。柏格森认为，直觉是一种理智的同情。它使得我们的意识和对象同一起来。直觉“指的是……直接的意识，一种难以与所看到的对象区分开来的眼光，一种触及对象甚至与之重合的知识”。

柏格森说，最重要的是，“直觉的思维是在绵延( duration )中思维”。这就是分析的思维和直觉的思维之间的区别。分析从静态的东西开始，尽力用处于并列关系中的不动的东西来重构运动。与之相反，“直觉从运动开始，对它加以认定，或者不如说把它作为实在本身来加以感知，而把不动看成只是运动的一个抽象出来的瞬间，是由我们的心灵所抓拍的留影”。一般来说，分析性思维是把新的东西理解为对已经存在的东西的重新排列；虽然没有任何东西丢失，但也没有任何东西创生。但是，“直觉，与生长着的绵延息息相关，它把绵延看成是一种不间断的并有不可预测的新东西产生的连续体；它看到，它也知道，心灵从它自身中引出了比它所拥有的还要多的东西，所谓精神性就在于此，而这种渗透着精神性的实在，就是创造”。直觉发现自我是一种绵延不断的流变。

柏格森把自我的内在生命比作一个一圈圈地不断缠绕起来的线团：“我们的过去跟随着我们。它一路不断地吸收当下的东西而膨胀起来；而意识就意味着记忆。”他说，对自我加以思考的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想象一个无限小的弹性体，它被一步步地拉伸，结果从原来这个弹性体中引出了一条不断延长的线。尽管这个意象也还是不能使他满意，柏格森仍然认为可以用它来类比人的人格。那个弹性体的不断拉伸是一种持续的动作，代表着自我的绵延，也就是自我的纯粹的变动性。但是，无论用什么样的形象来描述它，“内在的生命同时包括了下面这一切：多样的性质、连续的进展、统一的方向。它无法用形象来表征。……没有任何形象能代替对绵延的直觉”。

绵延的过程

柏格森关注着他称之为“绵延”的发生在万物之中的进程，这也就是生成。他认为，绵延构成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持续的经验之流。他对于古典哲学各派的批评是，他们没能认真对待绵延。大体说来，哲学家们，例如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人，都试图通过固定的思想结构来解释世界。柏拉图尤其是如此，他的“理念”思想给我们提供的是关于实在的静态结构。就连经验主义者也是这样，尽管他们注重经验，却还是把经验分析成静态的成分。在休谟那里就是这样，他把知识描述为单个的印象。柏格森批评道，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没有认真考虑变动、发展、生成、绵延的问题。他并不完全清楚在科学知识里该如何运用这个形而上学的绵延概念。但他确信，“在绵延中思考”才是真正把握了实在。这样的思想也给了我们一种比起理智所建立的“空间化了的”时间要更精确的时间概念——真实的、连续的时间。

只有当我们以这种“空间化的”方式来思考时间和运动的时候，才会遇到芝诺所说的逻辑悖论。大家记得，芝诺说过，一支飞箭是不动的，因为在每一瞬间它都在空间里占有一单个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这支箭在每个瞬间都是静止的。柏格森说，如果芝诺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设定正确的话，他的论点就是不可辩驳的。但是，柏格森说，芝诺假定在空间里有实在的位置和在时间里有分离的单位，这是错误的。柏格森指出，这些所谓的位置只是理智所作的假设。时间单位仅仅是分析的理智把实际上是连续的流的时间人为分割而成的各部分。芝诺悖论所表明的是，不可能从静止的位置构造出运动，也不能从一个个瞬间构造出真正的时间来。尽管我们的理智能够理解静态的部分，但却不能够把握运动或绵延。只有直觉才能把握绵延。而且，实在就是绵延。柏格森说，实在不是由事物构成的，而是“由形成着的事物构成的，不是由自我保持的状态构成的，而是由变化着的状态构成的”。静止仅仅是表面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趋向理解为一种初露端倪的变化方向的话，那么一切实在都是趋向”。

进化和生命冲动

难道进化论不是科学能够理解绵延和生成的一个成功事例吗？在审视了进化论的主要思想以后，柏格森得出结论说，在这些理论中，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因而，他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他发现，在其他理论中尤其有这样一个不足之处，即它们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如何能够跨越不同层次之间的鸿沟而完成从较低到较高层次的过渡。达尔文谈到了一个物种的个体之间的变异，而其他生物学则把突变当成使得某些个体拥有更适合生存的变异特征的条件。但这些说法都没有解释一个物种中的这些变异是如何能够发生的。它们只是说，变异可能是在有机体的某个部分渐渐地或突然地发生的。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有机体内部的功能性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要求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必然伴随着整个有机体的变化，而这种观点没有说明这是如何能发生的。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尽管在形态上依次发生了变化，但如何可能有功能上的连续性呢？新拉马克主义的理论把进化的原因归结为某些有机体所作出的特别“努力”，这种努力使它们发展出了适合于生存的能力。但是，这种后天习得的特性能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吗？柏格森认为，尽管“努力”的概念不乏某些有潜在价值的意义，但是，要用来解释整个发展的过程，这概念却未免过于含混。

柏格森的结论是，用生命冲动来解释进化是最好的。生命冲动驱使一切有机体不断地朝着更复杂、更高级的有机结构发展。生命冲动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内在的本质要素，是在一切事物之中持续运动着的创造力。由于理智只能把握静态的东西，所以它不能把握生命冲动。因为，生命冲动是绵延和运动的本质，而“一切运动、一切变化都是绝对不可分的”。柏格森认为，认识是第二性的活动，生命是更根本的，因而是第一性的活动。是直觉和意识，而不是理智，把握住了这种第一性的生命，并发现它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一切事物都是这个过程的表现，而不是它的部分。一切事物都是被这种生命冲动驱动着，这种冲动就是基本的实在。我们首先是通过对于我们自己的连续自我的直接觉知而发现生命冲动的：我们发现我们是持续着的。

最后，这就是直觉必然向理智挑战的地方。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理智把运动看作一些静止的状态。然而，直觉发现运动是连续的，运动不能够被化约为各个部分，由生命冲动所引起的创造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柏格森说：“为了获得这种不可化约性和不可逆转性的概念，我们必须强行改变我们的心灵，抵制理智的自然倾向。但这也正是哲学的功能。”

理智将把进化过程描述为一条穿越各个可以测度的层级而向上推进的单一而稳定的路线。然而，直觉却揭示出有各种不同的趋向在起作用。按照柏格森的观点，生命冲动有三个可以识别出的方向，分别产生出：( 1 )植物存在( 2 )类人生命( 3 )脊椎动物（最后也包括人类）。他把理智和直觉区分开来，认为理智是和物质一起出现的，而且也是要一起发挥作用的。他说：“我们狭义上的理智，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身体对周围环境适应无碍，为了表现外部事物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是为了思考物质的。”而且，“物质是用几何学来衡量的”。但是，无论物质或是几何图形都不能代表最终的实在。生命冲动本身必然是类似于意识的，这才有了生命和所有的创造的可能性。进化是创造性的，正是因为将来是开放的。没有已经预设好的“最后”目的；绵延不断地持续着，不断产生出真正的新事件，这就像一位艺术家在作品创作出来之前并不知道他究竟要创作什么一样。柏格森最后把生命冲动的创造努力说成是“上帝的存在，如果不是上帝本身的话”。

道德和宗教

柏格森认为，道德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对社会团结的必要性的纯粹感受。为了达成这种团结，一个社会确立了一定的义务规则。第二个来源则根植于更深层的情感——是由道德伟人的楷模所激发出的情感，这些道德伟人的情感感召力超越了个别的文化群体。这两个来源——社会必要性造成的压力和对于更高级生命的渴望——反映了理智和直觉之间的不同。理智用具体化的方式思考，针对具体的人制定具体规则以达到具体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智倾向于把道德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柏格森意识到，遵循理性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认为理性是普遍道德的来源。但是，即便是在理智为所有人制定法规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直觉来建立一种扩展到更广泛人群中去的真正道德。直觉开启了情感力量更丰富的源泉，既激起人们的渴求，也提供拥抱新生活的创造力。这样的道德进步只能发生在地位卑微的道德英雄出现的时候。这些神秘主义者和圣徒把人性提升到了一种新境界，“在他们的心灵之眼里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氛围，一个生命在其中更值得活的环境”。这样，道德就不断地走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考虑，向着更广阔的人性范围推进。

理智和直觉的不同也反映在两种宗教即柏格森所说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宗教之中。由于我们发现，所有的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宗教倾向，所以宗教必定是与人的结构的某些内在的方面有关的。而且，由于理智的形成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存，所以只要宗教试图满足生命的某些基本需要，理智就必定是宗教的来源。宗教的观念意在提供安全、自信并防止恐惧。但是，这些观念很快就被制度化，从而转化为一种能保护这些观念不受理性批评的信仰。它们常常被宗教仪式和戒律所包围，并企图植根到社会结构之中。这是静态的宗教、社会一致性的宗教。相反，动态的宗教则与神秘主义的本质渊源更深。柏格森对神秘主义的定义是紧紧遵循着他的直觉概念的。他说：“神秘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与生命所显现的创造性努力的联系，并由此与之达到一种部分的同一。”就像直觉比理智更能完全地把握实在一样，动态的宗教更能发现一个活生生的上帝。柏格森说，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把静态的宗教看成是“神秘主义注入人的灵魂的白热化的东西通过科学冷却过程而凝固成的东西”。